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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是郭路生离开精神病福利院13年整，2002年4月之前，他在北京市昌平区的精神病福利院住了12年。自被文学史发掘出来后，郭路生便承载了“一代诗魂”“朦胧诗鼻祖”等盛誉。
在过去的日子里，郭路生曾对友人崔卫平说：“疯了倒好，疯了就能面对命运了。”
“疯了”意味着被抛弃，所有社会的属性被迫剥离，投入一个被严格管控的封闭空间。这个空间，一无所有，了无牵挂，郭路生唯以坦然面对的是赤裸裸的自身，和难以把握的命运。“痛苦对于诗人是一种财富，而诗歌是释放和治疗。我内心的痛苦变为诗了，我就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满足。”
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间，20岁开始郭路生获得了中国当代诗人罕见的殊荣：成千上万知青手抄他的代表作。但没有多少人知道作者是谁，作品却自由而悄然地在这片土地蔓延。1979年，他以“食指”为自己的所有作品署名。
2002年4月，郭路生离开呆了12年之久的福利院，现在他生活平和、和妻子感情稳定，不再痛苦。
之后这十二三年，郭路生清晰地感知到自己诗人的敏感正在减弱，但珍惜、也热爱眼前平淡的日常生活。只是没有了痛苦这笔财富，他面临灵感枯竭的危机。
郭路生不知道这是不是自己创作生涯的一个逗号，或者时间将证明这是创作的终止符。
但他知道，自己的诗歌创作从未断裂。
出院后13年的创作中，郭路生愿意展示给读者的是《给寒乐四首》。
翟寒乐是郭路生生命的转折点，2002年，她将郭路生接出福利院，二人结为夫妇。郭路生用出院之后看到的一棵巴西木形容自己的心情，“粗壮饱经沧桑的一截树干上长出充满生机的绿芽，一看就让人感慨万千。”郭路生的发小杨益平向《中国新闻周刊》感叹，“他要是没找到寒乐，说不准现在都不在了。老郭没有自理能力，喝酒抽烟生活没规律，犯病的时候就送医院去，那么一折腾，对他身体健康没好处的。”
2002年郭路生写作了《冬日的阳光》，4年后又写了一首《家》。这两首诗他给不少朋友都读过，内容都是对日常生活细节的享受，传达自在内心的喜悦和珍惜。
90年代后期，郭路生从福利院回到北京百万庄的家中小住。摄影/杨益平
郭路生开始在平静的日常中品咂生活的滋味，他称，“这是中国人欣赏艺术特别高级的感觉‘韵味’。”夫妇二人住在北京西北郊，临着稻香湖湿地，靠两人不高的退休金为生。他们在屋外种了大豆、葫芦、向日葵等，还养着两只白色的小京巴。跟过去只在诗作上署日期不同，食指现在诗作的末尾，有时候落款“于上庄家中”或者“于西玉河小树林”。
《给寒乐四首》的另外两首完成于2013年和2014年，出现了“恶从来是呼啸着，被人啧啧称奇”“请不要将我的善良当软弱可欺”（《寒风中的鸟窝》）、“窗外的一阵寒风从心头吹过……”“说不清道不明的堵在咽喉眼睛酸酸的，心中惨惨的”（《命运的平衡木 我的独木桥》）这样色调偏冷的诗句，郭路生说这就是他自己近几年与近几十年的“活生生的”经历。几位与郭路生相交多年的朋友都不大能理解这两首所想表达的，郭路生的近况，他们都了解不多了。朋友们以为，郭路生近几年的创作，依然是温暖和安稳的。
“这13年的创作主要是记录了生活的轨迹，心态是逐渐的放松、平和。”郭路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将诗人的两个特点归为“敏感”和“痕迹”，因为敏感感受到的痕迹多了，累积在心里，要表达出来。“对于命运和现实中的问题，我总是努力做出回答。但我的诗更多的是有关个人的感情。”近两年来，郭路生每年只有一首诗的创作量。
诗人的敏感正在减弱，但郭路生更愿意此刻自己不再是无牵无挂，独自面对命运的世界。生活步入常态，自在而平静，更多的是自我思考。没有风吹来，感情的大河也少起波纹。
如今翟寒乐替他谢绝了大部分外界的拜访，包括一些食指的旧友，所有的采访都通过她来转述。
今年年初，一场“中国当代诗歌手迹拍卖会”引起了她的愤怒，她曾明确告诉拍卖公司不参与此次拍卖，郭路生的手稿《相信未来》却依然在现场拍卖出9万元。虽然拍卖公司此举并无不妥，但翟寒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的感受：“这家拍卖公司对我们很不尊重，很伤害。”对这种伤害的应激反应之一，是翟寒乐代食指表态，“从今以后老郭再也不会给向他索要诗稿的人写一个字了。”
对翟寒乐来说，最重要的事是他们的生活“不被干扰，平静的生活”。翟寒乐喜欢食指的诗歌，军医出身的她对郭路生日常起居照顾妥帖细致，给了郭路生一个绝对安静的修养环境，也基本控制了郭路生与外界的联系，一切都“寒乐同意才可以”。
