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和苏轼的《后赤壁赋》都是古代写景散文中的精品之作。聚焦两文，从景物的文学表现到情绪的文学管理，其间既有表达路径的相似，又有文学旨归的差异。从“同”的角度，可一窥传统士人内在的精神同构性、文学创作的外显规律性;从“异”的角度，则能考辨二人身处逆境的复杂心境，以及生命态度的差异。这对理解文本、理解文学、理解人，无疑是有意义的。
　　其不变者：从作者遭遇到作品情绪发展
　　柳、苏都是才华卓绝之人，科举之路又都极为顺畅。二人都在21岁进士及第，初出茅庐便一鸣惊人、名噪京城。“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文忠（欧阳修）……曰：‘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士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韩愈、苏辙述记可作当时境况的窥豹之用。
　　二人早早由科举脱颖而出，却不意味着仕途一帆风顺。时年33岁的柳宗元，在指向改革派的政治清剿中，被贬邵州刺史，未及地，又加贬永州司马，仅永州之贬便历时十年。秉性刚直的苏轼则因与当政者政见屡屡不合，被先后外放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颍州等地。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后，43岁的苏轼甚至被贬到海外儋州。苏轼一生，仅任职为官之地就有十四处之多 。《自题金山画像》中“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句，可谓苏轼一生仕途的经典概括。柳、苏二人的仕宦生涯有着难以忽视的相似性。
　　《小石潭记》《后赤壁赋》分别是二人于贬地永州、黄州的作品，文字间流露的作者情绪都有一个由乐及悲及恐的发展脉络。《小石潭记》中，隔着篁竹，听着小石潭中的水声，柳宗元“心乐之”。《后赤壁赋》中，与二客路过长江边的黄泥坂，看到在天明月、在地人影后，苏轼亦“顾而乐之”。在作品的文字情境中，作者的起始情绪是相同的。
　　柳宗元的心境由对潭中鱼的“凝视”开始。在清冽的潭水中，游鱼如同空中游动无所依凭;鱼在水中，可“佁然不动”，可“俶尔远逝，往来翕忽”。“凝视”在于发掘写作对象的文学特质，打通写作对象与作者之间的“物我关系”。在此之上，借“物我”的相异或相似关系，抒发作者内心的特定情绪。作者与潭中鱼具有表层相似关系：鱼的“空游无所依”与柳宗元的仕途贬斥、无所依托相近，甚至可以使柳宗元产生同病相怜之感。不过，他们的深层关系则是相异的：鱼的无所依凭不过是“皆若”，它们依托的是潭中清冽之水;柳宗元置身于此，是仕途官场的名利浑水。鱼的静动皆由自己，或“佁然不动”，或“俶尔远逝，往来翕忽”;贬谪永州的柳宗元则不能，他拘束于此，亦受难于此。文学“凝视”之下，人不如鱼。潭中游鱼“似与游者相乐”，于柳宗元而言，是人知鱼之乐，而鱼不知人之悲愁。此时，柳宗元的心绪已然有了由乐及悲的变化。
　　“潭西南而望”，柳宗元寻的是潭之源头，而非潭水流向。是只问来处，不管去往。永贞革新从开启到尾声，不过百余日，它的幻灭太过迅速，陨落又极其突然。作为身处其中的当局者，柳宗元更多是被裹挟——裹挟着开始，也裹挟着结束。这是他努力寻找水源的心理动机所在。“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水源的曲折不可见与仕途凶险诡谲不可追溯，在此再次形成“物我关系”的相似。“以物观我”，潭与人同病相怜。事实上，如果柳宗元追探水源，依然是杳不可知，正如他的永州之贬——未来难测。只不过此时，柳宗元尚未有精力探讨潭水之流与个人未来问题。“四面竹树环合”，于小石潭而言，竹树不过是一种隔绝，让它“寂寥无人”，让它“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于柳宗元而言，永州的山山水水，何尝不是隔绝，何尝不是囚困。山林中的柳宗元着眼当下，看到的自然是“其境过清”。此时此刻，他的内心多少有一些惧怕。
　　《后赤壁赋》中，对于赤壁景色，苏轼采用了与前赋不同的登临观览的方式。因为“二客不能从”，苏轼只能独自前往。这给了苏轼迥异于前赋的文学“凝视”际遇。这种近距离的凝视，更能深入写作对象的细部，看到前赋远视所不能达到的境界。苏轼走过崖壁、乱草、山石、林木，但这些全无前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诗意景象，亦无前文“月白风清”“人影在地”的清新之感。“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展露细部的赤壁孟冬之景，在苏轼的文学想象下变得恐怖阴森。正是这种冬日恐怖阴森的物象，与苏轼“乌台诗案”后的一路政治处置暗合，与他的人生冬日暗合，由此达成“物我相通”的同病相怜之感。感慨之中，一声长啸，随着“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前赋所言“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山水宽慰之用，此时全然遁形。文学“凝视”下的赤壁山水不过又是一面镜子，照出苏轼谪居黄州的艰险困顿。“悄然而悲，肃然而恐”的情绪转变倏然而至、水到渠成。“凛乎其不可留也”，与柳宗元一样，苏轼也做了一个山水的逃亡者。
