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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数量庞大的基于红色剧的影视作品在为期3个月的时间里作为献礼剧，轮番登陆大小荧屏。与以往特型演员和中年演员撑起红色剧不同的是，今年的献礼剧中大多闪耀着青春面孔和蓬勃朝气。《中国1921》中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扮演者分别是“70后”的谷智鑫和“90后”的李沁。《开天辟地》和《湘江北去》中的毛泽东、杨开慧分别由黄海冰、张萌和保剑锋、周冬雨出演。讲述瞿秋白革命生涯与妻子杨之华爱情故事的影片《秋之白华》启用了窦骁、董洁；《我们的法兰西岁月》中，赴法留学的周恩来、邓小平的扮演者则完全是新人，年轻的面孔几乎占据了献礼剧的半壁江山。
在观众的印象中，传统红色剧缺乏剧情的铺垫和转承，缺乏生活及感情的描写，全剧只为歌颂或赞扬某种精神、某个人物、某段事迹。这种将某一面无限放大的表现手法，除了不符合影视剧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外，也给人一种哗众取宠的感觉，致使红色剧一直无法与商业市场形成一种良性的合作关系。时至今日，红色剧已将要跨入以文艺片为主的“小众”阵营。
然而，这种以年轻演员出演，以爱情和生活为主线的红色剧，即红色偶像剧的出现，使“疲软”的红色剧出现了新的生机。当传统的红色剧披上偶像的“外套”后，原先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和革命英雄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另类”，他们同样有着自己的感情、生活，以此拉近他们同普通观众之间的距离，同时也让我们更能体会和接受他们的事迹和故事。本刊就此问题特地采访了著名影视策划人、影视评论家李洋，针对红色偶像剧的来龙去脉为我们“授业解惑”。
电视指南专访：李洋
李洋：文艺学硕士，就职于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影视艺术局，任职于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特约委员、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协会电视剧制片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评论委员会副主任。
电视指南：正值建党90周年，影视作品中的红色剧特别多，但对于红色剧的概念好像一直没有一个标准来界定它。
李洋：红色剧好像还真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感觉上红色总是跟经典挂在一起。我理解的红色剧，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的故事、和平建设，这两块都包括，跟党的事业、党的历史、党的事件、党的领袖人物，都是挂在一起的。
电视指南：《我的青春在延安》，《风华正茂》这些红色剧最近开始流行起来，这与它加入的偶像剧元素有关吗?
李洋：不管怎么说，《我的青春在延安》是写了一代青年投奔到延安，寻求革命的真理，它的革命色彩很浓。其实红色题材剧可以有很多种表述方法，一个就是用经典的方法，所谓经典的方法是将曾经非常流行的一部经典小说或经典电影，改编成电视剧，我们所说的红色经典大概是这个意思，也同样是在那个革命年代的事件，革命年代的人物，加以现代观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表达，来讲述过去的故事。比如说《延安爱情》、《我的青春在延安》还是有一些当下偶像剧的理念，但是讲的仍然是过去的故事，70年代的爱情，革命年代的青春，革命年代的精气神。
电视指南：那红色偶像剧又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找来年轻的俊男美女，把他们放置在红色题材的情境下，就是红色偶像剧了吗?
李洋：红色偶像剧，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炒作和包装的概念。红色经典实际上也是一种包装理念，像《永不消逝的电波》、《江姐》，严格意义上说都属于翻拍，“翻拍剧”听起来总是有一种投机的色彩，借鸡下蛋，没有多少原创的东西。但哪怕是翻拍的，每一个创作者也想为之找到一个新的概念，或者说换一顶帽子戴上。红色偶像剧这顶帽子很时尚，虽然实际内容还是一样的，但它贴上了红色偶像剧的标签，然后可能再在这样的理念下去找帅哥美女，配置相应的阵容和面孔。
电视指南：其实最早的红色剧里也有俊男美女出演，也是高大全式的人物，那时候的作品为什么就能深深影响一代人的青春呢?
