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 奶

　　 母亲说，我记得你奶奶是农历五月二十九去世的，活了五十四岁。我知道了消息后，就赶快回来了，你父亲腿不能走，就没能见上你奶奶最后一面。那时候还在祖上的旮旯老地方里，天下连阴雨，加之那天晚上，山上的洪水从崖面子上倒灌下来了，后来听说，那天傍晚，你奶奶养的牛和驴，怎么赶都赶不进圈里去。那天晚上，你奶奶在饲养室里睡觉，就那样都被掩埋去世了，圈里还养着的那几头牛和驴，也随之而去。
　　 祖母去世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暴雨夜，那年我两岁不到。祖父于2012年农历九月二十五去世后，父辈们一致的意见就是给祖母加祭。祖母一辈子生育了八个孩子，家里内内外外，处理得妥妥当当，还没享上一天清福就死于非命。那时祖父一家还在原来老屋住，祖母是个勤快人，为了半夜里给牛槽里添夜草，自己就一个人经常睡在牛窑里。突然夜半暴雨，山洪暴发，窑洞坍塌。事情发生后，村里人都跑来相救，用手刨坍塌下来的土块，也没能救下祖母的命，槽里的牲口也同时死亡。
　　 在三十年后祖父去世时，给祖母加祭，一是为了纪念祖母，二是为了感谢村里当年参加抢救祖母来帮忙的人。那天村长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就跪在地上，给村里的人们磕头谢恩。村里的人在三十年前的夜里，不顾个人安危，不计平日仇怨，把救人当成了天大的事情。他们是村庄的英雄，他们是那场灾难的拯救者，他们是我们家族不能忘怀的恩人。大自然是无情的，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对人类有不同的报复。具有生命的人，在大自然的魔掌中显得是那样无能为力。自然的造物不是永远和完美结合在一起，在某种时刻和场合会显得异常狰狞。
　　 据有关报道，某年全球共发生二百四十五起自然灾害，数十万人丧生。灾难过后，对失去亲人的家庭来说，留下的是无比伤痛的记忆。祖母的死，让家族顿时失去了主心骨，何况那时候四叔才七八岁，还是个需要母亲照顾的孩子。我在给来参加丧礼的人们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时候，我看见三叔家的小儿子还在那里吃着自己常常吃不上的肉。他的眼睛在看着别人的时候，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抑郁和胆怯，让人有一种心灵震撼的难过和怜惜。就连他的名字“江虎”也是祖父给起的。祖父从老大和老二家孩子名字的字里，各选了一个字给老三家孩子，就把名字起好了。我也在想，当年祖母去世时，四叔还是个穿着开裆裤的不懂事的孩子，他看着眼前山崩窑塌，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众人相救的情景，脑海深处会留下多少不可磨灭的印记啊。
　　 祖母去世时，父亲还在医院里。父亲没有亲自送自己的母亲，走完人生最后的一程。这也是我所说的，他心里深处伤心的记忆。只是已经年过久远，父亲也是六十岁的老头了，我作为儿子，不能再提及这些事情。宏道是父亲的仇人，从我记事起我们两家就不再说话，也就是那年，他和自己年富力强的儿子把父亲打得头破血流，大脑受损，后来几经治疗才得以痊愈。知道这些事，也是我这次回到老家，和父亲一起整理他当年一直挂着锁子的结婚时的唯一家当——红木箱子时发现的。他那时写了一沓沓的申诉材料，上面写着：“乡公社，某年某月某日我村村民史宏道，用耕犁從我家晾晒麦子的场院里犁过，我找他说理，他和自己儿子史西涛把我打伤，我住在了北极地段医院，就连我母亲去世都没能回来，经检查脑部受损……”我不忍心再看下去。薄薄的纸张已经霉烂，我只问了父亲，这些资料还要不。他说，你看没用了就扔了去。我扔了那些纸张，我也想扔掉父亲那时的痛苦，不想让他再一次看到这些自己当年心酸的事。母亲说，就在祖母去世的前一天，她还来问父亲的伤情，还去找村主任评理，还帮我家把地里收割下来的麦子一捆捆地背到场院。
　　 如今，夺去祖母性命的窑洞还在旮旯深处，成了一堆黄土，已经被柴草和落叶埋没，看上去像一座坟冢。旮旯深处那几户人家，住处年代久远，面临危险，在村委会的干预下已经搬到了村庄小学，临时借住。那些没有了孩子的校园，成了这些人的新家，他们在曾经的校园里养狗，养牲口。我路过时，只听见几声犬吠，这是村庄最大的声音。

