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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参与和社会的多元主体参与是有效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的途径，也是当前社会治理工作创新的突破口。本次研究聚焦于南通市崇川区“邻里自理”的社区治理模式，通过对其组织架构、职能定位的阐述和分析，找到可推广于其他社区治理的借鉴思路和方法。
1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初城市社区民主自治制度实施以来，城市社区作为基层社会自治的关键部分，一直是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点。在20余载的探寻中，不难发现，居民参与和社会的多元参与是有效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的途径，也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突破口。南通市崇川区确立了“区级为主导、街道为主体、社区为依托、邻里街坊为基础”的四级管理体制，不断摸索出一套适合自身实际情况的“邻里自理”的社区管理模式，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邻里，大事不出社区”的便民服务格局。
2南通市崇川区“邻里自理”模式
2.1组织架构
南通市崇川区推行“邻里自理”模式，摸索出“区—街道—社区—邻里”管理体制。在这个管理体制中，街道设立“六办一队一中心”（即综合办、党群办、社会事务办、城市建管办、综合治理办、经济服务办；综合执法队；便民服务中心），社区构建“一心三体”（即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社区综治办），邻里设“一心一会”（即邻里党支部和邻里和谐促进会），三级组织之间多向互动，促进社区居民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
2.2邻里的界定
2.2.1邻里的划分
不同于我国城市普遍采取的社区治理，南通市崇川区将治理单元进行了微化，从以往的社区治理变为邻里治理。邻里作为社区内空间更小的自治单元，是按照“地域相近、楼幢相连、资源相通”的原则，以3～10个楼幢、150～300户左右为单元的基础上进行设置的。截止目前，南通市崇川区在其所辖的108个社区中，已经建立了901个邻里。
2.2.2邻里的人员队伍
邻里在人员队伍建设和配备上已经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体系。每个邻里在居民选举之下产生“邻里和谐促进会”理事长（小组长）1名、理事若干（楼长），他们在原先的居民代表的身份上又增添了新的责任。除此之外，社区还为每个邻里配备1名社工来担任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的干事，由其负责和联系整个邻里。
2.3社区邻里的职能
在理事长带领理事解决邻里事务、社工联系一个邻里、每名社干各联系一個片区的人员班子的统筹下，邻里须履行服务、信息、自治三项基本职能。
2.3.1服务职能
在建设邻里之前，服务主要是由社区居委会统一提供。但碍于社区面积大、服务涵盖面过于广泛、社区服务人员能力不足等现实原因，一些服务常常出现缺位和错位的问题。近些年来，崇川区不断建设和完善邻里，并依据不同的服务主体和对象设置代理服务和志愿服务两大类服务。
2.3.2信息职能
主要涉及邻里民情、公共安全、公共管理等方面的信息收集与提供。在信息的提供上，崇川区通过微信等媒体拓宽、畅通了信息的流通渠道。在信息的搜集上，邻里实现了民代（理事长、理事）、社干和居民的良好互动。
2.3.3自治
在以往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下，我国大部分城市都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因此，在社区管理中，社区居委会成为独角色，治理主体单一，且居民处于被动的状态。而南通市崇川区“邻里自理”新模式的这一尝试，不仅打破了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的僵局，增加了社工、民代、社团、志愿者等治理主体，实现了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
现今的邻里，在几年来的实践基础上，渐渐推动“邻里自理”向“邻里自觉”提升。邻里在以社团组织为载体，不断扩大居民参与之下，形成了多边共治、多元自理的格局。
3存在的问题
从宏观上讲，无论是崇川区的“邻里自理”模式中的社区，抑或是其他城市的社区，在治理中存在四大矛盾。首先是社区工作的行政化和社区的自治性具有矛盾。社区居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的核心，在实际工作中，其定位不够明确、职责不清的问题仍然存在。随着社区工作者专业化、专职化的同时，行政化的色彩也日渐浓厚，自治意识渐趋淡薄。