当年的“朦胧派”诗人群体中，仍坚持写诗并能保持长久影响力的为数不多。“朦胧派”是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中国出现的一个重要诗人群体，除郭路生外，还有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王小妮、芒克、多多等人，使中国的新诗传统在滞缓几十年后回到正常轨道。北岛、舒婷、王小妮近年来写文章不写诗;芒克为谋生改当画家。
郭路生是少有的仍能保持纯洁心境、专注于诗歌创作的诗人之一。老朋友们都熟悉他，见面先问“你最近写了什么？”偶尔调侃一句“别写诗了，你写散文得了。”郭路生笑哈哈，却要用力摇摇头，“散文有什么意思啊！”
他给朋友们去电话，像老人家嘱咐年轻人一样，“注意身体啊，要写啊，要写诗啊！”只比郭路生小两岁的芒克觉得他挺逗，“老一拨人的人品都挺不错的，特别关心别人。”
郭路生是真正的少年成名。 17岁写诗，18岁完成代表作，20岁迎来创作的黄金年。
1968年，20岁的郭路生获得了中国当代诗人罕见的殊荣：成千上万知青手抄《相信未来》《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海洋三部曲》。其中绝大多数人并非出自对诗歌的特殊兴趣。
每一个经历过与家人在车站分别，之后被火车送走的知青，都反复诵读过他的诗：“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或者依靠着“我依然固执着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诗句（《相信未来》）度过没有明天的日子。
没有多少人知道手抄诗的作者。这绝不同于今日的“诗人”。
1990年郭路生开始在北京第三福利院接受治疗。摄影/江小鱼
直至1979年初，北岛、芒克主编地下文学刊物《今天》第二期出版，郭路生第一次以“食指”这个笔名为自己已被广为流传的作品署名，“别人在背后的指指点点绝损伤不了一个人格健全的诗人，故名食指。”
70年代末80年代初，知青生活陆续结束，地下文学刊物《今天》停刊，新诗诗人也逐渐涌现，直至80年代初新诗繁荣，大多数读者不再需要郭路生的诗了。而这段时间的郭路生，正式刊发的作品少，也不曾参与有无数读者追捧的公开活动。因为“有病”，《今天》每周的作者会议，他也一次都没有被邀请参加过。日后人们说起这段岁月，用“被掩埋”来形容郭路生，诗人多多写了一篇《被埋葬的中国诗人》。
又一个十年之后，文学史记起了郭路生，曾经是诗歌圈边缘的朦胧诗研究者逐渐成为了圈中主流，他们需要回答一代人的诗歌精神。
上世纪90年代初，文学评论者、郭路生的好友林莽与其他诗人一起提出“让食指浮出水面”的呼吁，使正在福利院的“地下”诗人郭路生，带着一种被时代和历史赋予的责任进入主流诗坛的视野。他被北岛、多多、芒克追认为他们那一代70年代“写新诗的第一人”，崔卫平、廖亦武、林莽、杨健等评论家撰文严肃讨论这一现象。默默无闻的诗人食指，在很短时间内又以“重要诗人”的身份步入大众视野，被赋予“朦胧诗”“文革中新诗”的“先驱者”和“一个小小的传统”的显赫地位。
1993年，在福利院之外，一场通过口耳相传的《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新书发布在北海文采阁举行，90平方米的空间里涌进了近两百人。一场关于新书的介绍演变成了知青们向郭路生的致敬，现场充满了说着说着就哭起来的女知青，还有强调自己常读常新的男知青。
林莽、刘福春主编《诗探索金库·食指卷》时，已有少数的诗稿遗落，是凭着知青李恒久的背诵才寻回，他曾在狱中日夜背诵郭路生的诗歌。林莽将郭路生推向了大众媒体，他也终于开始获得官方话语体系的认可，同时得到无数终于获知他姓名的知青纷沓而至的致敬。
1998年，诗集出版，他和刘福春在甘家口大厦为郭路生办了一次签售。如今回想起签售的场面，他们两人依然很激动，“全满了。”郭路生也傻了，签了六七个小时，来者大多数是已到中年的知青。二十元的一本书，有人拿着一千元塞到食指口袋，也不断有人上前给郭路生献花。这本诗集卖得的近三万元，林莽和刘福春全部给了郭路生。
大众和媒体在追逐着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精神病人可以写出这样的诗歌？也将知青一代的情感寄托在了他身上。在林莽看来，“一代人为一代人写作，他把我们那一代人的东西确实写到了位，确实有历史价值。食指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芒克更是说，“诗可千万不能对不起食指啊！”就怕他的诗歌写了没人知。食指说，诗的命运由时代决定。到这时，时代大概也对得起郭路生了。
