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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日本人没有把中日战争视为一场战争，这种看法好像一直延续到了现代，而且人们在今天似乎仍然继续着这种错误的认识。
——东京大学历史学教授 加藤阳子
计划好的作战和“偶发”的事件
“九一八”事变是在1931年9月18日，按照关东军参谋的计划发动的事件;中日全面战争则是以1937年7月7日的小规模武力冲突为导火索而爆发的。请注意，“九一八”事变是“人为”发动的，而中日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是“偶然”爆发的。
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等人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两年之前的1929年就已经开始策划有关行动。关东军是指日俄战争之后，为了占领在战争中从俄国手中夺取的关东州租借地（以旅顺、大连为中心的区域）和中东铁路南部支线（日本称之为南满洲铁道）而设置的部队。“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自行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并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然后对位于辽宁省奉天（沈阳）的张学良的军事据点发动了进攻，并在短时间内就占领了东北的诸多要地。
当时，张学良是东三省的政治和军事统治者，作为一名年轻的地方领导人，他也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建立了不错的关系。
9月18日晚上，张学良并不在东北，而是在北平。这也是日本一手策划的，日本的特务机构通过在华北发起反张学良的动乱，使得张学良前往镇压离开了东北。张学良还带走了11万东北军的精锐，越过万里长城进入关内。
关东军为什么要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策划这样复杂的阴谋呢？原因在于双方兵力悬殊。关东军由两年轮换一次的日本内地派来的师团和独立守备队组成，总兵力不过1万人，而张学良麾下的东北军兵力达到了19万人。战后，石原莞尔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人证进行了陈述，他讲述了为对抗装备完善的近20万东北军，只有1万人、装备并不占优的关东军是如何仔细规划作战的，但是对于如何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却绝口不提。石原所说的兵力差距，大体上是客观的。但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东北军中有11万人并不在东北，这一点石原没有说出来。
相对于“九一八”事变的严密计划，中日全面战争的导火索——卢沟桥事变，却是“偶然”发生的。不
过，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有着结构性的原因，而且中日之间的矛盾积累已久，最终引起质变、爆发战争并不奇怪。卢沟桥始建于12世纪，横跨北京郊外的永定河，马可·波罗曾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盛赞这座桥的美丽。1937年7月7日，当时被称为“中国驻屯军”的日军在卢沟桥北侧的河道附近进行夜间演习时，与中国第二十九军发生了小规模冲突。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之后，清政府与列强签署了《辛丑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日本与英、法、德、俄等列强一样，能够以保护在中国的本国人为理由，在天津附近派驻军队，中国驻屯军就是以此为根据被派驻到卢沟桥附近的。
但是，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前一年，也就是1936年6月，日本在事先未与中国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将驻军从1771人增加到5774人，兵力一下子变成了原来的3倍，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新增的军队需要新的驻地，于是就新建了兵营。这时候新建的丰台兵营就与卢沟桥事变直接相关。丰台位于北京西南郊区的铁路交会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中国军队的驻地也在丰台附近。日军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射击空包弹进行夜间演习的。而且在事变发生当晚，日军是配发了实弹的。在这种情况下，反倒是不出事才会让人觉得奇怪。当时，在中国士兵心中不斷累积起来的对于日本的憎恨和抗日情绪，已经到了只要有一点火星，就能瞬间燃起熊熊大火的地步。
