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21日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第1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智利圣地亚哥下榻饭店会见了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这是两年多来，两国高层领导人首次会面。
　　——题记
　　
　　中日博弈
　　
　　前不久，石原慎太郎应台湾“交通部长”林陵三邀请访台，出席“顶级观光列车之旅”，协助台湾宣传并推广观光活动。石原此行其实早在今年8月就已经搞定。台湾驻日代表许世楷在与石原会谈后透露：两人的会谈内容以观光为焦点，另外也谈到“目前日、台、中情势问题”与“台湾参加明年爱知县万国博览会问题”。
　　日本右翼分子公然访台，干涉中国内政，不能不让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感到气愤，并且，日本插手台海问题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这是近来日本继钓鱼岛领土争端、日本对中俄石油管道项目介入、东海划界争议与油气田开发争端、79名议员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后，又一次站到了中国的对立面。人们不禁要问：中日关系，何去何从？
　　就民族情感来说，日本是给予中华民族伤害最深的国家。从甲午战争到侵华战争，日本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而更让中国人民气愤的是，日本从未认真地反省过自己给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众多政要频频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通过伊拉克战争违反宪法出兵海外，不断扩展军事实力，甚至突破战后国际社会制约的底线，企图修改其宪法第二章第九条规定：日本放弃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日本的做法很难让人相信，它会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大国。中国政府不久前一改息事宁人的姿态，数度强硬地拒绝了小泉纯一郎访华的意向，然而小泉暗示他将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下届首相的热门人选，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三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要求中国采取主动改善中日关系，他并声称中国拒绝展开首脑会议显示中国并不成熟。中日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随着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抬头，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
　　而从根本上使中日两国渐行渐远的是越来越多的利益分歧。中日之间，存在着一个博弈的棋局，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曾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现在仍非常敏感的钓鱼岛主权争端，拉开了近来中日两国间一系列争端的序幕。钓鱼岛虽小，但与其紧密相连的是相当广阔的领海的主权，周边海域蕴藏的丰富的油气资源以及两个国家的尊严。而近来东海划界争议与油气田开发争端，也加剧了两国的裂痕。中日关系中，占的分量越来越重的恐怕将不是合作，而是分歧，是竞争。
　　而未来中日两国竞争最激烈的，无疑将是越来越稀缺的能源。年初，日本对中俄两国在远东地区的能源开发即将达成的合作插上一手，使中俄石油管道项目一时变得扑朔迷离。所需石油绝大多数从中东进口的日本，其对从西伯利亚安加尔斯克油田出发的石油管道线的竞争，目的除了获得更多能源，恐怕也是为了压制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耗油国的中国的发展。“采取最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方案”，俄方的态度令人无奈。“国际社会中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信誉和友谊在利益面前变得一文不值。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日本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已在能源争夺中占得先机。在未来东亚（包括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中，经济力量的优势无疑将是日本与中国竞争最为重要的砝码。
　　中国要想在与日本的竞争中占得先机，就必须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优势。而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属于“非正常国家”，但其由非正常国家到正常国家，再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幻想一直没有破灭。修宪，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甚至出兵海外，日本一直在为提高自身政治地位努力。
