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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茫茫尘世中,我们用时间衡量着生命的流光,用回忆记起人生的倒影。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会长大,会远离那个起初不经事的儿时,脱离不经意的少年躯壳。我们开始特立独行,自强好胜,藐视众生;然后发现世界之大,认识自我;
《六年级大逃亡》,这不仅是一个刚从小学六年级毕业,脱离了学校的孩子李小乔别离学校五个月后的别学校老师和警察“追捕”的逃亡过程,更是一个懵懂的孩子对教育和原初童年生活的初次逃亡。对于任何一个孩子来说,逃离应受到九年义务教育乃至以后更为长久的学院制教育似乎是太过早了,而小说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下开始了整个故事。
在曹杨新村,一个小男孩匆忙地催促着一个女孩上公交,以避开曹杨小学和警察对女孩的追捕,小男孩显得如此地焦急。故事便从这里展开了,也自此充满了悬疑和期待——为什么这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要“逃亡”?为什么小男孩自己没有上公交,而自己毅然去自首了?小说正是以此从中断截入的方式,开始了一系列的关于小男孩李小乔的经历。
小说从李小乔被逮住的那一刻起就渐入小说主人公的世界了。我们开始慢慢地解惑,开始了解这是位顽皮的“坏学生”。在老师的眼里,他是“小瘪三”;在警察眼里,他是这里的常客。就是这么一位实龄十二岁的小孩碰到了一位被人们都视作同龄人的榜样的小女孩,在她面前大吹特吹: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语言的突破》“这样的书是没什么分量的”; “现在是20世纪末的时候,已经肯定不会有什么伟大的作品了,非要到21世纪”;“我要重新组建我们中国的海陆空武装力量……我已经替我们中国的武器布署想好了办法”。但是,这个“小骗子”并非心存恶意,只是希望在这位“好学生”面前逞下威风。或者说,李小乔是在刻意遮盖自己“坏学生”的身份。他急促地要求小女孩上车也正是为了不让小女孩最终知道自己是一个在这个以大人视野标准为界定的世界里的“坏学生”,一个已经抛弃学业,独创江湖的“坏孩子”。
而在警察局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倔强、顽强、至始至终都想维护自己“脸面”的孩子。但那位主人公“最恨”的曹老师和凶狠的警察对他始终不留情,又骂又打。在他们这些大人的眼里,只有像安丽那样的乖孩子才是“好孩子”,因为他们学习认真,各种各样的奖状、证书乃至称号都是“好孩子”的确凿证明,这些证明表明了这样的孩子是不会做坏事的,即时做了坏事,这些也是他们可以抹去“罪证”的有力保证书和解救法宝。因而,只要安丽的一口说明,李小乔获释了,得救了。而李小乔这样的孩子则是没有作为,不奉行他们为孩子早已经定下的“规则和尺度”的小毛孩。这样的孩子,只会骗人,偷盗,做尽坏事,无可救药。这样的孩子,只有通过严惩怒骂才能让他屈服于他们的准则。然而就是在这种肉体和精神的极大打压下,李小乔想到的是“我一定痛得丑态百出,但只要没有让安丽看见也就算了。”可见,在倔强和顽强的背后是对心灵依旧保存的尊严地维护和捍卫,是一种在多次强打压之后变得习以为常、油腔滑调和经历社会磨砺背后的坚韧、不屈男子气概的显现。
但在这颗坚强不倒的心灵后面又朦胧地浮现着对自我的不肯定和怀疑,甚至是自暴自弃的心态。李小乔无时无刻在安丽面前吹牛,而且要说明自己在年龄上要大。这种对长大的追求是我们每个人儿时都经历的心理活动。小孩子看到的是大人可以教训小孩,大人可以操控小孩,大人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于是,李小乔就要说明自己比安丽大,“刚好大一岁”,从而获得优越感,成就感。这一切只是李小乔从小开始受到打击之后对自己的一种不自信,不肯定,乃至怀疑。在他心灵深处,有种恐惧感,害怕被身边的这位“好学生”和他曾经的同学孙琴鄙视、抛弃。在他的回忆里,她们“当中队长大队长,她们往老师办公室跑得像回家一样,她们在电视上还有朗诵。”但是,他“算什么”呢?可以说,在他遇到安丽之前,他早已因孙琴这样的同学建立了这样一种自我否定、怀疑的意识和恐惧。于是,他只能通过吹牛和说谎来拉近自己同“好学生”行列的距离。而造成这种悲观意识则是因为李小乔对学校曹老师那类势利老师的痛恨。他并非讨厌教育,只是他喜欢的柳老师却不被这个教育模式所容纳。课堂不允许“操作性审美教育”,不允许活动多一点,而只能是照本宣科、生搬硬套地死学习。学校成了牢狱,成了学生不愿去的地方。那些像安丽、孙琴等“好学生”忍受下来了并成了榜样,但李小乔叛逆性地逃亡了。
