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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的瘟疫叙事多采用侧面描写，两次疫情和病症的描写详略程度不同。叙事细节处融合道教思想和八卦五行学说，体现一定的道佛相融特点。其中主要人物的表现各有特点。武王仁德软弱、姜子牙疏于防控、杨戬力挽狂澜，人物的行为和语言都影响着疫情的发展，体现出小说刻画人物的细腻笔触。
【关键词】 封神演义;瘟疫;叙事特色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7-0027-03
《封神演义》关于战争中瘟疫的描写集中在第五十八回《子牙西岐逢吕岳》、第八十回《杨任下山破瘟司》和第八十一回《子牙潼关遇痘神》。
本文所称“瘟疫叙事”，指小说中传染病带来军民痛苦的诸种细节描写，以及延伸至瘟疫的解决和主要人物的表现。“瘟疫叙事”一词，借用了西方文学研究聚焦的修昔底德“雅典瘟疫叙事”。
修昔底德用精妙写实的修辞手法和叙事技巧，描绘了瘟疫的产生、症状以及令人恐惧的病痛苦难。“灾难主题作品真实再现了人类遭遇灾难的非常时刻，表达了对人类文明的忧虑和思考，同时也表现了人类战胜灾难的努力和探索。”[1]55
与修昔底德用历史的客观态度描写瘟疫不同，小说《封神演义》带有浓厚的神仙道教色彩，大量法术仙器和三教混战注定了情节的发展带有神秘和浪漫色彩。《封神演义》瘟疫描写的文本细节解剖，有助于从一侧面窥探古代神魔小说的现实关怀。
一、瘟?、痘毒传染病叙事之详略
小说中病毒战的打响归咎于道士吕岳，其人乃九龙岛声名山炼气士，因申公豹邀请下山助苏护攻打西岐。
吕岳带领瘟部内东南西北方四个行瘟使者，按东西南北方位将瘟丹撒入西岐城，毒丹渗入井泉河道中，除了哪吒与杨戬外，全城人凡吃水者皆遭祸殃：“不一二日，一城中烟火全无，街道上并无人走，皇城内人声寂静，止闻有声唤之音。”[2]456
小说首次描写瘟疫仅止于侧面描写，一概不提详细病症和死伤人数。缺乏对疫情的细节描写和正面描写，使求取解药和成功医治的过程变得淡薄，瘟疫过后虚无的庆功和毫不重视也与后来瘟疫卷土重来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第五十八回中，四个行瘟使者出战时分别使用法宝、施法术使对战的人出现症状。如金吒对战周信：“金吒把头摇了两摇，即时面如金纸，走回相府，声唤只叫头疼杀我！”木吒对战李奇：“木吒跌倒在地，口喷白沫，身似炭火。”雷震子对战朱天麟：“雷震子不言，只是把头一摇，一交跌倒在地。”龙须虎对战杨文辉：“龙须虎口中喷出白沫，朝着天，睁着眼，只不做声。”[2]454
四人的症状正是对应了传染病中的头疼、发热、昏厥、肠胃异常、精神涣散等。作者将传染病的各个特征具象化，逐一呈现为“旛”“磐”“剑”“鞭”等法宝状，被法宝击中者立即患病。
这种将疾病作为武器带来的杀伤力比刀剑流血更加强大。对战间的疾病描写与战争融为一体，患病症状成为一招一式，大胆夸张的奇幻宝器以现实人体的健康和疾病为依据，不同于一棒将脑浆打出、扇子一扇化为齑粉或一枪戳出几个窟窿洞，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会经历或目睹的头疼、发热等症状。可见，古今中外文学中的传染病叙事表达的皆是灾难主题。这种灾难的可怕来自人类的恐惧和憎恶，传染病叙事与战争相结合，产生了在无限苦难之上再增添令人绝望的悲剧。
小说第八十一回中，周军兵临潼关，潼关主将余化龙有五子，分别是余达、余兆、余光、余先、余德。余德用青、黄、赤、白、黑五色五样手帕铺于地，又取出五小斗毒，施法与兄弟四人一同站立从空中至周营，将五斗毒痘泼洒到四面八方。吕岳施毒，是利用水源污染放毒;余德则利用空气传染施毒。