　　近年来，日本政府一直将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做它在联合国外交的最优先课题。据日本共同社10月19日报道，“在世界各国首都以及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纽约，日本一直在暗中进行外交活动，争取同盟国支持”。10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公使、新闻文化中心主任井出敬二表示，上月联合国大会召开时，191个国家的代表发表演说，其中提到有必要对联合国进行改革的有148个，提到应该增加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数量的有84个，而日本已获得了45个国家的明确支持。在10月的正式会议上也有106个国家中的32个表示支持。日本要实现“常任梦”必须得到联大成员国中2／3的赞成票，而且5个常任理事国中不能有任何一国投反对票。据日本官方称，美、英、法出于利益需要已经和日本达成妥协，因此，中国的一票至关重要。
　　根据国际在线消息：10月13日，刚刚到任的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首席领事沼田干夫专门召集了一次记者见面会。会上，沼田干夫向中国内地驻港媒体和香港媒体表示，日本寻求中国支持日本参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而早在9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就曾指出：“安理会不是董事会，日本须对历史问题有清醒认识。”其中的潜台词就是：日本以交纳的会费占联合国预算的20％为理由成为常任理事国是站不住脚的。
　　阻止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中国与日本竞争、抑制日本的有效手段，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日本在政治上追随美国，没有独立国格，它在安理会中的一票对中国毫无益处。相反，甚至会成为中国履行大国责任的阻碍。一旦日本获得安理会席位，在“东突”分离势力、达赖领导的“藏独”运动、人权问题、台湾主权等问题上，日本必然步美国后尘，对中国百般指责。
　　其次，在中日间存在的利益冲突中，成为迫使日本让步的砝码。阻止日本进入安理会，能够打压日本，使中国处于主动地位。中国必须大打政治牌，保持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的话语权优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中国站出来阻止日本，有利于中国提高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威望。“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立足点。偶露峥嵘，也表明中国不仅只会韬光养晦，也有作为一个大国的独立立场和捍卫自身利益的决心。
　　第四，紧紧抓住日本的历史问题，拒绝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能够迫使其面对历史，深刻反省，为其曾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忏悔，并承担责任。
　　总之，必须遏制日本提升政治地位的努力，才能在中日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这里所说的中日关系，不仅包括竞争的一面，还有合作的一面。
　　《望》周刊曾发表文章分析指出，在21世纪中日两国战略利益是存在新的交汇点的。其中经济利益是中日国家利益交汇的基础。中日两国有着各自的生产要素优势，通过发展中日经济合作，促使两国的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促使两国创造社会财富的各种源泉充分涌流，这就是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根本目的之所在。换句话说，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本质在于“解放生产力”。
　　截止到2003年，日本连续11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政冷经热，是中日关系的真实写照。因此，在压制日本谋求政治地位的同时，也要充分利用日本的经济、科技、文化成果，为我所用。
　　但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未来的中日关系，由于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差异和利益分歧，竞争将成为主旋律。部分人士认为，中日的政治交锋会影响到中日贸易，进而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其实不然。
　　目前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国，仅次于美国成为其第二大贸易伙伴。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只是时间问题。点燃“战火”势必会导致两败俱伤，所以日本纵然心有不甘，亦不能轻易改变与中国的经济往来。
　　在国际事务上，一味的忍让退缩往往不能取得良好的结果。放弃战争赔偿却不能让日本认罪，让自己付出巨大代价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化为乌有的教训十分惨重。对于日本，软弱只会招致日本的得寸进尺，甚至任意欺凌（近来日本对华政策的趋于强硬有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日本人对于弱者除了置之死地而后快之外，不会有一丝的同情和怜悯，要在和日本的较量中占上风，强硬是惟一的办法。我们在专心发展的同时，不要忘了随时向日本展示我们强硬的一面。近来，中国政府在中日关系上已逐渐改变中庸的做法，慢慢强硬起来，并逐渐获得对日关系上的主动。
　　去年11月，日美联合海面演习结束以后，一艘中国的老式035常规动力潜艇自东向西浮出水面，升起国旗通过日本大隅海峡，上面还挂满了红色海藻。不久被日本海军飞机目视发现，这给了号称世界反潜第二的日本海军一记响亮的耳光；
　　今年3月，7位保钓勇士登陆钓鱼岛，是纯粹的民间行动，但是他们能够租船成行，日本方面又未加起诉立即遣返，就很说明官方的立场和努力；
　　今年5月，胡锦涛主席拜祭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开创了国家领导人拜祭抗日英魂的先例；
　　今年年中，中国政府一改息事宁人的姿态，强硬地拒绝了小泉纯一郎访华的意向。
