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略看来，《变形记》似是只写了格里高尔异化为甲虫的荒诞故事。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格里高尔的躯体被异化成甲虫，这种异化只是“变形”在文本中的显性与表层叙述。而异化成甲虫正是格里高尔人性复归的开始，他的本我意识随着事态的演进逐渐萌芽、发展、成熟，最终成为他反抗异化世界的动力。这种潜藏于文字深处的人性复归，便是小说对“变形”内涵的第二种诠释。
　　在《变形记》里，一只甲虫兀兀地出现又寂寂地死去。
　　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甲虫，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这是他显性的、外在容貌的变形。他失去了劳动的能力，被家人圈禁在自己的房间里，殊不知，这直接被劳动异化了的躯体反而促使他本我意识开始苏醒，促使他开始了隐形的、内在心理的变形。
　　卡夫卡用冷静平实的语言叙述着这样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于不动声色中交代出格里高尔异化与复归这两种变形，细致地表现了主人公那段生以为虫的坎坷经历。
　　一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面对这个常人看来匪夷所思的事实，格里高尔似是没有丝毫的惊奇与恐惧。他只是泛泛地观察了一下自己的身体，随后便开始抱怨自己的工作。
　　他是个旅行推销员，必须得“长年累月地到处奔波”，“再加上还有经常出门的那种烦恼，担心各次火车的倒换，不定时的、劣质的饮食”，如果晚上在家“用钢丝锯干点活儿，这对他来说就已经是一种消遣”。
　　倘这只是份“累人的差事”也罢，偏偏工作环境也不尽如人意：作为“几乎整年都不在公司里”的旅行推销员，他“很容易成为闲言碎语、飞短流长的牺牲品”。老板总是“居高临下地同职员说话”，每天都安排公司听差监督他是否准点搭车、按时工作，哪怕请一次假都会被责骂为“好吃懒做”，“只要有一点小小的差池，马上就会招来最大的怀疑”——偶尔早上迟到两三个小时，秘书主任都会亲自出马上门调查……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需求，阴森森、冷冰冰的工作氛围，这样的工作环境不仅没有温度，甚至连评判是非曲直的刻度都没有，格里高尔就这样被驱使、被压榨、被奴役，被当作公司获取财富的工具，他就这样被迫接受如此不堪的待遇，在这种非人的处境里独自一人苦苦挣命。格里高尔当真对这份工作厌恶到了极点，有时他自己都认为，也许被解雇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既然对当前的工作如此深恶痛绝，那他为何还要坚守在这个让自己心力憔悴的岗位上？因为父母尚且亏欠老板债务，若不是这个缘故，他“早就辞职不干了”。他甚至还天真地认为，只要还清了父母的债，自己就会“时来运转”。他可曾知道，天长日久，父母都认为只要他“在这家公司里工作，一辈子可以吃穿不愁了”，纵然他们还存有些许自食其力的能力。
　　更令人发指的是，父亲似乎只是单纯地把格里高尔当作养家糊口的机器。当父亲注意到格里高尔“现在还令人失望地在家里”，他便用拳头敲门，用低沉的声音催促，毫不关心自己的儿子是否遇上了特殊情况。他甚至一直在以父亲的身份和威严道德绑架似的勒索格里高尔：他心安理得地每月从儿子手里接过超出自己生活开销的款子，并以此攒成一笔小小的资金。除此之外，他在旧日年月里也积攒了一笔可获取利息的财产。可这位自私自利的父亲，对于自己的这笔积蓄，却忍心让承担了全家开支的格里高尔毫不知情。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格里高尔本可以用这些多余的款子再还掉一点自己当年欠下的债务，那样儿子摆脱旅行推销员的日子就可以早日到来。但他什么也不透露，任由儿子独独一人操持着整个家庭。
　　果如东野奎吾所言，這世上唯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个是太阳，另一个是人心。儿子已经为了“让家里人尽快忘掉父亲事业崩溃使全家人沦于绝望的那场大灾难”以不寻常的热情投入工作，为了获取更多赚钱的机会，“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便从一个小办事员变成一个旅行推销员”。身为父亲，他可曾想过，儿子有何责任、有何义务要为他自己当年的错误买单？在格里高尔赤诚地“一心只想着要竭尽全力”的时候，他却在利用、在剥削，他先是一手制造出一个家庭的地狱，生生把儿子逼至地狱的最底层，之后不仅没有拿出同甘共苦的姿态，甚至连一丝愧疚都没有，恬不知耻地希冀着儿子能用双手为自己搭造出一个天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善良的格里高尔，对这一切源于父亲的、不公平的苦难，始终甘之如饴。