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中断了七年的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授予郭路生。如今，对于新千年后入学的中学生而言，“食指”这个名字并不陌生，《相信未来》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作入选中学课本。
这些头衔为郭路生带来了更多的媒体关注和拜访者，对他而言，仅此而已。“夸张点说，都像‘朝圣’一样，总要去看看食指。”文学评论家唐晓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郭路生一生都被美好和自由所吸引，敏感和善良的天性捕捉到所有细微处，也放大了这一切。
但当美好的东西被彻底打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并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力量时，绝望和恐惧，把郭路生推向了一个新世界。
1967年“破四旧”，家中烧了郭路生所有的书，只有一套《约翰·克里斯朵夫》因为放在床下得以保留，当晚郭路生砸坏了家里所有的灯泡。
次年，因为被怀疑是反革命，在小道消息频传的日子里，郭路生一杯接一杯的喝酒。他喝到酩酊大醉，躺在地板上起不来。但一句牢骚的话都没有，而是不停哽咽说：“毛主席，我热爱你，我就是死了也要歌颂你。”
年轻的郭路生英俊、自信，又期待着未来，他隐约感受到自己或许表达了一代人的声音。1968年初，红卫兵运动受挫，郭路生在诗作《鱼儿三部曲》里写到“冷漠的冰层里鱼儿顺水漂去，听不到一声鱼儿痛苦的叹息。”
1971年，他在济宁入伍，做了文书。朋友们事后分析，可能是在部队的生活与他心中理想发生冲突，也可能是恋爱受挫。1973年2月退伍后，他郁郁寡欢，同年，郭路生被北医三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25岁生日刚过没几天，郭路生第一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开始承受因为病痛带来的重压。第一次，郭路生失去了选择的权利，也失去了自由。
第二年出院后，郭路生因在火车站被偷，寻亲友不着，再次发病，他夜宿车站，乞食度日二十余天。之后，他数次出院又入院。 1990年，郭路生再次入院，因属“三无人员”，他被家人送进北京市昌平区的精神病福利院。福利院是个严格管制并且物质贫乏的空间，郭路生觉得自己看到了太多野蛮和自私。病房里，病友间争抢私人物品，或者突如其来地对他攻击，“有一天我正在打水洗脸，他照着我的后脑勺给了我一棒子”。
郭路生不喜欢病友们的邋遢，他主动承担下福利院内的清洁工作。每天擦两遍楼道，洗三次碗，在没有消毒碗筷的时候一天洗六次碗。这些都结束之后，他被允许去男护士那里点一支烟，并获得了一小段独处时间作为奖励。
郭路生好抽烟，如果不被其他病人抢走，他手上会有几包亲友送来的廉价烟，但福利院不允许病人有打火机。每次点烟后，就像传承革命的星星之火，手上的烟不敢灭，一根点着下一根，一根接一根抽下去，直至无烟可点。郭路生会用这一小段时间来写诗，想起几个词儿，就记到本子上。
张爽为郭路生所画的肖像画：《2002 年，离开福利院》。
在福利院，郭路生喜欢在晚上思考和写作，病友睡觉了，他也觉得清净。“一杯茶，考虑点事，写点东西。”有时候他也会朗诵给病友们听，他们似懂非懂，没有褒扬也没有不满，“他们文化层次比较低，最高就小学生，再就是文盲。”
1997年《诗探索金库·食指卷》出版半年后，郭路生曾和林莽、刘福春一同回老家山东参加了一些活动。在归京前最后一晚，郭路生迟迟不肯离开茶餐厅的聚会。“福春，我明天就要回精神病院了。”刘福春摇摇头，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那样一个环境对他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他也清楚地知道，明天就要回精神病院了。”
在福利院时，郭路生最多曾一年内写出11首诗，其中一句是这样“年年如此，日月如梭/远离名利也远离污浊/就这样在荒凉僻静的一角/我写我心中想唱的歌。”
郭路生自在了，唯有自己在。他写道，“我不求酒色财气，很多东西，我放下了。”他有个一个自己的王国，独自思索，当自己的国王。
“疯了倒好了，疯了就能面对命运了。”从年轻起，郭路生偏爱写命运的诗，“很多人喜欢普希金，我却格外喜欢莱蒙托夫，他的诗直面命运，只是活得太短。”
疯了，他写出来的诗，直面命运。
青年郭路生写诗，是面对外在的东西，寄托外在的东西抒发自己的感情，他也曾写过革命诗。疯了以后，他完全被周围抛弃了，只能独自直面命运。郭路生的诗歌创作不再仅仅是记录一刹那情感的抒情，从“纯净”变成“浑浊”。诗歌渐渐离开以前支撑他的社会道义、理想，而代之以对自我的关注。