　　中国政府的态度变得强硬，使日本方面感到了压力。日本民主党的一位参议员最近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时说道：“民主党执政，中日关系肯定会比现在好得多；因为我们支持中日加强来往，我们党同北京的关系也很密切。小泉内阁把中日关系搞得一团糟。”
　　小泉也在试图接近中国，获得中国的谅解。他在出席10月20日下午的参院预算委员会会议时表示：“我并不认为这是阻碍日中关系的原因，我希望中国将来某个时候也能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件事给予理解。”
　　纵览全局，中国在中日博弈中已占得主动。在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英法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日益下降，并不乐意日本对其地位构成挑战，只是出于某种经济利益才与其达成妥协，出于其长远利益还是十分希望日本被挡在安理会的大门之外。日本所获得的众多支持，绝大多数是金元攻势争取到的，并不可靠。而美国也不愿意看到日本的政治地位上升而摆脱美国控制，实属貌合神离。美国官方近来承认，它只支持日本成为非常任理事国。这正印证了一句话：国际社会中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日本寻求安理会常任席位的努力，终究不过是个梦想罢了。
　　而使中国在中日博弈，特别是东北亚格局中树立对日本优势的是，10月14日，胡锦涛和普京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它标志着中俄关系走向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俄联合声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了两国几十年来的边境线争端，确定了全部边境线的走向，双方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达成共识，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将就中俄能源合作一事全面重新评估，这预示着中国在与日本的能源争夺战中取得优势。而中俄的全面靠拢也会让周边地区国家因势调整自己的位置，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日本，日本在亚洲的生存空间将会越来越狭窄。国际社会中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中俄之间的巨大共同利益，终使俄罗斯选择了中国。
　　可以说，这次《中俄联合声明》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作用。可以说，中俄的靠近使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梦想变成了泡影。两大常任理事国就此必定达成了某种共识。亚洲的政治角力现在愈演愈烈，做出正确的选择将对处于旋涡的亚洲各国的未来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选择强大而相对温和的中俄联盟还是选择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日本是亚洲各国显而易见的选择。在未来与日本争夺东北亚和东南亚领导权的竞争中，中国的优势大于日本。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日本所依赖的经济优势也将逐渐缩小。中国经济对日本的依赖将逐渐减小，据统计，2004年美国和欧盟将取代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与此相反，日本的经济日渐低迷，其对中日贸易的依赖性，亦将超过中国经济对中日贸易的依赖性。
　　此消彼长，利益、力量、道义的天平，都在向中国倾斜。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在中日博弈这个影响极大的局势中获得最大利益，进而以和平崛起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经济势必超越日本。
　　
　　中日东海争端
　　
　　 中日双方10月25日在北京就“东海争端”举行的事务性磋商，以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局局长薮中三十二27日搭乘“全日空”返回日本无果而终。此后，日本媒体“群情激愤”，日本官员则“善意”提醒，仿佛“东海争端”完全是中国无事生非。许多时候，想不重提历史都不成。
　　1989年，当伊拉克的坦克掀起满天风尘，越过边界抵达科威特王宫的时候，萨达姆给世界的理由之一就是科威特通过钻井“吸走”了属于伊拉克的石油。不想，15年后日本却以相同的理由，在东海再掀波澜。
　　春晓气田无疑是此次“东海争端”的导火索。“春晓”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东南方向，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海上油气田，面积约2.2万平方公里。在今年5月发现春晓气田后，日本国内一时间热闹非常。先是《东京新闻》的记者，然后是议员乘飞机、舰船到气田附近调研；接着是日本政府成立“海洋权益相关阁僚会议”，鼓动日本企业同中国争夺东海能源，并从挪威租借了先进的海洋调查船在春晓气田附近50公里进行海底调查。
　　日本媒体在这场争端中的表现异常积极。像《产经新闻》、《每日新闻》、《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日本有影响的媒体都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它们无一例外地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指责中国；甚至把东海争端上升到两国根本利益冲突的层次，要求政府捍卫日本权益，其中就包括提议把争端提交国际法庭。那么，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日本政府和部分媒体所主张的“合法权益”。
　　
