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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开始了，人们最关心的还是经济。中国经济发展究竟实情如何？媒体的报道和评论纷纭不一，令人困惑不已；经济学者也由于自己的学派各异，说出来的观点往往截然相反。这种多元化的声音，是一种民主的氛围，也是共和国历史上少见的学术自由的景观。但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比较客观地来观察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呢？我的想法是，可以从总结经验中来把握宏观的经济趋势。
第一条经验：混合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条经验，是混合经济的健康发展，远胜过东欧的全面私有化。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中国非盈利事业的学习能力，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色。中国的社保成本低，中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主要不是依赖社会保障税，而是集体所有制的土地。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大减，日本、德国等受到的冲击超过美国。然而中国2000万农民工返乡，不仅未造成社会动乱，反给农村现代化带来新的动力。
东欧、南亚和拉美以私营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在经济危机下就难以维持社会的稳定。经济特区在印度这样土地集中、贫富悬殊的国家也难以推行。中国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平衡发展的混合经济。过大或过小的民营经济或国有经济都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没有非盈利的教育科研和医疗的发展，社会也不可能长治久安。这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经验，可以说给我们国家今后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条经验：政府协调
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条经验，是政府角色“规划协作之手”的重新定位，远超过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给政府派定的“守夜人”角色。守夜人只看护有产者的财产，无需顾虑穷人的就业和脱贫。劳动分工的发展使社会协调的任务远比亚当·斯密的工场手工业时代复杂。夕阳产业的利益集团往往用政治经济和法律手段阻挠新兴产业的发展。全球化时代的不平等竞争也使发展中国家的赶超需要民族国家的支持。技术革命的创造性毁灭使夕阳产业的结构转型矛盾尖锐。
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使市场监管往往落后于市场的发育。知识经济的共享特性使私有产权的保护日益局限。国际劳动分工的新局面使政府在全球化中承担的国家保险地位大为加强。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扶持产业调整、创造就业和技术创新上扮演了组织者、协调者和催化者的角色，中国的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中利用宏观调控和地区协作，承担了企业和地区创新实验的社会保险，大大降低了内资和外资企业的启动风险。在这次过去的金融危机中，中国各级政府介入民营企业的重组整合，效率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法院的破产兼并程序和财政部的注资运作，使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效率，居于世界之冠。
第三条经验：民营加国有
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条经验，是政府和企业发现，市场是国际竞争的手段，而非发展战略的主宰。苏联、东欧激进的价格与外贸自由化，摧毁了社会主义的工业体系。中国双轨制下的价格并轨，给企业创造了学习调整的空间。中国的汇率政策和关税政策因时制宜，在国内企业还不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的时候，提供了初生产业的适当保护。经济特区的开放窗口，又提供了外向型企业的战略信息。当中国企业的技术竞争能力逐渐增强时，中国又主动引进国际标准，降低汇率和税率，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这都比拉美和东欧在西方国家主导下的片面市场自由化措施，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条件，有利于把握国际竞争的机遇。中国善于适应和把握国际市场的走向，避免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市场的附庸。相反，中国的崛起，有助于制约跨国公司的短期行为和西方大国的自利格局，使国际经济秩序能向更加公平的方向转化。目前金砖四国的货币互换协议，有利于规避美元贬值的风险，这是中国对改善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大贡献。
第四条经验：民主制衡
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条经验，是中国创造了市场经济下民主制衡的新方式。我们注意到，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破产危机，显示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资方与工会的对立制衡，难以实现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国际竞争。美国企业的创新和竞争能力，被美国社会协作的低效拖垮。
以美国的医疗改革为例。美国医疗技术世界领先，但人均医疗成本是欧洲、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3倍，导致保险公司发财，制造业衰落出走。令外人惊奇的是，美国民主党奥巴马总统的当选，依靠力量之一是工会，改革医疗体制是民主党最重要的竞选诉求。非美国的观察家预料，这一次美国的医疗体制改革该有希望，尤其应当洗刷世界上最富的美国却有5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障的耻辱。