卖 树

　　 母亲说，咱们家里在银行里开始有存折，还是从卖树开始的。单包那时，给咱分的三棵大楸树，后来就卖了两个，加之那时候塬上人盖房的多，他们没有檩条，就来村上买。我那时候主意正，就让卖了。说到这里，母亲又开始絮叨说，家里现在还剩下的那棵楸树，现在已经没人买了，塬上人现在盖的都是楼板房，也用不上木料，如果那时候能卖的话，也值个千把块钱。现在却叶长叶落，孤零零地长在楸树底的那片薄地里，没人照看。万一哪天被人锯了拉走，咱生活在城里，连个时间都不知道。母亲是被丢树吓怕了的。
　　 20世纪90年代初，我正在上初中，村里唯一的从河川里去县城的高安公路修通了，就给小偷们也带来了方便。高安公路边不远处的土台上，我家地头上的大椿树已经长了几十年，每年春天都枝叶繁茂，夏天绿树成荫，我那时伸开手臂都抱不住。那是我家唯一的一棵大树，父亲说等着我长大了，就把椿树挖了用来制结婚的家具。就是因为那棵椿树，那块地就叫椿树硷。椿树硷长的麦子不结穗，但每年种的洋芋却异常个大肉面。就在一天夜里，椿树被人拦腰锯了去，椿树硷底下就剩下些仅能烧柴火的细枝末叶。从现场看，是几个人合为，先把椿树锯倒，然后又去掉枝叶，长了几十年的椿树就在一夜之间成了树磙子，被人抬上拖拉机拉了去。旱冬不落雪，还没压瓷实的高安公路上，被来来往往的车压得汤土能埋住人的脚。土见了风，轻薄得就跟着四处散刮，把村庄的沟沟洼洼笼罩得严严实实。树丢了，高安公路上已经没有了车辙，车过后的汤土，已在风的吹刮下把车辙填得平整，没有留下蛛丝马迹，只是偷树的人把椿树硷底下的冬麦踩得东倒西歪，树痛苦地倒下时，在硷畔上拉开一个豁口，看上去很是刺眼。树丢了后，椿树硷的地就不再种了。所以过了这么多年，母亲的心里还是放不下那楸书。
　　 树木那时候确实值钱，母亲说到这里，声音突然大了起来，说你弟去湖北上学时，家里有八千元的存款，这在当时就已经不少了，自此以后，咱家再也没有过银行存折了。还有你两个姐姐平时给的钱，我一分都没使用，都整整齐齐地给你们上学攒下来。我知道那时候村子里去树林里挖树成风，村庄里的人家，没柴火烧了也去树林里，要做个新铁锨把、头把，甚至小到镰刀把，人人都跑到树林去，看上哪个，就挖了回去。后来，咱家门外沟里面的树也能开始卖钱了，我就和你父亲挖着卖。能卖啥价就卖啥价，只要能攒下钱，我们就起早贪黑地干着。那时候你大姐出了力，每当后半夜三四点时，就装上架子车，用牛拉着装满木材的架子车，从龙眼头的坡里向塬上走。不知道那时候木材集市上为啥开市早，早上八九点到不了，就卖不出去了。你姐拉着牛绳，你父亲驾着车辕，我在后面还推着。为了省力，咱们两头牛都用上了，从咱们坡里拉上去，一直要把架子车拉到沟老头村的平路上去，我们才卸了牛，我和你大姐再把牛拉回来，看着你父亲一个人，拉着车子消失在天快亮的路上。你父亲热得满头冒热汗，没办法啊，为了你们姊妹几个，为了咱们家的日子么。 　　 有天后半夜，我和你大姐拉着牛回来，走到纪家山的沟里，前面路上卧着一只狼。我看见狼的眼睛蓝汪汪的，比小牛犊子还大。牛看见了狼，扑上去用长长的牴角撵，把你大姐吓得大叫。我就赶快拉住你姐的手，让别害怕，悄悄地走路。狼从土洼里跑了下去，钻进了黑夜里。我走到家里，身上出透了一身冷汗。