　　“专属经济区”还是“大陆架”？
　　事实上，中国对春晓气田的开发充分照顾到日本的情绪。众所周知，由“春晓气田”引发的争端源于中日两国所主张的东海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的分歧。看起来今天的日本对国际法是很“尊重”的。那么，我们就暂时抛开两国间的历史纠葛，从现有的、中日两国均认可的国际法来考察一下这场争端。
　　表面上看，中日两国对各自权益的主张都来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约》规定沿海国拥有从其领海基线前出不超过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以及相应的开发自然资源的权利。由于东海最宽处不过360海里，这就导致中日各自主张的专属经济区部分重叠。
　　然而，在确定专属经济区的划分方面，国际上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中日恰好就是这两种观点的代表。日本主张“等距中间线”原则，强调共架邻国应平分东海专属经济区。国际上主张此观点的仅30多个国家，属于少数。中国则主张“领土自然延伸”原则，强调东海大陆架是中国领土的自然延伸。因为依据《公约》，一国大陆架可延伸至其领海基线前出350海里处。
　　如果将东海争端定性为大陆架之争，国际法院对这类争议早有先例，比如1969年德国与丹麦、荷兰关于北海大陆架的争议。当时，丹麦、荷兰就主张等距离中间线原则，这样德国大陆架面积将最少，但由于北海大陆架多由联邦德国领土延伸出去。最后国际法院判决支持了德国的主张。春晓气田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上，东海大陆架显然是中国领土延伸出去的。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日本在争论的时候为什么更喜欢使用“专属经济区”的说法，其动机不外乎回避东海争端的主要矛盾。
　　
　　不要小看了5公里
　　即便中日各自主张存在分歧，但是中国开发春晓气田依然充分照顾到日本的诉求。最突出的例证就是，尽管中国从来都不承认所谓的“中间线”一说，但春晓气田仍然位于日本所主张的中间线中方一侧5公里。千万不要小看了这5公里，正是由于这5公里，从而让中国利用东海大陆架资源的行动丝毫没有触犯国际法。
　　为了避免相邻国家就其海洋权益的争议威胁世界和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设置了“避免争端”条款，规定当事国不得在争议地区采取恶化局势的行动。显然，春晓气田位于毫无争议的中国大陆架上，这一点日本也不得不承认。
　　相反，日本则不是这么做的。按照两国的不同主张，中日的争议区域为“中间线”到东海海沟之间。日本在中间线以东有争议的海区进行的海域探测活动以及频频向春晓气田海域附近派遣飞机和巡逻艇显然有加剧紧张局势之嫌，从而违反这一条款。其实，日本早在几年以前，就已经确定了所谓“本国大陆架”的勘测范围包括中国钓鱼列岛、日韩有争议的独岛等海域，总面积6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的1.7倍。可以说，日本在扩张海疆方面，并没有遵守今天据以指责中国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因此，如果日本政府果然依照日本媒体的指示，在“中间线”以东的海域妄动的话，更是对海洋法不折不扣地践踏。
　　
　　日本的“中间线”从哪算起
　　其实，这个问题才问到了东海争端的核心。事实上，日本对其领海基线的测算有两个疑点：钓鱼岛和琉球群岛。
　　中日东海海域主权归属之争议，主要源自钓鱼列岛。中日海界历史上为中国与琉球海域的分界线。中琉海界，明清时期是黑水沟，这是中琉两国的共识，从无异议。黑水沟中线以西是中国海域，以东为琉球海域。
　　由于近现代的历史悲剧，中日海界一度被人为模糊。不过《开罗宣言》关于日本主权范围的规定仍然清晰：
　　“……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其他小岛之内。”台海两岸都未承认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该条约错误地把钓鱼列岛划入了美国托管的琉球群岛管辖区内。所以，1972年5月美国将中国领土钓鱼列岛的施政权“交给”日本，也不过是美国出于其冷战战略考虑而导致的一个历史错误。显然，钓鱼列岛不能成为日本确定专属经济区的基准。
　　此外，还需要注意琉球的地位。开罗会议时，当罗斯福与蒋介石讨论琉球群岛时，蒋介石曾明确表示，”中国不拥有琉球主权”，以表明中国没有扩张野心，但并不表示琉球主权就属于日本。1972年5月，美国向日本移交的是琉球群岛的施政权，其实回避了主权问题。且不说美国单方面的移交行为不符合《波茨坦公告》的规定——移交应由中美英苏四国共同决定。事实上，曾为宗主国的中国也从未在国际法上承认日本19世纪末窃取琉球主权的合法性，当时不认为对琉球拥有主权的清朝政府从未签署日本强占琉球的条约。
　　由此可见，日本据以划分中间线的基准本身都充满疑点，不知道日本在东海争端上如何与中国讨论国际法？
　　
　　树欲静而风不止
　　黑水沟，今称东海海槽，可以说这是其最为恰当的名字。日本称之为“冲绳海槽”，意即“黑水沟是冲绳(琉球)的海域”，强调日本的主权意识。黑水沟绝非琉球海域，这里才是中国大陆架自然延伸的终点。
　　所谓“琉球海沟”、“琉球群岛海槽”、“冲绳海沟”和“冲绳海槽”之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在东海争端中所具有的惟一的事实优势：日本对上述争议地区拥有“实际控制权”。
　　尽管实际控制并不足以成为法律上的理由，因为实际控制原则仅对无主地才有效，而钓鱼列岛并非无主地。由于日本的实际控制，源于其不光彩的侵略扩张以及历史疏忽，所以一直遭到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抗议。
　　需要指出的是，二战结束后，绝大多数殖民地人民与殖民主义者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独立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因而所谓“时效取得”制度由此趋向无效。非法占有别国领土本身已为现代国际法摒弃，可以说迄今这种为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的所谓“时效取得”未被大多数国际法学者所接受。