不同于前一次有城郭凭借，周军行营在外，空气中毒有全军覆灭之险。小说描写痘毒对周营的攻击十分详细，包括病症、发病过程、传染病引发的系列影响等，小说写道：“三军人人发热，众将个个不宁。子牙在军中也自发热，武王在后殿自觉身疼，六十万人马，俱是如此。三日后，一概门人众将，浑身上下俱长出颗粒，莫能动履，营中烟火断绝……只见过了五六日，子牙浑身上下，俱是黑的。”[2]653
小说用了不少篇幅描写痘毒病症，且具体说明了三日、五六日观察期内病人身体的变化。可见第二次传染病叙事，虽不免情节单调，故事重复，但作者并不完全为了凑足回数，而是力图将瘟病、痘毒这两种古代致死率最高的传染病化入人、神、仙的战争中，并基于对自然的敬畏，以人类最终必将战胜传染病作为结局。
二、传染病叙事中的佛道交融
两次传染病在战争中的使用都与道家的八卦和五行有关，必须有东西南北中、青黄赤白黑、金木水火土的同时作用才能发出瘟毒、痘毒。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天干，运化于五行，正是甲乙东方木，丙丁南方火，壬癸北方水，戊己中央土，庚辛西方金，分别形容瘟部的四个行瘟使者。吕岳属戊己中央土，以中央之位被敕封为主张瘟?昊天大帝之职，率领瘟部。余德在施放痘毒时，曾两处提到五色，一是取出五个类似手帕的物件铺在地上;二是患病之人身上俱是痘印，痘形按五方（实际上以五色代表五方）分布。
《孙子》中说道：“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3]76五色，谓青、黄、赤、白、黑也，古代以此五色为主要之色，也称之为中华五色。
可见，作者在以道教为全书主体思想的统领时，巧妙地融合阴阳五行思想和天人合一等学说，并加入古代医药学成果，作为武王伐纣这一叙事主情节的推进剂。解决传染病，渡过重大灾祸也成为武王是当世德君，应运伐纣的有力说法。
两次瘟疫的解决，都得益于杨戬從神农处取得的三粒丹药。此三粒丹药用处各有不同，说明作者笔下的治病救人还需有仪式，地位尊卑不同所服用药物也不同。 如第八十一回所说：“此丹一粒可救武王，一粒可救子牙，一粒用水化开，只在军前四处洒过，此毒气自然消灭。”[2]654武王讨伐无道、继天圣君;姜子牙飞熊入梦、西岐栋梁，此二人各吃一粒丹药，剩下一粒由一众军民服用。在小说中，实际上无论怎样分药都能使西岐军民化险为夷，但这种治病还划分王相百姓等级之说，实是道教与封建等级制度融合的体现。在道教发展历程中，为取得统治者的扶持和信任，往往要做出倾向于保护君王利益的决定和精神宣扬，这便是小说之所以安排“三粒丹药”的缘故。然而，道教属于中国民间兴起的宗教，其发展根基不可能离开百姓的支持，在服务于君王和维护民间信仰这对矛盾下，道教开始在佛教内部寻求解决方法。
小说中，第三粒拯救整个西岐城和军营的丹药皆是用水化开，并用“杨枝”细洒完成。杨枝是佛教南无观世音菩萨救济病苦，普度一切众生的圣物。使用杨枝净水，可以“免离怖畏刀杖毒害及与疾病，令得无患。”[4]172佛教音乐中有一首《杨枝净水赞》：“杨枝净水，遍洒三千。性空八德利人天，福寿广增延，灭罪消愆，火焰化红莲。南无清凉地菩萨摩呵萨。”[5]69
小说中安排了具有等级差异的“三粒丹药”救不同人的情节，最后却以杨枝四洒解药，不分高低贵贱，普救众生，且授人以渔，将柴胡和升麻两类草药传于人间。
可见小说中佛道思想的相融，既包括道佛的对战斗法、道佛经典意象在诗词中的共现，还有化入在叙事细节中的各类器物和情境。
这种道佛思想在小说中的融合如盐入水，自然地将两种实质和立足点完全不同的思想恰当地在小说叙事中呈现出来，如道教思想讲求遵守严格的封建君主制度，尊卑有序，而佛教思想则是众生平等，无高低贵贱之分，这两种思想要在小说叙事中同时呈现，又不能相互冲突矛盾使叙事无法进行。作者以道教思想为主，用佛教内涵进行补充，则可以做到故事细节的相对完善，值得不同思想拥护者的推敲和延伸解析。