而这种逃亡并不是简单地脱离,而是小说主人公人生历程地转变,是李小乔生命递进式地成长。学校,原本作为孩子人身和精神寄托的地方将李小乔抛弃了,这也是李小乔对学校的失望之后的离弃和背叛。他要孤独地背上行囊,过早地进入人生另一个阶段——社会。纵然李小乔有众多叔叔带着他闯荡江湖,但作为一个尚不可能进入大人世界的孩子,他无疑是孤独的,沉寂的,痛苦的。正如小说中写道的,李小乔独自一人坐火车回家,他在旅途中显得如此地疲惫,厌倦了身边一切的人。突然,一位同龄的女孩和他同坐、聊天,他是何等地欣喜。因为在那失去共同话语的陌生环境里,他已经很久没有如此畅谈了。
小说的最后作者又将话语权返归到了自身,其本身作为一个聆听孩子内心世界的读者,重新拾起全知的视角来窥探李小乔的心灵,替他吐露了所有想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最后一段时伤感的、无奈的,作者以一个大人的言语方式传达了大人世界对一个单纯孩子去看望母校的误会,并述说了一种悔悟。回归校园是李小乔的自我审视和历经磨难后的最美的回忆,他翻过围墙,为的是能再去感受一下那个心灵的依托之所,那个不会有喧哗和骚动以及危险的故里。幼小心灵不能不为之伤痛,那种渴慕有多少同龄人所能感受得到,更能被几多那些所谓的大人所理解呢?那只能是李小乔独自默默承受的过程。
即使是读者们,多年之后,我们重新来到那个曾经在那里生活、学习、玩耍的地方,那里有我们最亲近的老師、同学以及朋友。当我们来到那个窄小的教室,抚摸曾经亲手画过手报的黑板,找到自己曾经趴在上面六年的课桌,呆呆地回忆儿时一切的一切时,我们会触心回首,感受那渴望回到过去却再也不能回去的悲叹。
茫茫尘世中,我们用时间衡量着生命的流光,用回忆记起人生的倒影。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会长大,会远离那个起初不经事的儿时,脱离不经意的少年躯壳。我们开始特立独行,自强好胜,藐视众生;然后发现世界之大,认识自我;
《六年级大逃亡》,这不仅是一个刚从小学六年级毕业,脱离了学校的孩子李小乔别离学校五个月后的别学校老师和警察“追捕”的逃亡过程,更是一个懵懂的孩子对教育和原初童年生活的初次逃亡。对于任何一个孩子来说,逃离应受到九年义务教育乃至以后更为长久的学院制教育似乎是太过早了,而小说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下开始了整个故事。
在曹杨新村,一个小男孩匆忙地催促着一个女孩上公交,以避开曹杨小学和警察对女孩的追捕,小男孩显得如此地焦急。故事便从这里展开了,也自此充满了悬疑和期待——为什么这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要“逃亡”?为什么小男孩自己没有上公交,而自己毅然去自首了?小说正是以此从中断截入的方式,开始了一系列的关于小男孩李小乔的经历。
小说从李小乔被逮住的那一刻起就渐入小说主人公的世界了。我们开始慢慢地解惑,开始了解这是位顽皮的“坏学生”。在老师的眼里,他是“小瘪三”;在警察眼里,他是这里的常客。就是这么一位实龄十二岁的小孩碰到了一位被人们都视作同龄人的榜样的小女孩,在她面前大吹特吹: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语言的突破》“这样的书是没什么分量的”; “现在是20世纪末的时候,已经肯定不会有什么伟大的作品了,非要到21世纪”;“我要重新组建我们中国的海陆空武装力量……我已经替我们中国的武器布署想好了办法”。但是,这个“小骗子”并非心存恶意,只是希望在这位“好学生”面前逞下威风。或者说,李小乔是在刻意遮盖自己“坏学生”的身份。他急促地要求小女孩上车也正是为了不让小女孩最终知道自己是一个在这个以大人视野标准为界定的世界里的“坏学生”,一个已经抛弃学业,独创江湖的“坏孩子”。