“九一八”事变与日本东京大学学生的感受
当时的日本人如何看待“九一八”事变？京都大学竹内洋教授在其著作《丸山真男的时代》里讲到：1931年7月，恰好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的两个月，对现在的东京大学，当时被称为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进行过一次意见调查：“为了满蒙地区而使用武力，是否正当？”
满蒙到底是哪里？大家可以先简单地认为，满蒙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以后所获得的权益的集中地。
对于这个问题，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大家认为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实际上，高达88%的东大学生回答了“是”，其中有52%血气方刚、性情急躁的男生认为“应该立即使用武力”。
顺便一提，太平洋战争时，日本广播的收听家庭达到了600万户。换句话说，调查进行时，日本45%的家庭有了收音机。在这样的环境下爆发“九一八”事变，坊间又充斥着支持军部的报道，确实容易产生“也许确实需要使用武力”这样的想法。
当然，在回答“是”的学生中，也有36%的人认为，“应该在外交手段用尽之后，再使用武力”;还有12%的学生回答，“不能使用武力”。但是，这依然不能改变有近9成的学生认为可以开战的事实。一般而言，接受过学术训练、拥有社会科学知识的人，对外国的偏见会比较少，看法也会更为宽容。拥有知识的理智头脑应该具有同理心，理应会认为“中国因为自己的国情而有自身的问题，日本也一样”。但是在经过了大量学习，拥有各种知识的东大生里，却有88%的学生对于使用武力回答了“是”，这一点让人深感诧异。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同样也以东大学生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这次的调查是由宪兵进行的。问卷上有两个问题：“第一，你们认为满蒙地区是日本的生命线吗？”“第二，你们觉得应该通过军事行动来解决满蒙地区的问题吗？”在被调查的854名学生中，有9成的学生对两个问题都回答了“是”。
把刚才提到的大学意见调查和宪兵的调查放在一起思考的话，会发现“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调查结果几乎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即使是在那些被认为应该对国家的行为具有批判精神的群体中间，也已经存在着战争一触即发的情绪。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在当时的日本国民中间，存在着关于满蒙问题的某种理解，并且这种理解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而关于这种具有一致性的理解是如何在国民的意识中积累起来的问题，是今日我们需要关注的主题之一。 不是战争而是“革命”
那么当时日本人对中日战争的看法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实际上，与其说当时的人认为中日战争是好还是坏，支持还是不支持，倒不如说日本人根本就不认为这是一场“战争”。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和近卫文麿首相的智囊们就曾怀着“报复”和“剿匪战”的观点。
明明是一场战争，却不把对方视作战争的对手，以及当时的日本与现代美国之间相似的地方，都令人感到意外。
当时在大藏省预金部担任课长的精英官员毛里英於菟，曾在1938年11月发表探讨中日战争的文章，题目是《作为“东亚一体”的政治力量》。他认为，“日支事变”（当时日本对中日战争的称呼）是日本等“东亚”各国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世界发起的“革命”。毛里所说的东亚，是指日本以及处于日本统治之下的中国台湾、朝鲜，1932年由关东军支持建立的所谓“满洲国”，此外，恐怕还要加上处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其它地区。由上述这些区域组成的东亚，面对以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国家，正在尝试进行革命。中日战争就是这场革命的组成部分，所以中日战争并不是战争，而是革命。
当时的日本人没有把中日战争视作为一场战争，这种看法好像一直延续到了现代，而且人们在今天似乎仍然继续着这种错误的认识。
为什么当时的人们会产生这种奇妙的感觉和奇怪的看法？从毛里的言论中可知，当时日本的精英官员们并不认为战争是破坏，而是一种更有积极意义的行动。
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
卢梭的《战争与战争状态》写到，所谓战争，是指对关乎敌国主权的重大问题，或是对构成敌国社会的基本原理进行挑战和攻击的行动。总之，当一国的国民对另一个国家抱着类似“那个国家的举动已经威胁到我们的生存”，或者“那个国家要否定我们国家的历史”之类的想法时，就已经有了发动战争的倾向。
