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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梁实秋在中国文学现代性格局中的两难处境表现在，一方面他从普遍的人性论和纯粹的文学观出发，提出文学无“新旧”之分，标举文学“情思”，否认文学阶级性，从而开辟了与左翼文艺观相左的文学现代性言路；另一方面，他又与林语堂、郁达夫等自由主义浪漫派立场保持着距离，他强调要从古典儒家思想中汲取理性和秩序的力量，疗救浪漫派狂悖的“病态”。因此，梁实秋提出返古、人性和纪律三个文论关键词。在此基础上，他创作坚守“雅士风骨”，超越了一般艺术风格的意涵，更是一种植根中国本土知识分子传统，又不同于左翼思潮和浪漫主义的另类文化“革命”。这种“革命”需要被放置在人文价值高度上审视，它体现的是梁实秋直见性命的人性信仰，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文化精神和知识分子情怀在现代中国的嗣响。
【关键词】：梁实秋；革命；雅士风骨；人性；现代性
在民国初年激进的文学革命中，“不摹仿古人”[1]的文学革命派终结“铺张堆砌”[2]的古典文学，提倡全盘西化；“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3]的鲁迅以笔为枪，成为左翼思潮领军人物而开“革命文学”之风；“尊奉个人主义”[4]的浪漫主义推崇自然和自由，是“一个感情的反抗，对于过分的礼教纪律条规传统等等之反动”[5]。革命派、左翼文学群体和浪漫派之所为都具有冲击、颠覆现实的强烈意味，该时代堪称文学界的革命时代。
在此语境中，梁实秋基于以“人性”为核心的新人文主义立场，与力求破旧立新的革命派保持距离，又在“含有阶级争斗的意味，反抗资本主义的压迫”[6]的左翼作家群体和“拥护个人的自由，反抗规律的严酷”[7]的浪漫派面前屹然挺立、勇于不断交锋。梁实秋进行着对他们革命以后的，革他们“命”的另一种“革命”。梁实秋在现代性革命话语的缝隙中一直寻找着另一种“革命”的可能性。他的革命真谛“是在用破坏的手段打倒假的领袖，用积极的精神拥戴真的领袖”[8]。在喧嚣乱世里他独自捍卫着自己的人性理想；同时他召唤着，召唤着能有现世、后世的 “真的领袖”去传承、发展沉静高贵的“雅士风骨”，去涤荡文学及知识分子生存的功用化时势，去守护人性的平和和社会的宁静。就此而言，凉水去及其文艺思想需要我们深入去阐发。
一、返古：在文学革命冲击下捍卫古典、融会新知
在五四新风下，现代文学革命以批判古典文学为起点。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 提出：“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而朱希祖更进一步强调“文学只有新的旧的两派，无所谓折中派，新文学有新文学的思想系统，旧文学有旧文学的思想系统，断断调和不来” [9]。在此条件下涌现的学衡派和甲寅派崇尚“中正之眼光”，在 “昌明国粹”的指导下呈现开明的一面。但在世人眼中，他们表现了抱残守缺、不知变通的陈腐。在古典文化如此遭全盘否定的潮流中，富有见识和胆识的梁实秋却特立独行地毅然提出“文学并无新旧之分”[10]，而“打破现状的方法不外两种，一是返古，一是引入外国势力”。为此梁实秋“返古”，坚守中国传统并为其正名；他“引入外国势力”，融会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从而更好地发展古典。
仔细分析他的“返古”，有着和文艺复兴先驱之立足点同样的高度。“三杰”[11]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中的人文传统，宣扬人的价值，就是为了抗击神学统治的专制时局。而他的“返古”，有着和春秋时孔子“复礼”之观点一样的态度。因为抗击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的乱世风云，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2]但是，梁实秋的“返古”又绝非在时间层面上回到古代，简单地推崇传统文学。“古代的文学并不一定都是古典的”[13]，时间不是划分文学的标准。文学的标准往往在“古”与 “典”，它们是“顶好的文学所常备有的两项特点” [14]。之所以說“常具有”，是因为经典往往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有其完美的形式与风格，而在经典中最为重要的特质，是人性。这个“人性”也即是“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15]中的“真”。“真”需要历史的审视，需要站在历史的肩膀上实现永恒。在此意义上，梁实秋的“返古”恰恰是现代性的，这一文化批判立场形成了“全盘西化论”的辩证补充。
为此，人性的传统古典意义更体现在一种“士君子之‘成人’[16]”状态里。这种状态“主要表现为一种周礼文化传统标准下的完美人格品质”[17]。梁实秋“雅士风骨”的源头活水正始于此。于动荡革命年代，几经周转，不见得志，梁实秋却“恂恂如也”[18]，始终如一。他因抗战而与妻儿分离多时，居于“蓖墙不固，门窗不严”[19]的北碚陋室，他却可因其“有亩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20]的个性而觉之可爱，名之曰“雅舍”，并于此间聊寄闲情于小品，怀揣对命运的智慧理解和释然。他不以雅舍“看上去瘦骨嶙嶙，单薄得可怜”[21]为紧要，反倒心安则安，豁达大气，与闻一多、季羡林等在此座谈畅饮，可谓“谈笑有鸿儒”，可谓是在“唯吾德馨”之上还有“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22]这种知识分子更高的价值判断定位。
就此看来，“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发现‘士’的明显遗迹，然而他毕竟不是传统的‘士’了”[23]。梁实秋“引入外国势力”，实则是西学中用。他师从白璧德，“最典型地体现了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转化和影响”[24]。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中强调西哲理性自制的精神，这与儒家的克己复礼相映成趣。而“人文主义的理想为君子风度，君子有三长：中立（克己，克制，不激不随）、敏感（反对麻木不仁，但也非好奇立异）、合理（合于标准、不随心所欲、不逾矩），这与孔子的中庸，礼，仁正好相当，最为接近。”[25]这又回应了他所说的打破现状里的引入“外国势力”的方法。而新人文主义与儒学花开两朵，殊途同归，又为梁实秋在此之后提出富有情思、理性的人性论，恢复文学秩序的理念奠定基础。
这种新人文主义还“突出了人文主义的教化性……正是经由这一‘新人文主义’观，将中国古典教化型的“人文”传统文化转化、纳入现代性的矛盾结构中”[26]。此时梁实秋肩负着“为中国民族国家地位提供价值优势与正当合理性论证的使命”[27]，有知识人身份的他义不容辞地独立提出对文学革命的质疑，通过知行合一的“雅士风骨”表现革故鼎新的应有姿态。由此也不难看出，梁实秋没有实枪御敌，也没有以笔为枪的过激，但他确确实实心怀现实，心怀天下。他在过激的文学革命中冷眼热心地保护文学，从而有古典“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嗣响——这未尝不是“用积极的精神拥戴真的领袖”，这未尝不能说不是一场应对文学革命、力图突破现状的孤独“革命”。 二、人性：在革命文学催迫下的理性沉思
由上可得梁实秋有传统古典和新人文主义的“源头活水”，因而有革故鼎新的古典“雅士风骨”，因而有抗击激进文学革命，革文学革命的“命”的革命。在处处喧嚣革命文学的当时，他同样又有一场反左翼作家群体的革命。梁实秋认为“人性是测量文学的惟—的标准”，他以包涵情感、理性的人性为主要武器，反对左翼作家群体提出的文学“阶级性”“革命性”等文学观念。他的人性观与情感密切相关，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在“忠实”。梁实秋认为“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28]，这也就是要忠于人性。二在“个性”。他心目中的“文学家”，是“不接受任谁的命令，除了他自己的内心的命令”，也“没有任何使命，除了他自己内心对于真善美的要求使命”[29]。
在这点上，他对左翼文学将文学变成政治革命的工具、把“巨大复杂、生机活泼的文化功能缩小简化为单一的宣传鼓动”[30]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梁实秋进而将“人性”放置于一种常态、永恒、能产生共鸣而具有普适性的价值高度上，指责鲁迅等在文学上硬生生盖上“革命”的所属权，“以文学的性质而限于‘革命的’，是不啻于以文学的固定的永久的价值缩减至暂时的变态的程度。”[31]“人性”的合理性在于它体现了梁实秋继承、发展的白璧德“新人文主义”。这套思想是为应对西方近代文学思想的“两个极端趋势”[32]而生的，而五四运动后大陆出现的文艺现象如把文学当成阶级斗争武器等，某种程度上正是各种“舶来”的西方境况再现，为此“新人文主义”体现的“欲念和理智（内在的控制力inner check）互相牵制”[33]的二元人性论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有种神奇的折中、平衡与综合效应。
