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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事务所的名字‘迹’，我们关注事物发展过程，关注建筑涉及社会、人文与生态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作为结果的形式。” TAO迹·建筑事务所创立者华黎力图将建筑回归到场所意义的营造、对气候的回应，对材料与建造方式以及资源利用等本质命题的思考。城市肌理与空间的记忆化作建筑自土地生长的原生动力。
为孝泉民族小学设计重建方案的时候，建筑师华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定不要设计成我小时候上过的学校那样”。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华黎，童年记忆中的学校就是整齐划一的教学楼、标准化的走廊和教室。“在这种集中化、标准化、类似机器的建筑里，学校除了课堂以外没有给我留下更多回忆，”华黎说，“我希望让孩子们能记住除了上课之外，他们在学校都干了些什么，多一些生活的记忆。”
微型城市与幼龄居民
2008年“5.12”地震之后，华黎开始为四川德阳孝泉民族小学设计重建方案。孩子们在2010年迎来了新校舍——由若干个小尺度建筑错落分布组成的群落，一座“微型城市”。“传统学校往往以管理方为核心考虑建筑格局，而我们在考虑空间时，更多从儿童个性的视角出发，尝试创造多样、分散和有趣的建筑空间，鼓励学生多元的交流和行为模式。”这座校园按照“秩序”、“兴趣”和“释放”三种行为特征分为教室区、音乐美术多功能教室区、户外运动场三部分，不同建筑之间形成街巷、广场、庭院、台阶等多样的场所，提供了类似城市的公共空间，给学生们提供了不同尺度的游戏角落和有趣的空间体验。
在课间，孩子们会穿越这些空间到不同的地方，在路上踢足球、骑自行车，捉迷藏。“一座建筑不会改变一种教育方式，但是我努力做了一些空间，鼓励孩子们各种创造性的行为。”华黎说。他利用室外的墙壁厚度专门设计了一些凹露空间，里面都有不同高度的水泥台，类似桌椅，穿过走廊的孩子与这些家具式的设施产生互动，三五成群地坐着、躺着，聊天，游戏。在一年后回访小学的时候，华黎还发现了孩子们发明的新“玩法”，在厚墙里摆了一些书籍，把它变成了一个阅读角。建筑的功能经由使用者的行为进一步得到了创造性的延伸。
华黎想亲自了解一下这座“微型城市”的居民的感受，于是请校长让每个学生给新校舍写了篇作文。“孩子们普遍觉得丰富的空间很好，”华黎说，“虽然有人说这里‘像个迷宫’，一开始会迷路，但逐渐发现有那么多可以去的角落，就很满意。”建筑师与孩子们的想法依然差距不小，华黎在设计中竭力保留的一颗大树就引起了孩子们的不满。有个孩子在作文里这样写道：“这棵树一到秋天会落很多叶子，校长每天要组织我们去扫落叶，扫完了还会落很多……实在是受不了了！”读到这些话，华黎不禁开怀大笑，他说：“还有我们在楼梯间墙壁上开洞，做出各种形状。有个孩子就说，什么正方形、长方形都有，这些人教书都教疯了，数学图形都弄到墙上来了！”
作为灾后的重建项目，孝泉民族小学获得了社会多方面的捐助。作为建筑师，华黎在设计之初就在思考：重建对于灾区是一种跳跃式发展，因为大量资金、技术、意识由外部引入，将使当地突然加速现代化的进程，那么重建对地区传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大刀阔斧的焕然一新还是谨慎延续空间和生活的记忆？于是，他竭力使孝泉民族小学在尺度上和形态上都与孝泉镇震前的城市空间相呼应，延续人们对城市空间的历史记忆。华黎说：“我们希望基于自然生长形成的孝泉镇所特有的空间复杂性在建筑中得以呈现，而不是大刀阔斧地借重建之机将原来的城市肌理粗暴地抹去。那种简单覆写式的建设对人的记忆和心理有时无异于另一场灾难。”
本土之重，乡村之轻
2009年，华黎成立了TAO迹·建筑事务所（Trace Architecture Office）。顾名思义，他的事务所关注事物发展的“痕迹与过程”，关注建筑从设计到建造的整个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社会、人文与生态的意义，而不仅是作为结果的形式，也关注当建筑面对过去、当下与未来，地域性与全球化，及个性与集体意志等矛盾时，如何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高黎贡手工造纸博物馆是这种设计理念的完美呈现。
