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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参加《美文》创刊二十五周年庆祝的活动。在这个时点上,以“散文的文化自信与价值重估”为题,言说散文的议题,是很有意义的。尽管我平时关涉非虚构文学稍多一点,但就自己的心性和趣味而言,我更多地还是趋近于散文的。中国这么大,文脉也绵远。但在以物质至上的时代,真正致力于散文建設的刊物很少。在这样的光景中,一个不忘初心,有自己的理念,并且能涵泳天地,自成大观的当代散文高地——《美文》,自然值得我们致敬。我以为,要说散文的文化自信,《美文》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标本。有了自己的自信,《美文》才有了自创,才能够坚守,才有今天的达成。
文化,我们似乎很难说清楚它的意涵。我理解的文化,是人化,它体现着人的精神建构,反映了人的价值观。散文,本身是人的一种精神行为,自然与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文化自信”是一种根本性的自信,也是更为恒久的自信。正是在这里,文学具有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多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就表示,“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文从课本中去掉”,“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这里的古代经典诗文,其中的文就是散文,经典的散文融合的正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弥足珍贵。
一代有一代的文体,不少人以为当下是小说为中心文体的时代。这大体上说也没有错。但是由此以为散文无足轻重,无视它的价值,这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了。现在,这样的问题已经不是“如果”,而是一种“现实”。所以,我们现在讨论散文的文化自信和价值重估,是基于问题的,及时的,也应当是“有物”的讨论。
言说这样的话题,我以为首先我们应当重新认识散文文体的意义。其实,在中国文学历史的绵延中,诗与文一直是基本建构,其价值一直为人所认同。散文文体的被贬抑,我们很容易会想到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就将散文作为“革命”的重要对象。钱玄同更是提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说。对这样的指说,合理的解释是当置于“五四”特殊的文化语境中。在我看来,其中更多的是五四新文化人的一种文化策略。就像古代散文不可能全都是精华一样,自然不可能都是“谬种”和“妖孽”。我想这是一种常识吧。在今天较为平和的氛围中,我们看取散文文体,需要经由自己的阅读感知感悟,来独立判断它的价值。
散文的价值体现在多方面,在文化自信的场域中说,我以为散文从某种角度上说,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本体。《道德经》《论语》等博大精深,它们是中华文化的元典,但同时又是散文文本。先秦时,一些经典文本是文、史、哲一体的。它们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品。我们说散文的文化自信,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些经典的传承。另外,更多的散文作品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们以文载道,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情怀和义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抒写的博大宏阔的胸怀,启迪感奋过多少志士仁人?而周敦颐《爱莲说》中“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之寓意,也成为许多读者人格塑造的价值取向。读当代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让我心静安而感悟萦怀。这是作者心灵的自言独语,更是一个个体生命与地坛,与世界的交流对谈。尽管作者身有残缺,但他的精神世界是那般的浩瀚。“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读到这里,我想消极者,失意者,耿耿于怀者,或许会反思而释然。
其次,我们应当重申散文的“文以载道”观。“文以载道”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与此有关的还有“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等说法。本来是很清楚的道理,文学自然不是游戏之为,它当是有关世道人心的。明确提出“文以载道”的是周敦颐,他以车饰喻理,“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其后,批评这一提法的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以为“文以载道”将“道”与“文”对立,扬道抑文。二是“五四”时期陈独秀、周作人等认为,“文以载道”,载的是儒家教义,是封建文化。现在看来,这些情况都有一点“想象”的因素在内。因为在“文以载道”一般的表述中,不是自然而然地包含了“唯道”的命意;“道”也并不只是儒家的学说,更不等同于封建文化。因此,我们不能将特指性语境中对“文以载道”的否定,加以扩大化,从而放弃“文以载道”的基本要求。
当然,我们讲“文以载道”,应当明确以散文体的方式言道。散文是一种自主性、个人性较强的“美文”形式,其取事叙说、结构设置、语言表达等都有自身的一些规定性,切不可将“文以载道”作成直接的说教,将散文演化为教义。此外,“道”的质性也当有意指,我们所说的“道”,应当体现中华民族真、善、美的价值取向和人类共同的正大精神理想,具有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现代意识、现代理念。事实上,优秀的散文从来就是有“道”的。朱自清的《背影》恒久感动读者的,是“背影”这一有意味的生命形式中蕴含的人伦之道。许地山的《落花生》看似简单的话说中,寓意了做人当奉的哲理。今天我们为“文以载道”正名并重申散文的“文以载道”,特别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如今是一个散文的时代,散文成为“人民文体”或是“大众文体”,散文看起来很活跃;但另一方面,有品质的散文不是很多。求取散文所谓的趣味多,视散文为生活的游乐园,寻找散文意义的少;趣味中搅拌着低级趣味,健康雅致的滋味无多。