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使得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了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一条重要途径。在2000年3月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期间,我国正式提出了“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自此以后,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增速迅猛,在2002至2019年间,中国对外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6%。对外直接投资现在已经成为了我国升级自身资源配置的一条重要途径,能够有助于我国在国际分工协作中的深度参与。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明确提出了“一带一路”概念。在我国对外投资的分布中,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成为了近些年的重点领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总数占世界人口 44%,各国GDP总和占世界经济总量1 7%,市场需求和发展潜力巨大。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不仅能够帮助我国经济实现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高国际影响力,更能够助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促进区域价值增值体系的构建,推动全球共同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经济的运作并不再只受市场力量的影响,国家政策、政治状况也会对直接投资产生重大影响。各国之间良好的政治关系会促进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政治局面的紧张也会让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停滞甚至倒退。近年来,逆全球化的浪潮涌现,民粹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逐渐显现,极右翼思想影响力扩大。地缘问题愈加严峻,国际政治关系不稳定因素增加。尤其当前各国政治局势错综复杂,一些国家政局动荡,国与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危机、军事冲突也频繁发生。在这样的形势下,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面临了更多的风险与挑战,因此,保证投资的安全性、做好应对风险的措施非常关键。现有的很多文献已对经济、自然资源等因素对OFDI的影响有了较深远的研究。本文则从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出发,采用2005—2019年中国企业对样本内国家直接投资存量的数据,将双边政治关系细分为建交时长、高层互访、伙伴关系、政治冲突四个维度,运用面板校正误差模型量化分析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双边政治关系对我国企业对样本内沿线国家的OFDI有显著的影响,建交时长、高层互访、伙伴关系对OFDI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政治冲突对OFDI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还证实,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具有“风险偏好性”,偏好向制度质量不完善的国家进行投资。基于这种“制度风险偏好”,考虑到双边政治关系可能对东道国制度质量产生一定调节作用,从而对OFDI有间接影响,因此,文章又将东道国制度质量与双边政治关系做交互,并研究交互项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高层互访与东道国制度之间存在优化互补关系,高层互访对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能够随东道国制度质量的提高而增强,而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与伙伴关系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对于制度环境越差的东道国,伙伴关系会起到反向调节的作用。最后,为了确保研究过程的可靠性,文章进一步做了稳健性检验,并通过了检验,证实了本文的结论较为可信。根据实证分析,本文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双边关系对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有重要的影响。友好的双边关系能够为企业提供保障,减少不确定性风险,增强企业的投资信心,促进企业的投资。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一定“制度风险偏好”的特征下,良好的双边关系能够降低东道国制度质量不完善带来的不确定性,保护企业的投资。最后,本文给出的政策意见是,增强同沿线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深化与各国间的伙伴关系,推动与沿线国家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进国家领导人间的互访,重视高层互访对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加强经济合作上的协定谈判。对于在制度质量较差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我国需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并利用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以降低该国制度环境带来的不稳定性,保障我国企业的投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