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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玛格丽特》（Marguerite，本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将该片译为《金曲金后》，更令人会心微笑）是泽维尔·吉亚诺利（Xavier Giannoli）自编自导的大型复古片。影片非常温馨，令人觉得享受安稳平和、心满意足——如果你是一个乐评人的话，或有此感。
影片中的核心人物玛格丽特·杜孟（Marguerite Dumont）是根据真实的人物而塑造的。主人公原型是美国出生的弗罗伦斯·佛斯特·詹金斯（Florence Foster Jenkins），她出自名门，非常热爱歌剧，但可惜没有任何声乐才能可言。不知为何，她毅然举行个人独唱音乐会，流传于世的录音唱片可谓是唱片史上最差之作，却被万众追捧。如今你要是播放她的录音，肯定会忍不住大笑——但当你再仔细想想，又会开始怜悯她，为她的失败而心碎。詹金斯怎么会不知道这一评价？为什么没有人告诉她？那些奉承她的人是为了钱吗？或者这只是一则残酷的笑话？
另一部根据詹金斯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将于今年稍晚发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饰演这位渴望成为歌剧大明星的名媛。于是这部《玛格丽特》捷足先登，并将故事背景移至巴黎——在确保银幕上主人公性格有血有肉的同时，改编后的情节与背景中又增添了讽刺时弊的成分。
在故事里，玛格丽特梦想成为歌唱家却失败得一塌糊涂，而饰演玛格丽特的女演员凯瑟琳·弗罗特（Catherine Frot）却将这个角色演绎得天衣无缝，简直可以说是掌握到了“绝对音准”。凯瑟琳在接受访问时曾说：“最难的部分，是如何故意唱走调。”就好像奈杰尔·安德鲁斯（Nigel Andrews，《金融时报》影评人）看罢《玛格丽特》记录下的文字所说的：“当女主角演绎咏叹调‘圣洁的女神’（Casta Diva）时，尽管嗓子听起来像个受酷刑的猫咪，但在一瞬间她却表达出一种痛楚的美感，令人联想到卡拉斯。”这一刻，让我想到电影中的那一位初出茅庐（且五音不全）的年轻记者，因为偶尔看了玛格丽特一次筹款音乐会的演出，发表首篇关于她的评论，让她一炮而红。
这类故事在现实世界中也许会发生，但往往显得牵强，缺乏信服力，更多的是出现在小说的艺术加工和渲染里。真正具有可信度的是类似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杜鲁门（Margaret Truman）这样的个案。杜鲁门在任的时候，玛格丽特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歌剧演员生涯。在她出道后几年，《华盛顿邮报》乐评人保罗·休谟（Paul Hume）发表文章评论她“尽管在舞台上有吸引力”但“大部分时候的音高偏低”。“（玛格丽特）到了今天还无法具有专业歌唱家那种精炼水平。”宠爱女儿的总统看了乐评后，发了一封信给休谟：“我希望将来有机会跟你会面。到了那天，你可能会需要一个新的鼻子，一大堆生牛排来敷你的黑眼圈，或者更需要一个人在你身后扶住你！”