“命运的跌宕，能引起诗歌比较大的变化。”郭路生深知痛苦是诗歌产生的源泉。“疯了”，关于未来的规划和想象便再无实现的可能，“这就是万念俱灰，更不要说别人背后的指指点点和冷嘲热讽了。只有忍着委屈，听命运的摆布。”
好友鄂复明曾经去拜访过食指的主治医生，医生明确告诉他，食指所服用的药物会软化脑蛋白，这些药物能让病人的脑力和生命力一点点降低，“最多活15年”。
鄂复明曾亲眼看见，郭路生的病友们在产生药物依赖后，多么期待吃药时间到来，大把的药片发到手，他们就一股脑地赶紧吃下去，然后表现出明显的心满意足，或者说是安全感。
但在他看来，郭路生属于“生命极其顽强”的病人，他的大脑和身体没有全部被毁掉还能清晰地思考复杂问题，还能有大量准确的记忆，“简直奇迹”。
在曾经是非颠倒的年代里，郭路生表现了一种罕见的忠直——对诗歌的忠直。“这是一种在被摧残年代里，可以战胜环境的光明和勇气。”文化学者崔卫平认为。
和多数新诗诗人不同，郭路生重视对诗歌节奏韵律的探索。“在任何情况下，他从来不敢忘怀诗歌形式的要求，始终不逾出诗歌作为一门艺术所允许的限度。即使生活本身是混乱的、分裂的，诗歌也要创造出和谐的形式，将那些原来是刺耳的、凶猛的东西制服;即使生活本身是扭曲的、晦涩的，诗歌也要提供坚固优美的秩序，使人们苦闷压抑的精神得到支撑和依托;即使生活本身是丑恶的、痛苦的，诗歌最终仍将是美的，给人以美感和向上的力量的。”崔卫平说。
这之后五十多年，无论在哪里，郭路生跟朋友聊天的话几乎都是诗歌，每到此时，他健谈，思路也清晰;若是聊些别的，说着说着，郭路生就憋不住了，“我给你们朗诵首诗吧。”这一定是他最近写的诗，他的声音沙哑低沉，恰到好处把握住诗歌的韵律，除了假牙有点漏风，别的挑不出毛病。有时候郭路生克制不住自己，就一首接一首地朗诵下去。大家都知道他和诗歌圈子里的其他人不一样，他很单纯，也很痴迷。“他特别认真，很可爱，他特别认真地给你背诵他的诗，问你们怎么样。”芒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郭路生也是诸多诗人和文评家见过的唯一一个能够把自己诗歌全部背诵下来的人。“新诗不比古体诗，长短句层次，又长，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记得一个思想感情。”诗人林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种朗诵，有时候并不是要让别人听，而是在急迫地热切地用眼睛、大手和全身心表达。他疯狂的眼神和富有表情的一双大手，强大的情感力量曾令身旁的观者感到窒息。
大部分去拜访郭路生的友人都不大感觉他有异于常人之处，除了有时郭路生兴奋起来，会讲述一些听起来煞有其事的故事，“那都是臆想”。这些故事往往与他的过去有关，受文革影响。他曾告诉画家张爽，墙面的背后，有一台巨大的机器在监视他，这种强大的心理暗示下，逼得张爽用尽全力，四处寻找准确表达的方式，在9年后，他画完了郭路生画像《2002年，离开福利院》。
张爽形容出院两年后的郭路生“看上去几乎恢复了青春，他没有吃过很多精神药物的木讷，眼睛明亮得如同星星。”
他会拿出三种茶给朋友喝，然后很得意地告诉他们，他会去菜场买菜了，并且知道什么时候买菜最便宜，就是快到中午菜场快要散了时。他去买菜，然后回来在街道跟老头老太聊聊天，感觉特别好。
还在福利院时，朋友来探望郭路生的真实目的都为了给他改善伙食。经济拮据的朋友点完菜后不动筷子，所有的菜都留给郭路生。有时候郭路生能惊到朋友，“食欲太好了。”芒克说。福利院维持着最低生活标准，90年代末的生活费是160元/月，郭路生曾告诉芒克，在福利院给表现最好的病人最高的奖励是加半个馒头，“谁要是能吃上这半个馒头甭提有多乐了！”芒克说。
出院后的郭路生不再饥饿，“现在喝茶抽烟那么自由，高兴时还能喝点酒，水果、点心不断，有充分的时间自由思考，共产主义又怎么样呢？莫过如此吧！”对于生活，他有一种知足的感恩。
郭路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福利院或者医院外生活这么久。朋友记忆中的他，永远如同一个停留在旧时代的人，穿着蓝黑的褂子或者白色的汗衫，无法适应新变化，也不知道新事物。
出院后，郭路生曾用“生动”来形容中国，他说，他正在观察当下的中国，看书读报，“现在觉得有变化，但还说不准。”因为精神状况，郭路生依然和外界保持距离，2008年，他们婉拒了《今天》30周年的活动。当时的老编辑想上门给他送一本纪念册，郭路生对他说，“别来，你来之前我三天睡不着觉，你走之后我三天睡不着觉。”
杨益平和郭路生一起在北京西城的百万庄一个院落长大，那是一个隶属国务院的大院，谷牧也住在里面。特殊的家庭背景，帮助身处百万庄的家庭更容易接触到“黄皮书”“灰皮书”这样的内部读物。百万庄只出了一个出名诗人，“郭路生跟一般百万庄的子弟不一样，我们父母都是当兵打下来的，我们都糙，他不糙，他文气。”杨益平反复表达，“老郭这才华是天生的，没得选，要有的选，谁去当诗人啊。”