在此姿态下，鲁迅的批判所指出的梁实秋思想背后的矛盾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其主要交锋点有三：
其一，在梁实秋对左翼文学的界定。鲁迅认为“革命文学”，绝非是“无力的”、绝非是梁实秋笔下那种“只是用以宣传、鼓吹和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的”[34]文学，他同样赞成好的文艺作品要有“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可他又说“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35]，“翻译的可以专翻译，创作的可以专创作，批评的专批评”，以此“对敌人应战”[36]。另外，鲁迅所在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理论纲领还提到“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37]，而且在该联盟的成立会议上还确立了“艺术是阶级的武器”[38]等原则，这似乎都说明了鲁迅的自身矛盾性。梁实秋反对的侧重点不在鲁迅，而在左翼作家群体，他抨击的是于《“普罗文学”一斑》里列举的，现已被时代淘汰的“无力”的文学。事实上“普罗文学”的绝大多数，的确也在时间检验下淹没于历史。他的革命，是对只为某个阶级发声的革命进行的为人性发声的革命。
其二，在梁实秋对左翼文学价值的评判。鲁迅认为梁实秋自相矛盾。在梁实秋看来，左翼文学是一种逢迎的文学，体现了“普遍性”的价值，体现了“无产阶级痛苦”的另一种人性，但这却又不是值得肯定的那种推崇人性的文学。事实上，“人性是不变的”，是和“普遍性”价值相挂钩的。左翼文学“人性”的“另一种”，正是其功用性的反映。针对“笔杆子沦为枪杆子”，鲁迅晚年于《流氓当道》的讲演中有言：“流氓等于无赖子，加上壮士加三百代言。”他还于《流氓与文学》中表示：“他们要“革命”，整天叫喊“打倒旧制度”，目的是要取得自身的地位；及至有了地位，仍然要拾起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他晚年的这某种程度上的“反省”，似乎正印证着人性的可贵。
其三在梁实秋关于阶级对文学是否有作用的论述。他提出文学无阶级性的同时又迎合了自己的阶级立场，提出“资产阶级不消灭，资产阶级的文学也永远不会被击倒，文明一日不毁坏，资产也一日不会废除的”[39]。但其实，“单是阶级并不能确定一作家或作品的意识与艺术”[40]，它们之间是允许存在“意识形态变形”[41]的。其次，“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文学的精髓是人性描写。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别。”[42]
诸如此类的矛盾，在表象上它们是与左翼文学抗争的另类革命体现，但在深层次上，它们更多是知识人推崇普适性价值和个人不自觉地具有精英意识的矛盾体现。知识人心中萦绕着亘古的“仕”与“隐”、“出世”与“入世”的命题，使他们有兼济天下、“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宏愿的同时，却也一直主动或被动地与普通的“绝大多数”孤立，标榜着自身“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43]的独特清高。这种人性论无可厚非，毕竟雅士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44]
就此看来，梁实秋是在站在主流左翼思潮的对立面的。不可否认，梁实秋“人性”的文学观还存在许多可供探讨之处，特别在其“理论人文主义”的“少数人”和“一切人文主义”的普适性基础之间差别的差别上，在应然如此的文学价值取向是否应放置在必然语境的矛盾上。这势必不合时宜，遭至攻伐。特别在知人论世的传统语境中，梁实秋自身的“雅士风骨”势必也将得到偏颇的对待。但士人是需要时代的同情性理解的。梁实秋处于党派之间，纵有与友人共赴国难，舍弃妻儿离开北平等事迹，他也只能惭愧地说：“我不知道我伺候的命运如何，我将尽我一份力量为国家做一份事。”[45]——可终究为一介书生，又如之奈何？
“百无一用是书生”。梁实秋在左翼文学主流的压迫下尚敢为知识分子发声，未尝又不是有一种魄力。余光中评价道：“梁实秋当年面对老练泼辣的前辈作家，面对人多势众又有组织的左翼阵营，敢于挺身而出，明确地指陈文学的本质，为缪斯护驾，表现的不仅是智者的眼光，更是勇者的胆识。”[46]
单就这种从文学本质上出发的人性观来說，它像极了“小枝卷曲而不重规矩”[47]的樗木。庄子在礼乐为周所用的情况下有此“樗木”之说，此时相对于助力政治革命的左翼文学，梁实秋的“人性观”是如此大而无用、华而不实，甚是可鄙可笑。但“无所可用，安所困苦”，一种安之若素的闲适态度、一种深层的理性觉醒未尝不是人生大智。梁实秋儒雅之襟，广纳而超脱，这种对绝望的反抗，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超越。 此时相对于“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48]来说，无用更胜有用。正所谓“世间尘劳，谁能遣此。争声剑影，我自调心”[49]，不若平和，以应万事。特别是基于当时左翼势力太过冲动偏激、群众盲从的情况，“文学也罢，革命也罢，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冷静的头脑”[50]。
一如梁实秋所说：“ 人有人格，文有文格。文章背后要有一个人，不可是个傀儡……要忠于自己。”[51]梁实秋之文学“人性”观，恰恰让人思考文学革命以来的“人的文学”将要何去何从，思考文学与革命究竟应该相辅相成还是各自发展，思考更深程度上，文学观表象下梁实秋相较于左翼文学中雅士风骨的价值定位——这其实已经跃升为对知识分子生存境况、价值取舍的自我拷问，探究论战交锋、矛盾与问题的目的就在于此，它并非为得到文学、人生选择的盖棺定论。
鲁迅的骨头很硬，梁实秋的腰很软。他们都是心不硬，膝盖不软的人。梁实秋得以稳当地安适平和，得以在独善其身下不失理想主义而用另类“革命”兼济天下，有雅士真风骨、已是难得。其风骨走出文学，告诉我们“只有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才是健康、常态、普遍的人生，在这种状态下表现出来的人性才是最标准的人性”[52]；告诉我们于苦难中、偏见下如何坚持自我，平和从容；告诉我们在“现代化思潮所带来的世俗化、工具化、物质至上、私欲横流的病态世界”[53]，该如何三省吾身，该如何回归古典。
就此，梁实秋“无用”的人性独树一帜，力排众议，这就不能不谓之为革命特殊情境下的一种反抗，就不能不亦谓之革命。
三、纪律：与浪漫主义对峙下的以理制欲
其实与上文所提的庄子“樗木”无用之说最为契合的该是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所提倡的逍遥自我与樗木之说不谋而合。这种浪漫与文学革命的个人主义一脉相承，追求绝对个性化的“性灵”和情感表达，是将“人自然化”的表现。这正应证了梁实秋关于新文学运动趋向于浪漫主义以及文学里有古典和浪漫的两种主要的类别的判断。他进而对新文学运动以来现今文学趋向于浪漫主义作出审视，认为在新文化运动后的一段时期里，文学推崇情感而轻视理性，对人生的态度是印象的，主张皈依自然并侧重独创。
而“人性论有三层重要观念：一是人性是二元的，一方是以情感为代表的‘需要被控制的自我’，一方是以理性为代表的施加控制的自我；二是理性要节制情感；三是理性是人性的中心”[54]。梁实秋对浪漫主义提出了侧重理性的人性论，强调文学的秩序。他这种理论是在人性论内涵空间上的扩展丰富。
梁实秋基于人本主义，把“自然人性化”。他强调常态的共性和人性，严守纪律和约束，要“以理性（reason）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55]， 因为“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56]——理性作为古典主义制裁的总枢纽，直指浪漫主义“滥情”、任性的自然至上。
梁实秋尤为不喜郁达夫一类的“颓废派”浪漫主义者。在他们身上表现的是“颓废主义的文学”，一种“零余者”自甘堕落的形象。他们“耽于声色肉欲的文学，把文学拘锁到色相的区域以内，以激发自己和别人的冲动为能事”[57]。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活往往要不必要的伤感，愈把自己的过去的生活说得悲惨，自己心里愈觉得痛快舒畅。”林语堂也于《做文与做人》中评价这类文人为有着阴阳怪气的“神经不健全”的名士派与激昂派。我们不排除零余者生不逢时，有爱国而引发的悲痛，一如郁达夫在《沉沦》中通过对男女性爱、性心理的大胆描写，最后居然发出了“祖国呀祖国！我的死都是你害我的！”的悲号。但事实上情感有真假之分，“零余者”一类的情感更多是“假理想主义”的伤感和无病呻吟。浪漫主义者以自身确有的“天才的独创”和“想象的自由”抒发情感，似乎更陷入在一种泥沼中：“一切离经叛道诡怪奇异的思想，和放纵沉溺游荡的恶习，都可借着天才的名义，变成荣耀”[58]。
特别是郁达夫等在生活上也不检点， 甚至还邀请梁实秋一起花天酒地，乱搞男女关系——这种肆意“浪漫”的“郁达夫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59]，这正为梁实秋这种博雅知识分子所不耻。