三、主要人物在两次瘟疫中的表现
在瘟疫叙事中，特别是人祸引起的灾祸中，人物的行为、语言决定着疫情的发展和控制。《封神演义》中的瘟疫战中出现的西岐方面主要人物是周武王、姜子牙、杨戬。逐一比较三人在瘟疫描写中的表现，详细分析武王的仁德软弱、姜子牙的疏于防控、杨戬的力挽狂澜，有利于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探讨小说的叙事手法。
（一）周武王
对抗瘟疫，武王唯一的作用似乎只有洪福齐天，自有天佑。仁德是武王伐纣的武器，反面则是懦弱。武王这一人物在两次瘟疫中的表现有以下两个特征：仁德爱民、凡人肉胎;保守软弱、对姜子牙依赖性强。
小说中武王的保守软弱体现在面对第二次瘟疫来袭前的怯懦和打退堂鼓。当听闻瘟?阵艰险恶毒，无计可破时，武王如此说道：“闻相父破阵，孤心不安，往往争执，致多苦恼，孤想不若回军，各安疆界，以乐民生，何必如此？”[2]641
仁慈恻隐的反面是懦弱。在第六十七回《姜子牙金台拜将》时就对出兵伐纣有很深的顾虑，曾与姜子牙有过一场并不愉快的辩论。
武王认为出兵讨伐有违先王遗言，谓之不孝;纣王虽无道，但是臣伐君，谓之不忠，于是提出共守臣节，坐守本土，等纣王自己改过迁善，这样便可以保为臣之礼，守先王之命。可见，武王是一位天真烂漫的仁德君王，而这一形容词并非君主人物的褒义词。这种人物性格决定了武王圣主在两次瘟疫战中，在保护西岐城民和伐纣大军的过程中毫无作为，面对瘟疫，需要的是当机立断，令行禁止，而非怯懦逃避，动摇军心。
（二）姜子牙
姜子牙和武王一样，在两次瘟疫发生时的表现都是无所作为，既疏于防疫，又对疫情的扩散毫无对策，是等待被拯救的弱者形象。第二次瘟疫发生前，小说对姜子牙的描写是：“子牙大惊，忧容满面，双锁眉梢，正寻思无对。”[2]652此时正是瘟疫发生的前夕，伐纣大营中应该有所对策，作者在此时塑造出一个紧锁眉头，白须皓首，苦苦思索的老者形象，这很能勾动读者阅读兴趣。
然而，思虑良久却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则让人疑惑不解。在姜子牙金台拜将时，元始天尊曾指示一偈语“紧防达兆光先德。” [2]535这时便预言了两次最严重、最危险的传染病战役。即便已有预兆，姜子牙作为主帅还是未能做出预防和解决瘟疫的有效措施，可见在人物塑造上，作者并不打算将姜子牙打造成无所不能的一军统领，而是和武王一样，在阐、截两教的仙法邪术的斗争中周旋的凡人。
小说描写姜子牙初见瘟神吕岳时的表现是：“子牙见了吕岳如此形状，心下十分惧怕。杨戬见子牙怯战，忙将一金丸正打中吕岳肩背。”[2]456在这种对比描写下，杨戬和姜子牙的形象高低立现。作为主帅的姜子牙失了预防瘟疫的先机，也未能在瘟疫发生后及时防控，实在是失职。杨戬则用泰山崩于前而不乱的机智成功解决了两次危机，可见小说在塑造人物方面运用对比手法之娴熟。
（三）杨戬
在两次瘟疫战中，杨戬的表现可圈可点。作者通过两次几乎可以全歼西岐军民的战役突显了杨戬的聪敏与果敢，既有神机妙术，又伶牙俐齿、胸有谋略。
在两次瘟疫来袭时，满城和全军仅哪吒和杨戬免受灾祸。小说两次的描写如下：“哪吒乃莲花化身，杨戬有元功变化”[2]456“止得哪吒乃莲花化身，不逢此厄，杨戬知道余德是左道之人，故此夜间不在营中，各自运度，因此不曾使染” [2]653。
当小说描写姜子牙忧虑踌躇，思索无对时，杨戬已有先见之明，早做出预防躲避。这说明杨戬善审时应变，胸有谋略。当第一次瘟疫席卷西岐城，城内无人守城应战时，哪吒的表现是“着慌”，而杨戬则安慰道：“‘不要忙，吾自有退兵之策。’杨戬连忙把土和草抓了两把，往空中一洒，喝声‘疾！’西岐城上尽是彪躯大汉，往来跃武。”[2]457土草化兵，抵御一时，却给一郡众生争取到了求生时间，这种临机应变，稳住大局的形象非哪吒所属，自然由杨戬担任。
