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的尾部风险描述了股票以极小概率发生重大损失的风险。以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2020年起肆虐各方的新冠疫情为代表,近年来,因小概率事件爆发而造成投资组合大幅减值的案例在全球股票市场屡见不鲜,给全球股市稳定发展与投资者财富增值带来了巨大风险与挑战,也使得市场上的投资者对管理股票尾部风险、规避重大损失的需求变得愈发迫切。当前,党中央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作为金融体系的关键节点,中国股票市场的潜在风险必然会因为其与企业、投资者、金融机构等社会各部门的深度联动性,而对整个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股票尾部风险也更是因其影响的广泛性、后果的严重性而成为风险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深入研究股票尾部风险系列问题,尤其是收益率相关问题,既有助于指导投资者的投资实践,也可为监管部门制定合理的风险管理政策提供微观基础,对促进中国股市的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学术研究领域,风险对资产价格的影响一直是资产定价研究的核心主题。早期的风险定义强调资产收益的不确定性,并不关心收益是正向收益还是负向收益。随着“安全第一”原则、“避灾动机”、前景理论等重新认知资产风险的系列理论被提出,学者们纷纷将对风险的理解聚焦到了资产收益的损失部分,认为损失的不确定性才是资产风险的来源、能更好地体现投资者对风险的心理感知。在此基础上,股票的尾部风险作为刻画股票极端损失不确定性的风险,自然也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重点。目前,国内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讨论股票尾部风险与预期收益率的关系、检验股票尾部风险效应的存在性方面,但具体关系结论不一致、内在机理分析不透彻以及尾部风险因子定价应用内容缺乏等问题的存在,使得各市场主体对股票尾部风险如何影响其未来收益的过程并不清晰,因而亟待更为深入和全面的探索。为此,本文以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股票为研究对象,以股票的尾部风险为研究视角切入点,综合运用组合分析、Fama-Mac Beth回归、转移概率估计、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数值模拟等方法,并结合基于投资者反应不足和风险偏好的理论模型,深入地剖析了中国股票市场上股票尾部风险对其预期收益的影响过程。围绕这一核心,从股票尾部风险度量与识别分析、股票尾部风险效应检验、股票尾部风险效应成因分析与尾部风险因子定价应用四个方面展开了具体研究,进而对中国市场的股票尾部风险系列问题形成全面、系统的研究框架。借助对这些内容的探索分析,旨在强化市场参与主体对股票尾部风险的认知与理解,并最终服务于防范中国股票市场风险、保障市场平稳运行目标。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相关研究结论归纳如下:第一,对股票的尾部风险进行了度量并考察了各度量指标对股票真实尾部风险的识别能力。在全面对比了贝塔类、特质类和损失类三类股票尾部风险代理指标在中国市场的识别能力后,发现相对简单、直观的损失类指标对股票真实尾部风险的识别效果最佳,也侧面表明了中国投资者可能对贝塔类和特质类等依赖复杂计算能力的指标并不敏感。其次,发现融入了时间维度信息的股票尾部风险变化指标同样也可以较好地识别股票真实的尾部风险,为拓宽股票尾部风险的研究视角奠定了基础。第二,检验了中国市场股票尾部风险效应的具体表现,并考察了各类市场特征对该效应的影响。首先,通过静态（尾部风险水平值）和动态（尾部风险变化）两个视角的分析,确认了中国股票市场存在显著的股票尾部风险负效应、呈现出尾部风险异象;动态视角下的尾部风险效应强度更大、稳定性更高;双视角下的交互分析结果显示静态的股票尾部风险负效应是对动态尾部风险效应的部分体现,表明中国投资者主要是对股票的尾部风险变化做出反应,这较大程度地扩展了现有关于尾部风险效应文献的研究发现,启发市场主体应该从动态视角看待股票的尾部风险。其次,行业层面的动态尾部风险负效应显著存在于中国股市,提供了从行业层面进行尾部风险管理的新渠道;在将个股的动态尾部风险进行行业调整后,发现个股层面的尾部风险负效应有所减弱,表明个股尾部风险效应部分源自行业层面效应。