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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德国高等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其曾经先进的办学模式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德国的高等教育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其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并使其失去了曾经在世界上的领头羊地位,也为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和欧洲一体化步伐加快的背景下,如何改善其高等教育质量,重新塑造并发挥高等教育在德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助推器作用,成为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和高等教育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尽管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是由于积弊已深,因此改革步履维艰且成效甚微。在德国高等教育改革中,虽然引入了被国外验证行之有效的英美竞争机制和资源配置模式,然而由于德国在文化和高等教育传统上与其他国家的差异,这一模式短时间内在德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研究表明,文化价值观念和传统体制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对一种新体制的认同程度。而这种认同程度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改革的进程与成败。
【关键词】德国 高等教育 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6-0026-02
德国是现代高等教育重要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和完善的国家之一。著名的海徳堡大学创办于14世纪,迄今为止已经有将近620多年的发展历史。据德国联邦教育与科研部统计,截止2005年德国共有高等院校365所,其中95%为国立院校。从办学类型看,研究型大学有100所、应用科技大学162所、教育学院6所、神学院16所、艺术学院52所、行政管理学院29所。从办学总体水平看,德国没有一所像牛津、剑桥、哈佛大学那样世界上所公认的综合性尖端大学。德国的高等教育具有自身独特性,其办学模式与国际不接轨。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德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便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中。本次改革的关键内容在于建立一个有效率、有差别的高校体系,通过赋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促进各大学形成特色鲜明的办学理念。 而改革的目标直接指向1948年成立的“文化部长联席会”,该机构主管制定全国性统一教育政策、协调各州和全国教育政策,多年来由于其官僚主义的办事风格导致决策缓慢,并因为所有决定均需各州一致通过而常常一筹莫展。这种高等教育发展中追求“统一性”和“一致性”的“合作性联邦制”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并被指责成是导致德国高等教育退化的主要因素。2004年,下萨克森州宣布要退出文化部长联席会,引起轩然大波,并促使其进行精简。其实早在1999年,为了提高决策效率,巴登符腾堡州、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州长就多次倡导引进纵向“竞争型联邦制”。在德国这个“社会福利国家”的教育领域以竞争决定一切,是当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士无法认同的。但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联邦政府对教育方面的投资,已将追求效率、促进竞争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
此次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是联邦政府放弃对教育规划的主导权和参与权。其中,各高等院校与州之间关于经费和人员投入问题一直是德国高等教育政策争论的核心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 “质量要与数量并重”成为改革的核心内容。为此,德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心从1998年起将大学评估列入主要工作,制定出一整套独特的评估体系,将大学分为“研究型”、“实践型”和“速成型”三类,并对各大学相关专业进行横向对比。多年实践证明,德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心的大学排行榜、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高等教育评估和“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等,可以调动教育机构的竞争积极性。其中,选拔“精英大学”、联邦制改革、大学征收学费、学位转制、高等教育私有化等举措,体现了德国高等教育跌宕起伏的改革图景,也表明了德国高等教育的昔日辉煌已经成为过去。