这座手工造纸博物馆坐落在高黎贡山的村庄里。造纸作为一种传统手工技艺根植于当地的本土文化中，博物馆的目的是保护这一传统文化遗产。华黎考虑到这一初衷，主张建筑本身也可以成为这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组成部分，成为地域文化的物质媒介。
考虑到手工纸绿色无污染的制造方式，华黎想到在建材上避免混凝土，而使用可降解材料；在形式上，他将一座博物馆化作几个小体量组成的建筑群落，6个展厅大致上对应6道造纸工序，在空间上形成延续的动线。建造过程中，他与当地建筑工人合作，利用中国传统建造技术，如木结构、榫卯结构来建造现代形式的文化博物馆。华黎说：“这是座 ‘本土化’ 程度非常高的建筑，大部分材料都来自当地，建造者也是当地人，用自己最得心应手的技法建造，这是博物馆最有价值的部分。”
高黎贡手工造纸博物馆这一项目推进了华黎对建筑地域性考量的进一步思考。他认为，中国乡村并不等同于田园，田园仅是种浪漫的诗化。他在文章中写道：“乡村相对于城市是‘重’的，‘重’是接近真实的，但没有太多选择的自由，被束缚于土地上。城市看起来有多种选择，但实则浮、空、转瞬即逝。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乡村又是轻的，它对于环境是尊重的，对自然规律是 ‘知天命’式的遵从，注重可循环和可持续；城市是重的，傲慢的，基于欲望蛮横地为所欲为，对环境造成不可修复的影响。”
在学生时代，华黎曾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与耶鲁大学，他对东西方建筑理念有着敏感审慎的认知。“建筑中包含着人对环境的态度。中国传统的建筑是尊重环境的，认为自然永恒，而建筑不是永恒的。西方的自然观念则不同，他们把自然看做一种wildness（野蛮），人们要克服它。这些观点作用在建筑上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我赞成的，是让建筑尊重场地，而不是场地随意被磨平重来。”
TAO在英文里恰好是“道”的意思。华黎力图将建筑回归到场所意义的营造、对气候的回应，对材料与建造方式以及资源利用等本质命题的思考，这便是他自行开辟的独立之 “道”。在建筑面前，概念和语言都不免虚空。华黎说：“其实，有的建筑想法可能非常简单，不必说得太多。我觉得做建筑师不必太聪明，但一定要诚恳。”
为孝泉民族小学设计重建方案的时候，建筑师华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定不要设计成我小时候上过的学校那样”。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华黎，童年记忆中的学校就是整齐划一的教学楼、标准化的走廊和教室。“在这种集中化、标准化、类似机器的建筑里，学校除了课堂以外没有给我留下更多回忆，”华黎说，“我希望让孩子们能记住除了上课之外，他们在学校都干了些什么，多一些生活的记忆。”
微型城市与幼龄居民
2008年“5.12”地震之后，华黎开始为四川德阳孝泉民族小学设计重建方案。孩子们在2010年迎来了新校舍——由若干个小尺度建筑错落分布组成的群落，一座“微型城市”。“传统学校往往以管理方为核心考虑建筑格局，而我们在考虑空间时，更多从儿童个性的视角出发，尝试创造多样、分散和有趣的建筑空间，鼓励学生多元的交流和行为模式。”这座校园按照“秩序”、“兴趣”和“释放”三种行为特征分为教室区、音乐美术多功能教室区、户外运动场三部分，不同建筑之间形成街巷、广场、庭院、台阶等多样的场所，提供了类似城市的公共空间，给学生们提供了不同尺度的游戏角落和有趣的空间体验。
在课间，孩子们会穿越这些空间到不同的地方，在路上踢足球、骑自行车，捉迷藏。“一座建筑不会改变一种教育方式，但是我努力做了一些空间，鼓励孩子们各种创造性的行为。”华黎说。他利用室外的墙壁厚度专门设计了一些凹露空间，里面都有不同高度的水泥台，类似桌椅，穿过走廊的孩子与这些家具式的设施产生互动，三五成群地坐着、躺着，聊天，游戏。在一年后回访小学的时候，华黎还发现了孩子们发明的新“玩法”，在厚墙里摆了一些书籍，把它变成了一个阅读角。建筑的功能经由使用者的行为进一步得到了创造性的延伸。
