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突发的新冠疫情为实体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世界贸易体系、金融发展遭遇重创。在外部需求疲软,内部转型迫在眉睫的环境下,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成为推动经济转型的主要议题。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资本结构向目标调整即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途径之一。企业资本结构影响了企业绩效、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企业价值最大化,在宏观层面对实体经济和产业结构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推动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如何帮助企业实现资本结构优化是学术界需深入研究的问题。高管金融素养是高管对已有金融知识的掌握和做出恰当金融决策的能力,是高管个人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管金融素养通过改变高管认知,差异化高管对公司面临情况的分析,强化高管对企业各类金融政策的重视,作用于企业资本结构。另一方面,高管金融素养的提高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融资资源,缓解了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了企业的融资议价能力,影响企业资本结构决策。最后,高管金融素养改善了高管一单位努力对公司绩效的提高,使得高管与股权的利益冲突下降,降低了企业的代理成本,从而影响资本结构。已有研究关注了家庭或个体金融素养的宏微观经济效应,对高管金融素养的研究较少,本文聚焦于高管金融素养与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的关系,既可以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抓手,又在学术层面充实了已有研究,拓展了相关理论的应用。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了股东与管理者的利益冲突,代理成本是企业为减少利益冲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经济成本,企业的债务融资有利于减少代理成本,缓解利益冲突,而企业资本结构不仅包含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企业长短期负债的比例也是资本结构的重要内容,与长期债务相比,短期债务更有利于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但提高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从动态角度来看,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不仅取决于调整成本和调整收益,也受到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负债的约束作用导致高管减少将资本结构向上调整以接近目标资本结构的速度。因此,本文按照由整体到局部,由静态到动态的思路,从企业杠杆率优化、债务期限结构和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三个方面,研究高管金融素养如何作用于资本结构。首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本文构建了高管金融素养与代理冲突的理论模型,在理论层面,探讨了高管金融素养如何影响企业资本结构。本文发现,高管金融素养的提高通过改进单位高管努力对公司绩效的提高,缓解委托代理冲突,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治理水平。高管金融素养通过影响公司资产收益率,优化公司杠杆率。高管金融素养通过改进高管的最优努力水平,改善公司债务期限结构。通过借鉴机器学习算法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中小企业金融能力调查数据,根据金融素养的“干中学”特征,同伴效应特征,提炼影响高管金融素养的6个个人特征,采用监督式学习方法,训练高管个人特征与高管金融素养的关系模型,并据此对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CEO金融素养进行预测。一方面克服了传统问卷调查法的成本高、样本选择偏误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避免了传统计量经济分析重因果关系的弊端,为本文的实证检验提供了数据基础。本文首次刻画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金融素养的现状,并从时间趋势,地区特征,不同企业性质的角度进行了统计分析。遵循由整体到局部,由静态到动态的思路,本文分别从企业杠杆率优化、企业债务期限结构以及企业资本结构调整三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利用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高管个人特征数据,探讨高管金融素养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影响机制和影响渠道等。在企业杠杆率优化方面,本文发现,高管金融素养与企业杠杆率的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和内生性处理均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可靠的。高管金融素养对企业资本结构的作用受高管的权力范围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影响,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高管金融素养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作用于企业杠杆率。当高管权力范围扩大时,企业代理成本高,代理问题严重,高管金融素养对杠杆率优化的促进作用更强,验证了高管金融素养通过缓解代理问题作用于企业资本结构,是对企业资本结构的整体分析。在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方面,以企业长期债务占总债务的比作为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代理变量,本文的经验分析证明了高管金融素养显著改善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且通过减小委托代理成本、降低高管过度自信作用于负债结构。这一促进作用在有形资产占比越低、董事委员会越少的公司越强烈。一系列内生性处理、稳健性检验均证明本文结论的稳健性。这一结论意味着,高管金融素养通过减少代理成本提高长期债务占比,优化了企业资本结构,减少了企业经营风险,从资本结构的局部视角,实证检验了高管金融素养与资本结构的关系。