不久之前，我在整理我父母亲书柜里留下的书籍时，找到了杜鲁门小姐发表于1956年的回忆录《纪念》（Souvenirs），书中回忆了她离开歌剧界后改行为作家的经历。她也提及了乐评人尖酸刻薄的评语是如何伤害了她，“借机”在字里行间倾诉了她的心声。“没有人明白我为了演唱和演出付出了多大的努力。”针对媒体的质疑，她这样回答。我肯定我父母会同情她的遭遇，并站在她那边。就像大部分美国人一样，他们大概只因为杜鲁门小姐是那位深受爱戴的美国总统的女儿，就自然而然成为她的拥趸，对她的歌剧演唱水平却一无所知。从歌剧界的角度来说，休谟先生的实话着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希望上述的一切可以让我们更深一层地思考，“评论”的意义以及评论家的责任。我刚刚阅读了斯科特（A.O.Scott）的一本新书——《通过批评，更好生活》（BetterLiving Through Criticism），也深入探讨了这一话题。作者斯科特是《纽约时报》的首席影评人。几年前，他发表了一篇针对《复仇者联盟》（TheAvengers）不太正面的影评后，受到好莱坞明星塞缪尔·杰克逊（Samuel L.Jackson）（编者注：杰克逊在《复仇者联盟》中饰演了神盾组织头目独眼侠尼克·法瑞）的猛烈抨击——杰克逊在自己的推特（Twitter）账号发布了这样一条留言：“斯科特需要一份新的工作！大家帮他找找吧！一个他可以力所能及的岗位！”
为了回应这条只有74个英文字母的推特信息，斯科特撰写了这本足有280页的书籍，内容覆盖广泛，研究奥地利诗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散文与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说的文章篇幅要比涉及电影的多。斯科特最长篇的影评文章，是关于迪斯尼动画长片《料理鼠王》（Ratatouille）的评论。有趣的是，这部影片里也正好提到餐馆老板与美食评论家的关系。书中，斯科特以一个简单的论述开篇：评论只不过是一种更正规的思维模式罢了。大家都以为自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以及这些我们喜欢的东西存在的价值，对吧？其实，很大一部分人并不真的知道。
“艺术的使命就是让我们的思维获得自由，”斯科特宣称，“而评论家的任务就是弄清楚在这种思维自由下可以做什么。”这段对评论家职能的描述，远远超越了其挑剔毛病与肤浅赞誉的表面。但斯科特也承认，挑剔与赞誉是评论家这份工作的起点。“总要有人有胆量地说出‘我没弄明白！’这样的话。”他这样写道。
斯科特在杜鲁门与休谟的争议中会站在哪边，很容易就猜得出来。但对于《玛格丽特》这部影片中那些半真实半虚构的人物，他会持有什么立场，我不太能确定。颇具挑衅意味的是，斯科特认为身为评论家最神圣的任务就是勇于犯错。“当然这不意味着故意犯错，也不是因为懒惰、无知或者愚蠢而犯错。相反的，评论家的工作就是在一条曲折、循环、磕磕绊绊的历程中追寻真理，并且在此间，先锋意识与固有思维之间不断进行互相博弈的意识抗争过程。”
评论家最主要的工作，是为他的观点提供充足的背景资料支持。这一点，电影《玛格丽特》中那位年轻记者非常不幸地彻底失败。倘若“杜孟女士”的观众们都忠于自己的耳朵所听见的，也许我接受这个记者的观点要容易得多。就算我们承认这是这位年轻记者真挚的观后感，但是他在告知读者有这一感受时脱离实际，也没有提供一个值得相信的、客观的描述，让大家了解当时的现场实况与情景。
尽管如此，我对这位记者的冲动与想法还是保留一丝尊重。我所认识的每一位评论家都认为，无论我们评论的是何种艺术门类，从作品的宏观范畴上说，卓越超群或是糟糕透顶的都只是很少数。按我自己的经验估算，这两类极端各占10%，这也意味着，中间剩下的这80%的作品都只能算平庸。（斯科特书中提到评论文章的优劣质量的百分比，也是如此。）
说真的，比起詹金斯与玛格丽特·杜孟，世界上有更多像玛格丽特·杜鲁门那样的艺术家——认真但平庸，可他们所拥有的声誉远远超过自己的艺术造诣。无论是何种媒体，评论家们都应该履行为公众服务的使命，要为那些被忽略的艺术家而喝彩，同时也要揭下那些滥竽充数者的面具。
