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基文的“气候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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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巴厘岛到哥本哈根,从德班到多哈,气候大会犹如一场场世界巡演,所到之处连起来可绕地球一圈。“参演”其中的国际阵营,年复一年讲着相似度极高的台词,推诿指责的“对手戏”也是依足了套路。
  “关注气候变化是我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潘基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地球“生病”了,仅靠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无力有效疗伤。
  年届七旬的潘基文已广发“英雄帖”,诚邀各国首脑4个月后齐聚纽约气候峰会。没有官方谈判,没有针锋相对,没有利益交换---潘基文希望各国“掌门人”“休战”一天,只管呈交本国“气候策”。
  此时距离被媒体评价为“糟糕透顶”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已过去近5年。
  九月峰会旨在分享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探讨未来行动方案,潘基文如是说。
  担任秘书长以来最激动一刻
  时间退回到2007年12月15日,上任将满一年,连姓名还不能被西方媒体“清晰而准确地认知”的潘基文,在巴厘岛气候大会上对各国代表达成协议表示感谢,“这是我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最激动的一刻。”
  2007年1月1日,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潘基文接替安南,成为联合国第八位秘书长,也是继缅甸的吴丹之后第二位出自亚洲的联合国当家人。
  这是时而被称作“月亮先生”的潘基文任内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他的名字英文音译为Ban Ki-Moon,西方人以为他姓“Moon”(月亮)。
  为期12天的会议阴云密布。美国代表团团长葆拉.多布里扬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说,美国将反对“巴厘岛路线图”,惊起嘘声一片。
  “巴厘岛路线图”规定,在2009年前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新的安排举行谈判,达成一份新协议。新协议将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2012年到期后生效。
  欧盟原本希望会议能明确减排目标,即发达国家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相较1990年减少25%至40%。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反对这一目标。
  作为妥协,最后文本删除了具体目标的表述,只是明确了“解决气候变化的急迫性”。此外,未来的谈判将讨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等问题。
  巴厘岛大戏“加演”一天。潘基文用近乎恳求的语气呼吁各国达成协议:“不要浪费已经取得的成果。我们这个星球的现实要求我们更加努力。”
  多布里扬斯的最终表态令众人长吁一口气:“美国非常珍视这次谈判,只是希望确保我们共同行动。主席先生,我现在告诉你,美国将向前迈进,同意这一草案。”
  潘基文说,巴厘岛路线图“只是开始,不是结束。我们必须完成更为复杂、漫长和艰难的谈判”,达成新协议。
  里程碑意义堪比组建联合国
  从巴厘岛路线图到哥本哈根协议,从2007年到2009年,新一轮谈判艰难推进。
  未能设定减排目标的巴厘岛路线图从娘胎里带着缺陷。国际发展组织乐施会的气候变化顾问安东尼奥.希尔曾表示:“布什政府把加拿大、日本和俄罗斯拉拢在一起,扔掉了指南针,还试图强迫我们所有人都乘坐一辆高油耗的四驱越野车去旅行,而不是全球都迫切需要的太阳能跑车。”
  而潘基文理想中的哥本哈根协议需具备五个要素:发达国家制定更“有野心”的中期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着力抑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继续增长;一个调适框架;财政和技术支持以及公正透明的管理。
  谈何容易---自1992年6月,世界各国在巴西制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来的20多年已经证明,国际社会要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共识“难于上青天”。
  2009年12月,潘基文抵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旋即呼吁各国“达成协议”:“此次峰会将同60年前于战火纷飞中协商组建联合国一样,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我们再一次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他说,“世界人民的福祉危在旦夕。”
  尽管周旋于各代表团积极游说,但谈判局面之复杂、进展之缓慢令潘基文无法展颜。
  一份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决议草案被媒体曝光激起千层浪。包括中国、印度以及广大非洲国家在内的135个发展中国家拒派代表出席会议,他们指责发达国家企图扼杀《京都议定书》以逃避减排责任。
  而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之间的交锋火药味十足。美国代表团称“公共资金,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绝不会流向中国”;中国代表团则迅速回击,要求发达国家“深刻地自我反省”---“为什么17年过去了,却仍不兑现其在公约中的资金承诺?”
  为期13天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数度接近“崩盘”。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陷入僵局时,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从北京飞往哥本哈根展开“旋风斡旋”。潘基文同温家宝会晤时表示:“希望你可以继续发挥你的领导力,以促成这一协议的达成。”
  各方代表经过马拉松式辩论,终于取得广泛共识,达成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
  潘基文当天解读这份协议时说,协议将采取自愿加入原则,这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开始”---但这与其期望中“五要素”俱全的协议相去甚远。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被批评为最失败的联合国大型会议之一。有分析人士将会议失败归咎于联合国的“DNA出错”;有欧洲官员甚至预测,哥本哈根会议失败所带来的最大冲击不是气候变化本身,而是联合国的体制。
  曲线救气候
  2011年伊始,英国《卫报》撰文称潘基文的工作重心发生“战略转移”:由亲力亲为推动气候变化谈判,转而广泛推广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发展。
  《卫报》指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潘基文逐渐意识到受制于经济发展,各国还无法就全球变暖问题达成完全共识---至少在最近几年会如此。
  根据1992年成立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议事规则,假如大会要达成任何协议,就必须获得193个与会国家全体同意---这是潘基文所代表的联合国在处理气候变化问题时力有不逮的制度根源。
  作为旁证,《卫报》指出潘基文的气候变化咨询团队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前增至十余人,如今却不足5人;与此同时他的可持续发展咨询团队正在“招兵买马”。
  2011年1月14日,潘基文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将可持续发展排在气候变化以及人权问题之前,作为他本年度的头等大事。
  但联合国官员和密切关注气候变化谈判的分析人士认为,潘基文并未放弃寻求气候变化的解决之道。“他的心还在这儿,他希望在其任期内谋求突破,”一名联合国官员说。
  他们认为,潘基文已越发意识到,动员国际资本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绿色经济,比说服大国首脑以经济发展为代价、抑制本国温室气体排放更易操作;而发展清洁能源科技,提高能源利用率,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比谈判更具现实意义。
  “某些国家领导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目光短浅。”一向奉行“安静外交”的潘基文在4月份出访比利时时说。
  他“吐槽”道,有国家领导人会说“待我连任成功,便来助你一臂之力”。“到那时恐怕我就要卸任了。”
  尽管如此,潘基文还是会把“气候经”念到底。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的历次谈判中,唱主角的多为各国环境部长。而即将于9月举行的纽约峰会提高了参会门槛---仅限首脑。
  不再彼此“指手画脚”,而是“各说各话”---潘基文希望这种新“调调”能助推2015年年底达成新的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协议。
  2014年5月20日,就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第七次访华的潘基文,在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再提希望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联合国愿同中国和其他各国一道,制订好2015年后发展议程,继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潘基文说。
  按照此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决议,世界各国将于2015年在巴黎达成新的国际气候协定,并由此成为2020年后各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依据。
  2016年,潘基文将卸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将气候变化视作自己最重要的使命,以可持续发展、绿色科技为支点,这位一脸谦和微笑的秘书长,对于巴黎气候大会有着沉甸甸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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