小说中两次瘟疫战爆发，最终都是由杨戬向神农求药，最终才拯救苍生。
在杨戬第二次到火云洞求药的叙事描写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杨戬得到神农所赐丹药后有四个连续的动作，分别是：“跪而启曰”、“杨戬又问曰”“杨戬又启曰”“杨戬又跪恳曰”，连续发问四句：“此药何用？”“此疾何名？”“倘此疾后日传染人间，将何药能治？”“此草何名？”[2]655。
这一追问被不嫌累赘地记述，叙事非由神农一次性解释完整，而是采取杨戬追问的方式，突显出思虑周全，心思缜密，心系黎民的战将形象。
引用《新刻钟伯敬先生批判封神演义》中一句批语：“瘟疫恶病也，瘟疫使者恶煞也。今人恶之更深，避之亦力。当时便自如此，无怪近日讳之。”[6]52由古到今，瘟疫影响人类甚巨。古代小说中大量的瘟疫叙事，体现出人们对瘟疫的悲痛历史记忆和情感关怀。在神魔小说中，详细地说明了瘟疫来自人祸，而非天降之灾。瘟疫使者形象是人们不断思考总结出的艺术化生成，对各路“瘟神”的塑造以及后世的烧香祈禳，也是古代人类在绝望和悲哀中做出的让步和自我麻痹。这种聪明而巧妙地把瘟疫拟人化的方式，不能单纯定义为落后迷信，而是人类努力自救，寻找伦理支撑和信仰依托的印记。
参考文献：
[1]白春晓.苦难与真相：修昔底德“雅典瘟疫叙事”的修辞技艺[J].历史研究，2012（4）：22-35.
[2]（明）许仲琳.封神演义[M].济南：齐鲁书社，2006.
[3]易宗军，孙鹏.孙子兵法[M].北京：西苑出版社，2011.
[4]肖武男.观世音菩萨经典[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5]狄其安.江浙沪梵呗[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
[6]（明）许仲琳著，李云翔，钟伯敬评，叶边瑟校点.封神演义[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
吴锦佩，女，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中国古代文学。
【关键词】 封神演义;瘟疫;叙事特色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7-0027-03
《封神演义》关于战争中瘟疫的描写集中在第五十八回《子牙西岐逢吕岳》、第八十回《杨任下山破瘟司》和第八十一回《子牙潼关遇痘神》。
本文所称“瘟疫叙事”，指小说中传染病带来军民痛苦的诸种细节描写，以及延伸至瘟疫的解决和主要人物的表现。“瘟疫叙事”一词，借用了西方文学研究聚焦的修昔底德“雅典瘟疫叙事”。
修昔底德用精妙写实的修辞手法和叙事技巧，描绘了瘟疫的产生、症状以及令人恐惧的病痛苦难。“灾难主题作品真实再现了人类遭遇灾难的非常时刻，表达了对人类文明的忧虑和思考，同时也表现了人类战胜灾难的努力和探索。”[1]55
与修昔底德用历史的客观态度描写瘟疫不同，小说《封神演义》带有浓厚的神仙道教色彩，大量法术仙器和三教混战注定了情节的发展带有神秘和浪漫色彩。《封神演义》瘟疫描写的文本细节解剖，有助于从一侧面窥探古代神魔小说的现实关怀。
一、瘟?、痘毒传染病叙事之详略
小说中病毒战的打响归咎于道士吕岳，其人乃九龙岛声名山炼气士，因申公豹邀请下山助苏护攻打西岐。
吕岳带领瘟部内东南西北方四个行瘟使者，按东西南北方位将瘟丹撒入西岐城，毒丹渗入井泉河道中，除了哪吒与杨戬外，全城人凡吃水者皆遭祸殃：“不一二日，一城中烟火全无，街道上并无人走，皇城内人声寂静，止闻有声唤之音。”[2]456