“精英大学”计划是德国政府于 2004年1月正式推出的,第一期(2006-2010年)投入19亿欧元,德国高等教育由此融入“一流大学”建设的国际性战略抉择之中。 2006年10月,慕尼黑大学和卡尔斯鲁厄科技大学等高校以及 18个博士生培养基地、17个科研集体入围。德国高校校长联席会议主席玛格丽特-温特尔曼特女士曾经说过,德国选拔“精英大学”受到了全世界的注目,特别是在中国。但是,在德国国内,“精英大学”选拔活动却成了近年来的争议焦点。政治家们对由专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表示出了难以置信的愤怒,认为专家在遴选过程中没有与他们沟通,而是直接拿着评选结果向政府施压。显然,政治家们希望遴选结果应该考虑地区平衡;而学术界则指责选拔标准太过单一,以至于人文和社会学科以及冷门学科被忽略;大学生们则抱怨和质疑经费用途,因为计划所提供的额外经费只是针对科研而非教学;至于公众主要对一些问题表达出了他们的疑惑:“精英大学”怎样通过“选秀”来打造“精英大学”是否成了受制于政治意图的“人造名校”此外,仅凭公共财政额外投入遴选出的“精英大学”又如何与拥有几百亿美元资产的世界―流大学竞争由于宣布第一轮选拔结果的那天是2006年10月13日,正好是星期五,于是便有了“德国高等教育的黑色星期五”之说。
长期以来,以“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是德国大学沿袭著名的洪堡大学创始人威廉-冯-洪堡兄弟的办学理念为发展模式,尽管这种模式为德国的崛起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现在德国大学在国际上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力。据 2006年英国《泰晤士报高教副刊》发布的全球大学排行榜,仅10所德国大学挤入世界前200名,排名最前的海德堡大学只位列第58位。由此可见,“精英大学”计划是对传统的、建立在洪堡理念基石上的德国高等教育体系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并由此将导致德国高校分化为以下三种类型:少量的、由国家大规模投资的研究型大学;大量的、主要是以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研究型兼教学型高校;剩余纯教学型高等院校。不过,即使没有“精英大学”计划,德国的高校也早就开始分化,每年公布的德意志科研联盟资助排行榜和贝塔斯曼集团组建的高校发展中心的科研排行榜更把这个趋势展露无遗:德意志科研联盟的一大半资助金额集中投向了20所大学,而大多数高校却没有获得任何的资助。
除此之外,德国高等教育改革还包括以下内容:
——学位转制处于过渡阶段。德国大学的学制及学位与国际不接轨,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德国采纳了欧盟设计的博洛尼亚进程。该进程旨在促进大学生和科研人员的跨国流动以及各国学历的互认,从而在2010年完成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设置一个以英美学位制度为蓝本的学士和硕士双级学位体制(以下简称为BA／MA)和一个在全欧洲可以自由兑换的“欧洲学分”。博洛尼亚进程在德国的最大优点是,把原有的本硕一体化的学位体制转换成BA／MA体制并自2002年开始在德国推广。据德国联邦教育与科研部统计,到2005年夏季学期,全德国共有2934个专业点是按照BA／MA体制来设置的,占全德国高校专业点的27％。其中一半以上是完全新设的，其余的是在原有专业点的基础上改建的。2934个专业点中的七成引入了“欧洲学分”和过程性评价。鉴于原有的学位体制与BA／MA体制的并存状态以及人才市场对BA /MA证书的认可持半信半疑的态度,BA/MA专业点注册学生的人数也大打折扣。需要强调的是,MA学位证书的一大半被外国留学生获取。学位转制所造成的混乱局面给大学生在学习定位和就业导向上以强烈的不安全感,据德国大学生服务社联合会的调查,由他们在各个高校设置的心理咨询所随着学位转制的推进被踏破了门槛。目前,学位转制的瓶颈是针对教师、律师、医生和药剂师专业的传统的国家认证考试。