小生意

　　 《说文解字》记载：“民俗以夜市有豳山。”父亲一辈子做过小生意，贩卖过柿子，卖过农用的麻绳，更多的是把自己淹没在村庄的土地里，忙碌而又无可奈何。我们小时候，父亲还贩卖过煤油。村里四老爷家的女婿在油庫，他就用几十斤装的塑料桶子，把煤油批发出来，然后骑着自行车，挨村挨户地卖煤油。那时候农村还没有通上电，每家每户都是点上煤油灯，来照亮着自己的营生。后来，他又在冬天里贩卖柿子。村庄里柿子树多，每户人家都分有柿子树，在冬天霜降之前，柿子就成堆地被运出村庄。父亲看上了这个生意，他就在场院里扎下了点，村里的人就把柿子一车车地拉来，过秤，数钱，留下来买开春用的化肥和支付子女上学的费用。那几个冬天，父亲都是不在家的。他和几个人拉着柿子，去兰州，去西宁，批发、零售，把一车车的柿子运到有人需要的地方去。进批发市场，进各小卖部，用柿子抵吃饭钱，住就住在一堆柿子旁，甚至他还骑着三轮车在语言不通的大街小巷里叫卖。卖完了，如释重负，然后再挤火车，赶汽车，骑自行车，从兰州到西安，从西安到彬县，再骑着自行车顺着红岩河的河川道里回来，灰头土脸，一身疲惫。回来后别的事先不管，唯一操心的就是内衣口袋里那一沓沓有零有整的钱，这是他风餐露宿、日夜辗转、费尽口舌才辛辛苦苦换来的血汗钱。
　　 有一年，父亲在回来的火车上，遇上了一伙窃贼。窃贼死死地盯着他和一位乡党。他们俩身上带了钱，自是有点慌，慌的原因是担心万一被盗贼盯上失窃后，自己出门几个月，怎样才能给自己的妻儿交代？生意赔本？盗贼偷窃？这些都不是他所要的。他所要的是在过年前赶到自己的家，和自己的妻儿一起，分享自己辛苦之后的快乐。父亲坐在绿皮火车的座位上一动不动，窃贼有的过来跟他搭话，有的故意摩挲着他，有的则在他身后伺机下手。父亲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袄内是母亲用一片花布缝下的临时衣兜。衣兜上有三颗大纽扣，它是挡住外人侵入的最后一道门槛。父亲在窃贼都昏睡时，火车到了宝鸡站。他和乡党混在下车的人群里，从人生地不熟的宝鸡站下车后，又重新买了到西安的火车票。那时候火车车次少，速度慢，等父亲回到史家河的村庄，已是春节前的除夕夜，北风吹，瑞雪飘，整个史家河村已经进入了一个混沌的世界，只有偶尔传来的鞭炮声声。父亲是从县城走着回来的，他最大的动力就是无论如何要早早赶到家，家里的妻儿还等着和他一起过个团圆年。我们那时候还是十岁左右的孩子，瞌睡多，寂静的除夕夜里，唯有母亲做的几个菜和一些瓜子、花生和糖之类的稀罕物。等我们睡得迷迷糊糊时，父亲成了风雪中的夜归人，我至今仍能记得父亲全身已经厚厚的一层白。他给我们带回来的是橘子，那时候我们从来不知道，橘子是什么滋味。“橘子”二字，只在课本里学到过。父亲把我们从暖热的被窝里拉出来，把已经剥了皮的冰凉而又甘甜的橘子牙儿，放进我们嘴里。父亲还给母亲和我们每人买了一双尼龙袜子，能穿上新袜子，是那年春节最珍贵的礼物，我们撕下了袜子上的标签，粘在了课本的封面。父亲回来了，我们吃到了人生的第一口橘子，看着他掏出身上那些带着体温的钱，有零有整地清点了一遍，给我们孩子们发压岁钱，给母亲说着那几个月在外赔赚的事。但是，他从来不给我们说的是，自己在外吃了多少苦头，受了多少惊吓。也就是那年春节后，我家的窗户台上，晒上了红红的橘子皮。这是存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至今还没有忘却的事，那一幕幕还浮现在我眼前。