而在警察局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倔强、顽强、至始至终都想维护自己“脸面”的孩子。但那位主人公“最恨”的曹老师和凶狠的警察对他始终不留情,又骂又打。在他们这些大人的眼里,只有像安丽那样的乖孩子才是“好孩子”,因为他们学习认真,各种各样的奖状、证书乃至称号都是“好孩子”的确凿证明,这些证明表明了这样的孩子是不会做坏事的,即时做了坏事,这些也是他们可以抹去“罪证”的有力保证书和解救法宝。因而,只要安丽的一口说明,李小乔获释了,得救了。而李小乔这样的孩子则是没有作为,不奉行他们为孩子早已经定下的“规则和尺度”的小毛孩。这样的孩子,只会骗人,偷盗,做尽坏事,无可救药。这样的孩子,只有通过严惩怒骂才能让他屈服于他们的准则。然而就是在这种肉体和精神的极大打压下,李小乔想到的是“我一定痛得丑态百出,但只要没有让安丽看见也就算了。”可见,在倔强和顽强的背后是对心灵依旧保存的尊严地维护和捍卫,是一种在多次强打压之后变得习以为常、油腔滑调和经历社会磨砺背后的坚韧、不屈男子气概的显现。
但在这颗坚强不倒的心灵后面又朦胧地浮现着对自我的不肯定和怀疑,甚至是自暴自弃的心态。李小乔无时无刻在安丽面前吹牛,而且要说明自己在年龄上要大。这种对长大的追求是我们每个人儿时都经历的心理活动。小孩子看到的是大人可以教训小孩,大人可以操控小孩,大人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于是,李小乔就要说明自己比安丽大,“刚好大一岁”,从而获得优越感,成就感。这一切只是李小乔从小开始受到打击之后对自己的一种不自信,不肯定,乃至怀疑。在他心灵深处,有种恐惧感,害怕被身边的这位“好学生”和他曾经的同学孙琴鄙视、抛弃。在他的回忆里,她们“当中队长大队长,她们往老师办公室跑得像回家一样,她们在电视上还有朗诵。”但是,他“算什么”呢?可以说,在他遇到安丽之前,他早已因孙琴这样的同学建立了这样一种自我否定、怀疑的意识和恐惧。于是,他只能通过吹牛和说谎来拉近自己同“好学生”行列的距离。而造成这种悲观意识则是因为李小乔对学校曹老师那类势利老师的痛恨。他并非讨厌教育,只是他喜欢的柳老师却不被这个教育模式所容纳。课堂不允许“操作性审美教育”,不允许活动多一点,而只能是照本宣科、生搬硬套地死学习。学校成了牢狱,成了学生不愿去的地方。那些像安丽、孙琴等“好学生”忍受下来了并成了榜样,但李小乔叛逆性地逃亡了。
而这种逃亡并不是简单地脱离,而是小说主人公人生历程地转变,是李小乔生命递进式地成长。学校,原本作为孩子人身和精神寄托的地方将李小乔抛弃了,这也是李小乔对学校的失望之后的离弃和背叛。他要孤独地背上行囊,过早地进入人生另一个阶段——社会。纵然李小乔有众多叔叔带着他闯荡江湖,但作为一个尚不可能进入大人世界的孩子,他无疑是孤独的,沉寂的,痛苦的。正如小说中写道的,李小乔独自一人坐火车回家,他在旅途中显得如此地疲惫,厌倦了身边一切的人。突然,一位同龄的女孩和他同坐、聊天,他是何等地欣喜。因为在那失去共同话语的陌生环境里,他已经很久没有如此畅谈了。
小说的最后作者又将话语权返归到了自身,其本身作为一个聆听孩子内心世界的读者,重新拾起全知的视角来窥探李小乔的心灵,替他吐露了所有想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最后一段时伤感的、无奈的,作者以一个大人的言语方式传达了大人世界对一个单纯孩子去看望母校的误会,并述说了一种悔悟。回归校园是李小乔的自我审视和历经磨难后的最美的回忆,他翻过围墙,为的是能再去感受一下那个心灵的依托之所,那个不会有喧哗和骚动以及危险的故里。幼小心灵不能不为之伤痛,那种渴慕有多少同龄人所能感受得到,更能被几多那些所谓的大人所理解呢?那只能是李小乔独自默默承受的过程。
即使是读者们,多年之后,我们重新来到那个曾经在那里生活、学习、玩耍的地方,那里有我们最亲近的老師、同学以及朋友。当我们来到那个窄小的教室,抚摸曾经亲手画过手报的黑板,找到自己曾经趴在上面六年的课桌,呆呆地回忆儿时一切的一切时,我们会触心回首,感受那渴望回到过去却再也不能回去的悲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