对此文学颓废和人格颓废，梁实秋毫不客气地指出：“浪漫主义就是不守纪律的情感主义。”[60]这其实就是在具有普适性的人性观要求上对文学提出“纪律”。纪律并非外在权威的标准，也并非浪漫主义一心要推倒的规律。它与理性相关，是内在的节制，是纯正的想象质地，其中特别反映在雅舍小品。它是现代散文从抒情的单一路径向议论化的主智（主知）方向发展的主要标志。从此以后，空洞的抒情的散文，单纯的抒情的散文抒情滥调遭到打压，那种喊口号的、偏激的政治煽动的以及说教气浓厚的散文也被人诟病，而一种具有知性美的思想丰富的亲切风味的散文出场了，现代散文的内质品格发生了变化。这种对生活本身的丰富情趣和富有同情理解的发展倾向是现代散文丰富发展的表现，推动了文学从五四“人之觉醒”过渡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生之吟唱”。
这未尝又不是知识分子提出的“纪律”。“要做文人，先要做人”[61]。真的天才，是“能观察人生的全体，直接体会事物的真实”。但若站在颓废派浪漫主义的立场看，文人似乎就与平常人不同，他“可以和任何的女人骈识，可以和女侍者一见倾心，可以和贤良的妻子离婚，可以引诱良家妇女”[62]，而这就叫做“浪漫的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知识成为知识分子唯一的凭藉，这往往易致使知行分离问题的出现，“浪漫的爱”便可算是。为此，梁实秋针锋相对地指出文人应是要抛却“中国式文人的通病”和“西洋堕落派的文士的恶习”，应是有德行的人。
在浪漫主义颓废派以外，梁实秋与浪漫主义性灵派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梁实秋本身不完全否认文学的抒情性，他认为白璧德“攫住人类之通性，故能万古常新”的观点与林语堂“人类情感有所同然”正相合。另外，他也覺得林语堂的“性灵”很重要，这点和在他与左翼文学等的论战中强调的“内心的情思”是类似的。受禅宗启发，梁实秋当然也举了可以不通过理智了解事物的例子，如“棒喝”、“言下顿悟”等特例。只是他在情感之外，更强调“以理制欲”，用理性去约束情感膨胀的过度欲望。这和吴宓的“以理治欲”[63]——把理性置于至高无上之位、完全否定欲望的合理性不同。 实质上，在文学中，节制而理性的美更应该是一种情感的有力表达。就《槐园梦忆》这篇悼妻作而言，梁实秋无论是回忆与季淑的热恋还是季淑晚年多疾先逝，他都在平淡中现缱绻哀情，又于哀情中现平和达观。但却正是在这种不见肆意，不见渲染的平淡里，迸发出一种感情克制的爆发美。譬如文末谈到二老移居西雅图后，虽然西雅图地方好，但季淑“仍不能不怀念安东街寓所她所手植的那颗面包树”。这朴质的一句与《槐园梦忆》中其上下文的“手植”相呼应，便含蕴着一种岁月的沧桑感。待爱人西辞，梁实秋与树相见而无限惘然，此时此处又与归有光“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64]有异曲同工之妙，平实间可见其节制的深情。
又如梁实秋《中年》中所说“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老年》中所说“经过多少狂风暴雨惊涛骇浪，还能双肩承一喙，俯仰天地间，应该算是幸事”那样，梁实秋的文学创作中处处含蕴着向上向善之美。“灵魂是由思想染色的”[65]，其文通过理性，将个人情感克制地抒发和质化，“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和平的宁静的沉思的一种舒适的感觉”[66]。，从而在人性共性中，在个人解脱之时聊慰众生。相形之下，浪漫倒真是一种肆意而“病态”的了。
人性论里要求要有的“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还囊括了一种带有理性的幽默趣味主义。但梁实秋在情感的“幽默”艺术上又不同于林语堂那般简单抒情的风流幽默，他是融入一种理性思考、通透豁达的风骨幽默在其中的，绝少 “为笑笑而笑笑”的成分。但“幽默不仅仅是作家的观察人生的一种态度”[67]，是需要被放置在“作品品质”的高度来审视的，由此作家才能更好地创作“以同情的、自然的、俏皮的笔调来描写人生之矛盾怪癖的作品”[68]。
梁实秋的观点恰恰是康德提出的“理性”和中国古人强调的“发乎情，止乎礼”[69]交融的体现。梁实秋此时挺身而出，革的就是浪漫主义颓废派的“命”，此时他作为有知识技能的职业者，更体现了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身份：他深具自觉的道义，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70]，堪称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
“文学的态度之严重，情感想象的理性的制裁，这全是文学的最根本的纪律[71]。梁实秋从五四浪漫之趋势走向克制的理性，实则是一种恢复和创新文学秩序的勇敢，是一种不为苟合的“回归”的革命。他用温和敦厚的方式潜移默化地破坏现有浪漫之趋势，尝试重建文学理性之秩序，又何尝不是一种兼济天下的使命感彰显，又何尝不是一种革命之后的革命。
四、结语：雅士风骨与人文价值
梁实秋反对文学革命的全盘西化，力图通过“返古”和“引入外国势力”双管齐下来实行新人文主义的古典，进而改变文化虚无主义下的现状；他抗击过激的“革命文学”不勉强把抗战硬搭上去而作空洞的“抗战八股”，进而回归到文学的人性之上，促进文学的常态性发展；他与浪漫主义对峙，注重理性和纪律，为此在恢复文学秩序之上建立新秩序——细水流长，梁实秋在二十世纪轻轻浅浅地淡淡走过，用最温和的方式，最达观的心态丰富着他骨子里另类“革命”的文化构想。
这些构想最终都要回到梁实秋“人性”的探讨上。其实无论是文学批评、散文创作还是“雅士”的个人性情，抑或者就是人性根本内涵从注重情感到注重理性的演变，梁实秋都在尝试于“情与理”之中找到一种知识分子合适的生存状态。
梁实秋是不赞成如革命派、左翼作家群体还有浪漫派那般激烈地应世的，可他同样是爱国的、关心现世的，他的《骂人的艺术》一辑正是为了抨击时弊，而雅舍小品满满堆砌的生活小事，又何尝不是反映一种在世的，对生活的热爱和期待。但出于敏锐的知识分子直觉，梁实秋也认识到文学需要“纪律”，文人须有德行，认识到理性在人性论中的重要程度。他寻找的，就是王安忆所说的“在与社会相对独立中保持自我”的平衡。可事实上现实总让人在心甘情愿或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逼入理性或感性的极端，于是也就有了梁实秋与时俱进发展的人性论，与时俱进进行的反革命的革命。梁实秋自身的魅力就在于，在这种寻找折中、平衡、综合的状态中他一直保有一种雅士风骨——他捍卫古典并融会新知，探求人性并进行理性沉思，不故作狂放也不陷入颓废。他勇于呐喊，勇于革命，真切体现了知识分子反躬于己的态度，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渺小、弱小，他们却一直怀有坚定的道义操守。
他孤独的另类革命体现的是雅士风骨独有而又传统的文化构想。革故鼎新，“旧邦新命”，“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足以当之。”[72]古典知识分子“阐旧邦以辅新命”，本就该“志事盖在斯”[73]，梁实秋这种直见性命的信仰坚守却在那个内忧外患的特定年代里顯得“另类”，不得不有一副革命的姿态，着实反映了当时国民自卑、着急的心态和形而上的主观臆断。这种病态已经上升为喧嚣现代的国民性病症，值得在梁实秋的革命中进一步反思。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74]。每个时代都需要“阐释并守护意义的人”[75]保持清醒和沉静。特别是梁实秋所处的左翼思潮整齐划一、主流化的喧嚣革命时代，需要梁实秋这类富有情思和理性的知识分子来挖掘世间活动涵义之价值意义。梁实秋“人性论”之下的“雅士风骨”正有这样的高度。梁实秋本身也许还带有“资产阶级”意味，但人文知识分子“所阐释并守护的人文意义并不基于自身阶层的特殊利益而属于全人类 ”[76]，他的“人性论”是具有普适性、超越性的，具有人文哲学高度的。他也许一直处于“未定项”[77]的状态中，但他一直都在奋勇前进，在反革命的革命中创新性地回到原点，力求超越。
在这种“反革命”，或曰“革命之后的革命”中，梁实秋是具有传统美学趣味和情怀的雅士，是处于人人冲锋陷阵的喧嚣革命年代却坚定守护着文化故土的“战士”。他同时也是西学中用[78]的精英知识分子典范，绝不抱残守缺，也不忘革故鼎新。他这种“雅士风骨”植根于更广远的境界，在对传统充满温情敬意的同时不忘含情远眺，可能代表着知识分子应有的成熟心态。这种心态在被排斥的当时和被忽略的现下都有深刻意义。 文学何去何从？知识分子何去何从？在现代化的当下，梁实秋“雅士风骨”的信仰坚守也许已于上文的分析中，给我们一个可供想象、可供参考的经验。
注释：
[1]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J].新青年.1916.2（5）.
[2]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J].新青年.1916.2（6）.
[3] 林语堂.悼鲁迅.林语堂文选.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
