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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是中国近代史学的泰斗、伟大的教育家，被毛泽东誉为“国宝”；一位是蜚声文史界的书画大师、著名教育家，终身自谦为“副教授”。一对名师高徒，两代国学大师，陈垣与启功交往给人以温情，令人肃然起敬。
教书也是抗战
1923年起，陈垣开始在燕京大学任教，初为讲师，1927年升为教授。他同时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29年，因王国维、梁启超相继逝世，陈寅恪向清华大学推荐陈垣为国学研究院导师，陈垣以“不足继梁、王二先生之后”为词恳辞。其时陈垣已在辅仁大学任职。
抗战期间，辅仁大学是沦陷区北平的“孤岛”，成为不肯就职于伪大学（日伪利用原址继续开办的大学，被称伪大学，如“伪北大”）的学人的净土，一些志士也以辅仁大学为基地，秘密从事地下工作。辅仁大学虽未停办，但师生被日伪当局逮捕却是常有的，每一次陈垣都要亲自积极营救。
陈垣曾语重心长地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陈垣先生的这种品质，对启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有一次，他和几位知心的师生在辅仁三楼看书画展，偶在楼栏处往下望，只见日军趾高气扬走过。陈垣沉默不语，后来低吟“登临独恨非吾土，不为城关画角悲”，语毕眼含泪水，师生们将他扶下楼来。其实陈垣也不是没有考虑过离开古都，但是几千师生的期望，使他实在下不得狠心。1943年底，他的学生柴德赓有扶师南行的密谋。陈垣也同意南下，但被辅仁校务长雷冕神父察觉，长谈数晚，晓以利害，认为陈垣留在北平反而有利于辅仁，有利于师生。校长一走，辅仁难以为继，很快就会被日伪当局接收或关闭，几千师生顿失依靠，将难以就职和求学。最后雷冕竟大哭不走，真情挽留。陈垣百感交集，反复思考，终未成行。
就在这样的家国危难之中，陈垣闭门谢客，唯授课著书，以寄托他的民族气节与爱国情怀。这也是启功在纪念陈垣的文章中所说的：“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片丹诚。”
启功初识陈垣
一个人的人生走向和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年少时遇到的老师，受到了怎样的教育和影响。
启功1912年7月26日生于北京一个没落衰败的满清皇族支系，小时候和寡母及未出嫁的姑姑相依为命，生活困难，且时常处在时势干扰的恐惧之中。启功高中未毕业，便因援助的来源断绝而辍学，只好以临时教馆和卖画来度过穷苦困难的日子。
启功对国学、书画艺术极有天赋。初从戴姜福学古文，师从吴镜汀学画，师从溥心畲学诗。
1933年，21岁的启功笔下的书画文章，已有了佼佼之色。祖父的老世交、藏书家傅增湘拿着启功的作品，找到了当时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意在为启功找一个谋生的机会。傅增湘回来后，高兴地告诉启功：“陈校长说你写作俱佳，他对你的印象不错。可以去见他，无论能否得到工作安排，你只要多向陈先生请教，学到做学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聘书还重要，一生是用不尽的。”这是启功与陈垣的结缘。
初次见面，启功看到陈垣肃穆，不由得产生一些惧意，但陈垣校长觉得这个青年人很聪明、很可爱，拉着他的手叫他坐下来，很和蔼地对他说：“你的祖父和我的叔父（陈简墀）都是同年（光绪二十年）的进士，我们还算是通家之好。”一句话，化解了启功的拘谨，拉近了两人的心理距离。陈垣告诉启功，“现在看书先要看《书目答问》”。这是陈垣读书治学的经验之谈，陈垣13岁时就系统阅读《书目答问》，并根据书中的提示买书、读书。晚年启功回忆起这一幕，动情地说道：“我从21岁起得识陈垣先生，直到他去世。受陈先生教导，经历近40年。”
老师夸得启功“毛骨悚然”
1933年秋季开学后，陈垣帮启功找到了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的职位。开始几年，陈垣几乎是手把手地把自己作为一名大学老师的经验，一一教给了他。启功曾总结了9条陈垣从实践中揣摩出来的“上课须知”，如：要爱学生；不偏不向，不讥诮学生；以鼓励夸奖为主等等。陈垣对启功的教诲，从上课板书这样的细节可见一斑。“板书每行四五字，绝不写到黑板下框处，怕后边坐的学生看不见。”
启功毫无疑问能胜任这一教职，甚至比其他同事都强，然而却遭遇不测风云。分管附中的一位院长以启功“中学还未毕业就教中学不合制度”为由，将他辞退了。陈垣很关心地对启功说：“既然中学教师当不成，也不要灰心，今后出路一定会有的。”
1935年，陈垣校长又找到机会，安排启功到辅仁大学美术系任助教。可是事情真不巧，一年多以后，以前辞退他的那位院长又来分管美术系了，借口启功“学历不够”，再次把他辞退了。尽管如此，陈垣校长坚持认为，像启功这样的人才不应该被埋没。1938年秋季开学时，陈垣请启功回辅仁大学，聘任他为国文系讲师，专门讲授大学的普通国文课。启功在辅仁大学期间，善于向前辈专家学习。辅仁大学有一位教授英千里，在抗战胜利后出任北平市的教育局长，想让启功去管一个室。启功去向陈垣先生请教。老师问：“你自己觉得怎样？”启功说：“我少无宦情。”老师听了哈哈大笑：“既然你无宦情，我可以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老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委员，是官员。”启功明白了，立刻告辞回家，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英千里对他的重视，又婉言辞谢了他的委派。启功拿着这封信去请陈垣先生过目。恰好陈垣刚买了一副章学诚的手札，挂在墙上。章学诚的字很难得，30块钱买的。陈垣看了启功用花笺写的婉拒信函，没说别的话，只说：这信也值30元。这“30元”是对启功莫大的鼓励，但启功的感受，实在“毛骨悚然”，他觉得老师对自己书法的赞赏，和章学诚相提并论，自然是不敢当。