“九一八”事变之前，近9成的东京帝国大学学生赞成为了满蒙问题而使用武力，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当时的日本人普遍认为满蒙问题已经威胁到了日本的主权，或是对构筑起日本社会的基本原理形成了挑战呢？
松冈洋右在参加巴黎和会后辞去了外交官职务，成了隶属于立宪政友会的众议院议员。在1930年12月开始的第59次帝国议会期间，松岗第一次以议员的身份发表了演说，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一演说的目的在于抨击滨口雄幸内阁的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所推行的“协调外交”。松冈的主张有两点：第一，不论是经济上还是国防上，满蒙地区都是日本的生命线;第二，日本国民的要求在于“作为生物的最低限度的生存权”。他试图用这样的论述，说明满蒙问题确实关乎日本国家的生存和主权。
单从意义上来说，这个其实和施泰因教授所说的利益线差不多，但是生命线这样的说法肯定更加响亮吧。用卢梭的话来说，就是危险的征兆。
日俄战争以后，1907年第一次西园寺公望内阁时期，日俄双方商讨了如何划分满洲的铁路和电信事业。在第一次日俄协约的秘密条款中，正式确定了双方在满洲的势力范围，由珲春向西到蒙古国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国界线所形成的一条线，北部归俄国，南部归日本。1912年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时，日俄两国缔结了第三次日俄协约。这次协约中的秘密条款规定，以东经116°27′线（中国首都北京就在这条线上）为界，该线以东的内蒙古部分为日本势力范围，以西则是俄罗斯势力范围。从当时日本的认识来说，大概是认为如果不与俄国达成这些协议，内蒙古东部、西部还有今天的蒙古国，都会被俄国收入囊中。
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政治体制一下子從帝制变成了共产主义。国际法在惯例上依然承认通过战争签署的条约效力。所以《朴次茅斯和约》以及日本与清政府之间基于此签署的《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中，日本得到的各种利权在沙俄灭亡后仍然得以延续。但是，长期以来与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共进退的国家灭亡了，这一点的影响是很大的。
不仅如此，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发生了改变，清王朝灭亡后，建立起了中华民国。在国际情势转变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先前条约所规定的利权之中最重要的部分，诸如旅顺、大连的租借权，中东铁路南部支线（即南满铁路）的经营等，因为在条约中有明确的规定，所以不会出现问题。但是，中日双方在缔结条约的时候，还存在没有谈拢的内容，双方对于这些内容的解释并不一致，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其中的灰色地带就会渐渐扩大，引起问题。
关于满蒙问题的条约灰色地带，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日本在中东铁路南部支线，也就是南满洲铁路沿线派驻铁路守备兵的权利;另一方面，则是中方不能铺设可能与南满铁路平行的干线和支线铁路。
1931年3月，参谋本部第二部（掌管情报的部门）部长建川美次因为中国建设满铁平行线路而大加斥责。这种对于条约灰色地带的言论，并不是基于双方的磋商，而是单纯认为日本自身毫无过错，对方才是条约的破坏者。这种解释要将灰色的部分明确区分开，形成非黑即白的局面。当时，陆军的在乡军人（非现役的预备役、后备役军人）正在日本全国各地举行国防思想普及演讲会，全力对国民进行煽动。建川的发言讲稿也被作为这些演讲会的参考模板之一，广为流传。
因而日本有了强烈信念，即在以前的战争中，日本在付出了很多士兵的生命以及金钱的代价以后才终于获胜，所以签订条约所获得的权益无论如何不能放手。如果阅读一下关东厅（日本在关东州租借地与满铁附属地实行统治的机构）1931年12月出版的《满蒙权益要录》，就可以明确地感受到这种信念。
1926年的详细统计资料显示，日本在满蒙地区进行的投资有两种形式，即通过借款给目标区域的公共机关与私人企业来进行贷款，以及创办企业。1926年，日本通过上述两种形式对满蒙地区进行的投资金额，达到了14亿日元。从投资者的投资比例来看，满铁及其相关企业，以及日本政府在对满蒙地区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实际达到了大约85%。国家投资占对满蒙投资的绝对优势的状况，使得民众难以对满蒙的相关问题进行批评。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当政府需要的时候，人们就会按照政府的希望去行动。