　　中国为了顾全中日关系大局，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曾向日本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提议，并同意就资源数据等问题保持接触，但这些包容性建议却遭到了日本的拒绝。
　　10月28日，日本资源能源厅长官小平信因表示，今后将视同中方的协商情况，研究在“日中分界线日方海域”确立勘探权。似乎日本为与中国继续协商保留了余地。但是日本政府《关于划定大陆架基本构想》却透露了日本的真实意图，日本将从2004年始的5年时间内投入1000亿日元，争取在2009年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正式提交有关日本大陆架的详细资料，真正达到扩张日本大陆架的目标。
　　
　　四种角度看中日关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副主任牛军日前撰文指出：中日关系正进入一个很不稳定、前景模糊的时期，而且看上去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因为当前动荡的背后有相当复杂的原因。
　　
　　一、历史中的中日关系
　　所谓“历史中的中日关系”是指两国间的历史问题深刻地影响着双方对中日关系的思考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日关系的未来形态。
　　从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到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50年里，中日关系的主要内容就是日本持续不断地侵略和中国反抗日本的侵略战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时间之长，战争规模之大之残酷，给中国带来生命财产损失之严重，是触目惊心的。中国人民因此对日本右翼复活军国主义的政治诉求高度敏感和警惕，并要求日本各届领导人在涉及侵略历史的问题上谨言慎行。
　　不幸的是，战后在冷战大格局的笼罩下，中日关系曾经继续处于敌对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日本在美日安保条约的框架下，参与了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在中美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冲突或对抗中，日本均被美国当作战略基地。可以肯定，冷战对中日关系的消极影响是造成当今中日两国战略猜疑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冷战中形成的主从式的美日安全关系在冷战后经过重新定义后，是否继续用来遏制或企图遏制中国。
　　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结束了两国的敌对状态，此后的十几年，中日关系进入了20世纪最好的时期。可能是经历太多的磨难后，对对抗造成的严重后果记忆犹新，当时的两国领导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将中日关系一步步推向前进。如果认真考虑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的困境，理当敬佩他们那时的远见和勇气。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日关系进入不稳定时期，其表现和原因在此不赘述。显然，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日关系不是友好、健康和稳定的。中日关系像所有的双边关系一样，将会长期受到历史的影响。人们可以经过努力来缩小或限制历史中消极因素的影响，却不可能在短时间里摆脱那么沉重的历史负担。
　　
　　二、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逆向发展中的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不稳定的部分原因是东亚地区的发展方向紊乱，中日关系的不稳定是东亚国际格局不稳定的反映。
　　有学者指出，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的分裂与地缘经济的一体化同时进行。一方面是东亚地区在冷战后一直存在着引发冲突的热点，如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还有其他一些导致动荡的因素，如美国力图维持它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并因为担心受到削弱而疑神疑鬼，有时为了证明自己的“不可或缺”便无事生非。至少可以说地区安全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没有减少。另一方面，这里又是经济增长比较迅速的地区，相互投资和贸易日益活跃，区域内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上升。
　　中日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东亚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这种反向发展的影响，甚至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缩影。从经济上看，目前中国和日本互为对方的重大贸易伙伴，未来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将更加密切，相关领域的合作也会增加。但是，迅速密切的经济贸易关系并没有消除，甚至没有能够减少两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分歧、猜疑等等。
　　只要东亚地区那种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反向发展的局面没有根本的改变，中日关系就只能在这种处境中徘徊。中日关系中经济贸易合作与地缘安全方面的分歧同时发展扩大的趋势，在短时间里不会有根本变化。
