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如著名文学批评家。
　　曹寇的话语中对“先锋文学”的尖锐批评，出自“七十年代”作家之口，似乎很正常，桫椤也不“反击”，令我不得不沉思起来。为什么？“先锋文学”当真就如曹寇所说的“大面积翻译西方著作和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很大的关系。西方大师以及各种文艺思潮蜂拥而入，写作者们不可能无动于衷。不过，它的寿终正寝或戛然而止也说明了一个严重的問题，那就是这种写作普遍不贴现实生活，包括我说的‘不诚实’，以至于有的还成了文字游戏。这批作家后来纷纷转型也说明它难以为继。一方面，它是捏着腔调在‘做’小说，而不是写小说;另一方面，对于读者来说，它的可读性和可感受力是成问题的。”我多么希望曹寇在这里的“这批作家”不是无具体对象的泛指，而是有对象的确指。“先锋文学”的意义，在我看来首先正是来自于“这批作家”的文学写作观念、伦理思想、审美趣味的“先锋性”;其次，还来自于“这批作家”中的大部分意识到了“捏着腔调在‘做’小说，而不是写小说”的语言文学文本实验的“先锋性”，而且我以为，尤其是这后一部分的语言文学文本实验的“先锋性”是针对“启迪”和“熏陶”年轻一代作者和读者而言的。缘何这样的“启迪”和“熏陶”不仅仅没有起作用，相反却成了“可读性和可感受力是成问题的”？
　　我想一部作品的“可读性和可感受力是成问题的”，仔细研究的话，责任一定不全在作家身上，读者难道就没有责任，尤其是我们既然已经在经历过“先锋文学”的“启迪”和“熏陶”之后的文学读者，理应在文学审美趣味上有大踏步的前进而不是后退。何谓前进，对读者审美阅读有所挑战，何谓后退，顺应读者的即为后退。
　　此前，在石一枫的一篇对话里也谈到过，他觉得二十世纪以后的小说文本写作比十九世纪的小说好写得多。为此我还在见他面时详细问过为什么？石一枫的意思比较有技术含量。一方面是二十世纪以后的小说文本阅读得多，那种绕来绕去的主观叙述容易写，而十九世纪狄更斯作品中有客观真实生活场景对照的描述不怎么好写。
　　当然，我想十九世纪狄更斯那一代作家的确具有充当“上帝”的能力和志向，二十世纪以后的小说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