李洋：这可能是影视剧的普遍规律吧。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是个电影的时代，那时候没有电视剧，随处可以看到很多人收藏的十大电影明星的照片，而那个年代明星的寿命都很长，他们可以在穿越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依然在观众心中有着不可撼动的明星地位。像当时的王心刚，父辈那时候的人迷他的原因就是觉得他帅，其实这跟今天是一样的，只是今天的明星没有那么幸运，速产的多，来得快去得也快，淘汰得也快，这跟我们今天的生活以及媒介方式流转比较快有关系。那时候的生活相对比较单一，娱乐的方式也比较单一，可能也是时代特点所决定的。其实刨开这个外衣的话，都是人对艺术的想象，通过艺术来寄托自己对美好的想象，只是方法不同，内容都差不多，所以说甭管你穿的是什么外衣，红色偶像剧也好，红色经典也好，它所涉及的内容和它所获取的享受，大同小异。
电视指南：国外一部《阿甘正传》，如今时隔20多年，依然能打动人心，相比起来中国当下的一些红色剧显得花拳绣腿贫血得很，是我们不再需要信仰了吗?还是制片人缺乏耐心?
李洋：也不能排除说当下的作品中有急功近利的东西，因为有献礼这样一个诉求。献礼嘛，肯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把作品播出来，才能达到一个献礼的效果，这样从时间准备、精力准备，包括剧作艺术上的准备，资金准备等等，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定，一个艺术家的表达不是免费的，都有成本的发生，每个人可能拥有的条件不一样，当然这跟他个人的追求也有关系，他可能在各方面物理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投入了很大的心力，他也把它作为一个非常认真的艺术创作，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献礼行动，这两个活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而它的结果也会有很大区别。可能很多东西是急就章，可能没有用太多的心思，所以出来的东西也不会有很强的生命力，这个不排除。
电视指南：前面说到红色偶像剧，你认为红色偶像剧是拍给谁看的呢?
李洋：肯定是要给年轻人看的。红色偶像剧除了说有一个包装的概念之外，良苦用心是想让红色的历史、革命的历史，要让今天的观众，特别是80、90后的观众，中小学生记住，喜欢看是一方面，因为现在他们可能对于那段历史，不像他们的父母辈、爷爷奶奶辈那么清楚，因为他们是在游戏机、网络这么一个时代里长大的，相比之下他们对于那段历史可能也不会有那么浓厚的兴趣，红色偶像剧就把这样一群观众吸引到电视机前，让他们来了解、认识一下中国革命的历史，那个年代是这么回事，通过他们所认可的所喜欢的演员来表演。他们可能刚开始是奔着演员来的，奔着那些年轻的面孔来的，不是主动的，是非常被动地来接受历史知识的学习和熏陶，最后逐渐被他们所感动。这种熏陶式的教育，有非常强的设置定位。像湖南台的《我的青春在延安》，它的目标观众就 是年轻观众，所以采取了这样一种措施和方式，找了一群非常年轻的面孔，甚至把热播频道的主持人也拉入到演员的阵容，来跟年轻观众互动。这个是主要目的。
电视指南：一部红色偶像刷应该具备哪些元素才能被称之为红色偶像剧呢?
李洋：其实红色偶像剧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红色，一个是偶像。红色，就是有关中国革命的历史、人物、事件，还有中国革命的精神，这个是红色范畴的。偶像就是偶像的面孔，青春的，深得广大受众关心、喜欢的，有很强的公众亲和力。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红色偶像剧所要具备的元素。一个就是红色的基调，基调里面包含着故事的来源，精神的气质，基本的旋律，肯定不是完全商业的东西，它有一定的限定性、规定性，有一定的规范。所谓红色偶像剧，偶像一定得是年轻人，如果是找很资深的斯琴高娃来演女一号，你就是再红色的，也肯定不叫偶像剧，也一定要是青春的、靓丽的，一定是健康的、向上的。这些阳光的、健康的明星面孔和革命的历史基调相结合，两者缺一不可。
电视指南：那一部好的，能打动人心的红色偶像剧应该是怎么样的?
李洋：打动人心的还是要靠故事，故事为王，甭管是红色偶像剧还是非红色偶像剧，还是别的剧，只要你是个剧，首先得要有一个很结实的很诱人的故事，这个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外在的。最重要的是故事，其次才是演员的表现。好的故事，需要好的面孔，对面孔的依赖，仅次于故事。反过来，有很好的面孔，但故事很差，也会一败涂地。这两个东西非常重要。
电视指南：假如说要抛开偶像化的浅层，红色剧的普世价值又在哪里呢?