小说首次描写瘟疫仅止于侧面描写，一概不提详细病症和死伤人数。缺乏对疫情的细节描写和正面描写，使求取解药和成功医治的过程变得淡薄，瘟疫过后虚无的庆功和毫不重视也与后来瘟疫卷土重来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第五十八回中，四个行瘟使者出战时分别使用法宝、施法术使对战的人出现症状。如金吒对战周信：“金吒把头摇了两摇，即时面如金纸，走回相府，声唤只叫头疼杀我！”木吒对战李奇：“木吒跌倒在地，口喷白沫，身似炭火。”雷震子对战朱天麟：“雷震子不言，只是把头一摇，一交跌倒在地。”龙须虎对战杨文辉：“龙须虎口中喷出白沫，朝着天，睁着眼，只不做声。”[2]454
四人的症状正是对应了传染病中的头疼、发热、昏厥、肠胃异常、精神涣散等。作者将传染病的各个特征具象化，逐一呈现为“旛”“磐”“剑”“鞭”等法宝状，被法宝击中者立即患病。
这种将疾病作为武器带来的杀伤力比刀剑流血更加强大。对战间的疾病描写与战争融为一体，患病症状成为一招一式，大胆夸张的奇幻宝器以现实人体的健康和疾病为依据，不同于一棒将脑浆打出、扇子一扇化为齑粉或一枪戳出几个窟窿洞，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会经历或目睹的头疼、发热等症状。可见，古今中外文学中的传染病叙事表达的皆是灾难主题。这种灾难的可怕来自人类的恐惧和憎恶，传染病叙事与战争相结合，产生了在无限苦难之上再增添令人绝望的悲剧。
小说第八十一回中，周军兵临潼关，潼关主将余化龙有五子，分别是余达、余兆、余光、余先、余德。余德用青、黄、赤、白、黑五色五样手帕铺于地，又取出五小斗毒，施法与兄弟四人一同站立从空中至周营，将五斗毒痘泼洒到四面八方。吕岳施毒，是利用水源污染放毒;余德则利用空气传染施毒。
不同于前一次有城郭凭借，周军行营在外，空气中毒有全军覆灭之险。小说描写痘毒对周营的攻击十分详细，包括病症、发病过程、传染病引发的系列影响等，小说写道：“三军人人发热，众将个个不宁。子牙在军中也自发热，武王在后殿自觉身疼，六十万人马，俱是如此。三日后，一概门人众将，浑身上下俱长出颗粒，莫能动履，营中烟火断绝……只见过了五六日，子牙浑身上下，俱是黑的。”[2]653
小说用了不少篇幅描写痘毒病症，且具体说明了三日、五六日观察期内病人身体的变化。可见第二次传染病叙事，虽不免情节单调，故事重复，但作者并不完全为了凑足回数，而是力图将瘟病、痘毒这两种古代致死率最高的传染病化入人、神、仙的战争中，并基于对自然的敬畏，以人类最终必将战胜传染病作为结局。
二、传染病叙事中的佛道交融
两次传染病在战争中的使用都与道家的八卦和五行有关，必须有东西南北中、青黄赤白黑、金木水火土的同时作用才能发出瘟毒、痘毒。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天干，运化于五行，正是甲乙东方木，丙丁南方火，壬癸北方水，戊己中央土，庚辛西方金，分别形容瘟部的四个行瘟使者。吕岳属戊己中央土，以中央之位被敕封为主张瘟?昊天大帝之职，率领瘟部。余德在施放痘毒时，曾两处提到五色，一是取出五个类似手帕的物件铺在地上;二是患病之人身上俱是痘印，痘形按五方（实际上以五色代表五方）分布。
《孙子》中说道：“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3]76五色，谓青、黄、赤、白、黑也，古代以此五色为主要之色，也称之为中华五色。
可见，作者在以道教为全书主体思想的统领时，巧妙地融合阴阳五行思想和天人合一等学说，并加入古代医药学成果，作为武王伐纣这一叙事主情节的推进剂。解决传染病，渡过重大灾祸也成为武王是当世德君，应运伐纣的有力说法。