（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 作者：[日]加藤阳子 译者：章霖）
——东京大学历史学教授 加藤阳子
计划好的作战和“偶发”的事件
“九一八”事变是在1931年9月18日，按照关东军参谋的计划发动的事件;中日全面战争则是以1937年7月7日的小规模武力冲突为导火索而爆发的。请注意，“九一八”事变是“人为”发动的，而中日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是“偶然”爆发的。
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等人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两年之前的1929年就已经开始策划有关行动。关东军是指日俄战争之后，为了占领在战争中从俄国手中夺取的关东州租借地（以旅顺、大连为中心的区域）和中东铁路南部支线（日本称之为南满洲铁道）而设置的部队。“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自行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并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然后对位于辽宁省奉天（沈阳）的张学良的军事据点发动了进攻，并在短时间内就占领了东北的诸多要地。
当时，张学良是东三省的政治和军事统治者，作为一名年轻的地方领导人，他也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建立了不错的关系。
9月18日晚上，张学良并不在东北，而是在北平。这也是日本一手策划的，日本的特务机构通过在华北发起反张学良的动乱，使得张学良前往镇压离开了东北。张学良还带走了11万东北军的精锐，越过万里长城进入关内。
关东军为什么要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策划这样复杂的阴谋呢？原因在于双方兵力悬殊。关东军由两年轮换一次的日本内地派来的师团和独立守备队组成，总兵力不过1万人，而张学良麾下的东北军兵力达到了19万人。战后，石原莞尔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人证进行了陈述，他讲述了为对抗装备完善的近20万东北军，只有1万人、装备并不占优的关东军是如何仔细规划作战的，但是对于如何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却绝口不提。石原所说的兵力差距，大体上是客观的。但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东北军中有11万人并不在东北，这一点石原没有说出来。
相对于“九一八”事变的严密计划，中日全面战争的导火索——卢沟桥事变，却是“偶然”发生的。不
过，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有着结构性的原因，而且中日之间的矛盾积累已久，最终引起质变、爆发战争并不奇怪。卢沟桥始建于12世纪，横跨北京郊外的永定河，马可·波罗曾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盛赞这座桥的美丽。1937年7月7日，当时被称为“中国驻屯军”的日军在卢沟桥北侧的河道附近进行夜间演习时，与中国第二十九军发生了小规模冲突。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之后，清政府与列强签署了《辛丑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日本与英、法、德、俄等列强一样，能够以保护在中国的本国人为理由，在天津附近派驻军队，中国驻屯军就是以此为根据被派驻到卢沟桥附近的。
但是，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前一年，也就是1936年6月，日本在事先未与中国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将驻军从1771人增加到5774人，兵力一下子变成了原来的3倍，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新增的军队需要新的驻地，于是就新建了兵营。这时候新建的丰台兵营就与卢沟桥事变直接相关。丰台位于北京西南郊区的铁路交会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中国军队的驻地也在丰台附近。日军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射击空包弹进行夜间演习的。而且在事变发生当晚，日军是配发了实弹的。在这种情况下，反倒是不出事才会让人觉得奇怪。当时，在中国士兵心中不斷累积起来的对于日本的憎恨和抗日情绪，已经到了只要有一点火星，就能瞬间燃起熊熊大火的地步。
“九一八”事变与日本东京大学学生的感受