食指也说这不是自己选的，是“寻诗争似诗寻我”。
在过去的日子里，郭路生曾对友人崔卫平说：“疯了倒好，疯了就能面对命运了。”
“疯了”意味着被抛弃，所有社会的属性被迫剥离，投入一个被严格管控的封闭空间。这个空间，一无所有，了无牵挂，郭路生唯以坦然面对的是赤裸裸的自身，和难以把握的命运。“痛苦对于诗人是一种财富，而诗歌是释放和治疗。我内心的痛苦变为诗了，我就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满足。”
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间，20岁开始郭路生获得了中国当代诗人罕见的殊荣：成千上万知青手抄他的代表作。但没有多少人知道作者是谁，作品却自由而悄然地在这片土地蔓延。1979年，他以“食指”为自己的所有作品署名。
2002年4月，郭路生离开呆了12年之久的福利院，现在他生活平和、和妻子感情稳定，不再痛苦。
之后这十二三年，郭路生清晰地感知到自己诗人的敏感正在减弱，但珍惜、也热爱眼前平淡的日常生活。只是没有了痛苦这笔财富，他面临灵感枯竭的危机。
郭路生不知道这是不是自己创作生涯的一个逗号，或者时间将证明这是创作的终止符。
但他知道，自己的诗歌创作从未断裂。
“不被干扰的平静生活”
出院后13年的创作中，郭路生愿意展示给读者的是《给寒乐四首》。
翟寒乐是郭路生生命的转折点，2002年，她将郭路生接出福利院，二人结为夫妇。郭路生用出院之后看到的一棵巴西木形容自己的心情，“粗壮饱经沧桑的一截树干上长出充满生机的绿芽，一看就让人感慨万千。”郭路生的发小杨益平向《中国新闻周刊》感叹，“他要是没找到寒乐，说不准现在都不在了。老郭没有自理能力，喝酒抽烟生活没规律，犯病的时候就送医院去，那么一折腾，对他身体健康没好处的。”
2002年郭路生写作了《冬日的阳光》，4年后又写了一首《家》。这两首诗他给不少朋友都读过，内容都是对日常生活细节的享受，传达自在内心的喜悦和珍惜。
郭路生开始在平静的日常中品咂生活的滋味，他称，“这是中国人欣赏艺术特别高级的感觉‘韵味’。”夫妇二人住在北京西北郊，临着稻香湖湿地，靠两人不高的退休金为生。他们在屋外种了大豆、葫芦、向日葵等，还养着两只白色的小京巴。跟过去只在诗作上署日期不同，食指现在诗作的末尾，有时候落款“于上庄家中”或者“于西玉河小树林”。
《给寒乐四首》的另外两首完成于2013年和2014年，出现了“恶从来是呼啸着，被人啧啧称奇”“请不要将我的善良当软弱可欺”（《寒风中的鸟窝》）、“窗外的一阵寒风从心头吹过……”“说不清道不明的堵在咽喉眼睛酸酸的，心中惨惨的”（《命运的平衡木 我的独木桥》）这样色调偏冷的诗句，郭路生说这就是他自己近几年与近几十年的“活生生的”经历。几位与郭路生相交多年的朋友都不大能理解这两首所想表达的，郭路生的近况，他们都了解不多了。朋友们以为，郭路生近几年的创作，依然是温暖和安稳的。
“这13年的创作主要是记录了生活的轨迹，心态是逐渐的放松、平和。”郭路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将诗人的两个特点归为“敏感”和“痕迹”，因为敏感感受到的痕迹多了，累积在心里，要表达出来。“对于命运和现实中的问题，我总是努力做出回答。但我的诗更多的是有关个人的感情。”近两年来，郭路生每年只有一首诗的创作量。
诗人的敏感正在减弱，但郭路生更愿意此刻自己不再是无牵无挂，独自面对命运的世界。生活步入常态，自在而平静，更多的是自我思考。没有风吹来，感情的大河也少起波纹。
如今翟寒乐替他谢绝了大部分外界的拜访，包括一些食指的旧友，所有的采访都通过她来转述。
今年年初，一场“中国当代诗歌手迹拍卖会”引起了她的愤怒，她曾明确告诉拍卖公司不参与此次拍卖，郭路生的手稿《相信未来》却依然在现场拍卖出9万元。虽然拍卖公司此举并无不妥，但翟寒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的感受：“这家拍卖公司对我们很不尊重，很伤害。”对这种伤害的应激反应之一，是翟寒乐代食指表态，“从今以后老郭再也不会给向他索要诗稿的人写一个字了。”
对翟寒乐来说，最重要的事是他们的生活“不被干扰，平静的生活”。翟寒乐喜欢食指的诗歌，军医出身的她对郭路生日常起居照顾妥帖细致，给了郭路生一个绝对安静的修养环境，也基本控制了郭路生与外界的联系，一切都“寒乐同意才可以”。
当年的“朦胧派”诗人群体中，仍坚持写诗并能保持长久影响力的为数不多。“朦胧派”是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中国出现的一个重要诗人群体，除郭路生外，还有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王小妮、芒克、多多等人，使中国的新诗传统在滞缓几十年后回到正常轨道。北岛、舒婷、王小妮近年来写文章不写诗;芒克为谋生改当画家。
