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羡慕伙房师傅
　　1976年秋，我被分配到承德地委党校当教员。转粮食关系时，我注意到定量由当学生时的每月32斤，变为29斤。我问为什么，回答说教员是干部，是脑力劳动，应该少吃。对此，我很紧张。我身强体壮，饭量颇大，每天不足一斤的定量，一顿就能吃下去。于是，我赶紧给天津家中写信，请求支援粮票。
　　每当我拿着粮票换饭票，拿着饭票、钱去排队买饭，心里最羡慕的就是伙房大师傅了。他们可以在旁人吃完之后，守着一大盆菜可劲儿吃。馒头在大笸箩里，跟抓地里的石头一样方便。
　　千方百计攒粮票
　　我的一个男同事，人长得不咋样，个子矮，脸上还有点扁麻子。可他的媳妇很俊，又高又白，大眼睛，高鼻梁，比他还小十来岁。我说你咋有这艳福，他得意地说全靠60斤粮票。“低指标”年他从部队农场复员，手里有粮票，他给女方家60斤粮票，事就成了。估计他说的是真话，三年困难时期，60斤粮票可是好东西呀，比后来的冰箱彩电贵重多啦，兴许那就能救一家人的命。
　　他问我准备在哪儿搞对象，我说就在承德这儿搞。他说那你得攒点粮票，一是万一女方家大人多，都能吃，你有粮票，才能买点心啊馒头啊给人家带去，显得你挺大方，人家吃着也实惠，丈母娘还会认为你是会过日子的人；二呢，你娶了媳妇就有了家，媳妇怀孕，一人吃两人的饭，你可不能总给人家喝粥，否则孩子都受影响。
　　我那年二十九了，觉得人家说得有道理。于是，我下决心，起码在搞对象时攒够60斤粮票。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嘛。
　　那时候，家在农村的干部，手里的粮票并不很紧张，据说是家里往粮站卖粮，就有了粮票。我不行，我家人全在天津，全靠粮本上那点粮食，支援我也很有限。我这个人又不爱交往，有空就看书，也没有一位粮票多的朋友。思来想去，觉得只能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处理好哲学上的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去解决粮票问题。
　　所谓内因，就是肚子内部需求太大。解决这个没别的法儿，只能控制，对它实行“专政”，不许多吃，逐渐减少需求量；所谓外因，就是利用一切机会，遇到不要粮票的东西，尽量多吃。比如去地里干活，偶尔食堂也会白给一顿高粱米饭，这时就不客气了，敞开肚皮猛吃。另外就是，一旦有便宜菜，就要抓住机遇不放过。有一阵闹口蹄疫，这是很厉害的传染病，食堂忙把猪宰了。两毛钱一份炖肉，牌子挂出来，谁都不敢去买。我就买了两份，吃得那叫一个香，吃完啥事也没有。
　　白受一场罪
　　慢慢地，我手里就攒了三十来斤粮票。为了加快实现目标，我又买了个煤油炉子，自己做一点吃，既省，吃得又舒服。
　　攒够了60斤粮票，也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了。我记得和我爱人刚见面时，也没啥话可说，没话找话。她说看你这身体，一定挺能吃，我马上掏出抽屉里的粮票，得意地说：“放心吧，我有粮票，你家需要不？”我爱人笑了：“不是那个意思，你要是不够吃，我可以支援你。”我一听，心里这个难受哟，早知道你有粮票，我受那个罪干啥！
　　当天吃饭，我就买了五个馒头、两份菜。同事说，你不过啦？我说，我不能光讲辩证法了，我得讲讲唯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