但是，正如斯科特明确指出的，无论专职与否，评论家的首要原则是——必须发之于心。当你遇到那些卓尔不凡的作品——尽管它们没有改变你的一生，但起码让你在那一刻感觉超乎寻常——你的个人任务，是观察附带的细节，把周边那些多变的可能性记录下来。归根结底，当你发现自己正身处在这种情景中——也许是一场音乐会、一出话剧、一个展览或是一本小说——正是因为在你的一生之中曾经与那些“最佳作品”有过交集，才会让你有坚持再次回到音乐厅或歌剧院的信念。
影片中的核心人物玛格丽特·杜孟（Marguerite Dumont）是根据真实的人物而塑造的。主人公原型是美国出生的弗罗伦斯·佛斯特·詹金斯（Florence Foster Jenkins），她出自名门，非常热爱歌剧，但可惜没有任何声乐才能可言。不知为何，她毅然举行个人独唱音乐会，流传于世的录音唱片可谓是唱片史上最差之作，却被万众追捧。如今你要是播放她的录音，肯定会忍不住大笑——但当你再仔细想想，又会开始怜悯她，为她的失败而心碎。詹金斯怎么会不知道这一评价？为什么没有人告诉她？那些奉承她的人是为了钱吗？或者这只是一则残酷的笑话？
另一部根据詹金斯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将于今年稍晚发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饰演这位渴望成为歌剧大明星的名媛。于是这部《玛格丽特》捷足先登，并将故事背景移至巴黎——在确保银幕上主人公性格有血有肉的同时，改编后的情节与背景中又增添了讽刺时弊的成分。
在故事里，玛格丽特梦想成为歌唱家却失败得一塌糊涂，而饰演玛格丽特的女演员凯瑟琳·弗罗特（Catherine Frot）却将这个角色演绎得天衣无缝，简直可以说是掌握到了“绝对音准”。凯瑟琳在接受访问时曾说：“最难的部分，是如何故意唱走调。”就好像奈杰尔·安德鲁斯（Nigel Andrews，《金融时报》影评人）看罢《玛格丽特》记录下的文字所说的：“当女主角演绎咏叹调‘圣洁的女神’（Casta Diva）时，尽管嗓子听起来像个受酷刑的猫咪，但在一瞬间她却表达出一种痛楚的美感，令人联想到卡拉斯。”这一刻，让我想到电影中的那一位初出茅庐（且五音不全）的年轻记者，因为偶尔看了玛格丽特一次筹款音乐会的演出，发表首篇关于她的评论，让她一炮而红。
这类故事在现实世界中也许会发生，但往往显得牵强，缺乏信服力，更多的是出现在小说的艺术加工和渲染里。真正具有可信度的是类似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杜鲁门（Margaret Truman）这样的个案。杜鲁门在任的时候，玛格丽特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歌剧演员生涯。在她出道后几年，《华盛顿邮报》乐评人保罗·休谟（Paul Hume）发表文章评论她“尽管在舞台上有吸引力”但“大部分时候的音高偏低”。“（玛格丽特）到了今天还无法具有专业歌唱家那种精炼水平。”宠爱女儿的总统看了乐评后，发了一封信给休谟：“我希望将来有机会跟你会面。到了那天，你可能会需要一个新的鼻子，一大堆生牛排来敷你的黑眼圈，或者更需要一个人在你身后扶住你！”
不久之前，我在整理我父母亲书柜里留下的书籍时，找到了杜鲁门小姐发表于1956年的回忆录《纪念》（Souvenirs），书中回忆了她离开歌剧界后改行为作家的经历。她也提及了乐评人尖酸刻薄的评语是如何伤害了她，“借机”在字里行间倾诉了她的心声。“没有人明白我为了演唱和演出付出了多大的努力。”针对媒体的质疑，她这样回答。我肯定我父母会同情她的遭遇，并站在她那边。就像大部分美国人一样，他们大概只因为杜鲁门小姐是那位深受爱戴的美国总统的女儿，就自然而然成为她的拥趸，对她的歌剧演唱水平却一无所知。从歌剧界的角度来说，休谟先生的实话着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希望上述的一切可以让我们更深一层地思考，“评论”的意义以及评论家的责任。我刚刚阅读了斯科特（A.O.Scott）的一本新书——《通过批评，更好生活》（BetterLiving Through Criticism），也深入探讨了这一话题。作者斯科特是《纽约时报》的首席影评人。几年前，他发表了一篇针对《复仇者联盟》（TheAvengers）不太正面的影评后，受到好莱坞明星塞缪尔·杰克逊（Samuel L.Jackson）（编者注：杰克逊在《复仇者联盟》中饰演了神盾组织头目独眼侠尼克·法瑞）的猛烈抨击——杰克逊在自己的推特（Twitter）账号发布了这样一条留言：“斯科特需要一份新的工作！大家帮他找找吧！一个他可以力所能及的岗位！”