李洋：普世价值，是一个很深的话题，其实应该是大众化的，也是共产党的一个普世价值，为了人民，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天下为公”。在我看来，普世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所认定的好剧，在普世价值上一定会有它的追求，应该是理想，这种理想是一种追求，就是舍身取义，舍小我，取大我。红色本身，它是有些限定，它有一个题材的时间变迁，显然辛亥革命不能叫红色，再往前民国、清朝，这些都不能叫红色，它一定是跟主人公所从事的共产主义革命相关。这么多年的历史，无非就两个关键词：革命和建设。像《钢铁年代》，解放后的这些大的事件，像《奠基者》，这些就都跟我们革命和建设这两块息息相关，这个在我理解是红色题材的范围，普世价值好像还不太好扣它，但肯定有。我觉得起码有这么几个主义吧：英雄主义，我觉得这是普世价值的一个追求；理想主义，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爱国主义，这也是一个普世价值，红色题材的一个主义。我觉得至少在我所抓的这么多军旅题材的作品里，基本上都属于红色题材，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这是永恒的主旋律，还有一个集体主义。这些东西应该都属于红色题材的普世价值。不知道理解得准不准确，这是我个人理解的。
电视指南：像红色剧、红色偶像剧这些。假如离开了建党90周年，建国60周年这样一个诉求概念的话，它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李洋：红色剧也好，红色偶像剧也好，有点像红色季，要有它好的生长气候和它好的亮相期，一旦这个季节过了再亮相的话可能你的机会就会少很多。因为作为一个投资者和制作者，他绝不会不考虑这样的季节的，比如每年都有几个这样固定的季节，像每年七一党的生日，红色题材肯定有一个机会，八一作为军事题材的红色剧肯定有一次机会，每年的十一不管大年小年还是普通年份，你总要给共和国献一个蛋糕，再加上抗战，“九一八”前后，有一个抗战剧的亮相机会，一年算下来，红色季大概一年有四五次的机会。如果跟电视台之间能形成一个对应的，比如说预购、跟踪，或者是定制的一种契约关系，还是可以做的，但如果没有的话，一年365天，我要奔那四五天去的话是不是很危险的事呢?打个比方说，你本来是给五月份做的一个蛋糕，五月份没有卖掉，到六月份谁会要呢?这个比喻不一定很准确，但的确是。在建党90年，或是建国60年，国家会要求全国各个制作单位，国营的、民营的请你们一定要考虑到献礼，而后把你献礼的计划报上来，然后加以统筹安排、鼓励和支持，国家会要求各个电视台，比如像今年建党90年，就要在5、6、7这三个月的红色月里，所有的卫星电视台黄金时间都要播红色剧，这就是国家行为、国家规划。这个戏就比较幸运，反之你在红三月当中做了一部作品或由于各种原因你没赶上，这就比较麻烦了，“过了那村就没那店了”，所以它既是一个神圣的献礼行为，同时也是一个很严峻的产业行为。
电视指南：就红色偶像剧的影响和渗透，谈谈你的看法。
李洋：红色偶像剧在我看来还是很有意义的。红色剧和教育大体是相关的，我们的教育除了知识的教育，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更多的是传统教育，传统精神的教育，中国精神的传承在这个上面我们是做得很差的。这个东西不能靠它的自然传承，一定要靠国家行动。像美国人，他们不露痕迹地在做他们美国精神的传承，在他们的影视作品中用各种传媒，让美国的年轻人知道美国的历史，特别是美国精神，他们在这上面是真正做到了深入人心，而且没有断代。但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应该反思，也要反省。我们的文化，一方面十分的繁荣，更新得也非常快，但扔东西也非常快，就像一种接力，我们常常是接力棒没接过来就起跑了，所以在接力赛上跑到终点的运动员是空手撞线。虽然是个比喻，但我觉得丢掉的那个接力棒就是我们的精神，是我们前面探讨的普世的价值观，普世的红色文化中几代人祭奠下来的诉求的一种精神，在这方面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我们做得很差。从这个角度反观，如果说，我们对于年轻的观众，或者是年轻的80、90后孩子们，如果说有一个责任的话，我们应该结结实实地把手中的接力棒交到他们的手里。这是一个比喻，就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前辈我们的爷爷辈我们的祖辈，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们是怎么样创业的，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怎样的付出，经历了怎样的战斗，经历了怎样的牺牲，才换来了今天，一定要让他们懂得历史。所以过去老讲，“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这点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红色偶像剧，虽然也可以看作一种商业运作的策略，但在我看来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推广，非常值得关注和扶持的创作行动，因为它功德无量。