——大学征收学费引发社会动荡。目前,除了柏林等少数几个州外,德国其他各个联邦州先后推行了“超时费”,就是要求那些超过规定毕业限期若干学期的学生每学期交纳一定数额的学费(北威州和莱法州650欧元,萨克森州300-450欧元,黑森州是以500欧元为起点逐年递增)。2005年1月 26日,联邦宪法法院宣布由施罗德领导的红绿政府给高校征收学费所做的限制违宪。于是,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等保守党执政的联邦州政府纷纷开始进入学费征收阶段。为了阻止收费政策,德国各地大学生竞相组织抗议示威活动。比如,在黑森州,大学生就到州政府和州议会门前摇旗呐喊;而在北威州,学生就给校方难堪,而且还上演了不少闹剧:科隆大学的学生冲击学校行政机构,致使校务委员会的例行会议数次中断,最终被迫转移到一个秘密点完成了征收学费的投票表决。“从闹剧化到无政府主义化”已成为这类大学生示威活动的鲜明特色,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青少年问题专家威尔弗里德-布莱弗格尔教授认为,大学生示威活动的内涵由此被湮没了,从而缺乏政治号召力。同样是在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学生与校方就征收学费问题所举行的一次辩论会上,学生们就收费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浪潮中,德国仅凭区区八千万人口如何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显然是靠人才,而大学收费制度的实行无疑将众多有才华的平民青年挡在了成才的大门之外。尽管各地大学生拒付行动和诉讼还在持续着,然而,大学生最终还是认知到,征收学费已是大势所趋,便开始与政府和校方交涉学费的使用问题,他们不希望政府拿征收来的学费去堵财政漏洞。他们认为,学费应该留在学校百分之百地用于提高教学质量。让大学生更为忧虑的是,学费的闸门一旦拉开,学费的金额便会即刻飙升。而同时,国家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也会随之缩减。
不过,各联邦州政府也允许一部分大学生免交学费,但主要是针对那些有孩子的年轻父母(单亲家庭优先)、在家庭中承担护理任务的学生以及在学生会担任重要职务的学生,然而,助学金制度的不健全仍然是众矢之的。 2005年,全德国共有34.5万名大学生申请获得每月最高可达585欧元的贷学金,但相对于近210万的大学生总量来说。联邦贷学金发放的面还是太窄,仅占25.1％。总的说来,联邦贷学金制度成全了部分社会底层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夙愿,有关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联邦贷学金获得者承认,没有这份贷学金,他们是绝对不可能上大学的。
——制定旨在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率的高校协定。为了充分保障下一代学子的深造机会以及科研的创新能力,尤其是为了应对2013年新增60万大学入学申请者的求学高峰。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拟定了一个《2020年高校协定》,在 2020年之前共同在高校增建9万个大学生名额(对于每个新增名额每年资助5500欧元),从而理顺新一轮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高教领域的权限和责任,由此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 2006年10月,德国政府提议拿出10亿欧元(2010年前拿出5．65亿欧元)来承担这9万个大学生中的部分名额增量给高校带来的经济压力。面对这块诱人的“大蛋糕”,各联邦州竞争激烈,几次因州政府代表意见分歧严重导致愤怒退场而告休会。2006年11月20日,各个联邦对《2020年高校协定》的拟定方案达成了共识,并确定了三条特例。在科研方面,联邦政府在今后4州主管高校的部长们几经周折,终于年投入的总资金将达4亿欧元。协定还要求各联邦州政府预测出未来几年大学生入学人数相对于2005年增加的数量。
总体来讲,德国高等教育改革是一种被动的变革。它暴露了德国高等教育长期积累的顽疾,特别是2006年以来德国高等教育改革更是变幻莫测。为了使德意志民族在全球化竞争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国家必须鼓励更多的青年人接受高等教育。但是,此时却遇上了猛烈的入学潮和即将来临的人口峰值。为求生存的高校采取的无非是两种应对举措:专业限制与征收学费。不料,正是这两个“杀手锏”措施使德国的高校处在生存的危险中,因为生源少了,而生源是德国高校生存的根本。这样一来,《2020年高校协定》无疑成了一根救命稻草。德国高校校长联席会议认为,《2020年高校协定》给德国高等教育带来的仅仅是杯水车薪。德国高等教育需要的是一个开放的、公正的体系。所谓开放,就是允许青年人通过各种途径接受高等教育,目前通过传统的高中毕业证书进入大学的学生占入学总数的93％,经自学考试和专业技术教育入学的学生仅分别占2％和0.5％。所谓公正,就是保障社会各个阶层入学机会均等,如今,100个低收入阶层的子女中只有11人跨进大学校门,但是81％的高收入家庭的子女能够进入大学攻读学位。
学位转制(博洛尼亚进程)和选拔“精英大学”可以说是德国高等教育卷入全球人才争霸的无奈之举,以至于使一个发展的机遇变成了生存的陷阱——背离了人文精神的高等教育,被动性改革的弊端暴露无遗。社会精英惋惜的不是所谓的“洪堡精神”的失落,令他们痛心的则是德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人文精神的沦丧。据德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一份有关高校人文科学专业的报告,一名人文科学专业教授平均要指导的大学生数量从1999年的75.3名攀升到2003年的93.7名。早在两百多年前,为了扭转重理工、轻人文社科的高等教育实用主义潮流,哲学家康德曾着力把隶属于神学、法学和医学的哲学置于百科之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学科之争”。