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资源、环境与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何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问题。同时,资源环境问题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渐增大。从空间经济角度看,我国利益关系不协调突出表现为区域或地方之间利益关系失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内地方利益关系协调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区域内地方利益冲突中,跨省级行政区的流域水资源保护与分配成为矛盾的焦点之一。接壤的省级行政区之间由于没有理顺水流域的保护与破坏、权利与义务、补偿与被补偿等关系,许多矛盾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逐渐积累并有爆发之趋势。　　 流域跨行政区地方利益协调是处理上下游毗邻省份在流域环境资源利用过程中发生的利益冲突,本质上就要协调好人与水的关系、人与河流的关系,协调好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的关系,协调好各地区在河流利用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化解因流域水资源利用而引发的行政区间的利益冲突,实现区域融合并提升区域总体竞争力。基于协调流域内省级行政区利益的补偿与合作研究有利于促进资源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有利于区域利益整合并促进区域一体化,有利于我国城市群和大都市地区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　　 发达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跨行政区流域纠纷问题,最后不得不采取事后处理措施。我国解决跨行政区流域污染纠纷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行政手段无法解决便诉诸法律。但是,依靠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并没能有效解决我国跨行政区流域纠纷。本研究认为,要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可借助的手段应该是流域利益补偿和流域区域合作。流域利益补偿是指通过对损害(或保护)流域的行为进行收费(或补偿),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从而激励损害(或保护)行为的主体的减少(或增加)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或外部经济性)。流域区域合作是某一特定区域内不同利益主体单位的合作,资源稀缺性的约束造就了区域之间利益矛盾或冲突的一面,但同时也迫使它们必须相互依赖才能够在资源稀缺的约束下使“享受利益增进”。在利益补偿和区域合作过程涉及三种区域类型:流域区、行政区和区域；涉及三种经济:流域经济、行政区经济和区域经济。　　 流域内的不同行政区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竞争激烈,既有互惠互利前提下的合作又不可避免产生冲突,当水资源关系不顺时又存在着补偿与被补偿的关系。依存与竞争、竞争与合作、补偿与被补偿是流域之间最基本的利益关系。相同流域的相邻行政区之间利益结构表现为上游与上游、核心与外围、公用地与条块分割。利益补偿面临的主要难题有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国家是水资源的唯一所有权主体,我国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但是,我国大江大湖现行的行政区划条块分割,流域管理乏力,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手段和机制。另一方面,跨界水资源协商涉及到政府、流域管理机构、企业、社团和用户等多元利益主体,这些利益主体在补偿中扮演的角色不同,由此决定的补偿方式也不尽相同。　　 我国七大流域的跨行政区流域利益冲突主要集中表现为水量分配冲突、水资源开发利益冲突和水环境冲突。其中,水环境冲突特别是跨界水污染事故频繁爆发,人与自然、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和谐状况不复存在。淮河流域的水环境是遭受破坏最严重的流域之一,几乎所有跨省河流都受到污染。海河流域总体处于重度污染,其它几大流域也存在严重的跨界污染现象。从七大流域省际冲突看,利益冲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显性的矛盾冲突,二是潜在的冲突。显性冲突是矛盾已经显现甚至产生了群体性事件,某一方或者双方已经通过各类渠道反映自身利益诉求的一种冲突类型。集中表现为水量分配冲突、水资源开发利益冲突和水环境冲突。潜在冲突是因利益分配不公平或非有效率的,双方可能已经观测到而矛盾和冲突并未爆发的冲突。这种冲突难以度量,双方的沟通渠道缺失,在某些条件下转为显性化,主要是指因发展权受限而引起的区域利益冲突。　　 在没有相应的流域跨区域事务处与监督机制的前提下,处理跨界流域问题时的方法大致是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来决定的。有些需要中央政策介入,或者两省政府的平级调解,有些则通过经济手段进行化解,或者通过某些组织和机构来协调,亦或是由民间机构解决。