两次瘟疫的解决，都得益于杨戬從神农处取得的三粒丹药。此三粒丹药用处各有不同，说明作者笔下的治病救人还需有仪式，地位尊卑不同所服用药物也不同。 如第八十一回所说：“此丹一粒可救武王，一粒可救子牙，一粒用水化开，只在军前四处洒过，此毒气自然消灭。”[2]654武王讨伐无道、继天圣君;姜子牙飞熊入梦、西岐栋梁，此二人各吃一粒丹药，剩下一粒由一众军民服用。在小说中，实际上无论怎样分药都能使西岐军民化险为夷，但这种治病还划分王相百姓等级之说，实是道教与封建等级制度融合的体现。在道教发展历程中，为取得统治者的扶持和信任，往往要做出倾向于保护君王利益的决定和精神宣扬，这便是小说之所以安排“三粒丹药”的缘故。然而，道教属于中国民间兴起的宗教，其发展根基不可能离开百姓的支持，在服务于君王和维护民间信仰这对矛盾下，道教开始在佛教内部寻求解决方法。
小说中，第三粒拯救整个西岐城和军营的丹药皆是用水化开，并用“杨枝”细洒完成。杨枝是佛教南无观世音菩萨救济病苦，普度一切众生的圣物。使用杨枝净水，可以“免离怖畏刀杖毒害及与疾病，令得无患。”[4]172佛教音乐中有一首《杨枝净水赞》：“杨枝净水，遍洒三千。性空八德利人天，福寿广增延，灭罪消愆，火焰化红莲。南无清凉地菩萨摩呵萨。”[5]69
小说中安排了具有等级差异的“三粒丹药”救不同人的情节，最后却以杨枝四洒解药，不分高低贵贱，普救众生，且授人以渔，将柴胡和升麻两类草药传于人间。
可见小说中佛道思想的相融，既包括道佛的对战斗法、道佛经典意象在诗词中的共现，还有化入在叙事细节中的各类器物和情境。
这种道佛思想在小说中的融合如盐入水，自然地将两种实质和立足点完全不同的思想恰当地在小说叙事中呈现出来，如道教思想讲求遵守严格的封建君主制度，尊卑有序，而佛教思想则是众生平等，无高低贵贱之分，这两种思想要在小说叙事中同时呈现，又不能相互冲突矛盾使叙事无法进行。作者以道教思想为主，用佛教内涵进行补充，则可以做到故事细节的相对完善，值得不同思想拥护者的推敲和延伸解析。
三、主要人物在两次瘟疫中的表现
在瘟疫叙事中，特别是人祸引起的灾祸中，人物的行为、语言决定着疫情的发展和控制。《封神演义》中的瘟疫战中出现的西岐方面主要人物是周武王、姜子牙、杨戬。逐一比较三人在瘟疫描写中的表现，详细分析武王的仁德软弱、姜子牙的疏于防控、杨戬的力挽狂澜，有利于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探讨小说的叙事手法。
（一）周武王
对抗瘟疫，武王唯一的作用似乎只有洪福齐天，自有天佑。仁德是武王伐纣的武器，反面则是懦弱。武王这一人物在两次瘟疫中的表现有以下两个特征：仁德爱民、凡人肉胎;保守软弱、对姜子牙依赖性强。
小说中武王的保守软弱体现在面对第二次瘟疫来袭前的怯懦和打退堂鼓。当听闻瘟?阵艰险恶毒，无计可破时，武王如此说道：“闻相父破阵，孤心不安，往往争执，致多苦恼，孤想不若回军，各安疆界，以乐民生，何必如此？”[2]641
仁慈恻隐的反面是懦弱。在第六十七回《姜子牙金台拜将》时就对出兵伐纣有很深的顾虑，曾与姜子牙有过一场并不愉快的辩论。
武王认为出兵讨伐有违先王遗言，谓之不孝;纣王虽无道，但是臣伐君，谓之不忠，于是提出共守臣节，坐守本土，等纣王自己改过迁善，这样便可以保为臣之礼，守先王之命。可见，武王是一位天真烂漫的仁德君王，而这一形容词并非君主人物的褒义词。这种人物性格决定了武王圣主在两次瘟疫战中，在保护西岐城民和伐纣大军的过程中毫无作为，面对瘟疫，需要的是当机立断，令行禁止，而非怯懦逃避，动摇军心。
（二）姜子牙
姜子牙和武王一样，在两次瘟疫发生时的表现都是无所作为，既疏于防疫，又对疫情的扩散毫无对策，是等待被拯救的弱者形象。第二次瘟疫发生前，小说对姜子牙的描写是：“子牙大惊，忧容满面，双锁眉梢，正寻思无对。”[2]652此时正是瘟疫发生的前夕，伐纣大营中应该有所对策，作者在此时塑造出一个紧锁眉头，白须皓首，苦苦思索的老者形象，这很能勾动读者阅读兴趣。