让全世界大跌眼镜的是，去年美国马萨诸塞州补选民主党大本营肯尼迪总统弟弟爱德华·肯尼迪去世留下的参议员空缺，民主党却失去核心地区的参议员议席，失去民主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对奥巴马总统的医疗改革计划以严重打击。投票给共和党的正是历来支持民主党的蓝领工人。美国政治为何如此“反常”？我请教了美国经济界的朋友，方知资本主义体制下每个利益集团都只管自己的短期利益，没有国家利益或是阶层利益下合作的概念。对改善美国国际竞争力有利，应当也对美国人保住就业有利的医疗改革方案，竟然得不到民众支持。利益集团的宣传之下，可以歪曲事实，几乎人人都觉得自己是输家。令我惊奇的是，最反对医疗改革的竟然是民主党的支柱——强大的工会。因为美国工会是按行业与企业组织的。垄断大企业的大工会和企业资本家的讨价能力强，得到的退休和医疗待遇就高于中小企业。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险，意味着抽肥补瘦，大工会觉得自己得不偿失。穷困老人反对，因为只要过了退休年龄，就可享受现有的医疗低保。没有工作的年轻人也不愿意参加政府的强制医疗保险，因为觉得年轻不容易生病，不愿意交税补贴病人。最后剩下又穷又病的中年人，也对医疗改革不热心，因为他们的头号忧虑是就业，据说医疗改革会提高企业成本，降低就业可能。只剩下以医疗改革作为竞选口号的政治家还在坚持，为美国未来着想的医疗改革竟然遭到如此结局，美国要恢复国际竞争力谈何容易？难怪奥巴马国内改革不成，老喜欢在中国的汇率上作秀来补偿国内的民意下跌。
中国人从小就准备吃苦而非追求享乐，因为中国的人均资源远比西方国家低。中国的历史从来教育民众和领袖爱惜人才，因为民众的短期利益只有在长远利益的引导下才能得到保障。中国自下而上的实验创新，分散了试验风险。地区试验成功后，再由其他地区仿效，中央总结推广，使中国在过去30年间，废除旧规建立新规的速度和社会效果，远在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繁琐法制和放松规制的两难之上。可以说，中国政府官员的“政绩竞争”优于西方议会竞选的“许诺竞争”。中国开创的“机遇、协商和实验”的社会改革模式，和西方传统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社会运作模式相比，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
第五条经验：公平模式
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五条经验，是中国发展了新的公平模式。中国文化强调的是社会后果的正义，而非过分强调程序正义。有钱难买恶法，社会素有公议。中国在金融危机中迅速进行产业调整，很快获得社会的共识，而未引发美欧议会中的区域和产业集团的冲突与纠结，显示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的生命力，这和当代复杂科学的整合方向不谋而合。
中国文明历来追求节约资源、吸收人力。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可以兼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方式，从保障物质文明向发展精神文明过渡。中国的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是重要的，但是，改革开放中产生的民营企业家的素质还是与发达国家企业家素质相差极大。这不仅是指管理模式和企业制度，而且也涉及企业法人的法制观念和诚信观念。现在许多企业家提出要修炼心灵，树立普世价值观和财富观，这也不是仅仅个人的修身养性，而是关乎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大事情。在知识经济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之道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第一条经验：混合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条经验，是混合经济的健康发展，远胜过东欧的全面私有化。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中国非盈利事业的学习能力，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色。中国的社保成本低，中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主要不是依赖社会保障税，而是集体所有制的土地。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大减，日本、德国等受到的冲击超过美国。然而中国2000万农民工返乡，不仅未造成社会动乱，反给农村现代化带来新的动力。
东欧、南亚和拉美以私营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在经济危机下就难以维持社会的稳定。经济特区在印度这样土地集中、贫富悬殊的国家也难以推行。中国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平衡发展的混合经济。过大或过小的民营经济或国有经济都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没有非盈利的教育科研和医疗的发展，社会也不可能长治久安。这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经验，可以说给我们国家今后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条经验：政府协调
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条经验，是政府角色“规划协作之手”的重新定位，远超过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给政府派定的“守夜人”角色。守夜人只看护有产者的财产，无需顾虑穷人的就业和脱贫。劳动分工的发展使社会协调的任务远比亚当·斯密的工场手工业时代复杂。夕阳产业的利益集团往往用政治经济和法律手段阻挠新兴产业的发展。全球化时代的不平等竞争也使发展中国家的赶超需要民族国家的支持。技术革命的创造性毁灭使夕阳产业的结构转型矛盾尖锐。
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使市场监管往往落后于市场的发育。知识经济的共享特性使私有产权的保护日益局限。国际劳动分工的新局面使政府在全球化中承担的国家保险地位大为加强。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扶持产业调整、创造就业和技术创新上扮演了组织者、协调者和催化者的角色，中国的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中利用宏观调控和地区协作，承担了企业和地区创新实验的社会保险，大大降低了内资和外资企业的启动风险。在这次过去的金融危机中，中国各级政府介入民营企业的重组整合，效率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法院的破产兼并程序和财政部的注资运作，使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效率，居于世界之冠。