可如今,学科顺序重新被颠倒;于是,有学者惊呼德国大学灭亡了！至于洪堡模式是否终结,我们目前断然判定尚为时过早。但至少从2006年10月德国北威州颁布的对传统的“教授治校”具有颠覆意义的《高校自治法》便可从中窥测到,德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思路与洪堡理念及“六八运动”(1968年在几乎整个欧洲爆发的、至今仍对欧洲及欧洲以外许多国家的思想、制度有深远影响学生运动,又被称为“1968红色风暴”)所追求的高校民主化变得渐行渐远。不管怎么说,德国目前的高等教育改革已经处于开弓之箭。问题的关键在于,像德国这样的社会福利国家,高等教育的每一个细微变革都势必牵动社会各个阶层方方面面利益的神经。怎样将高等教育改革成为既符合传统“平民化”——让众多有创新才能的贫困平民青年享受到优质的高等教育,又能割除传统“平民化”高等教育中所形成的惰性及弊端,是德国高等教育改革面临的痛苦选择。
【关键词】德国 高等教育 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6-0026-02
德国是现代高等教育重要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和完善的国家之一。著名的海徳堡大学创办于14世纪,迄今为止已经有将近620多年的发展历史。据德国联邦教育与科研部统计,截止2005年德国共有高等院校365所,其中95%为国立院校。从办学类型看,研究型大学有100所、应用科技大学162所、教育学院6所、神学院16所、艺术学院52所、行政管理学院29所。从办学总体水平看,德国没有一所像牛津、剑桥、哈佛大学那样世界上所公认的综合性尖端大学。德国的高等教育具有自身独特性,其办学模式与国际不接轨。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德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便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中。本次改革的关键内容在于建立一个有效率、有差别的高校体系,通过赋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促进各大学形成特色鲜明的办学理念。 而改革的目标直接指向1948年成立的“文化部长联席会”,该机构主管制定全国性统一教育政策、协调各州和全国教育政策,多年来由于其官僚主义的办事风格导致决策缓慢,并因为所有决定均需各州一致通过而常常一筹莫展。这种高等教育发展中追求“统一性”和“一致性”的“合作性联邦制”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并被指责成是导致德国高等教育退化的主要因素。2004年,下萨克森州宣布要退出文化部长联席会,引起轩然大波,并促使其进行精简。其实早在1999年,为了提高决策效率,巴登符腾堡州、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州长就多次倡导引进纵向“竞争型联邦制”。在德国这个“社会福利国家”的教育领域以竞争决定一切,是当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士无法认同的。但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联邦政府对教育方面的投资,已将追求效率、促进竞争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
此次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是联邦政府放弃对教育规划的主导权和参与权。其中,各高等院校与州之间关于经费和人员投入问题一直是德国高等教育政策争论的核心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 “质量要与数量并重”成为改革的核心内容。为此,德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心从1998年起将大学评估列入主要工作,制定出一整套独特的评估体系,将大学分为“研究型”、“实践型”和“速成型”三类,并对各大学相关专业进行横向对比。多年实践证明,德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心的大学排行榜、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高等教育评估和“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等,可以调动教育机构的竞争积极性。其中,选拔“精英大学”、联邦制改革、大学征收学费、学位转制、高等教育私有化等举措,体现了德国高等教育跌宕起伏的改革图景,也表明了德国高等教育的昔日辉煌已经成为过去。