在观众的印象中，传统红色剧缺乏剧情的铺垫和转承，缺乏生活及感情的描写，全剧只为歌颂或赞扬某种精神、某个人物、某段事迹。这种将某一面无限放大的表现手法，除了不符合影视剧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外，也给人一种哗众取宠的感觉，致使红色剧一直无法与商业市场形成一种良性的合作关系。时至今日，红色剧已将要跨入以文艺片为主的“小众”阵营。
然而，这种以年轻演员出演，以爱情和生活为主线的红色剧，即红色偶像剧的出现，使“疲软”的红色剧出现了新的生机。当传统的红色剧披上偶像的“外套”后，原先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和革命英雄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另类”，他们同样有着自己的感情、生活，以此拉近他们同普通观众之间的距离，同时也让我们更能体会和接受他们的事迹和故事。本刊就此问题特地采访了著名影视策划人、影视评论家李洋，针对红色偶像剧的来龙去脉为我们“授业解惑”。
电视指南专访：李洋
李洋：文艺学硕士，就职于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影视艺术局，任职于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特约委员、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协会电视剧制片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评论委员会副主任。
电视指南：正值建党90周年，影视作品中的红色剧特别多，但对于红色剧的概念好像一直没有一个标准来界定它。
李洋：红色剧好像还真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感觉上红色总是跟经典挂在一起。我理解的红色剧，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的故事、和平建设，这两块都包括，跟党的事业、党的历史、党的事件、党的领袖人物，都是挂在一起的。
电视指南：《我的青春在延安》，《风华正茂》这些红色剧最近开始流行起来，这与它加入的偶像剧元素有关吗?
李洋：不管怎么说，《我的青春在延安》是写了一代青年投奔到延安，寻求革命的真理，它的革命色彩很浓。其实红色题材剧可以有很多种表述方法，一个就是用经典的方法，所谓经典的方法是将曾经非常流行的一部经典小说或经典电影，改编成电视剧，我们所说的红色经典大概是这个意思，也同样是在那个革命年代的事件，革命年代的人物，加以现代观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表达，来讲述过去的故事。比如说《延安爱情》、《我的青春在延安》还是有一些当下偶像剧的理念，但是讲的仍然是过去的故事，70年代的爱情，革命年代的青春，革命年代的精气神。
电视指南：那红色偶像剧又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找来年轻的俊男美女，把他们放置在红色题材的情境下，就是红色偶像剧了吗?
李洋：红色偶像剧，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炒作和包装的概念。红色经典实际上也是一种包装理念，像《永不消逝的电波》、《江姐》，严格意义上说都属于翻拍，“翻拍剧”听起来总是有一种投机的色彩，借鸡下蛋，没有多少原创的东西。但哪怕是翻拍的，每一个创作者也想为之找到一个新的概念，或者说换一顶帽子戴上。红色偶像剧这顶帽子很时尚，虽然实际内容还是一样的，但它贴上了红色偶像剧的标签，然后可能再在这样的理念下去找帅哥美女，配置相应的阵容和面孔。
电视指南：其实最早的红色剧里也有俊男美女出演，也是高大全式的人物，那时候的作品为什么就能深深影响一代人的青春呢?
李洋：这可能是影视剧的普遍规律吧。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是个电影的时代，那时候没有电视剧，随处可以看到很多人收藏的十大电影明星的照片，而那个年代明星的寿命都很长，他们可以在穿越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依然在观众心中有着不可撼动的明星地位。像当时的王心刚，父辈那时候的人迷他的原因就是觉得他帅，其实这跟今天是一样的，只是今天的明星没有那么幸运，速产的多，来得快去得也快，淘汰得也快，这跟我们今天的生活以及媒介方式流转比较快有关系。那时候的生活相对比较单一，娱乐的方式也比较单一，可能也是时代特点所决定的。其实刨开这个外衣的话，都是人对艺术的想象，通过艺术来寄托自己对美好的想象，只是方法不同，内容都差不多，所以说甭管你穿的是什么外衣，红色偶像剧也好，红色经典也好，它所涉及的内容和它所获取的享受，大同小异。
电视指南：国外一部《阿甘正传》，如今时隔20多年，依然能打动人心，相比起来中国当下的一些红色剧显得花拳绣腿贫血得很，是我们不再需要信仰了吗?还是制片人缺乏耐心?