　　能者多劳，这是对一个有才干的人的赞誉，却也是对他的一种悲悯。格里高尔背负着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长期在双重非人处境的胁迫下残喘苟活，他想逃离、想抗拒，却终究无可奈何。就这样，一为潜在底层根本诱因，一为显于表象的直接诱因，在非人的环境里，格里高尔终于完成了他外在容貌的变形：被异化成一个非人的存在——甲虫。
　　二
　　显而易见，格里高尔之前的工作只是他维持家庭物质生活的手段，这种强制性劳动绝不是他出于本心的、自愿自觉的劳动。长期以来，他一直生活在担负家庭经济责任和满足个人希求愿望的矛盾里，但因为父母的缘故，“他不得不压抑自己想摆脱这种强制性劳动的愿望和对自由的向往，劳动成为压抑个性、驱使他异化的力量”。在生以为人的年月里，格里高尔实际上却是一个丢失了人之本性的非人存在。
　　后来，格里高尔被异化为一只甲虫，可恰是在他以甲虫形象生活的时日里，他慢慢注意到自己的个性需求，渐渐完成了自己的人性复归，完成了这种隐形的、内在心理的变形。
　　格里高尔要赶火车，要上班，要向秘书主任解释自己迟到的原因。他使尽全身解数打开房门，他要留住秘书主任，要向他表明自己“喜欢工作”并“一定会更兢兢业业”。那时的格里高尔已经被异化成了一只甲虫，但他仍表示“我马上就穿好衣服，包好样品就走”，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和语气。最后，他的父亲“一边跺着脚，一边挥动手杖和报纸”，试图把他赶回房间里去，他“谦恭地转动脑袋”，“百般哀求”，终究无济于事。
　　总之，当格里高尔第一次爬出房间时，他思考的满是关于旅行推销员的问题，显扬出来的完全是他的社会属性，他的意识彻彻底底地呈现出那种被异化的状态，他异常强烈地渴求着被人类世界接受、悦纳，全然不见本我意识的痕迹。 　　在第一次被赶回房间后，格里高尔放弃了对公司的关注，但仍留心着这个家庭，“一听到哪儿有说话的声音，便立刻跑到那个房间的房门旁边，把整个身子贴在门上”，还会为他自己的当前状态“羞赧和伤心得浑身燥热”。并且，他也开始慢慢关注自己——关注妹妹送来的食物，关注自己的娱乐方式。他不再爱吃自己先前喜欢的牛奶、乳酪、蔬菜和调味汁，对饮食有了新的癖好；他“养成了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纵横交错来回爬行的习惯”，“尤其喜欢倒挂在天花板上”。
　　他慢慢忘记以往的心性，直到听到母亲提出反对搬家具的意见，才意识到“两个月里没有与人进行任何直接交流，加上家庭内部的这种单调的生活”，自己和人类社会的轨迹渐行渐远。他明明在本我意识里向往着“四通八达不受阻拦地爬行”，可他的思想里仍残留着对人类社会的眷恋，母亲的声音又给予这种思想以苏醒复活的可能性。但他的人性势必是要复归的：在母亲和妹妹“拿走他喜欢的一切东西”的时候，他“突然冲了出来”，意欲用自己的身体拯救那幅女士的画像，这是他对个人生存领土的保护，是自我意识觉醒的表征。
　　母亲看到了他盖在画像上的身躯，受惊昏厥。他出于帮忙的目的尾随妹妹跑进了隔壁房间。陷进后背的苹果是他这次爬出自己的房间的代价，和第一次不一样的是，他对人类世界的兴致已日益寡淡，这次“格里高尔怀有最良好的愿望，一心想着立刻返回自己的房间，没有必要将他赶回去，人们只需要打开房门，他立刻就会进去的”。
　　格里高尔第二次回到自己的房间，背负着那只“看得见的纪念品”。此后，“每到傍晚时分那扇他惯常在一两个小时前边加以严密观察的起居室门便会打开”，他可以倾听家人的谈话，但他不久后就没了兴趣，甚至在母亲和妹妹吵闹时，他“气得嗷嗷直叫唤，因为竟然没有人想到要去把门关上”。
　　此时的家人也各自找到了谋生的出路，人人都“操劳过度、疲倦不堪”，除了做些不可少的事，已没有精力去为格里高尔操心。诚然，世上的喜剧不需要金钱就能产生，世上的悲剧大半和金钱脱不了关系。格里高尔背负着家人对他无力挣钱的惩罚，他再次想到了公司，只是“他们一消失，他便感到高兴”。慢慢地，他“完全没有心思为他的家人分忧愁了，只有对他照料不周而窝了一肚子的火”。他反感妹妹对他饭食的疏忽，反感妹妹给房间打扫卫生时的敷衍了事，这时，他脑子里只剩下他自己。
　　他听到了妹妹演奏的小提琴曲，但房客却“对整个儿这场表演厌倦了”，他觉得“他的恐怖形象将第一次派上用场”，他第三次爬出了自己的房间。相比之前对自己身躯的遮掩，这次，格里高尔分明要把它当作一种武器。他已经完完全全地复归到本我意识里，他凌冽孤绝而又毅然决然表示出对人类异化世界的势不两立。那是音乐，是美，是被外界异化了的房客所无法欣赏的，是唯有他复归人性的心灵才能有所感知的。这次，他当真是把家人给惹怒了。
　　最后，格里高尔选择了死亡，“他认为自己必须离开这里”。他以死成全了自己复归后的个性抑或是人性，他以死断绝了自己同异化世界的最后一丝联系。
　　三
　　格里高尔一生都只是个卑微的小人物。家庭与社会的压力把他推入非人的处境，他被异化成一只甲虫；他非人的形象让他从工作中逃离，让他慢慢从家庭责任与个人意愿的纠葛中解脱出来，让他走向自我，回归人性。但无论其处于变形的哪個阶段，在“人”的意义上，格里高尔的灵与肉终究无法实现统一。
　　这就是《变形记》里的变形，这才该是《变形记》里的变形。
　　（江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