[4] 梁实秋.文学与革命[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梁實秋.文学与革命[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9] 朱希祖.非折中派的文学[A].赵家璧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
[10]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11] 三杰：指文艺复兴时的文学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和艺术三杰（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
[12]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13] 梁实秋.古典文学的意义[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14] 同上。
[15] 王充著.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6] 刘向.说苑.北京：中华书局.1987.《辩物》中“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
[17] 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8
[18] 出自《论语·乡党》
[19] 梁实秋.雅舍[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二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出自《论语·里仁》。
[23]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2
[24] 罗钢.梁实秋与新人文主义[J].文学评论.1988.
[25] 马玉红.行走在古典与理性之间——梁实秋的文学人生[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13
[26] 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36.
[27] 同上。
[28] 梁实秋.文学与革命[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29] 同上。
[30] 柯灵.现代散文放谈——借此评议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N].文汇报，1986-10-13.
[31] 同[28]。
[32] 梁实秋.文学讲话[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西洋近代的文学思想……两个极端的趋势：一个是把文学当做工具的看法，一个是把文学当做纯粹艺术的看法。”
[33] 梁实秋.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34]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A].黎照编.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C].北京：华龄出版社，1997.
[35] 梁实秋.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A].黎照编.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C].北京：华龄出版社，1997.
[36] 同上。
[37] 梁实秋. 普罗文学哪里去了[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七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38] 同上。
[39] 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40] 梁实秋.人性与阶级性[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41] 说法出自路易·阿尔都塞.一封论艺术的信——答达斯普尔[A].朱立元、李钧主编.杜章智译.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2]梁实秋.人性与阶级性[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43]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44] 出自陈寅恪所撰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铭文。
[45]梁实秋.回忆抗战时期[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三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46]余光中对梁实秋的评价。出自黄万华.梁实秋曾被鲁迅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J].齐鲁晚报2014.2.19.
[47]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
[48]林语堂.鲁迅之死.
[49]梁文蔷.我的父亲母亲——梁实秋与程季淑[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181.
[50]梁实秋.文学与革命[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51] 梁实秋.散文[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52] 梁实秋.文学的纪律[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53]俞兆平.中国现代文学中古典主义思潮的历史定位[J].文艺研究.2004年06期
[54] 罗钢.梁实秋与新人文主义[J].文学评论.1988.
[55] 文学的纪律[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56]同上。
[57]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58]梁实秋.文艺的无政府[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59]梁实秋.文人有行[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60]同[51]。
[61]梁实秋.文人有行[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62]同上。
[63] 吴宓.我之人生观[J].学衡.1923（16）.
[64]归有光.项脊轩志.傅璇琮主编.中国古典散文精选注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65]奥勒留著.梁实秋译.沉思录.江苏：译林出版社.2012.
[66]梁实秋.文学的纪律[A].《梁實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67] 梁实秋.文学里的“幽默”[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七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68]梁实秋.文学里的“幽默”[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七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69]诗经毛诗序[A].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70]出自陈寅恪所撰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铭文。
[71]梁实秋.文学的纪律[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72]出自冯友兰. 康有为“功国上书”书后.三松堂全集.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
[73]同上。
[74]陶渊明著.逯饮立校注.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
[75]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76]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77]“未定项”：“士”有社会属性但并非为社会属性所完全决定而绝对不能超越者。引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2.