李洋：也不能排除说当下的作品中有急功近利的东西，因为有献礼这样一个诉求。献礼嘛，肯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把作品播出来，才能达到一个献礼的效果，这样从时间准备、精力准备，包括剧作艺术上的准备，资金准备等等，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定，一个艺术家的表达不是免费的，都有成本的发生，每个人可能拥有的条件不一样，当然这跟他个人的追求也有关系，他可能在各方面物理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投入了很大的心力，他也把它作为一个非常认真的艺术创作，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献礼行动，这两个活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而它的结果也会有很大区别。可能很多东西是急就章，可能没有用太多的心思，所以出来的东西也不会有很强的生命力，这个不排除。
电视指南：前面说到红色偶像剧，你认为红色偶像剧是拍给谁看的呢?
李洋：肯定是要给年轻人看的。红色偶像剧除了说有一个包装的概念之外，良苦用心是想让红色的历史、革命的历史，要让今天的观众，特别是80、90后的观众，中小学生记住，喜欢看是一方面，因为现在他们可能对于那段历史，不像他们的父母辈、爷爷奶奶辈那么清楚，因为他们是在游戏机、网络这么一个时代里长大的，相比之下他们对于那段历史可能也不会有那么浓厚的兴趣，红色偶像剧就把这样一群观众吸引到电视机前，让他们来了解、认识一下中国革命的历史，那个年代是这么回事，通过他们所认可的所喜欢的演员来表演。他们可能刚开始是奔着演员来的，奔着那些年轻的面孔来的，不是主动的，是非常被动地来接受历史知识的学习和熏陶，最后逐渐被他们所感动。这种熏陶式的教育，有非常强的设置定位。像湖南台的《我的青春在延安》，它的目标观众就 是年轻观众，所以采取了这样一种措施和方式，找了一群非常年轻的面孔，甚至把热播频道的主持人也拉入到演员的阵容，来跟年轻观众互动。这个是主要目的。
电视指南：一部红色偶像刷应该具备哪些元素才能被称之为红色偶像剧呢?
李洋：其实红色偶像剧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红色，一个是偶像。红色，就是有关中国革命的历史、人物、事件，还有中国革命的精神，这个是红色范畴的。偶像就是偶像的面孔，青春的，深得广大受众关心、喜欢的，有很强的公众亲和力。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红色偶像剧所要具备的元素。一个就是红色的基调，基调里面包含着故事的来源，精神的气质，基本的旋律，肯定不是完全商业的东西，它有一定的限定性、规定性，有一定的规范。所谓红色偶像剧，偶像一定得是年轻人，如果是找很资深的斯琴高娃来演女一号，你就是再红色的，也肯定不叫偶像剧，也一定要是青春的、靓丽的，一定是健康的、向上的。这些阳光的、健康的明星面孔和革命的历史基调相结合，两者缺一不可。
电视指南：那一部好的，能打动人心的红色偶像剧应该是怎么样的?
李洋：打动人心的还是要靠故事，故事为王，甭管是红色偶像剧还是非红色偶像剧，还是别的剧，只要你是个剧，首先得要有一个很结实的很诱人的故事，这个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外在的。最重要的是故事，其次才是演员的表现。好的故事，需要好的面孔，对面孔的依赖，仅次于故事。反过来，有很好的面孔，但故事很差，也会一败涂地。这两个东西非常重要。
电视指南：假如说要抛开偶像化的浅层，红色剧的普世价值又在哪里呢?
