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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是19世纪后期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其作品以幽默讽刺的艺术手法见长，著有多部长篇小说，如《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恩历险记》《镀金时代》《傻瓜威尔逊》等。此外，马克·吐温也创作了数量众多的中短篇小说，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如《卡拉维拉斯郡著名的跳蛙》《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百万英镑》等。这些中短篇小说多以严肃的口吻讲述令人捧腹的故事情节，集幽默与讽刺为一体，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下层人民的生活，塑造了特色鲜明的人物形象，从多角度思考并批判了19世纪后期美国的社会现实。
Ⅰ
南北战争后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拜金主义大肆流行。受淘金热的影响，许多人都渴望着一夜暴富。马克·吐温也曾投身于淘金热潮，可惜运气不济未能如愿。这样的经历也使马克·吐温能够了解并准确把握人们对于金钱的渴望心理，洞悉金钱诱惑面前人类贪婪的丑态和社会道德的不堪一击。马克·吐温曾说过，“巨大的财富对于一个不惯于掌握钱财的人，是一种毒害，它侵入他的品德的血肉和骨髓。”他认为金钱是人性道德的试金石，能够败坏人的品性，对社会有着巨大的腐蚀作用。小说《百万英镑》《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都以一笔“从天而降”的巨大财富为引，展现了人们如何受金钱的毒害，做出有违社会道德和人性的行为，从而揭露金钱对社会道德的腐化和人性的扭曲。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所谓的“财富”其实是无法兑现的虚无的存在，这种荒诞性更增加了小说的批判意义。
中篇小说《百万英镑》于1893年发表，采用夸张的艺术手法形象地描写了不同人物—一从上流社会到普通民众——在一张百万支票面前的种种丑态，语言幽默滑稽，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情节设计荒诞离奇，却极为引入深思。
故事讲述了一个身无分文的美国小伙子亨利·亚当斯在伦敦的奇遇。伦敦的一对富翁兄弟突发奇想，打赌若是流浪汉持有一张百万巨钞是会饿死街头还是会锒铛入狱。他们选中了因意外来到伦敦而流落街头、饥肠辘辘的亨利，赠与他为期一个月的百万巨钞的使用权。出人意料的是，亨利既没有饿死也没有入狱，反而被认为是着装怪异的富翁，成了人们争相结交的对象。亨利借助这张巨钞，运用自己的智谋，最后成为了真正的百万富翁，并娶得意中人。
马克·吐温夸张而又入骨地刻画了人们对于百万支票的戏剧性反应和态度上的强烈反差。餐馆老板看到这张百万大钞吓得目瞪口呆，“手脚不能动弹”，“不敢碰一下，好像这张钞票是如此神圣以至于凡人连摸都不能摸一下”（《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集》，汪树东、龙红莲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版，P203）。裁缝铺里的服务生最初对衣着寒酸的亨利爱理不理、挖苦讽刺；在看到百万大钞之后立刻热情无比、百般奉承。故事中类似的描述比比皆是，作者以夸张幽默的语言讽刺了当时社会中的拜金主义思想，指出金钱决定了人的身份和地位。
在马克·吐温创作的中后期，随着经济投资的失败和家庭的变故，他对美国的社会现实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体会，作品中反映和探讨的社会问题也愈加深刻犀利。与之前诙谐幽默的风格相比，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中的嘲讽更加尖锐，对金钱对社会道德的败坏进行了更加无情的揭露。故事发生在一个标榜诚信的赫德莱堡小镇，一个陌生人在爱德华·理查兹家丢下价值4万美元的黄金，以答谢曾赠与他二十块钱使他致富的恩人。面对金钱的诱惑，小镇居民，甚至是镇上的名门望族都纷纷自称是当年的给予陌生人帮助的“恩人”，在金钱面前露出了贪婪的本质，结果成了被嘲弄的对象。在这个故事里，作者嘲笑了社会道德的虚伪，指出小镇居民自私冷漠，拒绝对陌生人给予帮助。这个小镇曾以恪守诚信为荣，把诚信看作是高于一切的道德准则，甚至在小镇入口的石头上也刻着“勿让我们受诱惑”。也正因为如此，小镇享有极高的社会声誉。但在金钱的诱使下，原有的道德准则被摒弃，所谓的“诚信”也露出了虚伪贪婪的本质。小镇入口处的“勿让我们受诱惑”的铭文与财富的诱惑下小镇居民内心的挣扎、丑恶的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小说中玛丽所说，小镇的诚实其实是“虚伪的”、“经不起考验的”，“一旦遇到大的诱惑，就会像纸房子一样垮掉”（同上书，P246）。