当时的日本人如何看待“九一八”事变？京都大学竹内洋教授在其著作《丸山真男的时代》里讲到：1931年7月，恰好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的两个月，对现在的东京大学，当时被称为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进行过一次意见调查：“为了满蒙地区而使用武力，是否正当？”
满蒙到底是哪里？大家可以先简单地认为，满蒙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以后所获得的权益的集中地。
对于这个问题，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大家认为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实际上，高达88%的东大学生回答了“是”，其中有52%血气方刚、性情急躁的男生认为“应该立即使用武力”。
顺便一提，太平洋战争时，日本广播的收听家庭达到了600万户。换句话说，调查进行时，日本45%的家庭有了收音机。在这样的环境下爆发“九一八”事变，坊间又充斥着支持军部的报道，确实容易产生“也许确实需要使用武力”这样的想法。
当然，在回答“是”的学生中，也有36%的人认为，“应该在外交手段用尽之后，再使用武力”;还有12%的学生回答，“不能使用武力”。但是，这依然不能改变有近9成的学生认为可以开战的事实。一般而言，接受过学术训练、拥有社会科学知识的人，对外国的偏见会比较少，看法也会更为宽容。拥有知识的理智头脑应该具有同理心，理应会认为“中国因为自己的国情而有自身的问题，日本也一样”。但是在经过了大量学习，拥有各种知识的东大生里，却有88%的学生对于使用武力回答了“是”，这一点让人深感诧异。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同样也以东大学生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这次的调查是由宪兵进行的。问卷上有两个问题：“第一，你们认为满蒙地区是日本的生命线吗？”“第二，你们觉得应该通过军事行动来解决满蒙地区的问题吗？”在被调查的854名学生中，有9成的学生对两个问题都回答了“是”。
把刚才提到的大学意见调查和宪兵的调查放在一起思考的话，会发现“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调查结果几乎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即使是在那些被认为应该对国家的行为具有批判精神的群体中间，也已经存在着战争一触即发的情绪。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在当时的日本国民中间，存在着关于满蒙问题的某种理解，并且这种理解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而关于这种具有一致性的理解是如何在国民的意识中积累起来的问题，是今日我们需要关注的主题之一。 不是战争而是“革命”
那么当时日本人对中日战争的看法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实际上，与其说当时的人认为中日战争是好还是坏，支持还是不支持，倒不如说日本人根本就不认为这是一场“战争”。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和近卫文麿首相的智囊们就曾怀着“报复”和“剿匪战”的观点。
明明是一场战争，却不把对方视作战争的对手，以及当时的日本与现代美国之间相似的地方，都令人感到意外。
当时在大藏省预金部担任课长的精英官员毛里英於菟，曾在1938年11月发表探讨中日战争的文章，题目是《作为“东亚一体”的政治力量》。他认为，“日支事变”（当时日本对中日战争的称呼）是日本等“东亚”各国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世界发起的“革命”。毛里所说的东亚，是指日本以及处于日本统治之下的中国台湾、朝鲜，1932年由关东军支持建立的所谓“满洲国”，此外，恐怕还要加上处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其它地区。由上述这些区域组成的东亚，面对以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国家，正在尝试进行革命。中日战争就是这场革命的组成部分，所以中日战争并不是战争，而是革命。
当时的日本人没有把中日战争视作为一场战争，这种看法好像一直延续到了现代，而且人们在今天似乎仍然继续着这种错误的认识。
为什么当时的人们会产生这种奇妙的感觉和奇怪的看法？从毛里的言论中可知，当时日本的精英官员们并不认为战争是破坏，而是一种更有积极意义的行动。
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
卢梭的《战争与战争状态》写到，所谓战争，是指对关乎敌国主权的重大问题，或是对构成敌国社会的基本原理进行挑战和攻击的行动。总之，当一国的国民对另一个国家抱着类似“那个国家的举动已经威胁到我们的生存”，或者“那个国家要否定我们国家的历史”之类的想法时，就已经有了发动战争的倾向。
