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被人问及：“得了ALS病（编者注：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后，你感觉如何？”我的答案是：没什么感觉。我努力地尽可能去正常生活，不去考虑自己的处境，不去懊丧被疾病所剥夺的一切，其实疾病并没能剥夺多少。
　　得知自己患上运动神经元疾病时，我十分震惊。小时候，我的运动协调能力一直不太好。我不擅长球类运动，我的字迹让老师们非常绝望。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我不太喜欢体育运动。但我17岁进入牛津大学时，事情好像有了转机。我担任了赛艇的舵手和浆手，虽然不够资格参加牛津、剑桥对抗赛，但却达到了参加学院内部划船赛的标准。
　　但是，在牛津读到大三时，我发觉自己行动上愈加笨拙，会无缘无故地跌倒一两次。但直到次年我转入剑桥大学时，父亲才发觉这一变化，带我去看家庭医生，他把我引荐给一个专家。刚过21岁生日，我便去医院做了检查。我住院两周，做了各种检查。大夫们从我的胳膊上取下肌肉样本，在我的体内插入电极，向我的脊柱注入某种射线无法穿透的液体，然后把病床斜立起来，用X射线观察这种液体上下流动的情况。忙活了一通后，大夫们没有告诉我得了什么病，只是说我得的不是多发性硬化症，我的病情属于非典型性的。但我推测，他们认为病情会继续恶化，除了给我开维生素外，他们无能为力。我看得出，大夫们也并不认为维生素能有多大疗效。我不想了解更多的详情，因为显然我得到的只会是坏消息。
　　我得了绝症，几年之内它就可能要了我的命，意识到这一点，对自己而言震动非小。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我的生命要戛然而止？住院期间，我亲眼看到对面病床上一个罹患白血病的陌生男孩死去。那不是一个令人开心的场景。显然，有人境况更不如我。至少我的病症不会让我太难受。每当我快要哀叹自己不幸时，我就会想起那个男孩。
　　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也不了解病情会以多快的速度恶化，所以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好。大夫们让我回到剑桥大学，继续进行我在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方面刚刚着手的研究。但我的进展不大，因为自己没有很强的数学背景，而且，反正我可能活不到拿博士学位的那一天。我的性格有些悲观了，开始喜欢上了瓦格纳的音乐，不过杂志上关于我酗酒的文章是夸大其辞。问题是，一篇文章这么写了，其它文章就竞相效仿，因为这能吸引读者。人们相信，任何事情，只要被印刷上多次，就一定是真的。
　　我那时常常多梦。在病情被诊断出之前，我觉得生活很无聊，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做。但刚出院不久，我就梦见自己将被处死。突然间，我意识到，如果自己能侥幸活下来，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值得去做。我有好几次梦见为了救人献出自己的生命。是啊，就算反正得死，我也该做些有益的事情。但我没有死，尽管一片乌云笼罩着我的未来，我没想到自己比从前更享受生活。我开始在研究上取得一些进展，还和一位叫简·怀尔德的姑娘订了婚。我是在自己的病情刚被诊断出来时认识她的。订婚改变了我的生活，让我有了活着的目标，但也意味着为了结婚，我必须找到一份工作，因此我向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申请研究员职位。没想到，我得到了这个职位，于是数月后我们结婚了。
　　凯斯学院的研究员职位解决了我眼前的就业问题。我幸运地选择了在理论物理方面从事研究，因为这是一个我的病情不会造成太大妨碍的研究领域。很幸运，我在科学方面的声誉逐渐提高，但同时我的肢体愈发不能自主。这意味着，在此后我得到的一系列职位中，我只需做研究，不必授课。