尽管马克·吐温批判了金钱对人性的毒害和腐化，但他并没有全盘否定人性，对人性还抱有乐观的希望。《百万英镑》中亨利对金钱并不贪婪，希望用自己的努力来创造财富；在声名大噪之后还不忘了经常去关照最初就餐的小餐馆；他热心地帮助朋友，在追求意中人时也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真实境况。亨利身上表现出的善良诚实等美好品德也表明马克·吐温对社会道德和人性依然持乐观的态度。故事《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中，主人公在最后也都幡然醒悟，反省了自己的行为，认清了金钱的本质。这也表明马克·吐温对人性和道德依然抱有希望，期待着社会道德的重建和人性的回归。
Ⅱ
传统道德教育也是马克·吐温小说中一再揶揄嘲讽的对象。在小说《好孩子的故事》《坏孩子的故事》和《爱德华·密尔士和乔治·本顿的故事》中，作者通过对比遵循传统道德的好孩子雅各布、爱德华的悲剧下场与坏孩子吉姆、乔治受到的社会关怀，对传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道德教育进行了质疑和嘲讽，指出了传统道德教育的异化作用，极大地讽刺了现实中功利、颠倒是非和不公正的社会道德观。
《好孩子的故事》中，雅各布对传统道德的教导深信不疑，一直严于律己，坚持所谓的道德真理，一心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如书中的人物一样成为道德的楷模。但他对道德的认知仅局限于主日书上的道德典范，并没有明辨是非的判断力，因此他对道德的追求是模仿性的、功利的，并期待能够得到回报。“他总是很听父母的话，无论他们的要求多么荒唐而不合情理；他总是专心读书，在主日学校从不迟到。他从不逃学，即使他清醒的理智判断告诉他逃学乃是于他最有利的事情，他也不干。”（同上书，P53）在旁人看来，雅各布的行为“怪异”而“难以理解”。传统道德对人的异化作用导致人们自我认知和判断能力的丧失。雅各布僵化地模仿“道德模范”的行为，失去了孩子应有的天真，做出了愚蠢而毫无意义的牺牲。 传统道德对人的异化还体现在人们对于符合道德规范行为的熟视无睹甚至是忽视。《爱德华·密尔士和乔治·本顿的故事》中爱德华也是好孩子的典范，从小就被教导“只要纯洁、诚实、冷静，勤劳，多替别人着想，一生的成功就有把握”（同上书，p64）。跟调皮的乔治相比，他既听话又老实，一直恪守道德规范，却因为过于安分守己而被社会所忽视。因为听话所以没有糖吃；因为爱惜衣物所以不像乔治一样经常有新衣服穿；因为踏实工作所以被认为无需继承财产。爱德华的美德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他的行为也没有得到任何赞赏和回报；反而是道德反叛者乔治获得了人们的关注和同情。
马克·吐温通过“好人并没有好报”的故事情节嘲讽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道德观，指出现实中道德标准的分崩离析。这些小说中道德典范雅各布和爱德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对雅各布来说，“他碰到的事情与书中好孩子所碰到的总是两样”，“不管这孩子干什么事情，他最后都会惹上麻烦。书里的那些孩子干事情会得到奖赏，而他干同样的事情却对他极为不利”（同上书，P55）。循规蹈矩的爱德华被要求处处忍让，被乔治连累而落得一贫如洗，最后还因为尽职尽责而丢了性命。
而在《坏孩子的故事》中，吉姆偷吃果酱，到果园里偷苹果，陷害其他人，但他并没有像传统道德教育中先受到惩罚再忏悔的情节一样改过自新，反而因为自己的行为而洋洋得意。马克·吐温刻意对比了有违道德规范的行为在传统道德教诲中和实际社会中的不同后果，讽刺了传统道德的虚伪说教和现实社会道德的扭曲，揭示了社会的不公。在《爱德华·密尔士和乔治·本顿的故事》中，坏孩子乔治从小游离于道德规范之外，游手好闲，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宗教的伪善和人们不分是非的同情，借助欺骗抢劫等不法行径获取丰厚的物质财富，最后竟然成为了宗教净化的典范和行为的楷模。