“精英大学”计划是德国政府于 2004年1月正式推出的,第一期(2006-2010年)投入19亿欧元,德国高等教育由此融入“一流大学”建设的国际性战略抉择之中。 2006年10月,慕尼黑大学和卡尔斯鲁厄科技大学等高校以及 18个博士生培养基地、17个科研集体入围。德国高校校长联席会议主席玛格丽特-温特尔曼特女士曾经说过,德国选拔“精英大学”受到了全世界的注目,特别是在中国。但是,在德国国内,“精英大学”选拔活动却成了近年来的争议焦点。政治家们对由专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表示出了难以置信的愤怒,认为专家在遴选过程中没有与他们沟通,而是直接拿着评选结果向政府施压。显然,政治家们希望遴选结果应该考虑地区平衡;而学术界则指责选拔标准太过单一,以至于人文和社会学科以及冷门学科被忽略;大学生们则抱怨和质疑经费用途,因为计划所提供的额外经费只是针对科研而非教学;至于公众主要对一些问题表达出了他们的疑惑:“精英大学”怎样通过“选秀”来打造“精英大学”是否成了受制于政治意图的“人造名校”此外,仅凭公共财政额外投入遴选出的“精英大学”又如何与拥有几百亿美元资产的世界―流大学竞争由于宣布第一轮选拔结果的那天是2006年10月13日,正好是星期五,于是便有了“德国高等教育的黑色星期五”之说。
长期以来,以“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是德国大学沿袭著名的洪堡大学创始人威廉-冯-洪堡兄弟的办学理念为发展模式,尽管这种模式为德国的崛起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现在德国大学在国际上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力。据 2006年英国《泰晤士报高教副刊》发布的全球大学排行榜,仅10所德国大学挤入世界前200名,排名最前的海德堡大学只位列第58位。由此可见,“精英大学”计划是对传统的、建立在洪堡理念基石上的德国高等教育体系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并由此将导致德国高校分化为以下三种类型:少量的、由国家大规模投资的研究型大学;大量的、主要是以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研究型兼教学型高校;剩余纯教学型高等院校。不过,即使没有“精英大学”计划,德国的高校也早就开始分化,每年公布的德意志科研联盟资助排行榜和贝塔斯曼集团组建的高校发展中心的科研排行榜更把这个趋势展露无遗:德意志科研联盟的一大半资助金额集中投向了20所大学,而大多数高校却没有获得任何的资助。
除此之外,德国高等教育改革还包括以下内容:
——学位转制处于过渡阶段。德国大学的学制及学位与国际不接轨,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德国采纳了欧盟设计的博洛尼亚进程。该进程旨在促进大学生和科研人员的跨国流动以及各国学历的互认,从而在2010年完成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设置一个以英美学位制度为蓝本的学士和硕士双级学位体制(以下简称为BA／MA)和一个在全欧洲可以自由兑换的“欧洲学分”。博洛尼亚进程在德国的最大优点是,把原有的本硕一体化的学位体制转换成BA／MA体制并自2002年开始在德国推广。据德国联邦教育与科研部统计,到2005年夏季学期,全德国共有2934个专业点是按照BA／MA体制来设置的,占全德国高校专业点的27％。其中一半以上是完全新设的，其余的是在原有专业点的基础上改建的。2934个专业点中的七成引入了“欧洲学分”和过程性评价。鉴于原有的学位体制与BA／MA体制的并存状态以及人才市场对BA /MA证书的认可持半信半疑的态度,BA/MA专业点注册学生的人数也大打折扣。需要强调的是,MA学位证书的一大半被外国留学生获取。学位转制所造成的混乱局面给大学生在学习定位和就业导向上以强烈的不安全感,据德国大学生服务社联合会的调查,由他们在各个高校设置的心理咨询所随着学位转制的推进被踏破了门槛。目前,学位转制的瓶颈是针对教师、律师、医生和药剂师专业的传统的国家认证考试。
——大学征收学费引发社会动荡。目前,除了柏林等少数几个州外,德国其他各个联邦州先后推行了“超时费”,就是要求那些超过规定毕业限期若干学期的学生每学期交纳一定数额的学费(北威州和莱法州650欧元,萨克森州300-450欧元,黑森州是以500欧元为起点逐年递增)。2005年1月 26日,联邦宪法法院宣布由施罗德领导的红绿政府给高校征收学费所做的限制违宪。于是,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等保守党执政的联邦州政府纷纷开始进入学费征收阶段。为了阻止收费政策,德国各地大学生竞相组织抗议示威活动。比如,在黑森州,大学生就到州政府和州议会门前摇旗呐喊;而在北威州,学生就给校方难堪,而且还上演了不少闹剧:科隆大学的学生冲击学校行政机构,致使校务委员会的例行会议数次中断,最终被迫转移到一个秘密点完成了征收学费的投票表决。“从闹剧化到无政府主义化”已成为这类大学生示威活动的鲜明特色,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青少年问题专家威尔弗里德-布莱弗格尔教授认为,大学生示威活动的内涵由此被湮没了,从而缺乏政治号召力。同样是在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学生与校方就征收学费问题所举行的一次辩论会上,学生们就收费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浪潮中,德国仅凭区区八千万人口如何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显然是靠人才,而大学收费制度的实行无疑将众多有才华的平民青年挡在了成才的大门之外。尽管各地大学生拒付行动和诉讼还在持续着,然而,大学生最终还是认知到,征收学费已是大势所趋,便开始与政府和校方交涉学费的使用问题,他们不希望政府拿征收来的学费去堵财政漏洞。他们认为,学费应该留在学校百分之百地用于提高教学质量。让大学生更为忧虑的是,学费的闸门一旦拉开,学费的金额便会即刻飙升。而同时,国家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也会随之缩减。