　　在找房安家方面我们运气也不错。结婚时，简还只是伦敦大学韦斯特菲尔德学院的本科生，因此她每周都得去伦敦。这使我们必须找到一个住处，使我能够照料自己，而且房子不能太偏僻，因为我走不了多远。我向院方请求帮助，但学院当时的财务主管答复我说：不为研究员提供住所是学院的制度。所以我们就登记租住市场区正在兴建的一组新公寓（多年后，我发现学院就是这些公寓的所有者，当时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但是，当我们婚后赴美旅行结束，回到剑桥时，发现公寓还没盖好。财务主管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他说我们可以在研究生宿舍租住一间房：“正常情况下，这间房我们每晚收12先令6便士。不过，因为你们是两人合住，我们每晚收你们25先令。”我们只在那住了三晚，就在离我的系约100码的地方找到一所小房子，它属于另一个学院，被该院一位研究员租住。这位研究员在郊区买房后就搬出去了。在他余下的三个月租赁期内，他将房子转租给我们。在这三个月内，我们发现同条街上还空着一间房。一个邻居叫来了多赛特郡的房主，对她说：年轻人找不到房住，你的房子却空置着，令人不能接受。于是房主把房子租给我们。我们在那住了几年后，打算买下来重新装修一下，便向学院申请抵押贷款。但学院做了番调查后，认定风险太大。后来我们从建屋互助会得到买房贷款，我父母提供了装修经费。我们又在那住了四年，直到我再也爬不动楼梯。这个时候，学院对我更加重视，财务主管也换了人，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学院属下的底层公寓。这太适合我了，屋子宽敞，房门宽大，而且相当靠近中心区，我可以坐着电动轮椅到系里或学院去。孩子们也很开心，房屋被庭园环抱，有学院的花匠照看。
　　直到1974年，我还可以自己吃饭和上下床。不靠外人的帮助，简一个人能够帮助我并拉扯孩子。但后来事情越来越困难了，于是我们开始让一名学生跟我们一起住。学生协助我起床、入睡，我为他提供免费食宿和学业辅导。1980年，我们改请社区和个体护工帮助，他们每天早晚来一两个小时，直到1985年我得了肺炎，必须接受气管切开手术。此后，我必须接受24小时护理，几个基金会提供的资助使这成为可能。
　　在接受手术之前，我的嗓音已愈加含糊，只有一些熟人能明白我说的话，但我至少还能与人交流。我通过向秘书口述的方式撰写学术论文，借助翻译进行学术演讲，翻译会将我含糊的话语清晰地重复一遍。但是，气管切开手术让我彻底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在一段时间内，我唯一的交流方式，就是让人在拼写表中指示字母，指到我需要的字母时，我就抬一下眉毛，这样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成单词。用这种方式与人对话太困难了，更不要说撰写学术论文。但是，加利福尼亚一位名叫沃尔特·沃尔托茨的电脑专家听说了我的困境，给我送来了他编写的Equalizer程序，使我可以通过用手按动开关，从电脑屏幕菜单中选取词汇。这套程序也可以通过头部或眼部的运动来控制开关。当我选好了自己想说的话，就把它们发送到语音合成器。起初，我只在台式电脑上运行Equalizer程序。
　　不过，剑桥自适应通信系统软件公司的工程师大卫·梅森为我的轮椅安装了一台小型便携电脑和语音合成器设备。这套系统让我能够比先前更好地与人交流。我可以每分钟表达15个单词，我可以把写下的话“说”出来，也可以把它们存入磁盘，再打印出来，或者从磁盘读取原文，再一句一句地“说”出来。运用这套系统，我写了一本书和数十篇科学论文，而且做了许多面向学术界或普通大众的访谈，很受听众欢迎。我想这主要归功于由Speech Plus公司出品的语音合成器。人说话的声音非常重要，如果你说话含糊不清，人们容易把你当傻子看待。这套语音合成器是我用过的最好的，因为它能产生语调变化，不会让你听上去像个机器人。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合成器让我带上了美式口音。
　　我的整个成年生活，基本上都是和运动神经元疾病伴随着的。但这并不妨碍我拥有可爱的家庭和事业的成功。这多亏了简、孩子们和其他众多人士与机构的帮助。我很幸运，病情比通常情况发展得慢。不过，它也表明：人，不必失去信心。
　　（吴刚 译）
　　题解
　　斯蒂芬·霍金，生于1942年，英国剑桥大学应用数学及理论物理学系教授，当代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作为科普作家，他还著有《果壳里的宇宙》《时间简史》等。
　　在当代，霍金不仅以他的科学成就闻名于世，更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作为全世界身残志坚的象征而鼓舞着千万人。霍金对待苛刻的命运，并未抱怨，而是积极开朗地迎接生命中的挑战与不幸。在他面前，我们所经受的任何挫折与磨难，都微不足道，我们还有什么借口不满怀希望地面对人生呢？不只是霍金，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新西兰人马克·英格利斯、天生没有手脚的澳大利亚励志演讲者尼克·胡哲……任何时代，都会有这样自强不息、与命运抗争的人出现。乐观、勇敢与热情，也正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的动力。
　　（王林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