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面对逆全球化的外部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根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国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中国对外开放已经开启新的篇章,在新的历史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中国带来红利的同时,也让中国更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冲击。金融领域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可能带来资本流动的大进大出,进而加剧跨境金融风险。历史经验表明,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进程逐步推进,跨境资本流动的异常波动变得越来越频繁。文献发现,平均而言各国资本流动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处于波动状态,全球发生资本涌入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10%左右上升到21世纪初30%左右,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达到了峰值。与此同时,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开始呈现双向波动的新常态。大规模资本流入会导致信贷过度扩张,带来资产价格升值和汇率升值。同时,大规模资本流入极易发生突然逆转,导致长期的产出紧缩,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全面对外开放背景下,资本流动波动对我国经济金融平稳运行可能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不容忽视,也使得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更为复杂,任务更为艰巨。鉴于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尚不完善,资本流动波动压力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和金融风险管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在这种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波动会如何影响金融稳定,如何充分预判金融全球化带来的风险隐患和识别风险来源,如何建立和健全宏观调控机制,综合利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来应对和化解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值得深入研究。本文重点考察大规模资本涌入一国时,带来信贷繁荣和资产价格升值,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上升,企业更容易获得信贷,经济体风险累积,一旦经济体经历负向冲击,比如经济周期性下滑和资本流入突然逆转,泡沫破裂,企业破产,最终引致银行危机这一过程。本文首先从企业视角切入,探究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基于47个国家和地区2000至2015年的非金融企业数据,实证考察跨境资本涌入及其突然逆转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一国发生跨境资本涌入会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出现更大幅度的上涨,且股权资本涌入和债务资本涌入都显著提高了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机制分析表明,股权资本涌入和债务资本涌入均会通过抬升资产价格增加企业杠杆率,即资产价格渠道成立;债务资本涌入还会通过增加国内信贷增加企业杠杆率,即信贷渠道成立。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融资约束程度较高、杠杆率水平较高和盈利能力较弱的企业,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的行业,以及资本账户开放度较高的国家,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一国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缓解资本涌入对企业杠杆率的正向冲击。最后,资本涌入时企业杠杆率上升会推高企业预期违约概率,当境外资本流入突然逆转出现资本外逃时,企业杠杆率会随之降低。该部分研究为资本流动影响跨境金融风险传递提供了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对我国深化金融市场开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及防范外部冲击风险都具有重要启示。其次,本文从银行角度切入,探究跨境资本涌入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基于53个国家和地区1991至2017年的企业数据,本文测度了银行在企业间的信贷配置风险,研究发现:资本大幅度涌入改变了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通过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提高了银行信贷配置风险,从而增加了银行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有别于FDI资本涌入,股权资本涌入和债务资本涌入是产生国际风险承担效应、增大银行风险的主要类型。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监管、降低恶性竞争、完善制度质量,能缓解资本涌入对银行稳定性的冲击。而当境外资本流入突然逆转出现资本外逃时,信贷配置风险会进一步上升。该部分研究加深了对跨境资本涌入、金融中介风险承担行为和金融稳定三者关系的认识,为跨境资本涌入如何影响金融稳定提供了微观证据。最后,本文关注跨境资本涌入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根据前述的研究,一国面临资本涌入时,银行风险偏好增加,筛选标准降低,倾向于将信贷配置在风险更高的企业上。如果这些企业也是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就可能带来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但是同时,资本涌入带来了信贷繁荣,放松了原先受到融资约束的企业,即存在两方面相反的影响。本文基于34个国家和地区2000年至2018年的企业数据,采用企业生产率在行业内的离散度与OP分解两种方法计算行业内资源错配程度,实证考察跨境资本涌入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国发生跨境资本涌入会降低该国行业内资源错配程度。在此基础上,对于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和资源错配程度较高的国家,以及金融危机后的样本,跨境资本涌入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正向影响更强。这一结果表明,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而言,跨境资本涌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让资源在企业间进行更有效的配置所带来的正向影响,大于过多资本可能流向低生产率企业所带来的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