这些小说中的“善无善报，恶无恶报”的情节安排无疑是对现实社会最大的讽刺。一方面，小说塑造了呆板的美德典范形象，指出传统的道德教育刻板强调美德而使人的道德认知异化。好孩子雅各布和爱德华听从社会规范的要求，成为了僵化的社会道德的体现；一方面，通过故事结局的安排，小说反映了社会道德的扭曲和不公正。衡量善与恶的标准被扭曲，“善”受到社会的排斥与忽略，“恶”处处得利，成为了社会关怀的对象。马克·吐温运用辛辣的反讽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道德标准的混乱，引起人们对于重建道德秩序的深思和反省。
Ⅲ
马克·吐温在另一篇小说《他是否还在人间》中描述了艺术家的落魄和另辟蹊径的成功之路，揭露了社会中盲目跟风的无知行为和扭曲的价值观。在小说中，作者这样描述画家米勒成名前的生活，“他太穷了，除了胡萝卜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给我们吃的，有时候连胡萝卜也会青黄不接’’（同上书，P191）。他的画作无人问津，甚至换不来一颗大白菜。但当这些画被冠以名家名作的身份时，立刻身价暴涨，成了价值不菲的“佳作”，甚至连未完成的草稿也成了宝贝。马克·吐温在故事的一开始借安徒生的童话故事暗讽人们没有认识事物真正价值的能力，对艺术的无知和人云亦云。小鸟在欢唱的时候没有得到照顾，反而在死后享受了隆重的葬礼；这和小说中艺术家的命运是一样的，活着激情创作的时候没有得到认同，一旦“死去”，艺术家的作品倒成了稀世之作。画家的价值不在于他作品的好坏，而在于有没有名声；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并不存在，也不是衡量其好坏的标准，其价值在于附加的名气和人云亦云的追捧。小说通过“陌生化”的手法，使读者重新审视社会中不良风气，凸显了这种现象的荒诞性，讽刺了人云亦云的无知行为和扭曲的社会阶值观。
马克·吐温一生创作了90多篇中短篇小说，很多作品都成为了读者耳熟能详的经典名篇。他幽默的风格、讽刺的艺术手法、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与思考，使得他的作品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批判意义。他作品中关于人性道德的思考和批判对于今天经济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也依然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反省。在马克·吐温诞生180周年之际，作者藉以拙文向这位现实主义文学巨匠致敬！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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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后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拜金主义大肆流行。受淘金热的影响，许多人都渴望着一夜暴富。马克·吐温也曾投身于淘金热潮，可惜运气不济未能如愿。这样的经历也使马克·吐温能够了解并准确把握人们对于金钱的渴望心理，洞悉金钱诱惑面前人类贪婪的丑态和社会道德的不堪一击。马克·吐温曾说过，“巨大的财富对于一个不惯于掌握钱财的人，是一种毒害，它侵入他的品德的血肉和骨髓。”他认为金钱是人性道德的试金石，能够败坏人的品性，对社会有着巨大的腐蚀作用。小说《百万英镑》《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都以一笔“从天而降”的巨大财富为引，展现了人们如何受金钱的毒害，做出有违社会道德和人性的行为，从而揭露金钱对社会道德的腐化和人性的扭曲。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所谓的“财富”其实是无法兑现的虚无的存在，这种荒诞性更增加了小说的批判意义。
中篇小说《百万英镑》于1893年发表，采用夸张的艺术手法形象地描写了不同人物—一从上流社会到普通民众——在一张百万支票面前的种种丑态，语言幽默滑稽，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情节设计荒诞离奇，却极为引入深思。