1946年，启功被晋升为北京辅仁大学副教授，从此他逐渐有了名声，不久又被北京大学聘为美术系的兼职副教授。
启功不负师望，博学精进，一心教书治学，遂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诗人。
成就两代国学大师
1963年，启功有一篇发表过的旧论文，由于读者反应较好，修改补充后，将出版。启功找老师陈垣题签。陈垣非常高兴，问启功：“你曾有专书出版过吗？”启功说：“这是第一本。”陈垣问了此书的一些情况后，忽然问启功多大岁数了，得到启功51岁的回答后，陈垣就历数戴东原只（活了）54岁，全谢山50岁，然后说：“你好好努力啊！”启功突然听到这几句跳跃性的话，立刻懵了。稍微一想，几乎掉下泪来。“老人这时竟像一个孩子，看到自己浇过水的一棵小草，结了粒籽，便喊人来看，说要结桃李了。”
1970年，陈垣身体日衰。1971年6月21日，在京逝世。陈垣逝世后，按照他的遗嘱，家属将他的稿费4万元交作党费，将他珍藏的4万余册图书和几百件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
获知恩师陈垣驾鹤远行，启功十分悲痛，为恩师写一副挽联：
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誉陶甄。
启功为报师恩，耄耋之年，呕心沥血伏案3年，创作了上百幅书画作品。在陈垣先生诞生120周年之际，他以在香港义卖所得的163万元人民币设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基金以“励耘”命名，以慰老师于九泉。启功说：“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
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童庆炳说：“启功对整个世界充满了博大的爱，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他对陈垣先生的爱，那真是一朝从师，终生感恩。”
（摘自华文出版社《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 作者：刘宜庆）
教书也是抗战
1923年起，陈垣开始在燕京大学任教，初为讲师，1927年升为教授。他同时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29年，因王国维、梁启超相继逝世，陈寅恪向清华大学推荐陈垣为国学研究院导师，陈垣以“不足继梁、王二先生之后”为词恳辞。其时陈垣已在辅仁大学任职。
抗战期间，辅仁大学是沦陷区北平的“孤岛”，成为不肯就职于伪大学（日伪利用原址继续开办的大学，被称伪大学，如“伪北大”）的学人的净土，一些志士也以辅仁大学为基地，秘密从事地下工作。辅仁大学虽未停办，但师生被日伪当局逮捕却是常有的，每一次陈垣都要亲自积极营救。
陈垣曾语重心长地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陈垣先生的这种品质，对启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有一次，他和几位知心的师生在辅仁三楼看书画展，偶在楼栏处往下望，只见日军趾高气扬走过。陈垣沉默不语，后来低吟“登临独恨非吾土，不为城关画角悲”，语毕眼含泪水，师生们将他扶下楼来。其实陈垣也不是没有考虑过离开古都，但是几千师生的期望，使他实在下不得狠心。1943年底，他的学生柴德赓有扶师南行的密谋。陈垣也同意南下，但被辅仁校务长雷冕神父察觉，长谈数晚，晓以利害，认为陈垣留在北平反而有利于辅仁，有利于师生。校长一走，辅仁难以为继，很快就会被日伪当局接收或关闭，几千师生顿失依靠，将难以就职和求学。最后雷冕竟大哭不走，真情挽留。陈垣百感交集，反复思考，终未成行。
就在这样的家国危难之中，陈垣闭门谢客，唯授课著书，以寄托他的民族气节与爱国情怀。这也是启功在纪念陈垣的文章中所说的：“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片丹诚。”
启功初识陈垣
一个人的人生走向和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年少时遇到的老师，受到了怎样的教育和影响。
启功1912年7月26日生于北京一个没落衰败的满清皇族支系，小时候和寡母及未出嫁的姑姑相依为命，生活困难，且时常处在时势干扰的恐惧之中。启功高中未毕业，便因援助的来源断绝而辍学，只好以临时教馆和卖画来度过穷苦困难的日子。
启功对国学、书画艺术极有天赋。初从戴姜福学古文，师从吴镜汀学画，师从溥心畲学诗。