[78]西学中用：指梁实秋引入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并将其中国化，最大程度地实现新人文主义的转化。
作者简介：曾瑜，女，广东梅州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基地班专业，2015级本科生。
【关键词】：梁实秋；革命；雅士风骨；人性；现代性
在民国初年激进的文学革命中，“不摹仿古人”[1]的文学革命派终结“铺张堆砌”[2]的古典文学，提倡全盘西化；“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3]的鲁迅以笔为枪，成为左翼思潮领军人物而开“革命文学”之风；“尊奉个人主义”[4]的浪漫主义推崇自然和自由，是“一个感情的反抗，对于过分的礼教纪律条规传统等等之反动”[5]。革命派、左翼文学群体和浪漫派之所为都具有冲击、颠覆现实的强烈意味，该时代堪称文学界的革命时代。
在此语境中，梁实秋基于以“人性”为核心的新人文主义立场，与力求破旧立新的革命派保持距离，又在“含有阶级争斗的意味，反抗资本主义的压迫”[6]的左翼作家群体和“拥护个人的自由，反抗规律的严酷”[7]的浪漫派面前屹然挺立、勇于不断交锋。梁实秋进行着对他们革命以后的，革他们“命”的另一种“革命”。梁实秋在现代性革命话语的缝隙中一直寻找着另一种“革命”的可能性。他的革命真谛“是在用破坏的手段打倒假的领袖，用积极的精神拥戴真的领袖”[8]。在喧嚣乱世里他独自捍卫着自己的人性理想；同时他召唤着，召唤着能有现世、后世的 “真的领袖”去传承、发展沉静高贵的“雅士风骨”，去涤荡文学及知识分子生存的功用化时势，去守护人性的平和和社会的宁静。就此而言，凉水去及其文艺思想需要我们深入去阐发。
一、返古：在文学革命冲击下捍卫古典、融会新知
在五四新风下，现代文学革命以批判古典文学为起点。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 提出：“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而朱希祖更进一步强调“文学只有新的旧的两派，无所谓折中派，新文学有新文学的思想系统，旧文学有旧文学的思想系统，断断调和不来” [9]。在此条件下涌现的学衡派和甲寅派崇尚“中正之眼光”，在 “昌明国粹”的指导下呈现开明的一面。但在世人眼中，他们表现了抱残守缺、不知变通的陈腐。在古典文化如此遭全盘否定的潮流中，富有见识和胆识的梁实秋却特立独行地毅然提出“文学并无新旧之分”[10]，而“打破现状的方法不外两种，一是返古，一是引入外国势力”。为此梁实秋“返古”，坚守中国传统并为其正名；他“引入外国势力”，融会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从而更好地发展古典。
仔细分析他的“返古”，有着和文艺复兴先驱之立足点同样的高度。“三杰”[11]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中的人文传统，宣扬人的价值，就是为了抗击神学统治的专制时局。而他的“返古”，有着和春秋时孔子“复礼”之观点一样的态度。因为抗击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的乱世风云，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2]但是，梁实秋的“返古”又绝非在时间层面上回到古代，简单地推崇传统文学。“古代的文学并不一定都是古典的”[13]，时间不是划分文学的标准。文学的标准往往在“古”与 “典”，它们是“顶好的文学所常备有的两项特点” [14]。之所以說“常具有”，是因为经典往往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有其完美的形式与风格，而在经典中最为重要的特质，是人性。这个“人性”也即是“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15]中的“真”。“真”需要历史的审视，需要站在历史的肩膀上实现永恒。在此意义上，梁实秋的“返古”恰恰是现代性的，这一文化批判立场形成了“全盘西化论”的辩证补充。
为此，人性的传统古典意义更体现在一种“士君子之‘成人’[16]”状态里。这种状态“主要表现为一种周礼文化传统标准下的完美人格品质”[17]。梁实秋“雅士风骨”的源头活水正始于此。于动荡革命年代，几经周转，不见得志，梁实秋却“恂恂如也”[18]，始终如一。他因抗战而与妻儿分离多时，居于“蓖墙不固，门窗不严”[19]的北碚陋室，他却可因其“有亩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20]的个性而觉之可爱，名之曰“雅舍”，并于此间聊寄闲情于小品，怀揣对命运的智慧理解和释然。他不以雅舍“看上去瘦骨嶙嶙，单薄得可怜”[21]为紧要，反倒心安则安，豁达大气，与闻一多、季羡林等在此座谈畅饮，可谓“谈笑有鸿儒”，可谓是在“唯吾德馨”之上还有“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22]这种知识分子更高的价值判断定位。
就此看来，“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发现‘士’的明显遗迹，然而他毕竟不是传统的‘士’了”[23]。梁实秋“引入外国势力”，实则是西学中用。他师从白璧德，“最典型地体现了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转化和影响”[24]。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中强调西哲理性自制的精神，这与儒家的克己复礼相映成趣。而“人文主义的理想为君子风度，君子有三长：中立（克己，克制，不激不随）、敏感（反对麻木不仁，但也非好奇立异）、合理（合于标准、不随心所欲、不逾矩），这与孔子的中庸，礼，仁正好相当，最为接近。”[25]这又回应了他所说的打破现状里的引入“外国势力”的方法。而新人文主义与儒学花开两朵，殊途同归，又为梁实秋在此之后提出富有情思、理性的人性论，恢复文学秩序的理念奠定基础。
这种新人文主义还“突出了人文主义的教化性……正是经由这一‘新人文主义’观，将中国古典教化型的“人文”传统文化转化、纳入现代性的矛盾结构中”[26]。此时梁实秋肩负着“为中国民族国家地位提供价值优势与正当合理性论证的使命”[27]，有知识人身份的他义不容辞地独立提出对文学革命的质疑，通过知行合一的“雅士风骨”表现革故鼎新的应有姿态。由此也不难看出，梁实秋没有实枪御敌，也没有以笔为枪的过激，但他确确实实心怀现实，心怀天下。他在过激的文学革命中冷眼热心地保护文学，从而有古典“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嗣响——这未尝不是“用积极的精神拥戴真的领袖”，这未尝不能说不是一场应对文学革命、力图突破现状的孤独“革命”。 二、人性：在革命文学催迫下的理性沉思
由上可得梁实秋有传统古典和新人文主义的“源头活水”，因而有革故鼎新的古典“雅士风骨”，因而有抗击激进文学革命，革文学革命的“命”的革命。在处处喧嚣革命文学的当时，他同样又有一场反左翼作家群体的革命。梁实秋认为“人性是测量文学的惟—的标准”，他以包涵情感、理性的人性为主要武器，反对左翼作家群体提出的文学“阶级性”“革命性”等文学观念。他的人性观与情感密切相关，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在“忠实”。梁实秋认为“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28]，这也就是要忠于人性。二在“个性”。他心目中的“文学家”，是“不接受任谁的命令，除了他自己的内心的命令”，也“没有任何使命，除了他自己内心对于真善美的要求使命”[29]。
在这点上，他对左翼文学将文学变成政治革命的工具、把“巨大复杂、生机活泼的文化功能缩小简化为单一的宣传鼓动”[30]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梁实秋进而将“人性”放置于一种常态、永恒、能产生共鸣而具有普适性的价值高度上，指责鲁迅等在文学上硬生生盖上“革命”的所属权，“以文学的性质而限于‘革命的’，是不啻于以文学的固定的永久的价值缩减至暂时的变态的程度。”[31]“人性”的合理性在于它体现了梁实秋继承、发展的白璧德“新人文主义”。这套思想是为应对西方近代文学思想的“两个极端趋势”[32]而生的，而五四运动后大陆出现的文艺现象如把文学当成阶级斗争武器等，某种程度上正是各种“舶来”的西方境况再现，为此“新人文主义”体现的“欲念和理智（内在的控制力inner check）互相牵制”[33]的二元人性论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有种神奇的折中、平衡与综合效应。
在此姿态下，鲁迅的批判所指出的梁实秋思想背后的矛盾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其主要交锋点有三：
