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宣传倡导科学、民主和新文学。
　　
　　 1915年初夏，汪孟邹（安徽绩溪人，出版发行人，陈独秀的私人朋友——编者注）寄信说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染肺疾咯血，催促陈独秀尽快从日本回国。原来，陈独秀走后，丢在上海的高君曼及两个孩子主要靠汪孟邹照顾。因生活清贫，高君曼患了肺炎。
　　 接到汪孟邹的信，陈独秀立即回国。在轮船上，他决定自己要创办一份《青年杂志》。他这么想，有包括养家糊口等经济上的考虑。
　　 回到上海，陈独秀立即和汪孟邹谈到新办杂志的事，汪孟邹因亚东图书馆已经担负了几家杂志的发行任务，加上不清楚《青年杂志》前景究竟如何，推荐陈子沛、陈子寿的群益书社担任发行，陈氏兄弟愿意承担新杂志的发行工作。他们不知道发行情况，提出编辑费、稿费只能定在200元。陈独秀觉得有200元就很不错了，至少可以保证一家人吃穿无忧了。《青年杂志》后来走红，汪孟邹为这次拱手相让懊恼不已。
　　 9月15日，16开本的《青年杂志》月刊第一期问世，开始发行仅千册。陈独秀信心十足地对汪孟邹和陈氏兄弟说：“开始有千册就不错了。有十年八年功夫，《青年杂志》一定有很大影响。”
　　 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举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为避免“文字狱”，陈独秀将刊物的重点放在青年的教育上，提出“批时评政，非其旨也”。
　　 《青年杂志》出版后，汪孟邹向陈独秀推荐了老乡、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博士的胡适作为撰稿人，陈独秀十分高兴。这位小自己一属的徽州府老乡，对改造新文学、翻译及其翻译的内容，都有自己的主张。
　　 就在陈独秀打算大干一场的时候，如火如荼的《青年杂志》引起了同行的忌妒。当时，上海青年会办了一个刊物《上海青年杂志》，没有销路，他们写信到群益书社，指责《青年杂志》和他们杂志雷同，奉劝《青年杂志》及早更名。上海青年会态度硬，陈氏兄弟胆子小，陈独秀执拗了几个月，没有办法，只好在1916年3月出版一卷6期后停刊了。
　　 8月13日，陈独秀给胡适写了第一封信。告《青年杂志》停刊数月，并决定9月15日复刊，改名为《新青年》。
　　 不久，胡适在谈到国中文学的弊端时，第一次提出“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方面。）（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模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里，夸他：“足下洞晓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这也是胡适乐意和陈独秀谈文学改革的原因啊！这是胡适第一次和国内的人谈“八事”，收信人偏偏是陈独秀！这样的一拍即合，标志着一场声势宏大的白话文运动，起于青萍之末了。
　　 《新青年》创刊时，中国已改朝换代，袁世凯死了，黎元洪任总统。当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些人，提出设“孔教”为国教，反对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9月20日，康有为发表《致总统总理书》，主张“以孔子为大教，纳入宪法”。康有为认为，中国如不以孔子为教，则没有宗教。
　　 1916年10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陈独秀说，中国有宗教，如佛、耶、回三教，儒家不是宗教。陈独秀在不自觉中，吹起了“打倒孔家店”的进军号角。
　　 （摘自当代中国出版社《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 作者：朱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