再次,小市值股票会削弱静态尾部风险效应表现,是已有文献针对静态尾部风险效应研究得出不一致结论的重要原因;相较之下,小市值股票并不能明显影响动态尾部风险的效应表现。另外,融资融券制度带来的卖空限制放松有助于降低标的股票的尾部风险并缓解相应的负效应,但市场的涨跌幅限制和市场状态（情绪、波动性、流动性、宏观经济形势）切换对股票尾部风险效应的影响非常有限。第三,中国市场股票尾部风险异象的收益不能由风险补偿渠道解释,而是源自投资者行为偏差导致的股票错误定价。一方面,投资者反应不足是引发股票尾部风险相关错误定价的重要原因,但与美国市场不同,中国投资者主要是对尾部风险降低、透露好消息的股票反应不足,同时也会对这类股票后续基本面转好的预期不足。进一步地,较高的关注度限制、较大的信息不确定性和较强的套利限制均会加大投资者的反应不足,导致尾部风险负效应更强。然而,中国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并不能缓解对尾部风险的错误定价,他们也会表现出与散户投资者类似的认知和行为偏差,意味着需要重新认识机构投资者的真实角色与作用。另一方面,本文发现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也是诱发中国市场股票尾部风险负效应的可能原因,在以未预期盈利和前景理论指标区分股票资本状态和投资者对股票的心理价值预期后,证实了投资者在处于亏损状态或对股票的心理预期较高时,更喜好风险,导致尾部风险负效应更强。第四,股票尾部风险是驱动股票共同运动的重要因素,以此为基础对股票尾部风险进行了因子定价应用,并发现构建的尾部风险因子在中国市场被显著定价。从因子冗余性检验结果看,尾部风险因子蕴含较多主流多因子模型无法解释的股票收益率差异增量信息,排除了尾部风险因子是冗余性因子的可能。在模型定价能力对比方面,经由尾部风险因子拓展得到的混合四因子模型表现非常优异。首先,混合四因子模型可以提供较高的最大年化夏普比率（2.05）,且对应的切点组合收益主要由尾部风险因子提供（权重占比达到0.57）;其次,混合四因子模型可以解释中国市场显著存在的37个异象中的28个,可解释数量最多,具体地,混合四因子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价格和反应不足相关的市场异象。总体来看,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提出以能体现股票收益率分布的“负偏”和“厚尾”特征以及具有预期收益效应,作为评判尾部风险代理指标对中国市场股票真实尾部风险识别能力的标准,确定了适合于中国市场的股票尾部风险度量方式,弥补了现有文献未能综合比较各股票尾部风险代理指标识别能力的不足。（2）将现有主要针对股票尾部风险水平值（静态视角）的讨论拓展到了尾部风险变化层面,进而从动态视角认知股票的尾部风险,打开了探索股票尾部风险及其影响的新思路。实证结果也表明中国市场投资者主要是会对股票尾部风险的动态做出反应,静态尾部风险效应只是对动态尾部风险效应的部分体现,这一发现对于投资者准确构建合理的尾部风险管理与投资策略、监管部门针对性地采取尾部风险防范措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3）鲜有文献从行业特征角度讨论股票的尾部风险效应,本文探究了行业尾部风险效应的存在性及其对个股尾部风险的影响,也为行业层面的尾部风险管理与防范提供了现实依据。（4）深化和补充了对股票尾部风险效应的成因分析,并通过搭建包含投资者反应不足的简易模型以及结合期望效用和累积前景理论的两期投资组合模型,帮助市场参与者更为全面地理解中国市场上股票尾部风险影响预期收益的内在机理。（5）将尾部风险因子视为行为因子对现有风险多因子模型进行了拓展,以提高模型对中国股市的定价效率,丰富了有关中国市场异象与因子定价的研究文献,同时也为选择中国市场的基准定价模型提供了新的可选方案。根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并结合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现状与特征,提出如下政策建议:进一步完善上市企业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对财务造假、内幕交易等行为的打击和惩罚力度,为市场提供一个透明的信息环境和公平、公正的投融资平台;继续扩大融资融券业务覆盖的股票范围,适度降低融资融券业务准入门槛,以完善市场的做空机制,提高市场对股票的定价效率;加大力度培育和规范分析师市场,丰富投资者了解上市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与所面临风险的渠道,从而有效提升市场的信息传递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