电与电视

　　 母亲说，她们小时候，流行过一句口头禅，叫作“社会主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父亲听到，笑了。他说他们那时候的识字教材上，也有这句话。说完，父亲还补充了一句：犁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这些话，多年前，对他们来说，还是一种奢望。
　　 据《彬县志》载，1980年2月，彬县变电站开始给北极镇等十二个乡镇供电，通电一百四十个大队。至1990年，二十个乡镇全部通电，三百六十五个村通电二百九十六个，通电户四千九百二十五家，通电率81%。就在这时，史家河村还不在二百九十六个村的范围内，还是靠着煤油灯过活，这才有了父亲贩卖煤油的历史。煤油灯，如今已经不见，那如萤火虫似的光亮，闪烁在史家河村这个小村庄漆黑的夜晚，仍然记忆犹新。煤油灯很简单，大多是废弃的玻璃瓶做成的，在瓶盖中心打个小圆孔，然后穿上一根用薄铁皮卷成的小筒，再用棉花搓成捻条穿筒而过，筒的上端露出少许，下端留出长长的一段，供吸油用。倒上煤油，然后将盖子拧紧，待煤油顺着捻条，被慢慢吸上来时，用打火机或者火柴点着，灯芯就跳出了火红的亮光。为了节省煤油，母亲总是在伸手不见五指时，才点起灯来。就这样，她还常常用纳鞋底的细针，把灯芯拨得很小，煤油灯的光芒如微火般星星点点。
　　 在我上小学时，村子里终于通上了电，彻底告别了无长明电的历史。通电前，村委会组织村里的劳力栽水泥电线杆，男女老少们欢心奔告。男人们都如同船夫喊号子般“嗨哟嗨哟”地呼喊着，抬起十几米高的水泥杆，在田间地头上行走，咬紧牙关，青筋暴起。女人们扛着镢头铁锨，干起了挖地坑的活儿，孩子们却跟在大人后面，来来回回地跑在人群里，手舞足蹈。说起了通电，母亲又笑。说因为你们经常没事拉着电灯绳儿玩，还挨了几次笤帚疙瘩呢。母亲的话拉起了我的回忆。通电后，我们几个孩子总是抢着拉灯绳，几次将灯绳拉断，你瞅我，我瞅你，吓得不敢作声，然后逃之夭夭。灯绳断了，不得不由父亲出面，将家里的电闸关掉，然后找上一根结实的细绳，从开关盒里穿过去，才得以修好。为了晚上能够拉上灯绳，我们几个孩子总是抢着睡在靠窗的位置。每当晚上其他人下地小解，总是先要喊着让离灯绳最近的人拉开开关。为了节约用电，家里的钨丝灯泡总是没有超过六十瓦，母亲要求，人在开灯，出门关灯。即使今天，母亲也是常常宁可摸黑，也不舍得把灯打开。
　　 通了电的第二年，开长爷家有了村里的第一台电视机。这距1958年3月17日，中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机诞生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买回电视机的第一天，开长爷家门庭若市，偌大的一个院子，村里人全部来看稀奇，看电视。大伙坐的坐，站的站，蹲的蹲，小孩不打不闹，个个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随着画面变化，剧情变化，大伙时而哈哈大笑，时而唏嘘叹息。尽管装有室外天线，但随着天气的变化，电视屏幕还是偶尔会出现雪花点点，大家都睁大眼睛，生怕错过每一个画面。
　　 每到农闲的晚上，村里的男男女女都跑去看电视，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开长爷就把电视小心翼翼地抱出来，稳稳当当地放在院子的蜂箱上，等到了电视不转播时，大家才遗憾地散去，顺着月光，三三两两地回家。走在路上，剧情讲解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也就是在那几年，我才看到电视剧《封神榜》《渴望》《半边楼》《青青河边草》这些难以忘却的剧目。尤其是电视剧《渴望》，它曾让中国万人空巷，曾经感动了一批又一批观众。还记得当年村里人总结的口号：电视就要看《渴望》，娶妻就娶刘慧芳。电视不仅给当时文化贫瘠的村庄带来了一丝暖风，更是让中国式的好女人刘慧芳成为每个男人心中对伴侣的渴望。而如今，电视机已经成了老年人主要的消闲对象。我们的文化消费，在这个信息交织的时代，该何去何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