第三条经验：民营加国有
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条经验，是政府和企业发现，市场是国际竞争的手段，而非发展战略的主宰。苏联、东欧激进的价格与外贸自由化，摧毁了社会主义的工业体系。中国双轨制下的价格并轨，给企业创造了学习调整的空间。中国的汇率政策和关税政策因时制宜，在国内企业还不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的时候，提供了初生产业的适当保护。经济特区的开放窗口，又提供了外向型企业的战略信息。当中国企业的技术竞争能力逐渐增强时，中国又主动引进国际标准，降低汇率和税率，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这都比拉美和东欧在西方国家主导下的片面市场自由化措施，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条件，有利于把握国际竞争的机遇。中国善于适应和把握国际市场的走向，避免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市场的附庸。相反，中国的崛起，有助于制约跨国公司的短期行为和西方大国的自利格局，使国际经济秩序能向更加公平的方向转化。目前金砖四国的货币互换协议，有利于规避美元贬值的风险，这是中国对改善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大贡献。
第四条经验：民主制衡
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条经验，是中国创造了市场经济下民主制衡的新方式。我们注意到，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破产危机，显示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资方与工会的对立制衡，难以实现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国际竞争。美国企业的创新和竞争能力，被美国社会协作的低效拖垮。
以美国的医疗改革为例。美国医疗技术世界领先，但人均医疗成本是欧洲、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3倍，导致保险公司发财，制造业衰落出走。令外人惊奇的是，美国民主党奥巴马总统的当选，依靠力量之一是工会，改革医疗体制是民主党最重要的竞选诉求。非美国的观察家预料，这一次美国的医疗体制改革该有希望，尤其应当洗刷世界上最富的美国却有5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障的耻辱。
让全世界大跌眼镜的是，去年美国马萨诸塞州补选民主党大本营肯尼迪总统弟弟爱德华·肯尼迪去世留下的参议员空缺，民主党却失去核心地区的参议员议席，失去民主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对奥巴马总统的医疗改革计划以严重打击。投票给共和党的正是历来支持民主党的蓝领工人。美国政治为何如此“反常”？我请教了美国经济界的朋友，方知资本主义体制下每个利益集团都只管自己的短期利益，没有国家利益或是阶层利益下合作的概念。对改善美国国际竞争力有利，应当也对美国人保住就业有利的医疗改革方案，竟然得不到民众支持。利益集团的宣传之下，可以歪曲事实，几乎人人都觉得自己是输家。令我惊奇的是，最反对医疗改革的竟然是民主党的支柱——强大的工会。因为美国工会是按行业与企业组织的。垄断大企业的大工会和企业资本家的讨价能力强，得到的退休和医疗待遇就高于中小企业。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险，意味着抽肥补瘦，大工会觉得自己得不偿失。穷困老人反对，因为只要过了退休年龄，就可享受现有的医疗低保。没有工作的年轻人也不愿意参加政府的强制医疗保险，因为觉得年轻不容易生病，不愿意交税补贴病人。最后剩下又穷又病的中年人，也对医疗改革不热心，因为他们的头号忧虑是就业，据说医疗改革会提高企业成本，降低就业可能。只剩下以医疗改革作为竞选口号的政治家还在坚持，为美国未来着想的医疗改革竟然遭到如此结局，美国要恢复国际竞争力谈何容易？难怪奥巴马国内改革不成，老喜欢在中国的汇率上作秀来补偿国内的民意下跌。
中国人从小就准备吃苦而非追求享乐，因为中国的人均资源远比西方国家低。中国的历史从来教育民众和领袖爱惜人才，因为民众的短期利益只有在长远利益的引导下才能得到保障。中国自下而上的实验创新，分散了试验风险。地区试验成功后，再由其他地区仿效，中央总结推广，使中国在过去30年间，废除旧规建立新规的速度和社会效果，远在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繁琐法制和放松规制的两难之上。可以说，中国政府官员的“政绩竞争”优于西方议会竞选的“许诺竞争”。中国开创的“机遇、协商和实验”的社会改革模式，和西方传统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社会运作模式相比，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
第五条经验：公平模式
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五条经验，是中国发展了新的公平模式。中国文化强调的是社会后果的正义，而非过分强调程序正义。有钱难买恶法，社会素有公议。中国在金融危机中迅速进行产业调整，很快获得社会的共识，而未引发美欧议会中的区域和产业集团的冲突与纠结，显示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的生命力，这和当代复杂科学的整合方向不谋而合。
中国文明历来追求节约资源、吸收人力。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可以兼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方式，从保障物质文明向发展精神文明过渡。中国的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是重要的，但是，改革开放中产生的民营企业家的素质还是与发达国家企业家素质相差极大。这不仅是指管理模式和企业制度，而且也涉及企业法人的法制观念和诚信观念。现在许多企业家提出要修炼心灵，树立普世价值观和财富观，这也不是仅仅个人的修身养性，而是关乎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大事情。在知识经济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之道的探索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