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几天，清华小友刘超博士发来《讲台上的民国》书稿电子版，希望我抽时间为这本书写几句。我当然知道“人之患好为人师”，更知道“学之患在为人序”。我素来相信真学问是非常私人化的事情。写作者用几个月、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打磨出一本书，批评者想在一个短暂时间里说出个子丑寅卯，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批评者只是读了人家的书，而没有也不可能读人家为了写这本书而阅读过的书，更不要说人家多年来的阅读了。
　　我没有办法对《讲台上的民国》发表批评性意见。读过几章后，却觉得应该说点赞美的话。古人说后生可畏，我们年轻的时候体会不到这句话的真切意味，到了一定年龄，再看这些后生晚辈，不得不承认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这一代“老三届”、“新三届”，大约只是“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中国学术的正常发展，应该寄希望于接受过完整训练的新一代。
　　刘超的这本书，从书名上，我一开始没有悟出究竟里面说了什么事，因为“讲台上的民国”太容易引发其他联想了，打开后方才知道是在为民国学术大师作传记，几十个在民国大学讲台上的大师被写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对于大陆读者来说，“民国”只是一个遥远的记忆了。由于现实的教育不尽如人意，我们大陆的读者，甚至许多作者对民国的记忆越发浪漫，近乎想像了。巧的是，我这个学期正在台湾一所大学里教书，对大陆读者来说的历史回想，在我的眼前就是正在发生、发展的现实。民国的讲台依然还在，民国的大师也没有走远，台湾今天的教育实际上接续1949年前民国教育往前走。
　　以台湾的大学比照我们今天大陆的大学，究竟差距在哪里呢？今天大陆的任何一所大学，如果从硬件说，可能都不比台湾差，所差的，只是“软实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差距，就是传统。比如说今天的北大、清华，尽管还在北京，清华甚至还在自己的老地方。但1949年实际上将清华、北大的历史分成两截。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说1949年“获得了新生”。必须承认，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这样的判断确实不错，因为一切都在那个时候改弦易辙。
　　对于大陆的读者来说，民国确实渐行渐远了。“讲台上”或许依然活跃着许多新一代的大师，但这批新人与1949年之前的“旧人”比，总觉得缺少一点个性，缺少一点故事，因而这些年不经意间流行起来了一股怀旧思潮，甚至出现了“民国范”这样的概念。刘超的这本书，大致可以归属于这一类，以温情和敬意讲述“民国讲台上”的那一代大师。
　　与坊间流行的“民国范”读物稍有不同，刘超属于学院派，或者说是学院正儿八经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历史专业人才，他们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也有长达十几年的专业潜心苦读，熟悉基本史料，具有相当学术功底。他们这一批新生代写作者的加盟，可以预期，要不了几年，大陆文史出版物会在学术品质上有一个提升，学术品位一定会渐渐不一样。
　　对于年轻一代专业史学人才介入大众历史书写，学术界褒贬不一。我个人倾向于支持。我觉得学有余力，且有比较流畅清新文笔的，抽时间为大众写上几本具有学术厚度、深入浅出的作品，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个性化的书写，一定会潜移默化改变着一个社会的思维，提升社会的品位。
　　从另一个方面说，学术史从来不会因为书写样式去判定一本书是学术的，还是通俗的，不会因为通俗的不加注释的表达就判定一定是没有学术内涵的。古典的中国学术不必说了，即便近代新学术出现之后，我们去读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读周予同的《经今古文学》，读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读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即便到了当代，我们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读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读黎东方的“细说”，我们从来不会因为他们的作品没有注释、没有引文、行文通俗简明而忽视而贬低。我们从他们的著作中获得无穷的启示，知道做学问的甘苦，知道什么叫做举重若轻，怎样才能举重若轻。
　　读了刘超兄这本《讲台上的民国》，引发几句感想，如若不妥，还望作者、读者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