“九一八”事变之前，近9成的东京帝国大学学生赞成为了满蒙问题而使用武力，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当时的日本人普遍认为满蒙问题已经威胁到了日本的主权，或是对构筑起日本社会的基本原理形成了挑战呢？
松冈洋右在参加巴黎和会后辞去了外交官职务，成了隶属于立宪政友会的众议院议员。在1930年12月开始的第59次帝国议会期间，松岗第一次以议员的身份发表了演说，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一演说的目的在于抨击滨口雄幸内阁的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所推行的“协调外交”。松冈的主张有两点：第一，不论是经济上还是国防上，满蒙地区都是日本的生命线;第二，日本国民的要求在于“作为生物的最低限度的生存权”。他试图用这样的论述，说明满蒙问题确实关乎日本国家的生存和主权。
单从意义上来说，这个其实和施泰因教授所说的利益线差不多，但是生命线这样的说法肯定更加响亮吧。用卢梭的话来说，就是危险的征兆。
日俄战争以后，1907年第一次西园寺公望内阁时期，日俄双方商讨了如何划分满洲的铁路和电信事业。在第一次日俄协约的秘密条款中，正式确定了双方在满洲的势力范围，由珲春向西到蒙古国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国界线所形成的一条线，北部归俄国，南部归日本。1912年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时，日俄两国缔结了第三次日俄协约。这次协约中的秘密条款规定，以东经116°27′线（中国首都北京就在这条线上）为界，该线以东的内蒙古部分为日本势力范围，以西则是俄罗斯势力范围。从当时日本的认识来说，大概是认为如果不与俄国达成这些协议，内蒙古东部、西部还有今天的蒙古国，都会被俄国收入囊中。
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政治体制一下子從帝制变成了共产主义。国际法在惯例上依然承认通过战争签署的条约效力。所以《朴次茅斯和约》以及日本与清政府之间基于此签署的《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中，日本得到的各种利权在沙俄灭亡后仍然得以延续。但是，长期以来与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共进退的国家灭亡了，这一点的影响是很大的。
不仅如此，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发生了改变，清王朝灭亡后，建立起了中华民国。在国际情势转变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先前条约所规定的利权之中最重要的部分，诸如旅顺、大连的租借权，中东铁路南部支线（即南满铁路）的经营等，因为在条约中有明确的规定，所以不会出现问题。但是，中日双方在缔结条约的时候，还存在没有谈拢的内容，双方对于这些内容的解释并不一致，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其中的灰色地带就会渐渐扩大，引起问题。
关于满蒙问题的条约灰色地带，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日本在中东铁路南部支线，也就是南满洲铁路沿线派驻铁路守备兵的权利;另一方面，则是中方不能铺设可能与南满铁路平行的干线和支线铁路。
1931年3月，参谋本部第二部（掌管情报的部门）部长建川美次因为中国建设满铁平行线路而大加斥责。这种对于条约灰色地带的言论，并不是基于双方的磋商，而是单纯认为日本自身毫无过错，对方才是条约的破坏者。这种解释要将灰色的部分明确区分开，形成非黑即白的局面。当时，陆军的在乡军人（非现役的预备役、后备役军人）正在日本全国各地举行国防思想普及演讲会，全力对国民进行煽动。建川的发言讲稿也被作为这些演讲会的参考模板之一，广为流传。
因而日本有了强烈信念，即在以前的战争中，日本在付出了很多士兵的生命以及金钱的代价以后才终于获胜，所以签订条约所获得的权益无论如何不能放手。如果阅读一下关东厅（日本在关东州租借地与满铁附属地实行统治的机构）1931年12月出版的《满蒙权益要录》，就可以明确地感受到这种信念。
1926年的详细统计资料显示，日本在满蒙地区进行的投资有两种形式，即通过借款给目标区域的公共机关与私人企业来进行贷款，以及创办企业。1926年，日本通过上述两种形式对满蒙地区进行的投资金额，达到了14亿日元。从投资者的投资比例来看，满铁及其相关企业，以及日本政府在对满蒙地区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实际达到了大约85%。国家投资占对满蒙投资的绝对优势的状况，使得民众难以对满蒙的相关问题进行批评。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当政府需要的时候，人们就会按照政府的希望去行动。
（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 作者：[日]加藤阳子 译者：章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