　　
　　三、东亚多种安全模式中的中日关系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同时存在着影响地区安全形势的“合作”、“均势”与“霸权”三种安全模式，它们各有存在的理由和作用。问题是各有关国家更依赖、更信赖以及更愿意追求哪一种模式。就中日在东亚的地位、安全利益以及各自的对外政策看，双方在多种安全模式共存的局面中，有利益相互重叠的部分。例如，中日双方不论对“合作安全”的愿望是否同样强烈，至少它们都可以利用这种局面，维护或追求各自的战略利益，当然它们实际上也没有力量去改变它。冷战结束后，中日在促进地区多边安全关系的发展方面，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如果两国在这方面没有重叠的利益，要它们积极参与也是不可想象的。
　　中日的根本分歧显然是在如何对待“霸权模式”上。东亚地区的“霸权模式”的核心，就是美国试图取得对东亚安全事务的主导权，其中的两个关键要素是美国的军事存在和美日安全同盟。
　　对于日本来说，冷战后重新定义美日安全保障同盟是一次历史性的机会，因为它最终确定了日本在美国“霸权模式”中的地位，即进一步实质性地提升了日本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地位，从而有可能实质性和极大地提升日本在东亚安全事务中的地位。日本不可避免地要支持美国的“霸权模式”，争取与美国共同主导东亚安全事务。
　　中国的立场是不言而喻的。历史上美国从来没有得到在东亚的霸权，中国当然不能在认为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的时期，接受美国主导东亚地区的安全事务。因为首先，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中包含着防范中国的成分。其次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对抗性矛盾。
　　一方面中日对于东亚存在的合作安全予以认可，因为多边合作安全是解决东亚安全问题的出路，这符合中日两国的利益；另一方面是两国对待“霸权模式”的立场截然不同，而其分歧的根源又在于深刻的利害冲突。结果导致中日在地区安全领域中，合作与冲突并存。
　　
　　四、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的中日关系
　　在影响中日关系的外部环境中，最直接也是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美国的东亚政策。因为在中美日三国的力量对比中，美国无疑是最强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而且目前在“三边关系”中处于最有利的地位。
　　美国在东亚的战略目标就是防止出现一个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大国，它一方面运用自己的实力来平衡地区大国的影响，实际上就是平衡中日两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其二是利用外交手腕，使中日两国互相制衡，近年来主要是利用日本制衡中国。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中的对抗性因素并没有消失，与美日关系相比尤为明显。重要的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不论向哪个方向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和带动日本的对华政策，造成中日关系的波动。
　　美国在三边关系中占据有利地位固然是因为其实力超群，但是也应该承认，冷战后中日两国关系的变化也起了某种促进作用。一方面中国国力迅速增强，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崛起之大势已成；另一方面，日本加快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对地缘政治和地区安全事务展现出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思考和姿态。显然，中日之间客观上出现了竞争的态势。在这种客观态势和其他种种原因的影响下，中日之间在战略上的相互不信任明显增加。
　　需要指出的是，在冷战后的美日关系中，日本的政策并不总是被动的，日本是有自己的战略考虑的。从战后日本外交的历史来看，“亲美外交”是从未动摇的国策。现在的问题是，当日本决心成为“政治大国”以后，必定要赋予美日安全关系以新的内容，将美日关系纳入日本冷战后的国家战略思考之中。
　　首先，由于历史原因，不少国家，尤其是日本的邻国，对日本扩大其影响心存疑虑。为了减少实施“政治大国”战略的阻力，依靠美日安全关系是最有利的选择，由此可以减少其他国家、特别是减少美国的怀疑和担心。
　　其次涉及到中日关系的考虑。毫无疑问，日本在处理对华关系时，不可能不受到美日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但是日本也不完全是被动地追随美国的政策，有些时候和在某些问题上，也在利用中美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对于中美日三边关系中出现并加剧的对立因素，日本也是负有责任的。
　　强调中美日三边关系的严峻现实，是为了说明中日关系的复杂性。近年来中美日三边关系中消极因素确实有明显增长，但三方既相互合作依存，又相互竞争与制约的基本特点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近年来虽然安全领域的问题有所突出，但三国的经济依存度也在升高。与此同时，大量非传统安全的问题也越来越需要三国的合作。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那种通过两方结盟来遏制一方，或为了某种狭隘自私的战略企图而蓄意挑拨离间的政策，是过时和不可取的，因为谁都不可能从对抗中获益。那种以为美日结盟就可以共同主宰亚太安全事务的想法，更是十足的梦想。
　　以上着重分析影响中日关系的各种外部因素及其影响，显然改善中日关系并不是很容易的，需要相当的耐心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