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货币体系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削弱了美元和欧元的信用基础,降低了它们在国际储备和国际支付领域的比重;相反,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水平却在稳步上升,人民币汇率走势及其变化产生的国际影响也越来越受到瞩目。货币汇率作为两国货币的相对价格,综合反映包括基本面在内的各种信息,也是各国参与国际分工、在全球协调资源配置的机制。已有的人民币国际化研究主要关注人民币作为定价货币、储备货币和支付货币的国际使用水平,忽略了货币汇率作为价格指标所释放的综合信号。因此,本文参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研究范式,研究人民币汇率的系统重要性（Systemic Importance）:即因人民币汇率与其他货币汇率、资产价格的关联性强,人民币汇率变化可能对国际货币体系和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产生的全局性的、系统性的影响。一方面,本文以人民币作为锚货币为切入点,研究人民币汇率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系统重要性:即由于中国与各国已形成密切的贸易、金融联系,人民币汇率变化将引致其它货币汇率的变化,从而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系统性的影响。本文在改进锚货币模型的基础上,使用估算风险溢出网络的多元计量模型,构造了动态的国际和“一带一路”货币汇率溢出网络,估算出各国货币汇率溢出的强度和方向,并在综合分析各国货币汇率互动关系的基础上构造了反映人民币汇率系统重要性的指标——人民币影响力指数。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作为货币锚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系统重要性逐步提升。国际货币体系发生这一结构性变化的原因是货币汇率溢出受到国家间通过贸易网络和金融网络形成的直接关联和间接关联的影响:贸易和金融的直接关联会加强国家间的货币汇率溢出,因为维持双边汇率稳定可以减少经贸活动产生的汇兑风险;资金流入结构相似的国家间货币汇率溢出更强,证实了货币汇率溢出存在“共同贷方”效应;出口结构相似的国家间货币汇率溢出更强,证实了货币汇率溢出存在“出口竞争”效应。更细致的研究表明,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更能增强人民币汇率对发达经济体货币汇率的影响力,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融资更能显著促进人民币汇率对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影响力。这对提高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投融资水平提供了实证支持。本文进一步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背景,研究了“五通”合作是否能提高人民币汇率对“一带一路”货币汇率的影响力,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各国的货币合作不仅是提高人民币汇率在该区域影响力的主要驱动因素,也是推动“五通”合作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的重要中介因素。另一方面,本文以人民币作为国际避险货币为切入点,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系统重要性。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之际,美国虽然是危机的发源地,美元却强劲反弹,美国国债成为一个“避险”的天堂。可见国际避险货币对于该国缓冲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性,并作为一种全球安全资产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有着系统重要性。在2016年人民币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之后,人民币成为国际避险货币的说法时有出现。但这不能保证投资者会用它来保护自身资产组合,成为储备货币也并不意味着就获得了避险货币的身份。本文以国际股市指数代表国际风险资产,使用人民币汇率溢价与国际风险资产的条件协偏度和协蜂度来度量人民币是否具备对冲国际金融风险的特征。其中,货币汇率溢价由汇率的变化和利差两部分构成,后者通常是投资国和融资国的国债收益率之差。因此针对人民币是否是避险货币的研究涉及到国际股票、国债、外汇三大市场,可以衡量人民币在比国际货币体系更大范畴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系统重要性。结果显示,人民币的协偏度（人民币溢价与股指波动率的协方差）平均而言是负的,即国际股市波动性变大时人民币溢价变小,人民币的协峰度（人民币溢价与股指偏度的协方差）平均而言是正的,即国际股市发生极端风险（即负偏度）时人民币溢价变小,两者说明国际金融体系风险变大和极端风险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及国债利差的变动不具备国际避险货币的特征。进一步地,人民币的协偏度和协峰度都未反映在人民币溢价中,无法说明国际投资者愿意牺牲人民币的预期收益来换取对冲风险的好处,尚不符合国际避险货币的定价机制。因此,人民币还不是国际避险货币。总之,人民币汇率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系统重要性在提高,但在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系统重要性仍然有限。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随着中国与其它国家经贸合作的加强、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逐渐提高、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渐深入,人民币汇率在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