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布斯不会出现在中国，我想，最关键的，还是社会环境。
　　
　　 教科书中，一个国家的实力被称为“综合国力”，以经济和科技为中心，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在内形成的综合国力。而在中国，相当长的时间内，就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尽量避免争论，淡化思想和文化上的分歧。伟人说过，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一个民族兴旺和强盛的关键；而另一伟人也说过，搁置争议谋求发展——所以，体育和娱乐一度取代思想而成为文化的中心，理所当然的，在中国制造崛起之后，“人傻钱多”就成为了很多中国企业及其商人的代名词。
　　 这么说，或许有点刻薄，但在伯恩斯坦的《繁荣的背后》一书中，却对经济增长的路线图进行了梳理，虽然，经济关系国计民生，但它的持续增长和繁荣，取决于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通信与运输技术创新这4大要素。这其中，财产权是核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产权制度，即保护公民合法获取的财富不被他人或公权力所占有。
　　 在这本《繁荣的背后》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惠更斯和帕潘不能获得学术探索的自由，瓦特和莫尔斯不能获得专利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库克和慧斯不能得到资本市场的支持，那么，铁路、电报和电网便不可能惠及千家万户。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的法律和资本市场的支持，每个年轻人才有在议会上说服权力当局、在媒体上推广自己“I have a dream”的可能，并且，不断将其实现。乔布斯的“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是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科学理性主义精神的延续，与中国青年对权力的崇拜——“大丈夫当如是”、“彼可取而代之”一样，深植于自己的文化传统之中。
　　 作为神经病学专家书写的经济史著作，伯恩斯坦并没有提出什么新颖的观点，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这都是常识，是对孩子进行财富和历史观教育的基本材料。生产力的两大因素中，劳动者位居首位，而要让一个人成为一个创造财富的劳动者，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通信与运输技术创新这4大要素所形成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环境，是解放人的创造力、将其天赋和抱负实现的基本前提。只有当每个人都能成为创造财富的劳动者而不是继承者，持续繁荣才会成为现实而不是口号。否则，一乱一治之后，兴衰交替的历史宿命，还会再次上演。
　　 所以，经济的繁荣不是作为货币的钱的增加，那只是银行控制的一个数字。在我看来，全民都信奉的科学理性主义精神，并以此来形成的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才是科技不断进步、思想不断突破、文化不断发展、人的素质不断提高的关键。只有崇尚科学理性，先富起来的人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人类危机的使命感，不会被人称作“人傻钱多”的暴发户，从而减少社会矛盾，更好地保护环境和珍惜生产资料，让我们的生产生活得以持续，家园不会变成荒原。同时，在大学生找工作日益艰难的今天，也只有崇尚科学理性，思想和教育才不会因为功利主义的抬头而被视为无用，诈骗、传销和迷信才会毫无立锥之地，愤怒和盲目才会逐渐被思考和创新所取代，并且，不会一味追捧娱乐和八卦，陷入娱乐至死的境地。
　　 乔布斯不会出现在中国，我想，最关键的，还是社会环境。
　　 （摘自《新京报》 本文作者：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