华黎想亲自了解一下这座“微型城市”的居民的感受，于是请校长让每个学生给新校舍写了篇作文。“孩子们普遍觉得丰富的空间很好，”华黎说，“虽然有人说这里‘像个迷宫’，一开始会迷路，但逐渐发现有那么多可以去的角落，就很满意。”建筑师与孩子们的想法依然差距不小，华黎在设计中竭力保留的一颗大树就引起了孩子们的不满。有个孩子在作文里这样写道：“这棵树一到秋天会落很多叶子，校长每天要组织我们去扫落叶，扫完了还会落很多……实在是受不了了！”读到这些话，华黎不禁开怀大笑，他说：“还有我们在楼梯间墙壁上开洞，做出各种形状。有个孩子就说，什么正方形、长方形都有，这些人教书都教疯了，数学图形都弄到墙上来了！”
作为灾后的重建项目，孝泉民族小学获得了社会多方面的捐助。作为建筑师，华黎在设计之初就在思考：重建对于灾区是一种跳跃式发展，因为大量资金、技术、意识由外部引入，将使当地突然加速现代化的进程，那么重建对地区传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大刀阔斧的焕然一新还是谨慎延续空间和生活的记忆？于是，他竭力使孝泉民族小学在尺度上和形态上都与孝泉镇震前的城市空间相呼应，延续人们对城市空间的历史记忆。华黎说：“我们希望基于自然生长形成的孝泉镇所特有的空间复杂性在建筑中得以呈现，而不是大刀阔斧地借重建之机将原来的城市肌理粗暴地抹去。那种简单覆写式的建设对人的记忆和心理有时无异于另一场灾难。”
本土之重，乡村之轻
2009年，华黎成立了TAO迹·建筑事务所（Trace Architecture Office）。顾名思义，他的事务所关注事物发展的“痕迹与过程”，关注建筑从设计到建造的整个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社会、人文与生态的意义，而不仅是作为结果的形式，也关注当建筑面对过去、当下与未来，地域性与全球化，及个性与集体意志等矛盾时，如何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高黎贡手工造纸博物馆是这种设计理念的完美呈现。
这座手工造纸博物馆坐落在高黎贡山的村庄里。造纸作为一种传统手工技艺根植于当地的本土文化中，博物馆的目的是保护这一传统文化遗产。华黎考虑到这一初衷，主张建筑本身也可以成为这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组成部分，成为地域文化的物质媒介。
考虑到手工纸绿色无污染的制造方式，华黎想到在建材上避免混凝土，而使用可降解材料；在形式上，他将一座博物馆化作几个小体量组成的建筑群落，6个展厅大致上对应6道造纸工序，在空间上形成延续的动线。建造过程中，他与当地建筑工人合作，利用中国传统建造技术，如木结构、榫卯结构来建造现代形式的文化博物馆。华黎说：“这是座 ‘本土化’ 程度非常高的建筑，大部分材料都来自当地，建造者也是当地人，用自己最得心应手的技法建造，这是博物馆最有价值的部分。”
高黎贡手工造纸博物馆这一项目推进了华黎对建筑地域性考量的进一步思考。他认为，中国乡村并不等同于田园，田园仅是种浪漫的诗化。他在文章中写道：“乡村相对于城市是‘重’的，‘重’是接近真实的，但没有太多选择的自由，被束缚于土地上。城市看起来有多种选择，但实则浮、空、转瞬即逝。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乡村又是轻的，它对于环境是尊重的，对自然规律是 ‘知天命’式的遵从，注重可循环和可持续；城市是重的，傲慢的，基于欲望蛮横地为所欲为，对环境造成不可修复的影响。”
在学生时代，华黎曾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与耶鲁大学，他对东西方建筑理念有着敏感审慎的认知。“建筑中包含着人对环境的态度。中国传统的建筑是尊重环境的，认为自然永恒，而建筑不是永恒的。西方的自然观念则不同，他们把自然看做一种wildness（野蛮），人们要克服它。这些观点作用在建筑上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我赞成的，是让建筑尊重场地，而不是场地随意被磨平重来。”
TAO在英文里恰好是“道”的意思。华黎力图将建筑回归到场所意义的营造、对气候的回应，对材料与建造方式以及资源利用等本质命题的思考，这便是他自行开辟的独立之 “道”。在建筑面前，概念和语言都不免虚空。华黎说：“其实，有的建筑想法可能非常简单，不必说得太多。我觉得做建筑师不必太聪明，但一定要诚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