中央政府介入解决区域间水资源冲突是一个正式解决争端的途径。由于水资源纠纷立法的缺位,这些冲突的解决在实践操作上较难操作。往往是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以后中央政府才出台相应的政策,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由于中央政府的精力有限,中央在问题出现的初期所持的态度有“视而不见”嫌疑,往往是当争端由地方政府无法协调时才出手。政府行政干预在我国流域冲突中也不少成功案例。有些污染事件通过行政手段无法解决,而需要诉诸法律。近年来,环境纠纷所引起的诉讼大幅上升。但是,目前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中对流域管理的规定过于笼统,加上水污染防治管理体制以行政区域管理为主,导致各行政区域污染责任不明,相互推诿。跨行政区域的大江大湖水污染案件受理存在障碍,跨区域水资源司法保护难。目前,省区之间的利益补偿没能形成一个能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机制。利益补偿方案对于上下游均处于贫困状态的行政区来说,是很难执行的。已有的补偿更多属于赔偿,是一种事后的处理方式。合作共建相对行政干预、法律诉讼和利益补偿,是一种更积极的治理方式,它更注重事前的冲突预防。　　 澳大利亚默里-达林、福建九龙江和新安江为区域利益补偿和区域合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主要有:第一,区域环境合作的顺利实现需要一个运转良好的区域性管理框架,包括区域性的管理或者协调机构、纲领性的文件或者条例以及严密的组织和治理框架；第二,区域合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考虑解决这些问题的地理范围问题,很有必要划分合理的空间单元；第三,具体的合作手段根据不同的问题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其目标是最小化交易成本；第四,关于上下游之间环境保护补偿的问题,受益的发达地区直接帮助落后的上游地区进行环境治理,在短期内有一定的效果,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不利于长期的环境保护工作,根本出路在于通过区域一体化,在生态、环境、经济、文化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的合作,重视对经济发展落后的上游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扶持问题,从产业、投资、科教文化、人才等方面进行支援。　　 流域保护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流域环境污染和保护的外部性不仅仅表现为社会边际成本和收益分别与私人边际成本和收益的不一致性,而且还表现在地域层次上的不同行政区间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不一致性上,具有明显的地理外溢效应。在相邻的行政区之间,外部性分为对称性外部性和非对性外部性两种。对称性外部性是指两行政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外部性；而非对称性外部性是单向的,即一区域地另一区域存在外部性,而不存在反过来的情形。某一区域流域保护投入的成效取决于自身的努力之外,还依赖于其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和保护水平。因此,促进和谐的流域利益关系需要进行区域合作。这里的合作是广义,包括各种形式的补偿和各类的经济、政策等各方面的合作。为了寻求最佳的合作思路,需要建立相应的模型。流域相邻的省级行政区之前有三种力量对比关系,即弱弱毗邻、强弱毗邻和强强毗邻地区。区域发展水平差异导致的偏好差异和利益补偿能力与区域合作能力差异,加上区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流域内的利益补偿和行政区关系成为一个既复杂又极具研究价值的问题。本论文以“上游弱-下游强”的情形为研究对象,研究补偿式区域合作的利益协调机制。为了达到最高的配置效率,得到相应的最优的治理方法,本文以人口流动作用切入点研究两区域的补偿与合作问题。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是:上游地区的流域状况单向地将影响到下游地区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下游地区若要提高区域内居民的福利,需要积极与上游地区进行合作,并对上游进行补偿。如果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依然贫困,居民收入低入,那么上游地区的人口将向下游地区流动,造成下游居民的拥挤从而福利水平下降。同时,如果上游地区在污染治理方面付出努力,而下游地区不给予相应的补偿,那么上游地区则缺少相应的激励进行保护。要素的区际流动是区际利益关系变动的一个主要动力。就单纯的区域经济而言,当地区经济差距较大时(包括临界状态),落后地区的资本和劳动力可能面临发达地区的“极化效应”影响,地区差距不断扩大,最终形成“单极均衡”。如果落后地区因环境保护而发展权受限,形成“贫困恶性循环”的可能性很大。这一方面不利于两区域关系的和谐与健康发展,同时也给相邻的经济发展区域带来一定的困扰,可能使得相邻区域内的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或居民福利水平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