其次是条块矛盾矛盾。这里的条是指行政权力的纵向体系，块是指行政权力的横向体系，即在基层社区层面上的综合运作和横向管理。在社区治理中，条块矛盾体现在某些政府的职能部门，为自身利益，脱离基层社区的情况而随意行政，以致于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偏管；而“块”由于自身权力的有限性，无法有效地配合、协调“条”在社区管理上的工作，因此条块矛盾复杂难解。
其三是社区的工作能力和目前社会治理的工作现状具有矛盾。目前我国社区治理的现状普遍存在几点问题，即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社区管理服务经费投入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和多元治理模式滞后，这些现状及问题与社区的工作能力构成了难以调解的矛盾。
最后是资源的矛盾。社区的资源必定是有限的，在有限资源的利用上，也必定会产生矛盾。
从微观上讲，有许多具体而微的矛盾。比如说社区干事、人员的流失，社区工作者队伍不稳定。社会就业压力大，许多社会工作者只是把它当作一种过渡性工作或者寻求其他工作的跳板，且社会对社区社会工作者职业的认同度较低。虽然例如崇川区已提高了社干的薪酬待遇，但还是留不住一些人员。
参考文献：
[1]顾健辉，是文涛.城市社区治理“一委一居一站一办”模式解析——南通市崇川区社区治理建设的启示[J].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01）：53-56.
[2]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课题组，张志明，郑琦.小邻里实现大共享——南通市崇川区社区建设的探索及启示[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12）：38-42.
[3]中共南通市崇川区委党校课题组.把社会治理落实到社区邻里街坊[J].群众，2016，（08）：61-62.
[4]潘珺，吴江，章燕璐.构建人性化社会治理长效机制——南通市崇川区城市综合治理模式的调查与思考[J].唯实，2016，（02）：68-70.
[5]戚小倩.在探索“邻里自理”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来自南通市崇川区的调研[A].江苏省第八届学术大会学会专场论文哲学社会类论文汇编[C]，2014：5.
[6]倪乐一.推进社区建设构建和谐社区[D].苏州大学，2009.
作者简介：
张华芳（1996—），女，汉族，浙江绍兴人，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1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初城市社区民主自治制度实施以来，城市社区作为基层社会自治的关键部分，一直是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点。在20余载的探寻中，不难发现，居民参与和社会的多元参与是有效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的途径，也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突破口。南通市崇川区确立了“区级为主导、街道为主体、社区为依托、邻里街坊为基础”的四级管理体制，不断摸索出一套适合自身实际情况的“邻里自理”的社区管理模式，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邻里，大事不出社区”的便民服务格局。
2南通市崇川区“邻里自理”模式
2.1组织架构
南通市崇川区推行“邻里自理”模式，摸索出“区—街道—社区—邻里”管理体制。在这个管理体制中，街道设立“六办一队一中心”（即综合办、党群办、社会事务办、城市建管办、综合治理办、经济服务办；综合执法队；便民服务中心），社区构建“一心三体”（即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社区综治办），邻里设“一心一会”（即邻里党支部和邻里和谐促进会），三级组织之间多向互动，促进社区居民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
2.2邻里的界定
2.2.1邻里的划分
不同于我国城市普遍采取的社区治理，南通市崇川区将治理单元进行了微化，从以往的社区治理变为邻里治理。邻里作为社区内空间更小的自治单元，是按照“地域相近、楼幢相连、资源相通”的原则，以3～10个楼幢、150～300户左右为单元的基础上进行设置的。截止目前，南通市崇川区在其所辖的108个社区中，已经建立了901个邻里。
2.2.2邻里的人员队伍