　　柳宗元与苏轼的行文，跨越几百年的时空阻隔，却好似商量过一般，殊途同归。
　　自其变者：从“记之乃去”到“予亦惊寤”
　　文学的“一切都是从人出发，一切都是为了人” ，对《小石潭记》《后赤壁赋》情感差异的探讨也必须回到柳宗元与苏轼身上。
　　面对小石潭，柳宗元给出“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的断语后，悄然离开。对柳宗元而言，小石潭的写作意义聚焦在情绪的触发，他在意的只是困顿愤懑情绪的宣泄。把小石潭当作一面折射人生的镜子，在里边看见自己的影子，这是他的基本文学预设。在苏轼这里，赤壁也是一面折射人生的镜子，在观景见人生之后，苏轼落荒而逃，“反而登舟，放乎中流”，但文章并未就此结束。与柳宗元单纯聚焦个人情绪的触发不同，苏轼还必须完成心绪的解脱。
　　贬谪永州、黄州之时，柳宗元33岁，苏轼43岁。面对相似的人生境况，两人十岁的年龄差距成了决定文章最后走向的关键因素。柳宗元从24岁入仕，到33岁被贬，“永贞革新”是他仕途的高光时刻。但这一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之后便是漫无尽头的贬谪生涯。9年的仕途奋进，180多日的政治跌宕，长达14年的政治清剿，他备尝贬谪艰辛，以致贬死柳州任上。“永贞革新”的政治高光太过变幻莫测，也太过短暂刺激。这一切让年轻的柳宗元的诗文中充盈着愤怒、不平和苦闷。他难以真正释怀，融入眼前山水生活，更多的是借山水表达无法抑制的情绪。在“永州八记”的篇章中，如此情绪流露得更为明显：“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钴鉧潭西小丘记》）“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小石城山记》）无不是借永州之风物的咏怀，暗藏自己怀才难遇、屡遭贬谪的愤慨与难平，是他对于不公命运的文学呐喊。柳宗元是一个年轻的愤怒者，他的文学表达直指这种愤怒。 　　与柳宗元相比，苏轼面对贬谪遭遇却有所不同。首先，相比柳宗元，苏轼的见识更多，也体验更多，这带给苏轼难得的从容。其次，在“乌台诗案”之前，他迫于政局变换，已多次自请或被迫外放，这给苏轼以充分的心理准备期和建设期，让他能够更理性地看待人生挫折。再次，“乌台诗案”险象环生，苏轼在牢中已有赴死之心，甚至写好了给家人的绝命诗——“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狱中寄子由》二首）。在亲友的多方营救下，被贬黄州的政治判决要远好于苏轼的心理预期。最后，在“处穷”问题上，他的文化思考要更早行、更深刻。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后，苏轼做《进论》25篇，谈及贾生遭遇，有如此论断：“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贾谊论》）这样的深思对其应对个人窘境有着积极意义。
　　即便豁达如此，苏轼的内心依然有难以放下的愁苦。所以，黄州生活里才孕育出了前、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定风波》《临江仙》一系列的文学经典，“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更是毫不遮掩地流露了他对于仕途难以割舍的情绪。对这样的士人情绪，余秋雨曾做过精准批判：“历代中国文人哪怕是最优秀的，都与权力构架密切相连，即便是逃遁和叛逆，也是一种密切的反向联结。因此，他们的‘入世’言行，解构了独立的文化思维;他们的‘出世’言行，则表现出一种故意。”而所谓的文学“故意”正是苏轼所追求的生命解脱，哪怕只是暂时！
　　在《后赤壁赋》中，山水除了引起苏轼的身世之感，迫使苏轼落荒而逃外，山水景物对人的宽慰之用已经无从实现，而苏轼必须找到自己的宽解之路生活下去，事实上他也找到了。
　　文章末段便是苏轼给自己开出的生命药方——孤鹤与道士之于苏轼有着独特的生命意义。横江东来孤鹤，掠舟长鸣而过，道士寻梦而入，揖礼而言，他们所为何来？在传统文化中，孤鹤寓意闲适、清雅、孤傲，这样的文化取向与苏轼苦苦追求的豁达、超然的精神追求相契合。羽衣蹁跹的道士带给苏轼的不再是求仙问道的宗教之道，而是精神深邃、顿悟物我之序的哲学之道，他代表的是勘破世间一切执迷的智慧。如果用执迷之心观照贬谪生活、眼前山水，容易把万物看得枯涩，也把自己看得渺小。只有觉悟天地物我顺逆的自然秩序，才能超越以我观物的局限。正因为此，在文学凝视之下，山水自然才会被赋予意义，人生的无限可能才能被心的彻悟打开。一句“呜呼！噫嘻！我知之矣”，苏轼的欢喜之情溢于言表，这正是他的破局而出，是他在黄州、惠州、儋州困顿生活中的一次次突围。
　　人的生活样态有多重，文学的表现形式有多重。文学和人的生活一定是无法割裂的。从文学视角审视《小石潭记》和《后赤壁赋》，其同与异皆植根于柳、苏二人的生活，也是为着他们当下的生活。通过对比阅读，我们可以窥见二文展示的人生旨趣，洞悉古代士大夫的處事情怀。
　　（作者单位：广东省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