其一，在梁实秋对左翼文学的界定。鲁迅认为“革命文学”，绝非是“无力的”、绝非是梁实秋笔下那种“只是用以宣传、鼓吹和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的”[34]文学，他同样赞成好的文艺作品要有“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可他又说“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35]，“翻译的可以专翻译，创作的可以专创作，批评的专批评”，以此“对敌人应战”[36]。另外，鲁迅所在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理论纲领还提到“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37]，而且在该联盟的成立会议上还确立了“艺术是阶级的武器”[38]等原则，这似乎都说明了鲁迅的自身矛盾性。梁实秋反对的侧重点不在鲁迅，而在左翼作家群体，他抨击的是于《“普罗文学”一斑》里列举的，现已被时代淘汰的“无力”的文学。事实上“普罗文学”的绝大多数，的确也在时间检验下淹没于历史。他的革命，是对只为某个阶级发声的革命进行的为人性发声的革命。
其二，在梁实秋对左翼文学价值的评判。鲁迅认为梁实秋自相矛盾。在梁实秋看来，左翼文学是一种逢迎的文学，体现了“普遍性”的价值，体现了“无产阶级痛苦”的另一种人性，但这却又不是值得肯定的那种推崇人性的文学。事实上，“人性是不变的”，是和“普遍性”价值相挂钩的。左翼文学“人性”的“另一种”，正是其功用性的反映。针对“笔杆子沦为枪杆子”，鲁迅晚年于《流氓当道》的讲演中有言：“流氓等于无赖子，加上壮士加三百代言。”他还于《流氓与文学》中表示：“他们要“革命”，整天叫喊“打倒旧制度”，目的是要取得自身的地位；及至有了地位，仍然要拾起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他晚年的这某种程度上的“反省”，似乎正印证着人性的可贵。
其三在梁实秋关于阶级对文学是否有作用的论述。他提出文学无阶级性的同时又迎合了自己的阶级立场，提出“资产阶级不消灭，资产阶级的文学也永远不会被击倒，文明一日不毁坏，资产也一日不会废除的”[39]。但其实，“单是阶级并不能确定一作家或作品的意识与艺术”[40]，它们之间是允许存在“意识形态变形”[41]的。其次，“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文学的精髓是人性描写。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别。”[42]
诸如此类的矛盾，在表象上它们是与左翼文学抗争的另类革命体现，但在深层次上，它们更多是知识人推崇普适性价值和个人不自觉地具有精英意识的矛盾体现。知识人心中萦绕着亘古的“仕”与“隐”、“出世”与“入世”的命题，使他们有兼济天下、“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宏愿的同时，却也一直主动或被动地与普通的“绝大多数”孤立，标榜着自身“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43]的独特清高。这种人性论无可厚非，毕竟雅士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44]
就此看来，梁实秋是在站在主流左翼思潮的对立面的。不可否认，梁实秋“人性”的文学观还存在许多可供探讨之处，特别在其“理论人文主义”的“少数人”和“一切人文主义”的普适性基础之间差别的差别上，在应然如此的文学价值取向是否应放置在必然语境的矛盾上。这势必不合时宜，遭至攻伐。特别在知人论世的传统语境中，梁实秋自身的“雅士风骨”势必也将得到偏颇的对待。但士人是需要时代的同情性理解的。梁实秋处于党派之间，纵有与友人共赴国难，舍弃妻儿离开北平等事迹，他也只能惭愧地说：“我不知道我伺候的命运如何，我将尽我一份力量为国家做一份事。”[45]——可终究为一介书生，又如之奈何？
“百无一用是书生”。梁实秋在左翼文学主流的压迫下尚敢为知识分子发声，未尝又不是有一种魄力。余光中评价道：“梁实秋当年面对老练泼辣的前辈作家，面对人多势众又有组织的左翼阵营，敢于挺身而出，明确地指陈文学的本质，为缪斯护驾，表现的不仅是智者的眼光，更是勇者的胆识。”[46]
单就这种从文学本质上出发的人性观来說，它像极了“小枝卷曲而不重规矩”[47]的樗木。庄子在礼乐为周所用的情况下有此“樗木”之说，此时相对于助力政治革命的左翼文学，梁实秋的“人性观”是如此大而无用、华而不实，甚是可鄙可笑。但“无所可用，安所困苦”，一种安之若素的闲适态度、一种深层的理性觉醒未尝不是人生大智。梁实秋儒雅之襟，广纳而超脱，这种对绝望的反抗，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超越。 此时相对于“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48]来说，无用更胜有用。正所谓“世间尘劳，谁能遣此。争声剑影，我自调心”[49]，不若平和，以应万事。特别是基于当时左翼势力太过冲动偏激、群众盲从的情况，“文学也罢，革命也罢，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冷静的头脑”[50]。
一如梁实秋所说：“ 人有人格，文有文格。文章背后要有一个人，不可是个傀儡……要忠于自己。”[51]梁实秋之文学“人性”观，恰恰让人思考文学革命以来的“人的文学”将要何去何从，思考文学与革命究竟应该相辅相成还是各自发展，思考更深程度上，文学观表象下梁实秋相较于左翼文学中雅士风骨的价值定位——这其实已经跃升为对知识分子生存境况、价值取舍的自我拷问，探究论战交锋、矛盾与问题的目的就在于此，它并非为得到文学、人生选择的盖棺定论。
鲁迅的骨头很硬，梁实秋的腰很软。他们都是心不硬，膝盖不软的人。梁实秋得以稳当地安适平和，得以在独善其身下不失理想主义而用另类“革命”兼济天下，有雅士真风骨、已是难得。其风骨走出文学，告诉我们“只有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才是健康、常态、普遍的人生，在这种状态下表现出来的人性才是最标准的人性”[52]；告诉我们于苦难中、偏见下如何坚持自我，平和从容；告诉我们在“现代化思潮所带来的世俗化、工具化、物质至上、私欲横流的病态世界”[53]，该如何三省吾身，该如何回归古典。
就此，梁实秋“无用”的人性独树一帜，力排众议，这就不能不谓之为革命特殊情境下的一种反抗，就不能不亦谓之革命。
三、纪律：与浪漫主义对峙下的以理制欲
其实与上文所提的庄子“樗木”无用之说最为契合的该是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所提倡的逍遥自我与樗木之说不谋而合。这种浪漫与文学革命的个人主义一脉相承，追求绝对个性化的“性灵”和情感表达，是将“人自然化”的表现。这正应证了梁实秋关于新文学运动趋向于浪漫主义以及文学里有古典和浪漫的两种主要的类别的判断。他进而对新文学运动以来现今文学趋向于浪漫主义作出审视，认为在新文化运动后的一段时期里，文学推崇情感而轻视理性，对人生的态度是印象的，主张皈依自然并侧重独创。
而“人性论有三层重要观念：一是人性是二元的，一方是以情感为代表的‘需要被控制的自我’，一方是以理性为代表的施加控制的自我；二是理性要节制情感；三是理性是人性的中心”[54]。梁实秋对浪漫主义提出了侧重理性的人性论，强调文学的秩序。他这种理论是在人性论内涵空间上的扩展丰富。
梁实秋基于人本主义，把“自然人性化”。他强调常态的共性和人性，严守纪律和约束，要“以理性（reason）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55]， 因为“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56]——理性作为古典主义制裁的总枢纽，直指浪漫主义“滥情”、任性的自然至上。
梁实秋尤为不喜郁达夫一类的“颓废派”浪漫主义者。在他们身上表现的是“颓废主义的文学”，一种“零余者”自甘堕落的形象。他们“耽于声色肉欲的文学，把文学拘锁到色相的区域以内，以激发自己和别人的冲动为能事”[57]。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活往往要不必要的伤感，愈把自己的过去的生活说得悲惨，自己心里愈觉得痛快舒畅。”林语堂也于《做文与做人》中评价这类文人为有着阴阳怪气的“神经不健全”的名士派与激昂派。我们不排除零余者生不逢时，有爱国而引发的悲痛，一如郁达夫在《沉沦》中通过对男女性爱、性心理的大胆描写，最后居然发出了“祖国呀祖国！我的死都是你害我的！”的悲号。但事实上情感有真假之分，“零余者”一类的情感更多是“假理想主义”的伤感和无病呻吟。浪漫主义者以自身确有的“天才的独创”和“想象的自由”抒发情感，似乎更陷入在一种泥沼中：“一切离经叛道诡怪奇异的思想，和放纵沉溺游荡的恶习，都可借着天才的名义，变成荣耀”[58]。
特别是郁达夫等在生活上也不检点， 甚至还邀请梁实秋一起花天酒地，乱搞男女关系——这种肆意“浪漫”的“郁达夫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59]，这正为梁实秋这种博雅知识分子所不耻。
对此文学颓废和人格颓废，梁实秋毫不客气地指出：“浪漫主义就是不守纪律的情感主义。”[60]这其实就是在具有普适性的人性观要求上对文学提出“纪律”。纪律并非外在权威的标准，也并非浪漫主义一心要推倒的规律。它与理性相关，是内在的节制，是纯正的想象质地，其中特别反映在雅舍小品。它是现代散文从抒情的单一路径向议论化的主智（主知）方向发展的主要标志。从此以后，空洞的抒情的散文，单纯的抒情的散文抒情滥调遭到打压，那种喊口号的、偏激的政治煽动的以及说教气浓厚的散文也被人诟病，而一种具有知性美的思想丰富的亲切风味的散文出场了，现代散文的内质品格发生了变化。这种对生活本身的丰富情趣和富有同情理解的发展倾向是现代散文丰富发展的表现，推动了文学从五四“人之觉醒”过渡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生之吟唱”。
