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随着全球化协作愈发紧密,每个国家都希望在全球产业链中取得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创新实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研发投入经费逐年提升,占GDP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但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激化,“华为事件”、“中兴事件”凸显出了我国在部分领域仍存在薄弱环节的事实。近些年来,我国加速了税制改革的步伐,增值税税率下调、个人所得税分类制改综合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等种种政策出台,以进一步加强税制的公平与效率,推动经济的活力。但是,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疫情的肆虐,企业生存压力加剧。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企业对研发投入的偏好会进一步降低。而研发创新不能光由政府进行,企业作为经济的主体,若能得到充分调动,将极大加速我国研发创新的步伐。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调控市场的有力武器,则到了发挥作用的时候。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研究税收负担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同时,为了进一步研究两者的作用机制,尝试引入企业现金持有量作为中介变量,旨在能够更针对性地提出改革建议。本文从理论分析入手,首先解释了文中三个关键因素,研发投入、税收负担和现金持有的概念,随后对企业税收负担、研发投入以及现金持有相关的理论进行总结与提炼,分别对税收、现金持有和研发投入两两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解释。在理论铺垫的基础上,本文着手分析我国税收负担和企业研发投入的现状,通过分析宏观数据得出总体趋势,随后采用企业数据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并总结出分地区、分行业的企业税收负担和研发投入的情况。本文假设,税收负担会对现金持有产生正向影响,对研发投入产生反向影响,而现金持有在税收负担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中产生中介作用。基于上述假设,本文选取A股市场上市公司2012-2019年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开展实证研究,得到以下三个结论:（1）税收负担与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即税收负担将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相对于非西部企业,西部企业对税收负担的反应更加显著。科技行业与非科技行业对于税收负担的反应也有所不同,非科技企业的回归系数更大。这表明税收负担对不同行业和地区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不同的抑制作用。（2）税收负担与现金持有呈正相关关系,即税收负担将会增加企业的现金持有,并且在1%的置信区间上显著。（3）现金持有在税收负担与研发投入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税收负担对研发投入的抑制有部分是通过提高现金持有比例产生的。税收负担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中,现金持有的中介效应强年度为8.04%。在结论的基础上,论文提出相应政策建议:（1）完善直接影响企业现金持有的税收优惠。（2）保持与扩大针对特定行业的税收优惠。（3）加强对中小企业和西部企业的扶持。（4）增强税收优惠的协同效果。（5）优化对企业的外部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