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更加可靠 稳定的对地观测”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zengjinsongduanli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瞭望东方周刊》:请简要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遥感,以及遥感对地观测的情况。
  童庆禧:遥感所利用的主要是电磁波资源。人眼能感受到或看到的光线,只是电磁波中非常有限的一部分,叫可见光。实际上有大量比可见光短或长的电磁波,人眼根本感受不到,它们的波长可以有几公里、数十公里、数百公里,甚至数千公里。遥感利用各种物理光学和微波仪器,从空天来观测地球上的这些电磁波。
  自从 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来,人类进入了空间时代;而自从1960年美国发射了第一颗气象卫星以来,特别是1972年美国发射了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以后,更是开创了从空间通过卫星来观测地球的历史。
  到现在为止,人们已向空间发射了大量的卫星和各种飞行器,其数量可达五六千颗之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地面进行观测的。虽然它们中的大部分现在已经不起作用了,但仍有数十颗在运行。预计最近若干年还会有大量卫星发射升空。
  遥感卫星从上世纪70年代发展到现在,其空间分辨率几乎每十年提高一个数量级。分辨率分为三种:空间分辨率、光谱分辨率和时间分辨率。
  空间分辨率表示遥感影像对地面物体的分辨程度,通俗来说也就是地物的清晰程度。
  光谱分辨率是表示一幅影像所占的光谱区间,通常一张照片,如彩色照片,只有三个颜色,也就是只有三个波段。而现代遥感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从卫星或者飞机上得到数十、数百以至上千个波段的信息。
  时间分辨率是表示重复观测一个地区的时间间隔。重复观测周期越短,时间分辨率也就越高。这三种分辨率实际上也是一组矛盾,时间分辨率越高,空间分辨率就不可能很高,同样,光谱分辨率提高,也会影响空间分辨率。
  对地观测卫星的观测手段主要分为光学成像和雷达成像两类。光学成像的优点是空间分辨率高,但存在不能全天候、全天时的先天不足;雷达成像侦察卫星则反之,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穿透能力,从而能识别伪装,时间分辨率较高。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人们都知道空间对地观测很重要,能讲几个这样的事例吗?
  童庆禧:遥感应用在我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政府科学决策的重要信息支撑,比如说对土地资源、土地利用和它的动态监测。我们对主要的农作物进行了遥感估产,对森林资源进行了调查,对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进行了评估。对一些重要自然灾害,遥感一直在进行着监测和评估。我们每天听到的天气预报,实际上就是采用了气象卫星的遥感数据。
  比如我们曾利用遥感监测了著名的“九江决堤”。通过遥感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大堤是建在一条古河道上面,它的基底是沙。洪水从底下把它掏空了;尽管上面用了钢筋混凝土,一旦基底被掏空,就会垮塌。用遥感技术分析古河道的分布,就可对洪水灾害、特别是工程进行监测,这对判断是否会出现管涌,或者是哪些地方可能溃坝,是非常重要的。
  “非典”时期,根据国家抗“非典”科技领导小组提出的问题,中科院地理科学和资源研究所、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北京大学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等单位,均开展了疫情控制和预警的信息系统的研制工作,研究结果以一种动态的空间信息系统的形式在不同网站上发布。
  整个系统把空间定位,空间信息管理,空间信息分析和网络、通讯技术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前后端一体的“非典”疫情实时传输、处理、分析和发布等功能比较完整的信息系统。
  通过这个系统可以很方便地查询全国情况,包括疫情的空间分布、死亡人数、疑似人数、确诊人数、出院人数、在医人数等,对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定位、定点。系统为决策者和公众及时提供了具有严格空间特征的关于“非典”疫情的科学、客观和动态的信息,为“非典”防治提供了重要信息支持。
  《瞭望东方周刊》:人们比较关注对地观测的军事用途,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童庆禧:空间对地观测,在一定程度上遥感空间信息跨越了时空限制,不受国界的约束,其宏观上可把握一个国家、甚至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其微观上可探测到任何地区的设施状况。因此,它本身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集中体现,可以认为,遥感的发展本是源于军事的需求。
  在对地观测卫星支持下,制导武器的寻的、目标识别和跟踪靠的也是遥感。战争的信息化,特别是精确制导武器的利用,使得战争形式发生了巨大改变。打击的目标性更强了,地毯式的狂轰滥炸和浪费物资的现象得到了改变,信息起到关键作用,武器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发挥。现在国外先进的军事侦察卫星,可以达到0. 1米到0. 15米分辨率。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国家在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上有很大的投入,你如何看未来走向?
