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视为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那么考虑能源和环境约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则是保持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资源配置与利用效率是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众多因素中最为关键的一个,而资源配置与利用效率的提升关键又取决于该国的金融体系职能是否完善且运行高效。考虑到当前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金融体制机制还不健全,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面临融资约束等现实问题,探讨如何通过推动金融发展水平提升带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以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4-2018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选取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集聚三个指标来表征金融发展水平,首先采用SBM方向距离函数来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GML指数并将其分解为绿色技术进步指数和绿色技术效率指数来分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趋势和动力源泉;其次建立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检验地区发展异质性对金融发展边际效应的影响;最后基于空间地理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样本期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增长主要来源于绿色技术进步;从时间维度来看,样本期间增长率变化呈现“N字型”趋势;从空间维度来看,整体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分布特征。（2）从全样本基准回归结果来看,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集聚都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正相关;将全样本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子样本时,正向影响表现出显著差异。（3）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结论: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且无论经济发展水平如何,金融规模和金融集聚的边际效应都随门槛值增加而提高,但金融效率只有跨越第一门槛时才显著促进;以人力资本为门槛,金融规模表现出双门槛效应,而金融效率和金融集聚仅存在单一门槛,且目前大多数城市仍处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阶段;以政府干预为门槛,三者均存在双重门槛,且对于金融规模来说,只有当跨越第二个门槛时,金融规模的促进作用随政府干预程度的增加由显著变为不显著,金融效率随政府干预程度的提高由促进转为抑制,金融集聚的促进作用随政府干预程度的提高逐渐减弱;以技术创新为门槛,三者均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技术创新水平较高的地区,金融发展的提升效应更强,且技术创新对于三者的影响效果趋同。（4）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结论:Moran’s I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确实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集聚三个变量都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他地区的金融规模、金融效率扩大都显著抑制了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其他地区金融集聚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分解结果表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集聚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效应都为正;但从间接效应来看,本地金融规模的扩张和金融效率的提高都显著抑制了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金融集聚却与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这说明我国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的发展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最后,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建议:（1）稳步带动技术进步,促进绿色技术效率改善;（2）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提升金融发展边际效应;（3）加强城市互动联合,化“虹吸效应”为“涓滴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