郭路生是少有的仍能保持纯洁心境、专注于诗歌创作的诗人之一。老朋友们都熟悉他，见面先问“你最近写了什么？”偶尔调侃一句“别写诗了，你写散文得了。”郭路生笑哈哈，却要用力摇摇头，“散文有什么意思啊！”
他给朋友们去电话，像老人家嘱咐年轻人一样，“注意身体啊，要写啊，要写诗啊！”只比郭路生小两岁的芒克觉得他挺逗，“老一拨人的人品都挺不错的，特别关心别人。”
时代大概也对得起郭路生了
郭路生是真正的少年成名。 17岁写诗，18岁完成代表作，20岁迎来创作的黄金年。
1968年，20岁的郭路生获得了中国当代诗人罕见的殊荣：成千上万知青手抄《相信未来》《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海洋三部曲》。其中绝大多数人并非出自对诗歌的特殊兴趣。
每一个经历过与家人在车站分别，之后被火车送走的知青，都反复诵读过他的诗：“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或者依靠着“我依然固执着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诗句（《相信未来》）度过没有明天的日子。
没有多少人知道手抄诗的作者。这绝不同于今日的“诗人”。
直至1979年初，北岛、芒克主编地下文学刊物《今天》第二期出版，郭路生第一次以“食指”这个笔名为自己已被广为流传的作品署名，“别人在背后的指指点点绝损伤不了一个人格健全的诗人，故名食指。”
70年代末80年代初，知青生活陆续结束，地下文学刊物《今天》停刊，新诗诗人也逐渐涌现，直至80年代初新诗繁荣，大多数读者不再需要郭路生的诗了。而这段时间的郭路生，正式刊发的作品少，也不曾参与有无数读者追捧的公开活动。因为“有病”，《今天》每周的作者会议，他也一次都没有被邀请参加过。日后人们说起这段岁月，用“被掩埋”来形容郭路生，诗人多多写了一篇《被埋葬的中国诗人》。
又一个十年之后，文学史记起了郭路生，曾经是诗歌圈边缘的朦胧诗研究者逐渐成为了圈中主流，他们需要回答一代人的诗歌精神。
上世纪90年代初，文学评论者、郭路生的好友林莽与其他诗人一起提出“让食指浮出水面”的呼吁，使正在福利院的“地下”诗人郭路生，带着一种被时代和历史赋予的责任进入主流诗坛的视野。他被北岛、多多、芒克追认为他们那一代70年代“写新诗的第一人”，崔卫平、廖亦武、林莽、杨健等评论家撰文严肃讨论这一现象。默默无闻的诗人食指，在很短时间内又以“重要诗人”的身份步入大众视野，被赋予“朦胧诗”“文革中新诗”的“先驱者”和“一个小小的传统”的显赫地位。
1993年，在福利院之外，一场通过口耳相传的《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新书发布在北海文采阁举行，90平方米的空间里涌进了近两百人。一场关于新书的介绍演变成了知青们向郭路生的致敬，现场充满了说着说着就哭起来的女知青，还有强调自己常读常新的男知青。
林莽、刘福春主编《诗探索金库·食指卷》时，已有少数的诗稿遗落，是凭着知青李恒久的背诵才寻回，他曾在狱中日夜背诵郭路生的诗歌。林莽将郭路生推向了大众媒体，他也终于开始获得官方话语体系的认可，同时得到无数终于获知他姓名的知青纷沓而至的致敬。
1998年，诗集出版，他和刘福春在甘家口大厦为郭路生办了一次签售。如今回想起签售的场面，他们两人依然很激动，“全满了。”郭路生也傻了，签了六七个小时，来者大多数是已到中年的知青。二十元的一本书，有人拿着一千元塞到食指口袋，也不断有人上前给郭路生献花。这本诗集卖得的近三万元，林莽和刘福春全部给了郭路生。
大众和媒体在追逐着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精神病人可以写出这样的诗歌？也将知青一代的情感寄托在了他身上。在林莽看来，“一代人为一代人写作，他把我们那一代人的东西确实写到了位，确实有历史价值。食指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芒克更是说，“诗可千万不能对不起食指啊！”就怕他的诗歌写了没人知。食指说，诗的命运由时代决定。到这时，时代大概也对得起郭路生了。
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中断了七年的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授予郭路生。如今，对于新千年后入学的中学生而言，“食指”这个名字并不陌生，《相信未来》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作入选中学课本。