这未尝又不是知识分子提出的“纪律”。“要做文人，先要做人”[61]。真的天才，是“能观察人生的全体，直接体会事物的真实”。但若站在颓废派浪漫主义的立场看，文人似乎就与平常人不同，他“可以和任何的女人骈识，可以和女侍者一见倾心，可以和贤良的妻子离婚，可以引诱良家妇女”[62]，而这就叫做“浪漫的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知识成为知识分子唯一的凭藉，这往往易致使知行分离问题的出现，“浪漫的爱”便可算是。为此，梁实秋针锋相对地指出文人应是要抛却“中国式文人的通病”和“西洋堕落派的文士的恶习”，应是有德行的人。
在浪漫主义颓废派以外，梁实秋与浪漫主义性灵派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梁实秋本身不完全否认文学的抒情性，他认为白璧德“攫住人类之通性，故能万古常新”的观点与林语堂“人类情感有所同然”正相合。另外，他也覺得林语堂的“性灵”很重要，这点和在他与左翼文学等的论战中强调的“内心的情思”是类似的。受禅宗启发，梁实秋当然也举了可以不通过理智了解事物的例子，如“棒喝”、“言下顿悟”等特例。只是他在情感之外，更强调“以理制欲”，用理性去约束情感膨胀的过度欲望。这和吴宓的“以理治欲”[63]——把理性置于至高无上之位、完全否定欲望的合理性不同。 实质上，在文学中，节制而理性的美更应该是一种情感的有力表达。就《槐园梦忆》这篇悼妻作而言，梁实秋无论是回忆与季淑的热恋还是季淑晚年多疾先逝，他都在平淡中现缱绻哀情，又于哀情中现平和达观。但却正是在这种不见肆意，不见渲染的平淡里，迸发出一种感情克制的爆发美。譬如文末谈到二老移居西雅图后，虽然西雅图地方好，但季淑“仍不能不怀念安东街寓所她所手植的那颗面包树”。这朴质的一句与《槐园梦忆》中其上下文的“手植”相呼应，便含蕴着一种岁月的沧桑感。待爱人西辞，梁实秋与树相见而无限惘然，此时此处又与归有光“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64]有异曲同工之妙，平实间可见其节制的深情。
又如梁实秋《中年》中所说“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老年》中所说“经过多少狂风暴雨惊涛骇浪，还能双肩承一喙，俯仰天地间，应该算是幸事”那样，梁实秋的文学创作中处处含蕴着向上向善之美。“灵魂是由思想染色的”[65]，其文通过理性，将个人情感克制地抒发和质化，“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和平的宁静的沉思的一种舒适的感觉”[66]。，从而在人性共性中，在个人解脱之时聊慰众生。相形之下，浪漫倒真是一种肆意而“病态”的了。
人性论里要求要有的“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还囊括了一种带有理性的幽默趣味主义。但梁实秋在情感的“幽默”艺术上又不同于林语堂那般简单抒情的风流幽默，他是融入一种理性思考、通透豁达的风骨幽默在其中的，绝少 “为笑笑而笑笑”的成分。但“幽默不仅仅是作家的观察人生的一种态度”[67]，是需要被放置在“作品品质”的高度来审视的，由此作家才能更好地创作“以同情的、自然的、俏皮的笔调来描写人生之矛盾怪癖的作品”[68]。
梁实秋的观点恰恰是康德提出的“理性”和中国古人强调的“发乎情，止乎礼”[69]交融的体现。梁实秋此时挺身而出，革的就是浪漫主义颓废派的“命”，此时他作为有知识技能的职业者，更体现了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身份：他深具自觉的道义，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70]，堪称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
“文学的态度之严重，情感想象的理性的制裁，这全是文学的最根本的纪律[71]。梁实秋从五四浪漫之趋势走向克制的理性，实则是一种恢复和创新文学秩序的勇敢，是一种不为苟合的“回归”的革命。他用温和敦厚的方式潜移默化地破坏现有浪漫之趋势，尝试重建文学理性之秩序，又何尝不是一种兼济天下的使命感彰显，又何尝不是一种革命之后的革命。
四、结语：雅士风骨与人文价值
梁实秋反对文学革命的全盘西化，力图通过“返古”和“引入外国势力”双管齐下来实行新人文主义的古典，进而改变文化虚无主义下的现状；他抗击过激的“革命文学”不勉强把抗战硬搭上去而作空洞的“抗战八股”，进而回归到文学的人性之上，促进文学的常态性发展；他与浪漫主义对峙，注重理性和纪律，为此在恢复文学秩序之上建立新秩序——细水流长，梁实秋在二十世纪轻轻浅浅地淡淡走过，用最温和的方式，最达观的心态丰富着他骨子里另类“革命”的文化构想。
这些构想最终都要回到梁实秋“人性”的探讨上。其实无论是文学批评、散文创作还是“雅士”的个人性情，抑或者就是人性根本内涵从注重情感到注重理性的演变，梁实秋都在尝试于“情与理”之中找到一种知识分子合适的生存状态。
梁实秋是不赞成如革命派、左翼作家群体还有浪漫派那般激烈地应世的，可他同样是爱国的、关心现世的，他的《骂人的艺术》一辑正是为了抨击时弊，而雅舍小品满满堆砌的生活小事，又何尝不是反映一种在世的，对生活的热爱和期待。但出于敏锐的知识分子直觉，梁实秋也认识到文学需要“纪律”，文人须有德行，认识到理性在人性论中的重要程度。他寻找的，就是王安忆所说的“在与社会相对独立中保持自我”的平衡。可事实上现实总让人在心甘情愿或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逼入理性或感性的极端，于是也就有了梁实秋与时俱进发展的人性论，与时俱进进行的反革命的革命。梁实秋自身的魅力就在于，在这种寻找折中、平衡、综合的状态中他一直保有一种雅士风骨——他捍卫古典并融会新知，探求人性并进行理性沉思，不故作狂放也不陷入颓废。他勇于呐喊，勇于革命，真切体现了知识分子反躬于己的态度，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渺小、弱小，他们却一直怀有坚定的道义操守。
他孤独的另类革命体现的是雅士风骨独有而又传统的文化构想。革故鼎新，“旧邦新命”，“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足以当之。”[72]古典知识分子“阐旧邦以辅新命”，本就该“志事盖在斯”[73]，梁实秋这种直见性命的信仰坚守却在那个内忧外患的特定年代里顯得“另类”，不得不有一副革命的姿态，着实反映了当时国民自卑、着急的心态和形而上的主观臆断。这种病态已经上升为喧嚣现代的国民性病症，值得在梁实秋的革命中进一步反思。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74]。每个时代都需要“阐释并守护意义的人”[75]保持清醒和沉静。特别是梁实秋所处的左翼思潮整齐划一、主流化的喧嚣革命时代，需要梁实秋这类富有情思和理性的知识分子来挖掘世间活动涵义之价值意义。梁实秋“人性论”之下的“雅士风骨”正有这样的高度。梁实秋本身也许还带有“资产阶级”意味，但人文知识分子“所阐释并守护的人文意义并不基于自身阶层的特殊利益而属于全人类 ”[76]，他的“人性论”是具有普适性、超越性的，具有人文哲学高度的。他也许一直处于“未定项”[77]的状态中，但他一直都在奋勇前进，在反革命的革命中创新性地回到原点，力求超越。
在这种“反革命”，或曰“革命之后的革命”中，梁实秋是具有传统美学趣味和情怀的雅士，是处于人人冲锋陷阵的喧嚣革命年代却坚定守护着文化故土的“战士”。他同时也是西学中用[78]的精英知识分子典范，绝不抱残守缺，也不忘革故鼎新。他这种“雅士风骨”植根于更广远的境界，在对传统充满温情敬意的同时不忘含情远眺，可能代表着知识分子应有的成熟心态。这种心态在被排斥的当时和被忽略的现下都有深刻意义。 文学何去何从？知识分子何去何从？在现代化的当下，梁实秋“雅士风骨”的信仰坚守也许已于上文的分析中，给我们一个可供想象、可供参考的经验。
注释：
[1]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J].新青年.1916.2（5）.
[2]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J].新青年.1916.2（6）.
[3] 林语堂.悼鲁迅.林语堂文选.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
[4] 梁实秋.文学与革命[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梁實秋.文学与革命[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9] 朱希祖.非折中派的文学[A].赵家璧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
[10]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11] 三杰：指文艺复兴时的文学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和艺术三杰（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