在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方面,经验证据表明,高管金融素养的提高显著抑制了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在影响路径上,高管金融素养抑制了企业的分红,降低了负债不足的企业将其资本结构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的速度,高管金融素养通过减少企业付息,降低了过度负债的企业资本结构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的速度。高管金融素养通过提高长期债务占比,缩小企业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差距,但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有显著的负面作用。究其原因,在于高管金融素养的提高使得高管对公司的现金流更为敏感,当公司现金流不足时,高管金融素养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抑制作用更为强烈。从代理成本角度来看,高管金融素养的提高使得高管更为重视公司的经营风险和各类决策,在现金流不足的情况下,高管金融素养的提高使得高管盲目扩张企业规模的冲动降低,自利动机减少,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下降。本文从资本结构调整的动态视角,实证检验了高管金融素养与资本结构调整的关系,在动态层面检验了高管金融素养与资本结构的关系。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理论层面发现了高管金融素养与企业代理问题的关系,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本文发现高管金融素养缓解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利益冲突,减少代理成本,缓解代理问题,从而优化企业资本结构。高管金融素养通过提高每单位高管努力对公司绩效的改善,降低了代理成本,提高了公司治理,改善了代理问题。在理论层面,本文分别构建了高管金融素养与代理成本、杠杆率优化和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模型。其次,本文的研究充实了高层梯队理论、烙印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的应用。通过对高管金融素养的度量,本文发现了金融素养对高管个人认知的改变,通过改变高管的视野范围、高管对公司面临情况的差异化解读,进而影响公司决策,高管金融素养是影响高管个人认知从而影响高管决策的重要因素。第二,本文创新了高管金融素养的度量方式。目前国内外学者普遍采用问卷调查法对金融素养进行度量,调查对象主要是家庭户主或个人,较少有关注上市公司高管金融素养的调查。上市公司高管与普通家庭户主不同,一方面大部分高管有着更为专业的职业经历、较高的学历,另一方面其金融素养水平不仅影响了个人的投资决策,更有可能对公司资本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因此,本文采用机器学习方法中的极限学习机方法,一种特殊的神经网络算法,通过对2019年中国中小企业金融能力调查数据的监督式学习,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高管金融素养水平进行预测。这一度量方式一方面降低了问卷调查的成本,另一方面,问卷调查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等问题,而机器学习方法能够较为准确的进行预测,减少了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此外,本文的度量方式还充实了机器学习方法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第三,本文扩展了高管金融素养的内涵和特征。本文发现了金融素养的“干中学”和“同伴效应”特征,金融投资、金融市场参与可以显著提高金融素养,与金融素养高的人接触,有利于提高自身金融素养。金融素养的两个特征丰富了金融素养的内涵,建立了金融素养与其他金融行为的联系,为高管金融素养的度量提供了理论基础,丰富了金融素养的内涵。第四,本文创新了高管金融素养的工具变量。金融素养的内生性问题是学者们需解决的问题。与已有研究不同,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包括高管籍贯所在地除样本公司高管外,其他所有高管金融素养均值。中国大部分个体在成年之前在籍贯所在地完成高中阶段教育,籍贯所在地对学历、金融教育、个人能力的重视程度影响个体的职业发展和经历,进而决定了金融素养水平,因此同一籍贯地的高管其受教育水平,海外经历、工作经历的相似度更高,金融素养水平也就更为接近,但与该高管同籍贯的其他高管金融素养不会直接影响公司资本结构,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基于以上研究,本文认为,首先,应采取多种方式和渠道提高高管金融素养。各级政府可通过金融知识宣传、讲座等向企业高管普及金融知识,行业协会可针对企业高管定期举办相关测试等,各地高校可定期举办高管金融素养的比赛等,营造金融素养的良好氛围。即通过多种途径、方式提高高管金融素养。一方面有利于高管个人金融决策,另一方面有利于改善企业治理环境,优化高管对企业风险、资本结构的认知,为各项实体经济改革政策的实施提供良好机制。第二,重视代理问题对公司资本结构的重要性。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代理问题是容易忽视的公司治理问题,上市公司高管与公司股东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代理问题不仅导致高管“偷懒”,“自利”等公司资源流失,还可能导致公司过度承担风险,资本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第三,着重优化落后地区的金融环境。金融环境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融资资源的限制严重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在提高高管金融素养的同时,应注意配合地区金融发展。地区金融发展不均衡是限制高管金融素养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对于中西部地区,应采取多种方式扶持地区金融发展,如银行网点的普及,线上审批手续的优化,公司财务信息的公开等,全方位减少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信息不对称性。第四,高管持股比例的把握。对于那些公司治理不完善的中小企业,一方面应督促、帮助其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如三会一层的设立,独立董事的比例,以及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等的设置,同时应注意把握高管的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可以减少委托代理冲突,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增加负债期限结构。但过度的高管持股会导致高管的个人控制权扩大,董事会不能完全独立于管理者,恶化公司对高管的有效监督,使得公司治理水平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