  童庆禧:空间信息是一个国家对自己国土及全球观测能力、了解程度的一种体现,是综合技术发展的标志之一,也是我们今天讲的数字地球、数字中国、数字城市的空间框架。我国的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还不能完全满足我国巨大的需求。
  和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技术落后可能会被动,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理论技术的创新,特别是加强应用。同时,要将长期、稳定、可靠的运行和数据供应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
其他文献
2014年5月,《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将此前一直备受关注的“互联网 处方药”概念再次推高。有人预测,如果开放网上销售处方药禁令,互联网医药市场潜力将高达3000亿元。  但多次被传出将于2015年初出台的“正式版”,如今仍不见踪影。很多人疑惑,国外很多国家都允许网上销售处方药,但中国为什么迟迟不放开这项禁令?  安全问题是最大障碍  这主要是和处方药的性质有关。处方药是需
谈论乡村建设的时候,我们总说乡村是落后的,是需要被拯救的,但是我们却很少说乡村最根本的是要建设什么。  首先,“乡村建设”并不仅仅是属于中国的词汇。譬如美国乡村也有过贫穷、基础设施差、建设无序等困境,相对来讲那只是物质上的问题,并不像我们这样强调要向农村输入文化。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美国的乡村诞生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英国从前虽是统治全体殖民地的,但殖民地的人民却
2015 年10 月17 日,Joss Stone 在第十一届爵士上海音乐节上演唱 (东莫村/ 摄)  上海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爵士乐的风向标,如果音乐人没有在上海演出过,那就称不上“国际化”  2015年10月17日的上海世博公园里,阳光明媚,第十一届爵士上海音乐节如期举行。  一名已过耄耋之年的老先生和他的老伴在earth lounge舞台前席地而坐,周围的草坪上满是与他们一样欣赏爵士乐的人群
截至北京时间2014年3月20日午夜,马航MH370航班失联已超过12天。从中、美、日到事发地区的东南亚各国,都动用了各种先进设备进行搜寻。  然而,如此巨大的一架民航班机经过这样长时间、这么多先进设备的搜救,却只得到目前让人匪夷所思又瞠目结舌的现实。  面对这样的情形,甚至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它的种种诡异之处,是否已经超出了科学的范围。  《瞭望东方周刊》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内
他们专注的,是代表国家核心制造能力的大国重器;他们的事业,撑起国民经济的脊梁。  13层楼高的8万吨“大压机”,锻压出飞机的起落架、主梁;上千个软件组成的网络控制系统,成为高铁列车的大脑和神经;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期待着挽起南海的浪涛;4000吨起重机,将为大型核电站扬起臂膀。  重大装备制造,事关国家命脉、国家安全。为这个特殊领域默默付出的人们,当得起“国家工程师”之名。  不畏高远、不辞精微  
在21世纪初,中国还是一个不大经常在印度被提及的国家。印度精英阶层更多看向美国和西方,普通的印度人,更多是关心自己的生计,最多再操心一下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  那时候提起中国,印度人最先想起的词,可能是“龙”——一种只听过没见过、神秘莫测的动物,如同他们心目中的中国。  由于印度总理辛格曾在多个场合提起他对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景仰,印度知识分子开始越来越熟知邓的名字,并由此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之后的
从巴厘岛到哥本哈根,从德班到多哈,气候大会犹如一场场世界巡演,所到之处连起来可绕地球一圈。“参演”其中的国际阵营,年复一年讲着相似度极高的台词,推诿指责的“对手戏”也是依足了套路。  “关注气候变化是我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潘基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地球“生病”了,仅靠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无力有效疗伤。  年届七旬的潘基文已广发“英雄帖”,诚邀各国首脑4个月后齐聚纽约气候峰会。没有官方谈判,没有针锋
健康智慧提供者——这应当是未来中医的国际新角色和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  中国“青蒿素之母”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让“中医是否真的有用”这个话题,重回不少西方媒体的版面。  我的印象中,在中国之外最被广为接受的一项中医治疗,是针炙。在美国生活时,我的一位同事运动时不慎扭伤了腰,美国医院治疗后效果不明显。后来在中国同事的介绍下,他“冒险”尝试了当地的一家中医诊所。从北京来的中医,只是用简单的一根
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65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  我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我曾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安然无恙,而且因此同郑振铎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
2011年12月20日,巴基斯坦卡拉奇,中国曲棍球队队长骆方明(左)与巴基斯坦曲棍球队队长在训练前交流  “侬是上海人伐?”皮肤黝黑的巴基斯坦驻华科技参赞泽米尔.阿万一见面就这样问《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他的上海普通话,还要追溯到1949年之前。那时,泽米尔的父亲曾是英军驻上海的一员,往返于香港与上海之间。  从小听父亲讲中国故事的泽米尔,于1980年开始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一年后,他前往父亲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