故事讲述了一个身无分文的美国小伙子亨利·亚当斯在伦敦的奇遇。伦敦的一对富翁兄弟突发奇想，打赌若是流浪汉持有一张百万巨钞是会饿死街头还是会锒铛入狱。他们选中了因意外来到伦敦而流落街头、饥肠辘辘的亨利，赠与他为期一个月的百万巨钞的使用权。出人意料的是，亨利既没有饿死也没有入狱，反而被认为是着装怪异的富翁，成了人们争相结交的对象。亨利借助这张巨钞，运用自己的智谋，最后成为了真正的百万富翁，并娶得意中人。
马克·吐温夸张而又入骨地刻画了人们对于百万支票的戏剧性反应和态度上的强烈反差。餐馆老板看到这张百万大钞吓得目瞪口呆，“手脚不能动弹”，“不敢碰一下，好像这张钞票是如此神圣以至于凡人连摸都不能摸一下”（《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集》，汪树东、龙红莲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版，P203）。裁缝铺里的服务生最初对衣着寒酸的亨利爱理不理、挖苦讽刺；在看到百万大钞之后立刻热情无比、百般奉承。故事中类似的描述比比皆是，作者以夸张幽默的语言讽刺了当时社会中的拜金主义思想，指出金钱决定了人的身份和地位。
在马克·吐温创作的中后期，随着经济投资的失败和家庭的变故，他对美国的社会现实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体会，作品中反映和探讨的社会问题也愈加深刻犀利。与之前诙谐幽默的风格相比，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中的嘲讽更加尖锐，对金钱对社会道德的败坏进行了更加无情的揭露。故事发生在一个标榜诚信的赫德莱堡小镇，一个陌生人在爱德华·理查兹家丢下价值4万美元的黄金，以答谢曾赠与他二十块钱使他致富的恩人。面对金钱的诱惑，小镇居民，甚至是镇上的名门望族都纷纷自称是当年的给予陌生人帮助的“恩人”，在金钱面前露出了贪婪的本质，结果成了被嘲弄的对象。在这个故事里，作者嘲笑了社会道德的虚伪，指出小镇居民自私冷漠，拒绝对陌生人给予帮助。这个小镇曾以恪守诚信为荣，把诚信看作是高于一切的道德准则，甚至在小镇入口的石头上也刻着“勿让我们受诱惑”。也正因为如此，小镇享有极高的社会声誉。但在金钱的诱使下，原有的道德准则被摒弃，所谓的“诚信”也露出了虚伪贪婪的本质。小镇入口处的“勿让我们受诱惑”的铭文与财富的诱惑下小镇居民内心的挣扎、丑恶的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小说中玛丽所说，小镇的诚实其实是“虚伪的”、“经不起考验的”，“一旦遇到大的诱惑，就会像纸房子一样垮掉”（同上书，P246）。
尽管马克·吐温批判了金钱对人性的毒害和腐化，但他并没有全盘否定人性，对人性还抱有乐观的希望。《百万英镑》中亨利对金钱并不贪婪，希望用自己的努力来创造财富；在声名大噪之后还不忘了经常去关照最初就餐的小餐馆；他热心地帮助朋友，在追求意中人时也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真实境况。亨利身上表现出的善良诚实等美好品德也表明马克·吐温对社会道德和人性依然持乐观的态度。故事《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中，主人公在最后也都幡然醒悟，反省了自己的行为，认清了金钱的本质。这也表明马克·吐温对人性和道德依然抱有希望，期待着社会道德的重建和人性的回归。
Ⅱ
传统道德教育也是马克·吐温小说中一再揶揄嘲讽的对象。在小说《好孩子的故事》《坏孩子的故事》和《爱德华·密尔士和乔治·本顿的故事》中，作者通过对比遵循传统道德的好孩子雅各布、爱德华的悲剧下场与坏孩子吉姆、乔治受到的社会关怀，对传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道德教育进行了质疑和嘲讽，指出了传统道德教育的异化作用，极大地讽刺了现实中功利、颠倒是非和不公正的社会道德观。
《好孩子的故事》中，雅各布对传统道德的教导深信不疑，一直严于律己，坚持所谓的道德真理，一心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如书中的人物一样成为道德的楷模。但他对道德的认知仅局限于主日书上的道德典范，并没有明辨是非的判断力，因此他对道德的追求是模仿性的、功利的，并期待能够得到回报。“他总是很听父母的话，无论他们的要求多么荒唐而不合情理；他总是专心读书，在主日学校从不迟到。他从不逃学，即使他清醒的理智判断告诉他逃学乃是于他最有利的事情，他也不干。”（同上书，P53）在旁人看来，雅各布的行为“怪异”而“难以理解”。传统道德对人的异化作用导致人们自我认知和判断能力的丧失。雅各布僵化地模仿“道德模范”的行为，失去了孩子应有的天真，做出了愚蠢而毫无意义的牺牲。 传统道德对人的异化还体现在人们对于符合道德规范行为的熟视无睹甚至是忽视。《爱德华·密尔士和乔治·本顿的故事》中爱德华也是好孩子的典范，从小就被教导“只要纯洁、诚实、冷静，勤劳，多替别人着想，一生的成功就有把握”（同上书，p64）。跟调皮的乔治相比，他既听话又老实，一直恪守道德规范，却因为过于安分守己而被社会所忽视。因为听话所以没有糖吃；因为爱惜衣物所以不像乔治一样经常有新衣服穿；因为踏实工作所以被认为无需继承财产。爱德华的美德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他的行为也没有得到任何赞赏和回报；反而是道德反叛者乔治获得了人们的关注和同情。