这些头衔为郭路生带来了更多的媒体关注和拜访者，对他而言，仅此而已。“夸张点说，都像‘朝圣’一样，总要去看看食指。”文学评论家唐晓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疯了，就可以面对命运了
郭路生一生都被美好和自由所吸引，敏感和善良的天性捕捉到所有细微处，也放大了这一切。
但当美好的东西被彻底打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并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力量时，绝望和恐惧，把郭路生推向了一个新世界。
1967年“破四旧”，家中烧了郭路生所有的书，只有一套《约翰·克里斯朵夫》因为放在床下得以保留，当晚郭路生砸坏了家里所有的灯泡。
次年，因为被怀疑是反革命，在小道消息频传的日子里，郭路生一杯接一杯的喝酒。他喝到酩酊大醉，躺在地板上起不来。但一句牢骚的话都没有，而是不停哽咽说：“毛主席，我热爱你，我就是死了也要歌颂你。”
年轻的郭路生英俊、自信，又期待着未来，他隐约感受到自己或许表达了一代人的声音。1968年初，红卫兵运动受挫，郭路生在诗作《鱼儿三部曲》里写到“冷漠的冰层里鱼儿顺水漂去，听不到一声鱼儿痛苦的叹息。”
1971年，他在济宁入伍，做了文书。朋友们事后分析，可能是在部队的生活与他心中理想发生冲突，也可能是恋爱受挫。1973年2月退伍后，他郁郁寡欢，同年，郭路生被北医三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25岁生日刚过没几天，郭路生第一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开始承受因为病痛带来的重压。第一次，郭路生失去了选择的权利，也失去了自由。
第二年出院后，郭路生因在火车站被偷，寻亲友不着，再次发病，他夜宿车站，乞食度日二十余天。之后，他数次出院又入院。 1990年，郭路生再次入院，因属“三无人员”，他被家人送进北京市昌平区的精神病福利院。福利院是个严格管制并且物质贫乏的空间，郭路生觉得自己看到了太多野蛮和自私。病房里，病友间争抢私人物品，或者突如其来地对他攻击，“有一天我正在打水洗脸，他照着我的后脑勺给了我一棒子”。
郭路生不喜欢病友们的邋遢，他主动承担下福利院内的清洁工作。每天擦两遍楼道，洗三次碗，在没有消毒碗筷的时候一天洗六次碗。这些都结束之后，他被允许去男护士那里点一支烟，并获得了一小段独处时间作为奖励。
郭路生好抽烟，如果不被其他病人抢走，他手上会有几包亲友送来的廉价烟，但福利院不允许病人有打火机。每次点烟后，就像传承革命的星星之火，手上的烟不敢灭，一根点着下一根，一根接一根抽下去，直至无烟可点。郭路生会用这一小段时间来写诗，想起几个词儿，就记到本子上。
在福利院，郭路生喜欢在晚上思考和写作，病友睡觉了，他也觉得清净。“一杯茶，考虑点事，写点东西。”有时候他也会朗诵给病友们听，他们似懂非懂，没有褒扬也没有不满，“他们文化层次比较低，最高就小学生，再就是文盲。”
1997年《诗探索金库·食指卷》出版半年后，郭路生曾和林莽、刘福春一同回老家山东参加了一些活动。在归京前最后一晚，郭路生迟迟不肯离开茶餐厅的聚会。“福春，我明天就要回精神病院了。”刘福春摇摇头，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那样一个环境对他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他也清楚地知道，明天就要回精神病院了。”
在福利院时，郭路生最多曾一年内写出11首诗，其中一句是这样“年年如此，日月如梭/远离名利也远离污浊/就这样在荒凉僻静的一角/我写我心中想唱的歌。”
郭路生自在了，唯有自己在。他写道，“我不求酒色财气，很多东西，我放下了。”他有个一个自己的王国，独自思索，当自己的国王。
“疯了倒好了，疯了就能面对命运了。”从年轻起，郭路生偏爱写命运的诗，“很多人喜欢普希金，我却格外喜欢莱蒙托夫，他的诗直面命运，只是活得太短。”
疯了，他写出来的诗，直面命运。
青年郭路生写诗，是面对外在的东西，寄托外在的东西抒发自己的感情，他也曾写过革命诗。疯了以后，他完全被周围抛弃了，只能独自直面命运。郭路生的诗歌创作不再仅仅是记录一刹那情感的抒情，从“纯净”变成“浑浊”。诗歌渐渐离开以前支撑他的社会道义、理想，而代之以对自我的关注。
“命运的跌宕，能引起诗歌比较大的变化。”郭路生深知痛苦是诗歌产生的源泉。“疯了”，关于未来的规划和想象便再无实现的可能，“这就是万念俱灰，更不要说别人背后的指指点点和冷嘲热讽了。只有忍着委屈，听命运的摆布。”