不过,各联邦州政府也允许一部分大学生免交学费,但主要是针对那些有孩子的年轻父母(单亲家庭优先)、在家庭中承担护理任务的学生以及在学生会担任重要职务的学生,然而,助学金制度的不健全仍然是众矢之的。 2005年,全德国共有34.5万名大学生申请获得每月最高可达585欧元的贷学金,但相对于近210万的大学生总量来说。联邦贷学金发放的面还是太窄,仅占25.1％。总的说来,联邦贷学金制度成全了部分社会底层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夙愿,有关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联邦贷学金获得者承认,没有这份贷学金,他们是绝对不可能上大学的。
——制定旨在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率的高校协定。为了充分保障下一代学子的深造机会以及科研的创新能力,尤其是为了应对2013年新增60万大学入学申请者的求学高峰。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拟定了一个《2020年高校协定》,在 2020年之前共同在高校增建9万个大学生名额(对于每个新增名额每年资助5500欧元),从而理顺新一轮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高教领域的权限和责任,由此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 2006年10月,德国政府提议拿出10亿欧元(2010年前拿出5．65亿欧元)来承担这9万个大学生中的部分名额增量给高校带来的经济压力。面对这块诱人的“大蛋糕”,各联邦州竞争激烈,几次因州政府代表意见分歧严重导致愤怒退场而告休会。2006年11月20日,各个联邦对《2020年高校协定》的拟定方案达成了共识,并确定了三条特例。在科研方面,联邦政府在今后4州主管高校的部长们几经周折,终于年投入的总资金将达4亿欧元。协定还要求各联邦州政府预测出未来几年大学生入学人数相对于2005年增加的数量。
总体来讲,德国高等教育改革是一种被动的变革。它暴露了德国高等教育长期积累的顽疾,特别是2006年以来德国高等教育改革更是变幻莫测。为了使德意志民族在全球化竞争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国家必须鼓励更多的青年人接受高等教育。但是,此时却遇上了猛烈的入学潮和即将来临的人口峰值。为求生存的高校采取的无非是两种应对举措:专业限制与征收学费。不料,正是这两个“杀手锏”措施使德国的高校处在生存的危险中,因为生源少了,而生源是德国高校生存的根本。这样一来,《2020年高校协定》无疑成了一根救命稻草。德国高校校长联席会议认为,《2020年高校协定》给德国高等教育带来的仅仅是杯水车薪。德国高等教育需要的是一个开放的、公正的体系。所谓开放,就是允许青年人通过各种途径接受高等教育,目前通过传统的高中毕业证书进入大学的学生占入学总数的93％,经自学考试和专业技术教育入学的学生仅分别占2％和0.5％。所谓公正,就是保障社会各个阶层入学机会均等,如今,100个低收入阶层的子女中只有11人跨进大学校门,但是81％的高收入家庭的子女能够进入大学攻读学位。
学位转制(博洛尼亚进程)和选拔“精英大学”可以说是德国高等教育卷入全球人才争霸的无奈之举,以至于使一个发展的机遇变成了生存的陷阱——背离了人文精神的高等教育,被动性改革的弊端暴露无遗。社会精英惋惜的不是所谓的“洪堡精神”的失落,令他们痛心的则是德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人文精神的沦丧。据德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一份有关高校人文科学专业的报告,一名人文科学专业教授平均要指导的大学生数量从1999年的75.3名攀升到2003年的93.7名。早在两百多年前,为了扭转重理工、轻人文社科的高等教育实用主义潮流,哲学家康德曾着力把隶属于神学、法学和医学的哲学置于百科之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学科之争”。可如今,学科顺序重新被颠倒;于是,有学者惊呼德国大学灭亡了！至于洪堡模式是否终结,我们目前断然判定尚为时过早。但至少从2006年10月德国北威州颁布的对传统的“教授治校”具有颠覆意义的《高校自治法》便可从中窥测到,德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思路与洪堡理念及“六八运动”(1968年在几乎整个欧洲爆发的、至今仍对欧洲及欧洲以外许多国家的思想、制度有深远影响学生运动,又被称为“1968红色风暴”)所追求的高校民主化变得渐行渐远。不管怎么说,德国目前的高等教育改革已经处于开弓之箭。问题的关键在于,像德国这样的社会福利国家,高等教育的每一个细微变革都势必牵动社会各个阶层方方面面利益的神经。怎样将高等教育改革成为既符合传统“平民化”——让众多有创新才能的贫困平民青年享受到优质的高等教育,又能割除传统“平民化”高等教育中所形成的惰性及弊端,是德国高等教育改革面临的痛苦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