李洋：普世价值，是一个很深的话题，其实应该是大众化的，也是共产党的一个普世价值，为了人民，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天下为公”。在我看来，普世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所认定的好剧，在普世价值上一定会有它的追求，应该是理想，这种理想是一种追求，就是舍身取义，舍小我，取大我。红色本身，它是有些限定，它有一个题材的时间变迁，显然辛亥革命不能叫红色，再往前民国、清朝，这些都不能叫红色，它一定是跟主人公所从事的共产主义革命相关。这么多年的历史，无非就两个关键词：革命和建设。像《钢铁年代》，解放后的这些大的事件，像《奠基者》，这些就都跟我们革命和建设这两块息息相关，这个在我理解是红色题材的范围，普世价值好像还不太好扣它，但肯定有。我觉得起码有这么几个主义吧：英雄主义，我觉得这是普世价值的一个追求；理想主义，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爱国主义，这也是一个普世价值，红色题材的一个主义。我觉得至少在我所抓的这么多军旅题材的作品里，基本上都属于红色题材，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这是永恒的主旋律，还有一个集体主义。这些东西应该都属于红色题材的普世价值。不知道理解得准不准确，这是我个人理解的。
电视指南：像红色剧、红色偶像剧这些。假如离开了建党90周年，建国60周年这样一个诉求概念的话，它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李洋：红色剧也好，红色偶像剧也好，有点像红色季，要有它好的生长气候和它好的亮相期，一旦这个季节过了再亮相的话可能你的机会就会少很多。因为作为一个投资者和制作者，他绝不会不考虑这样的季节的，比如每年都有几个这样固定的季节，像每年七一党的生日，红色题材肯定有一个机会，八一作为军事题材的红色剧肯定有一次机会，每年的十一不管大年小年还是普通年份，你总要给共和国献一个蛋糕，再加上抗战，“九一八”前后，有一个抗战剧的亮相机会，一年算下来，红色季大概一年有四五次的机会。如果跟电视台之间能形成一个对应的，比如说预购、跟踪，或者是定制的一种契约关系，还是可以做的，但如果没有的话，一年365天，我要奔那四五天去的话是不是很危险的事呢?打个比方说，你本来是给五月份做的一个蛋糕，五月份没有卖掉，到六月份谁会要呢?这个比喻不一定很准确，但的确是。在建党90年，或是建国60年，国家会要求全国各个制作单位，国营的、民营的请你们一定要考虑到献礼，而后把你献礼的计划报上来，然后加以统筹安排、鼓励和支持，国家会要求各个电视台，比如像今年建党90年，就要在5、6、7这三个月的红色月里，所有的卫星电视台黄金时间都要播红色剧，这就是国家行为、国家规划。这个戏就比较幸运，反之你在红三月当中做了一部作品或由于各种原因你没赶上，这就比较麻烦了，“过了那村就没那店了”，所以它既是一个神圣的献礼行为，同时也是一个很严峻的产业行为。
电视指南：就红色偶像剧的影响和渗透，谈谈你的看法。
李洋：红色偶像剧在我看来还是很有意义的。红色剧和教育大体是相关的，我们的教育除了知识的教育，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更多的是传统教育，传统精神的教育，中国精神的传承在这个上面我们是做得很差的。这个东西不能靠它的自然传承，一定要靠国家行动。像美国人，他们不露痕迹地在做他们美国精神的传承，在他们的影视作品中用各种传媒，让美国的年轻人知道美国的历史，特别是美国精神，他们在这上面是真正做到了深入人心，而且没有断代。但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应该反思，也要反省。我们的文化，一方面十分的繁荣，更新得也非常快，但扔东西也非常快，就像一种接力，我们常常是接力棒没接过来就起跑了，所以在接力赛上跑到终点的运动员是空手撞线。虽然是个比喻，但我觉得丢掉的那个接力棒就是我们的精神，是我们前面探讨的普世的价值观，普世的红色文化中几代人祭奠下来的诉求的一种精神，在这方面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我们做得很差。从这个角度反观，如果说，我们对于年轻的观众，或者是年轻的80、90后孩子们，如果说有一个责任的话，我们应该结结实实地把手中的接力棒交到他们的手里。这是一个比喻，就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前辈我们的爷爷辈我们的祖辈，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们是怎么样创业的，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怎样的付出，经历了怎样的战斗，经历了怎样的牺牲，才换来了今天，一定要让他们懂得历史。所以过去老讲，“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这点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红色偶像剧，虽然也可以看作一种商业运作的策略，但在我看来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推广，非常值得关注和扶持的创作行动，因为它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