1933年，21岁的启功笔下的书画文章，已有了佼佼之色。祖父的老世交、藏书家傅增湘拿着启功的作品，找到了当时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意在为启功找一个谋生的机会。傅增湘回来后，高兴地告诉启功：“陈校长说你写作俱佳，他对你的印象不错。可以去见他，无论能否得到工作安排，你只要多向陈先生请教，学到做学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聘书还重要，一生是用不尽的。”这是启功与陈垣的结缘。
初次见面，启功看到陈垣肃穆，不由得产生一些惧意，但陈垣校长觉得这个青年人很聪明、很可爱，拉着他的手叫他坐下来，很和蔼地对他说：“你的祖父和我的叔父（陈简墀）都是同年（光绪二十年）的进士，我们还算是通家之好。”一句话，化解了启功的拘谨，拉近了两人的心理距离。陈垣告诉启功，“现在看书先要看《书目答问》”。这是陈垣读书治学的经验之谈，陈垣13岁时就系统阅读《书目答问》，并根据书中的提示买书、读书。晚年启功回忆起这一幕，动情地说道：“我从21岁起得识陈垣先生，直到他去世。受陈先生教导，经历近40年。”
老师夸得启功“毛骨悚然”
1933年秋季开学后，陈垣帮启功找到了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的职位。开始几年，陈垣几乎是手把手地把自己作为一名大学老师的经验，一一教给了他。启功曾总结了9条陈垣从实践中揣摩出来的“上课须知”，如：要爱学生；不偏不向，不讥诮学生；以鼓励夸奖为主等等。陈垣对启功的教诲，从上课板书这样的细节可见一斑。“板书每行四五字，绝不写到黑板下框处，怕后边坐的学生看不见。”
启功毫无疑问能胜任这一教职，甚至比其他同事都强，然而却遭遇不测风云。分管附中的一位院长以启功“中学还未毕业就教中学不合制度”为由，将他辞退了。陈垣很关心地对启功说：“既然中学教师当不成，也不要灰心，今后出路一定会有的。”
1935年，陈垣校长又找到机会，安排启功到辅仁大学美术系任助教。可是事情真不巧，一年多以后，以前辞退他的那位院长又来分管美术系了，借口启功“学历不够”，再次把他辞退了。尽管如此，陈垣校长坚持认为，像启功这样的人才不应该被埋没。1938年秋季开学时，陈垣请启功回辅仁大学，聘任他为国文系讲师，专门讲授大学的普通国文课。启功在辅仁大学期间，善于向前辈专家学习。辅仁大学有一位教授英千里，在抗战胜利后出任北平市的教育局长，想让启功去管一个室。启功去向陈垣先生请教。老师问：“你自己觉得怎样？”启功说：“我少无宦情。”老师听了哈哈大笑：“既然你无宦情，我可以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老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委员，是官员。”启功明白了，立刻告辞回家，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英千里对他的重视，又婉言辞谢了他的委派。启功拿着这封信去请陈垣先生过目。恰好陈垣刚买了一副章学诚的手札，挂在墙上。章学诚的字很难得，30块钱买的。陈垣看了启功用花笺写的婉拒信函，没说别的话，只说：这信也值30元。这“30元”是对启功莫大的鼓励，但启功的感受，实在“毛骨悚然”，他觉得老师对自己书法的赞赏，和章学诚相提并论，自然是不敢当。
1946年，启功被晋升为北京辅仁大学副教授，从此他逐渐有了名声，不久又被北京大学聘为美术系的兼职副教授。
启功不负师望，博学精进，一心教书治学，遂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诗人。
成就两代国学大师
1963年，启功有一篇发表过的旧论文，由于读者反应较好，修改补充后，将出版。启功找老师陈垣题签。陈垣非常高兴，问启功：“你曾有专书出版过吗？”启功说：“这是第一本。”陈垣问了此书的一些情况后，忽然问启功多大岁数了，得到启功51岁的回答后，陈垣就历数戴东原只（活了）54岁，全谢山50岁，然后说：“你好好努力啊！”启功突然听到这几句跳跃性的话，立刻懵了。稍微一想，几乎掉下泪来。“老人这时竟像一个孩子，看到自己浇过水的一棵小草，结了粒籽，便喊人来看，说要结桃李了。”
1970年，陈垣身体日衰。1971年6月21日，在京逝世。陈垣逝世后，按照他的遗嘱，家属将他的稿费4万元交作党费，将他珍藏的4万余册图书和几百件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
获知恩师陈垣驾鹤远行，启功十分悲痛，为恩师写一副挽联：
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誉陶甄。
启功为报师恩，耄耋之年，呕心沥血伏案3年，创作了上百幅书画作品。在陈垣先生诞生120周年之际，他以在香港义卖所得的163万元人民币设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基金以“励耘”命名，以慰老师于九泉。启功说：“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
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童庆炳说：“启功对整个世界充满了博大的爱，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他对陈垣先生的爱，那真是一朝从师，终生感恩。”
（摘自华文出版社《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 作者：刘宜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