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是藏在人心里的一种无奈。都是命，三哥的口气越来越像大伯了。
　　大伯的无奈是自己没有读书。大伯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耕田耙地难不倒他，他便当上了生产队长。大伯最怕每天给社员记工分，暗地里把账本带回家让父亲教他。大伯悟出了读书重要，也悟出了读书能改变命运。
　　每次收工回家，大伯把那些哥哥们喊过来，磕着黄烟棍，拍着桌上的账本嚷嚷：狗崽子们，给我长点出息！还不赶快读书，想尝佝头晒背、仰头晒面的滋味？
　　大伯发了狠，勒紧裤腰带也要送五个儿子读书。可是，大哥、二哥对读书不感兴趣，进学堂就打瞌睡，勉强读完高小。四哥、五哥是宁可挨牛鞭子也不愿意上学。唯独三哥从小体弱多病，到五岁才说清楚话，十岁开始上学堂。性格内向的三哥跟书本有缘。
　　那时，不读书就学手艺。大伯再狠也不能把儿子吃了，只好让大哥跟着父亲学裁缝，送老二、老四学石匠，五哥就跟着同村的叔学木匠，一家衣食住行不求人。大伯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三哥身上。
　　三哥不仅书读得好，一手毛笔字也写得很漂亮。大伯对三哥宠爱有加，田间地头的农活从不让三哥动手，家里吃了上顿愁下顿，可三哥依然是丰衣足食，惹得其它兄弟嫉妒不已。这时，大伯得意地骂道：眼馋了？想吃？去读书呀！
　　三哥本性善良，常常把碗中的白米饭悄悄倒进稀得可以当镜子的粥里，把大娘偷偷藏在碗底的鸡蛋让几个哥哥尝，几个哥哥尝完一遍，一个鸡蛋就没了。
　　大伯最得意的是三哥把书桌摆到滩场上写春联，这是三哥读书以来让大伯最长脸的一件事。三哥摆出一条条长凳，磨上一大碗浓浓的墨汁，把大张大张的红纸用刀裁成一长条一长条。提笔、蘸墨、挥毫……白面书生三哥身边围着一圈乡亲，不乏有不懂装懂的老“先生”品头论足：“字好，对仗也好，果然是秀才！”
　　“有中意的就拿去。”大伯得意地磕着黄烟管。
　　红彤彤的春联摆满了一滩场，拿对联的叔叔伯伯们从来不会白拿，总要拿些过年家里预备的糖糕爆米，舍己的还要在爆米里藏几个鸡蛋。字无价，情也无价。
　　“今年的年猪就不高（杀）了！”大伯看着三哥的背影，小声跟大娘嘀咕，“明年，三崽哩考上大学，我们要好好摆几桌！”大伯以为三哥考大学是筷子夹粑。
　　三哥以2分之差落榜了。大伯唉声叹气了好几天，想想不服气，东拼西凑让三哥复读。第二年，三哥又差3分。三哥不发一言，把自己关在房里不出门。大伯咬咬牙，继续补习！
　　三哥读到高七时彻底泄气了，骨瘦如柴的他也扛着行李跟着村里人一起去深圳打工。
　　肥皂泡吹得五颜六色的时候破了。三哥头顶上的光环随着肥皂泡沫消失了，成了全村人的笑话。大伯失去生命的最后支撑，脑溢血去世。
　　大伯家的骄子、宠儿——三哥不仅仅是遭受村里人的冷眼，就是做裁缝的哥哥和做石匠的弟弟也瞧不起他，兄弟怕跟他往来多了，少不得揩油，竟成陌路。三哥既没出息，又没手艺，勉强娶上一个同样贫穷又厚道的梅子。
　　命运也是势利眼，只愿景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三哥用了十年还清结婚债务，生育了两个孩子，刚从债堆里爬出来，却在一家裁缝厂日夜加班，引发了脑梗塞，进了医院。脑部做手术需要大量的钱，大伯大娘走后，家里兄弟是一盘散沙，是父亲把族里的兄弟和亲戚召集拢了，凑齐了手术费。
　　三哥走出医院，再也无法出去打工了。最不可能作田的三哥却毫无选择地重拾起大伯的锄头铁耙，弄得村里人嘲弄都不忍。
　　尽管父亲说给他治病的钱不用还，三哥却放不下。三哥白天忙完农活，晚上还坚持要从小镇服装加工厂拿些衣物在家里加工，赚些手工钱逐年还帐。
　　三哥就是一个倒霉透顶的人。前不久又听说，三哥骑自行车去一家服装店拿衣服加工，迎面跟一辆公交“亲吻”上了，三哥成了血面菩萨。公交司机想逃，所幸被围观的乡亲拦住，司机掏出50元钱，围观的人愤愤不平：“打发叫花子呀！”司机又掏出100元。三哥竟然手一挥，说：“没事，赶紧把车开走，我回家擦擦就行。”说完扶起破自行车往家里走。
　　类似这样的事，我一年总要听个二三回。我苦命的三哥啊，你是开脑开傻了？你是认命了？还是让苦难扭曲了？也许什么都不是？命运就是一种心境，命运就是一个轨道。一个人从一个命运轨道转换到另一个命运轨道，同样有自己独特的视野和风景，也许三哥不觉得倒霉，只要他心是平静的！
　　李冬凤，1992年毕业于江西九江师范，现供职于江西省都昌县信访局，系江西省九江市作协会员。曾在《九江日报》、《浔阳晚报》、《长江周刊》、《华夏情》等各种文学报刊杂志发表散文50余篇，多次获奖。
　　（江西省都昌县信访局 邮编：332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