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饱受癌症的折磨，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长。李·克劳去他家里看望他，探讨将于2011年春天播出的i—Pad 2广告。
　　克劳说：“即使在家里，他依然注意力高度集中，他会跟我讨论广告或产品或任何话题。”和克劳在一起时，史蒂夫不太愿意回顾过去或展望黑暗的未来，“他试着告诉自己，死亡不会到来，他将一直活下去。”
　　史蒂夫和克劳为iPad 2的广告而奋斗，广告里洪亮的声音和诗意的语言，非常像“非同凡想”。“非同凡想”预示着史蒂夫重回库比蒂诺后，苹果转折的开端。
　　“我们坚信，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这是最终出现在广告中的脚本，“更快、更薄、更轻，这些都是好事。当科技摆脱了传统模式，一切变得更加愉悦，甚至具有魔力。唯有如此，你才能向前跃进，拥有这样的产品。”画面上是一根手指，轻松地操控着iPad的各种软件应用。
　　“这是史蒂夫要求传达的产品信息，”克劳回忆道，“与他一贯的愿景是相吻合的，从创业的第一天起，他就希望技术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为每一个人所使用。”
　　与第一代iPad相比，iPad 2有了很大的改进，更加轻薄，而且配置两个摄像头，前置摄像头专门用于视频会议和自拍，后置摄像头像素更高，带闪光灯，归功于几位相机工程师，他们在第一代iPhone发布后，加入苹果团队。
　　发布会当天，人们最关心的不是产品的改进，而是史蒂夫已经病危的消息。他艰难地走上舞台，外表是如此憔悴，引起苹果股价的下跌。这一次，他更加依赖核心团队的其他成员，需要他们配合，共同完成产品介绍和功能展示。
　　史蒂夫已经与病魔抗争很久，时不时会出现病危的症状，医生、同事和他都无法预测，大限究竟何时到来。
　　他在6月7日向库比蒂诺市议会展示新总部大楼方案时，感觉很痛苦，声音很虚弱。史蒂夫似乎知道，这幢大楼应该是他为公司做的最后一项贡献，也是他对这个如家庭般的社区所做的最后贡献。他花了15分钟时间，向议会议员介绍方案，用5分钟回答问题。
　　一位女议员开玩笑说，如果想让市议会批准这个建设方案的话，苹果公司应该给议会提供免费无线网络，史蒂夫回答：“你知道，我是个很传统的人。我认为，我们已经纳税了，市议会必须要给我们提供服务。”
　　在他生命最后的几个月，不断有人去他家。比尔·盖茨去过，奥巴马总统去过，与其他几位硅谷领袖一起吃饭。《纽约时报》记者约翰·马科夫和作家史蒂芬·列维，都去他家拜访，列维写过多本有关硅谷的书，其中就有描绘麦金塔和iPad开发历程的书。
　　苹果公司高管团队的成员经常会去他家，每况愈下的身体，让原本就很紧密的团队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他们会和史蒂夫聊工作，有时也会一起看电影或一起吃饭。正如库克所说，苹果的创新，如同“跑步机”般永不停歇，他们的合作进一步加快跑步机的运转速度。
　　8月11日周日，史蒂夫让库克去他家。“他说，‘我想和你谈谈’，”库克回忆道，“我马上去了，他决定让我当CEO。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应该觉得自己还能活很久，我们讨论了很久，由我擔任CEO、他担任董事长，到底意味着什么。我问他，‘你有什么正在做，内心不想做的事吗？”’
　　多年来，库克一直是CEO的最佳人选。史蒂夫2004年和2009年请病假离开公司时，库克承担过两次主持公司工作的重任，史蒂夫希望由内部员工来接替他的职务。
　　史蒂夫告诉库克，要任命他为CEO的8周后，情况突然急转直下。“他去世前的一个周五，我和他一起看了一部电影，”库克回忆道，“我们看的是《冲锋陷阵》（讲述的是黑人橄榄球教练如何逆袭取得成功的故事）。我非常惊讶，他居然想看这部电影，他过去对体育一点都不感兴趣。我们边看边聊，聊了很多，我觉得他很快乐。那个周末，情况急转直下。”
　　“2013年11月，我去旧金山参加劳伦50岁生日派对时，到得比较早，蒂姆也来了，自然聊到了史蒂夫。我说，‘你想他吗？我真的很想念他。’然后我给他看了这个。”拉塞特边说边翻开iPhone通信录列表。“我至今还存着史蒂夫的电话号码，我说，‘我永远无法把这个号码删掉。’库克也拿出他的iPhone，他同样存着史蒂夫的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