[12]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13] 梁实秋.古典文学的意义[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14] 同上。
[15] 王充著.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6] 刘向.说苑.北京：中华书局.1987.《辩物》中“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
[17] 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8
[18] 出自《论语·乡党》
[19] 梁实秋.雅舍[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二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出自《论语·里仁》。
[23]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2
[24] 罗钢.梁实秋与新人文主义[J].文学评论.1988.
[25] 马玉红.行走在古典与理性之间——梁实秋的文学人生[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13
[26] 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36.
[27] 同上。
[28] 梁实秋.文学与革命[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29] 同上。
[30] 柯灵.现代散文放谈——借此评议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N].文汇报，1986-10-13.
[31] 同[28]。
[32] 梁实秋.文学讲话[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西洋近代的文学思想……两个极端的趋势：一个是把文学当做工具的看法，一个是把文学当做纯粹艺术的看法。”
[33] 梁实秋.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34]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A].黎照编.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C].北京：华龄出版社，1997.
[35] 梁实秋.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A].黎照编.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C].北京：华龄出版社，1997.
[36] 同上。
[37] 梁实秋. 普罗文学哪里去了[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七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38] 同上。
[39] 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40] 梁实秋.人性与阶级性[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41] 说法出自路易·阿尔都塞.一封论艺术的信——答达斯普尔[A].朱立元、李钧主编.杜章智译.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2]梁实秋.人性与阶级性[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43]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44] 出自陈寅恪所撰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铭文。
[45]梁实秋.回忆抗战时期[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三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46]余光中对梁实秋的评价。出自黄万华.梁实秋曾被鲁迅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J].齐鲁晚报2014.2.19.
[47]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
[48]林语堂.鲁迅之死.
[49]梁文蔷.我的父亲母亲——梁实秋与程季淑[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181.
[50]梁实秋.文学与革命[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51] 梁实秋.散文[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52] 梁实秋.文学的纪律[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53]俞兆平.中国现代文学中古典主义思潮的历史定位[J].文艺研究.2004年06期
[54] 罗钢.梁实秋与新人文主义[J].文学评论.1988.
[55] 文学的纪律[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56]同上。
[57]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58]梁实秋.文艺的无政府[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59]梁实秋.文人有行[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60]同[51]。
[61]梁实秋.文人有行[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62]同上。
[63] 吴宓.我之人生观[J].学衡.1923（16）.
[64]归有光.项脊轩志.傅璇琮主编.中国古典散文精选注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65]奥勒留著.梁实秋译.沉思录.江苏：译林出版社.2012.
[66]梁实秋.文学的纪律[A].《梁實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67] 梁实秋.文学里的“幽默”[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七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68]梁实秋.文学里的“幽默”[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七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69]诗经毛诗序[A].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70]出自陈寅恪所撰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铭文。
[71]梁实秋.文学的纪律[A].《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一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72]出自冯友兰. 康有为“功国上书”书后.三松堂全集.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
[73]同上。
[74]陶渊明著.逯饮立校注.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
[75]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76]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77]“未定项”：“士”有社会属性但并非为社会属性所完全决定而绝对不能超越者。引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2.
[78]西学中用：指梁实秋引入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并将其中国化，最大程度地实现新人文主义的转化。
作者简介：曾瑜，女，广东梅州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基地班专业，2015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