马克·吐温通过“好人并没有好报”的故事情节嘲讽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道德观，指出现实中道德标准的分崩离析。这些小说中道德典范雅各布和爱德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对雅各布来说，“他碰到的事情与书中好孩子所碰到的总是两样”，“不管这孩子干什么事情，他最后都会惹上麻烦。书里的那些孩子干事情会得到奖赏，而他干同样的事情却对他极为不利”（同上书，P55）。循规蹈矩的爱德华被要求处处忍让，被乔治连累而落得一贫如洗，最后还因为尽职尽责而丢了性命。
而在《坏孩子的故事》中，吉姆偷吃果酱，到果园里偷苹果，陷害其他人，但他并没有像传统道德教育中先受到惩罚再忏悔的情节一样改过自新，反而因为自己的行为而洋洋得意。马克·吐温刻意对比了有违道德规范的行为在传统道德教诲中和实际社会中的不同后果，讽刺了传统道德的虚伪说教和现实社会道德的扭曲，揭示了社会的不公。在《爱德华·密尔士和乔治·本顿的故事》中，坏孩子乔治从小游离于道德规范之外，游手好闲，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宗教的伪善和人们不分是非的同情，借助欺骗抢劫等不法行径获取丰厚的物质财富，最后竟然成为了宗教净化的典范和行为的楷模。
这些小说中的“善无善报，恶无恶报”的情节安排无疑是对现实社会最大的讽刺。一方面，小说塑造了呆板的美德典范形象，指出传统的道德教育刻板强调美德而使人的道德认知异化。好孩子雅各布和爱德华听从社会规范的要求，成为了僵化的社会道德的体现；一方面，通过故事结局的安排，小说反映了社会道德的扭曲和不公正。衡量善与恶的标准被扭曲，“善”受到社会的排斥与忽略，“恶”处处得利，成为了社会关怀的对象。马克·吐温运用辛辣的反讽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道德标准的混乱，引起人们对于重建道德秩序的深思和反省。
Ⅲ
马克·吐温在另一篇小说《他是否还在人间》中描述了艺术家的落魄和另辟蹊径的成功之路，揭露了社会中盲目跟风的无知行为和扭曲的价值观。在小说中，作者这样描述画家米勒成名前的生活，“他太穷了，除了胡萝卜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给我们吃的，有时候连胡萝卜也会青黄不接’’（同上书，P191）。他的画作无人问津，甚至换不来一颗大白菜。但当这些画被冠以名家名作的身份时，立刻身价暴涨，成了价值不菲的“佳作”，甚至连未完成的草稿也成了宝贝。马克·吐温在故事的一开始借安徒生的童话故事暗讽人们没有认识事物真正价值的能力，对艺术的无知和人云亦云。小鸟在欢唱的时候没有得到照顾，反而在死后享受了隆重的葬礼；这和小说中艺术家的命运是一样的，活着激情创作的时候没有得到认同，一旦“死去”，艺术家的作品倒成了稀世之作。画家的价值不在于他作品的好坏，而在于有没有名声；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并不存在，也不是衡量其好坏的标准，其价值在于附加的名气和人云亦云的追捧。小说通过“陌生化”的手法，使读者重新审视社会中不良风气，凸显了这种现象的荒诞性，讽刺了人云亦云的无知行为和扭曲的社会阶值观。
马克·吐温一生创作了90多篇中短篇小说，很多作品都成为了读者耳熟能详的经典名篇。他幽默的风格、讽刺的艺术手法、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与思考，使得他的作品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批判意义。他作品中关于人性道德的思考和批判对于今天经济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也依然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反省。在马克·吐温诞生180周年之际，作者藉以拙文向这位现实主义文学巨匠致敬！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