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来,我国深层次的改革开放加剧了社会利益分化,政府主要运用公共政策这一工具进行社会利益协调与整合。公民参与是现代公共政策的基石,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但是分散、无序、原子化的公民个人难以保证政策参与的效果。因而,在治理与善治理论和“全球结社革命”实践的影响下,我国社会组织迅速发展,在政府和市场以外收集民意,集中表达对自身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的诉求,并能够推动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这些年,区别于由政府发起或推动成立的官办社会组织,我国民间社会组织以自下而上形式大量出现,其独立性和自主性方面相对较强,在组织文化、组织结构以及活动方式上都与西方第三部门较为接近。经过多年努力,我国民间社会组织在参与政策制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尤其是在环境保护领域,一些民间环保组织参与政策制定的总体效果明显,参与方式日益多样。同时,参与过程中也遇到诸多困境,包括民间社会组织政策参与的各种困境和自身生存发展困境。本文在文献研究和资料调查基础上,分别从传统文化和政治理念的主观影响因素和法律环境、体制、利益博弈和自身能力的客观影响因素出发,分析论证在这些方面影响我国民间社会组织参与政策制定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在此基础上,一方面要求继续维持与发挥积极因素的促进作用,提升我国民间社会组织参与政策制定的效果并拓宽参与渠道；另一方面针对影响政策参与的消极因素,分别从政府、社会和民间社会组织三个层面给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