为了回应这条只有74个英文字母的推特信息，斯科特撰写了这本足有280页的书籍，内容覆盖广泛，研究奥地利诗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散文与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说的文章篇幅要比涉及电影的多。斯科特最长篇的影评文章，是关于迪斯尼动画长片《料理鼠王》（Ratatouille）的评论。有趣的是，这部影片里也正好提到餐馆老板与美食评论家的关系。书中，斯科特以一个简单的论述开篇：评论只不过是一种更正规的思维模式罢了。大家都以为自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以及这些我们喜欢的东西存在的价值，对吧？其实，很大一部分人并不真的知道。
“艺术的使命就是让我们的思维获得自由，”斯科特宣称，“而评论家的任务就是弄清楚在这种思维自由下可以做什么。”这段对评论家职能的描述，远远超越了其挑剔毛病与肤浅赞誉的表面。但斯科特也承认，挑剔与赞誉是评论家这份工作的起点。“总要有人有胆量地说出‘我没弄明白！’这样的话。”他这样写道。
斯科特在杜鲁门与休谟的争议中会站在哪边，很容易就猜得出来。但对于《玛格丽特》这部影片中那些半真实半虚构的人物，他会持有什么立场，我不太能确定。颇具挑衅意味的是，斯科特认为身为评论家最神圣的任务就是勇于犯错。“当然这不意味着故意犯错，也不是因为懒惰、无知或者愚蠢而犯错。相反的，评论家的工作就是在一条曲折、循环、磕磕绊绊的历程中追寻真理，并且在此间，先锋意识与固有思维之间不断进行互相博弈的意识抗争过程。”
评论家最主要的工作，是为他的观点提供充足的背景资料支持。这一点，电影《玛格丽特》中那位年轻记者非常不幸地彻底失败。倘若“杜孟女士”的观众们都忠于自己的耳朵所听见的，也许我接受这个记者的观点要容易得多。就算我们承认这是这位年轻记者真挚的观后感，但是他在告知读者有这一感受时脱离实际，也没有提供一个值得相信的、客观的描述，让大家了解当时的现场实况与情景。
尽管如此，我对这位记者的冲动与想法还是保留一丝尊重。我所认识的每一位评论家都认为，无论我们评论的是何种艺术门类，从作品的宏观范畴上说，卓越超群或是糟糕透顶的都只是很少数。按我自己的经验估算，这两类极端各占10%，这也意味着，中间剩下的这80%的作品都只能算平庸。（斯科特书中提到评论文章的优劣质量的百分比，也是如此。）
说真的，比起詹金斯与玛格丽特·杜孟，世界上有更多像玛格丽特·杜鲁门那样的艺术家——认真但平庸，可他们所拥有的声誉远远超过自己的艺术造诣。无论是何种媒体，评论家们都应该履行为公众服务的使命，要为那些被忽略的艺术家而喝彩，同时也要揭下那些滥竽充数者的面具。
但是，正如斯科特明确指出的，无论专职与否，评论家的首要原则是——必须发之于心。当你遇到那些卓尔不凡的作品——尽管它们没有改变你的一生，但起码让你在那一刻感觉超乎寻常——你的个人任务，是观察附带的细节，把周边那些多变的可能性记录下来。归根结底，当你发现自己正身处在这种情景中——也许是一场音乐会、一出话剧、一个展览或是一本小说——正是因为在你的一生之中曾经与那些“最佳作品”有过交集，才会让你有坚持再次回到音乐厅或歌剧院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