好友鄂复明曾经去拜访过食指的主治医生，医生明确告诉他，食指所服用的药物会软化脑蛋白，这些药物能让病人的脑力和生命力一点点降低，“最多活15年”。
鄂复明曾亲眼看见，郭路生的病友们在产生药物依赖后，多么期待吃药时间到来，大把的药片发到手，他们就一股脑地赶紧吃下去，然后表现出明显的心满意足，或者说是安全感。
但在他看来，郭路生属于“生命极其顽强”的病人，他的大脑和身体没有全部被毁掉还能清晰地思考复杂问题，还能有大量准确的记忆，“简直奇迹”。
寻诗似寻我
在曾经是非颠倒的年代里，郭路生表现了一种罕见的忠直——对诗歌的忠直。“这是一种在被摧残年代里，可以战胜环境的光明和勇气。”文化学者崔卫平认为。
和多数新诗诗人不同，郭路生重视对诗歌节奏韵律的探索。“在任何情况下，他从来不敢忘怀诗歌形式的要求，始终不逾出诗歌作为一门艺术所允许的限度。即使生活本身是混乱的、分裂的，诗歌也要创造出和谐的形式，将那些原来是刺耳的、凶猛的东西制服;即使生活本身是扭曲的、晦涩的，诗歌也要提供坚固优美的秩序，使人们苦闷压抑的精神得到支撑和依托;即使生活本身是丑恶的、痛苦的，诗歌最终仍将是美的，给人以美感和向上的力量的。”崔卫平说。
这之后五十多年，无论在哪里，郭路生跟朋友聊天的话几乎都是诗歌，每到此时，他健谈，思路也清晰;若是聊些别的，说着说着，郭路生就憋不住了，“我给你们朗诵首诗吧。”这一定是他最近写的诗，他的声音沙哑低沉，恰到好处把握住诗歌的韵律，除了假牙有点漏风，别的挑不出毛病。有时候郭路生克制不住自己，就一首接一首地朗诵下去。大家都知道他和诗歌圈子里的其他人不一样，他很单纯，也很痴迷。“他特别认真，很可爱，他特别认真地给你背诵他的诗，问你们怎么样。”芒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郭路生也是诸多诗人和文评家见过的唯一一个能够把自己诗歌全部背诵下来的人。“新诗不比古体诗，长短句层次，又长，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记得一个思想感情。”诗人林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种朗诵，有时候并不是要让别人听，而是在急迫地热切地用眼睛、大手和全身心表达。他疯狂的眼神和富有表情的一双大手，强大的情感力量曾令身旁的观者感到窒息。
大部分去拜访郭路生的友人都不大感觉他有异于常人之处，除了有时郭路生兴奋起来，会讲述一些听起来煞有其事的故事，“那都是臆想”。这些故事往往与他的过去有关，受文革影响。他曾告诉画家张爽，墙面的背后，有一台巨大的机器在监视他，这种强大的心理暗示下，逼得张爽用尽全力，四处寻找准确表达的方式，在9年后，他画完了郭路生画像《2002年，离开福利院》。
张爽形容出院两年后的郭路生“看上去几乎恢复了青春，他没有吃过很多精神药物的木讷，眼睛明亮得如同星星。”
他会拿出三种茶给朋友喝，然后很得意地告诉他们，他会去菜场买菜了，并且知道什么时候买菜最便宜，就是快到中午菜场快要散了时。他去买菜，然后回来在街道跟老头老太聊聊天，感觉特别好。
还在福利院时，朋友来探望郭路生的真实目的都为了给他改善伙食。经济拮据的朋友点完菜后不动筷子，所有的菜都留给郭路生。有时候郭路生能惊到朋友，“食欲太好了。”芒克说。福利院维持着最低生活标准，90年代末的生活费是160元/月，郭路生曾告诉芒克，在福利院给表现最好的病人最高的奖励是加半个馒头，“谁要是能吃上这半个馒头甭提有多乐了！”芒克说。
出院后的郭路生不再饥饿，“现在喝茶抽烟那么自由，高兴时还能喝点酒，水果、点心不断，有充分的时间自由思考，共产主义又怎么样呢？莫过如此吧！”对于生活，他有一种知足的感恩。
郭路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福利院或者医院外生活这么久。朋友记忆中的他，永远如同一个停留在旧时代的人，穿着蓝黑的褂子或者白色的汗衫，无法适应新变化，也不知道新事物。
出院后，郭路生曾用“生动”来形容中国，他说，他正在观察当下的中国，看书读报，“现在觉得有变化，但还说不准。”因为精神状况，郭路生依然和外界保持距离，2008年，他们婉拒了《今天》30周年的活动。当时的老编辑想上门给他送一本纪念册，郭路生对他说，“别来，你来之前我三天睡不着觉，你走之后我三天睡不着觉。”
杨益平和郭路生一起在北京西城的百万庄一个院落长大，那是一个隶属国务院的大院，谷牧也住在里面。特殊的家庭背景，帮助身处百万庄的家庭更容易接触到“黄皮书”“灰皮书”这样的内部读物。百万庄只出了一个出名诗人，“郭路生跟一般百万庄的子弟不一样，我们父母都是当兵打下来的，我们都糙，他不糙，他文气。”杨益平反复表达，“老郭这才华是天生的，没得选，要有的选，谁去当诗人啊。”
食指也说这不是自己选的，是“寻诗争似诗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