然而，思虑良久却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则让人疑惑不解。在姜子牙金台拜将时，元始天尊曾指示一偈语“紧防达兆光先德。” [2]535这时便预言了两次最严重、最危险的传染病战役。即便已有预兆，姜子牙作为主帅还是未能做出预防和解决瘟疫的有效措施，可见在人物塑造上，作者并不打算将姜子牙打造成无所不能的一军统领，而是和武王一样，在阐、截两教的仙法邪术的斗争中周旋的凡人。
小说描写姜子牙初见瘟神吕岳时的表现是：“子牙见了吕岳如此形状，心下十分惧怕。杨戬见子牙怯战，忙将一金丸正打中吕岳肩背。”[2]456在这种对比描写下，杨戬和姜子牙的形象高低立现。作为主帅的姜子牙失了预防瘟疫的先机，也未能在瘟疫发生后及时防控，实在是失职。杨戬则用泰山崩于前而不乱的机智成功解决了两次危机，可见小说在塑造人物方面运用对比手法之娴熟。
（三）杨戬
在两次瘟疫战中，杨戬的表现可圈可点。作者通过两次几乎可以全歼西岐军民的战役突显了杨戬的聪敏与果敢，既有神机妙术，又伶牙俐齿、胸有谋略。
在两次瘟疫来袭时，满城和全军仅哪吒和杨戬免受灾祸。小说两次的描写如下：“哪吒乃莲花化身，杨戬有元功变化”[2]456“止得哪吒乃莲花化身，不逢此厄，杨戬知道余德是左道之人，故此夜间不在营中，各自运度，因此不曾使染” [2]653。
当小说描写姜子牙忧虑踌躇，思索无对时，杨戬已有先见之明，早做出预防躲避。这说明杨戬善审时应变，胸有谋略。当第一次瘟疫席卷西岐城，城内无人守城应战时，哪吒的表现是“着慌”，而杨戬则安慰道：“‘不要忙，吾自有退兵之策。’杨戬连忙把土和草抓了两把，往空中一洒，喝声‘疾！’西岐城上尽是彪躯大汉，往来跃武。”[2]457土草化兵，抵御一时，却给一郡众生争取到了求生时间，这种临机应变，稳住大局的形象非哪吒所属，自然由杨戬担任。
小说中两次瘟疫战爆发，最终都是由杨戬向神农求药，最终才拯救苍生。
在杨戬第二次到火云洞求药的叙事描写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杨戬得到神农所赐丹药后有四个连续的动作，分别是：“跪而启曰”、“杨戬又问曰”“杨戬又启曰”“杨戬又跪恳曰”，连续发问四句：“此药何用？”“此疾何名？”“倘此疾后日传染人间，将何药能治？”“此草何名？”[2]655。
这一追问被不嫌累赘地记述，叙事非由神农一次性解释完整，而是采取杨戬追问的方式，突显出思虑周全，心思缜密，心系黎民的战将形象。
引用《新刻钟伯敬先生批判封神演义》中一句批语：“瘟疫恶病也，瘟疫使者恶煞也。今人恶之更深，避之亦力。当时便自如此，无怪近日讳之。”[6]52由古到今，瘟疫影响人类甚巨。古代小说中大量的瘟疫叙事，体现出人们对瘟疫的悲痛历史记忆和情感关怀。在神魔小说中，详细地说明了瘟疫来自人祸，而非天降之灾。瘟疫使者形象是人们不断思考总结出的艺术化生成，对各路“瘟神”的塑造以及后世的烧香祈禳，也是古代人类在绝望和悲哀中做出的让步和自我麻痹。这种聪明而巧妙地把瘟疫拟人化的方式，不能单纯定义为落后迷信，而是人类努力自救，寻找伦理支撑和信仰依托的印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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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明）许仲琳著，李云翔，钟伯敬评，叶边瑟校点.封神演义[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
吴锦佩，女，广东省广州市暨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