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改进文风的要求，这是党在文风建设上的重大举措。文风问题，表面看是形式上的问题，实际上它更是一个立场问题、方法问题、内涵问题。文风建设也不是只在写文章时才涉及，我们常说“文如其人”，英语中也有“文章映出作者”（the writing mirrors the writer）的说法。所以，文风建设最终体现为人的建设，通过改文风，来转换我们思想的立足点，改进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甚至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因此，文风建设主要是一种手段，其旨归在于人的建设。那么，什么样的文风才是好的文风，才于人的建设有益呢？毛泽东发表于上世纪40年代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可谓文风优良的典范之作，其经验至今仍能给我们提供可贵的历史借鉴。
　　好的文风在价值立场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写作导向。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当前的文艺问题最根本的有两个，一个是为人民的问题，一个是如何为的问题。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和根本，是文章科学立论的基础。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社会科学问题要想抓住根本，就必须找到问题的实质，找到历史和时代的本质。那么这个历史与时代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智慧绝伦的杰出天才，还是那几千几万的所谓社会精英？都不是。历史与时代真正的精华是人民群众，真正的本质也在于他们。所以人们才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写作导向，实际上就是坚持唯物史观。只有坚持了这一点，我们才会向下看。就当今世界发展状况来看，即便是经济社会发展比较成熟的社会，也都有各自的民间疾苦。看不到民间疾苦，就只能说明你看得还不够“向下”，还不够深入。我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写作导向，就是要有“向下看”的精神和勇气。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警告过人们，如果现在不主动“向下看（look down）”，就会在有朝一日被动地“向下看”。对于文章写作来说，“向下看”能使我们找到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找到需要培育和关怀的真正对象，这样的文章才是有根的，是紧紧抓住脚下的泥土的，是有旺盛的生命活力的。这样的深植大地的文章，是为人民代言的，只有这样的文章才敢言，才有责任与担当，才能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可以说，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写作导向是好文风的立足点和根本点。
　　好的文风始终坚持以充分的调查研究作为写作的必要前提。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有几分调查说几分话，占有几分材料写几分文章，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充分的调查研究中得出结论，这是好文风的基本特点和基本品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通过写信、个别交谈、集体谈话等方式，征求了艾青、刘白羽、李伯钊、丁玲、萧军、欧阳山、周文、周扬、何其芳、周立波等几十位诗人、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的意见，让他们帮助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的意见和建议。对其中有些诗人、作家，毛泽东还多次同他们或通信或谈话沟通思想、交流看法。同时，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代部长凯丰等也分别找作家谈话，汇集文艺工作者意见。实际上，延安文艺座谈会，不是领导讲话或大家学习的报告会，而是一个研讨会、调研会，毛泽东的讲话分两个部分，会开始时讲了一部分，只是提几个问题作为引言，然后听取大家讨论，研究大家意见，最后会议结束时才有了作为结论的那部分讲话。座谈会举行过三次全体会议，有几十位党内外作家发言。可见，只有这样充分的调研准备，写出的文章才会实，才会真正做到“其文真，其事核”。《讲话》鲜明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如果没有扎实、深入的调查研究作为基础是不可想象的。毛泽东指出：“是否重视调查研究是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可以说，是否重视调查研究也是关系到文章成败的大问题，是文章能否做到“实”的关键所在。
　　好的文风始终坚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从实际存在的问题出发，坚持有的放矢，坚持科学理论和具体实践相结合，是《讲话》带给我们的一个基本启示。《讲话》的写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缘起于当时延安文艺界出现的一些问题，那时来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大多还没有真正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他们的思想感情还需要一个改造过程，还需要一个与根据地军民相结合的过程。随着抗日战争困难时期的到来，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他们中的一些人所具有的思想弱点和问题，就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胡乔木把这些问题主要概括为五个，即“暴露黑暗”问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问题，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问题，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讲话》在对“为人民”这个根本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阐述的基础上，对座谈会之前和座谈会期间延安文艺界反映出来的思想观点以及“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一一给予分析和辩驳，从而确立起新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与延安文艺界具体实际状况相结合的范本，成就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第一部经典之作。科学理论和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克服主观主义的必由之路，而所有的坏文风、假大空的文风都是主观主义的产物。因此，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坚持有的放矢，坚持科学理论和具体实践相结合是通向好文风的根本途径，这也是为中国共产党上世纪40年代整顿文风的实践所证明了的。
　　好的文风还应始终坚持运用辩证思维。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端正文风的基本方法。毛泽东的整篇讲话，可以说处处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文艺评论家仲呈祥曾明确地指出过这一点。比如，毛泽东在《讲话》中讲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既讲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同时又讲文艺创作应当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讲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既讲“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又讲“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讲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既讲从群众中来，向人民群众学习的问题，又讲到群众中去，发挥文艺作品教育人民的作用；讲文艺批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既讲阶级社会中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又讲“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这些体现着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必然是最少片面性和最少偏见的观点，必然会呈现出一种具有科学精神的文风。我们常说，好的文章要有思想性，坚持运用辩证思维，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较高的思想性得以生成的重要基础。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文献中，曾引用一副对子以“墙上芦苇”和“山间竹笋”为喻批评主观主义者“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当前的某些不良文风来说，以这副对子为他们画像也是恰如其分的。时代在前进，只有紧紧握住脚下的泥土，秉持科学精神，以精炼的语言把道理说准、说实、说深、说透，文章才能直立不倒，富有生机，充满活力。这或许就是毛泽东的《讲话》在文风建设方面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与借鉴。
　　（选自《光明日报》2013年5月1日，本文系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集体创作，由马建辉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