邻里在人员队伍建设和配备上已经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体系。每个邻里在居民选举之下产生“邻里和谐促进会”理事长（小组长）1名、理事若干（楼长），他们在原先的居民代表的身份上又增添了新的责任。除此之外，社区还为每个邻里配备1名社工来担任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的干事，由其负责和联系整个邻里。
2.3社区邻里的职能
在理事长带领理事解决邻里事务、社工联系一个邻里、每名社干各联系一個片区的人员班子的统筹下，邻里须履行服务、信息、自治三项基本职能。
2.3.1服务职能
在建设邻里之前，服务主要是由社区居委会统一提供。但碍于社区面积大、服务涵盖面过于广泛、社区服务人员能力不足等现实原因，一些服务常常出现缺位和错位的问题。近些年来，崇川区不断建设和完善邻里，并依据不同的服务主体和对象设置代理服务和志愿服务两大类服务。
2.3.2信息职能
主要涉及邻里民情、公共安全、公共管理等方面的信息收集与提供。在信息的提供上，崇川区通过微信等媒体拓宽、畅通了信息的流通渠道。在信息的搜集上，邻里实现了民代（理事长、理事）、社干和居民的良好互动。
2.3.3自治
在以往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下，我国大部分城市都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因此，在社区管理中，社区居委会成为独角色，治理主体单一，且居民处于被动的状态。而南通市崇川区“邻里自理”新模式的这一尝试，不仅打破了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的僵局，增加了社工、民代、社团、志愿者等治理主体，实现了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
现今的邻里，在几年来的实践基础上，渐渐推动“邻里自理”向“邻里自觉”提升。邻里在以社团组织为载体，不断扩大居民参与之下，形成了多边共治、多元自理的格局。
3存在的问题
从宏观上讲，无论是崇川区的“邻里自理”模式中的社区，抑或是其他城市的社区，在治理中存在四大矛盾。首先是社区工作的行政化和社区的自治性具有矛盾。社区居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的核心，在实际工作中，其定位不够明确、职责不清的问题仍然存在。随着社区工作者专业化、专职化的同时，行政化的色彩也日渐浓厚，自治意识渐趋淡薄。
其次是条块矛盾矛盾。这里的条是指行政权力的纵向体系，块是指行政权力的横向体系，即在基层社区层面上的综合运作和横向管理。在社区治理中，条块矛盾体现在某些政府的职能部门，为自身利益，脱离基层社区的情况而随意行政，以致于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偏管；而“块”由于自身权力的有限性，无法有效地配合、协调“条”在社区管理上的工作，因此条块矛盾复杂难解。
其三是社区的工作能力和目前社会治理的工作现状具有矛盾。目前我国社区治理的现状普遍存在几点问题，即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社区管理服务经费投入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和多元治理模式滞后，这些现状及问题与社区的工作能力构成了难以调解的矛盾。
最后是资源的矛盾。社区的资源必定是有限的，在有限资源的利用上，也必定会产生矛盾。
从微观上讲，有许多具体而微的矛盾。比如说社区干事、人员的流失，社区工作者队伍不稳定。社会就业压力大，许多社会工作者只是把它当作一种过渡性工作或者寻求其他工作的跳板，且社会对社区社会工作者职业的认同度较低。虽然例如崇川区已提高了社干的薪酬待遇，但还是留不住一些人员。
参考文献：
[1]顾健辉，是文涛.城市社区治理“一委一居一站一办”模式解析——南通市崇川区社区治理建设的启示[J].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01）：53-56.
[2]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课题组，张志明，郑琦.小邻里实现大共享——南通市崇川区社区建设的探索及启示[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12）：38-42.
[3]中共南通市崇川区委党校课题组.把社会治理落实到社区邻里街坊[J].群众，2016，（08）：61-62.
[4]潘珺，吴江，章燕璐.构建人性化社会治理长效机制——南通市崇川区城市综合治理模式的调查与思考[J].唯实，2016，（02）：68-70.
[5]戚小倩.在探索“邻里自理”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来自南通市崇川区的调研[A].江苏省第八届学术大会学会专场论文哲学社会类论文汇编[C]，2014：5.
[6]倪乐一.推进社区建设构建和谐社区[D].苏州大学，2009.
作者简介：
张华芳（1996—），女，汉族，浙江绍兴人，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