有一些作品表达的价值取向有偏误,炫富显摆,拜物不仁,物质主义滋长,人文关怀缺失。这一些正是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否则散文的文化自信和价值重估,就无从谈起。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重申“文以载道”,并不排斥散文的言志。散文之“散”,宇宙之大,苍蝇之微,都可入文。关键是要得其“意”和“味”。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更为严重,就是现在的文学教育对散文的严重遮蔽。我们读大学中文专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会发现多数的教科书实际上是中国现当代小说史加诗歌史等,散文一体在其中身单影薄,有一些文学史教材则根本无视散文的存在,没有散文的历史叙述。教材的问题在大学专业教学中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文学史的对其非历史性教学,直接影响到受教者对文学史全面完整的认知。可以想见,一个缺失了散文的文学史教学的学生,对散文想象是怎样的不堪。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一是文学史的编写缺少规范,往往是主编者各行其是;二是教材的编写者中缺少具有散文专业背景的撰写者。这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国内学术界、评论界从事散文研究和评论的专业人士或准专业人士相当少,他们在学界和文坛发出的关于散文的声音并不响亮。这与散文这一文体实际存在的状况很不相称,并且客观上也造成了散文的价值贬损。因此,加强散文理论批评人才队伍的建设,重视散文的理论和评论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我想《美文》是可以继续有所作为的。
文化,我们似乎很难说清楚它的意涵。我理解的文化,是人化,它体现着人的精神建构,反映了人的价值观。散文,本身是人的一种精神行为,自然与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文化自信”是一种根本性的自信,也是更为恒久的自信。正是在这里,文学具有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多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就表示,“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文从课本中去掉”,“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这里的古代经典诗文,其中的文就是散文,经典的散文融合的正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弥足珍贵。
一代有一代的文体,不少人以为当下是小说为中心文体的时代。这大体上说也没有错。但是由此以为散文无足轻重,无视它的价值,这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了。现在,这样的问题已经不是“如果”,而是一种“现实”。所以,我们现在讨论散文的文化自信和价值重估,是基于问题的,及时的,也应当是“有物”的讨论。
言说这样的话题,我以为首先我们应当重新认识散文文体的意义。其实,在中国文学历史的绵延中,诗与文一直是基本建构,其价值一直为人所认同。散文文体的被贬抑,我们很容易会想到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就将散文作为“革命”的重要对象。钱玄同更是提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说。对这样的指说,合理的解释是当置于“五四”特殊的文化语境中。在我看来,其中更多的是五四新文化人的一种文化策略。就像古代散文不可能全都是精华一样,自然不可能都是“谬种”和“妖孽”。我想这是一种常识吧。在今天较为平和的氛围中,我们看取散文文体,需要经由自己的阅读感知感悟,来独立判断它的价值。
散文的价值体现在多方面,在文化自信的场域中说,我以为散文从某种角度上说,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本体。《道德经》《论语》等博大精深,它们是中华文化的元典,但同时又是散文文本。先秦时,一些经典文本是文、史、哲一体的。它们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品。我们说散文的文化自信,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些经典的传承。另外,更多的散文作品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们以文载道,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情怀和义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抒写的博大宏阔的胸怀,启迪感奋过多少志士仁人?而周敦颐《爱莲说》中“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之寓意,也成为许多读者人格塑造的价值取向。读当代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让我心静安而感悟萦怀。这是作者心灵的自言独语,更是一个个体生命与地坛,与世界的交流对谈。尽管作者身有残缺,但他的精神世界是那般的浩瀚。“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读到这里,我想消极者,失意者,耿耿于怀者,或许会反思而释然。
其次,我们应当重申散文的“文以载道”观。“文以载道”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与此有关的还有“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等说法。本来是很清楚的道理,文学自然不是游戏之为,它当是有关世道人心的。明确提出“文以载道”的是周敦颐,他以车饰喻理,“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其后,批评这一提法的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以为“文以载道”将“道”与“文”对立,扬道抑文。二是“五四”时期陈独秀、周作人等认为,“文以载道”,载的是儒家教义,是封建文化。现在看来,这些情况都有一点“想象”的因素在内。因为在“文以载道”一般的表述中,不是自然而然地包含了“唯道”的命意;“道”也并不只是儒家的学说,更不等同于封建文化。因此,我们不能将特指性语境中对“文以载道”的否定,加以扩大化,从而放弃“文以载道”的基本要求。
当然,我们讲“文以载道”,应当明确以散文体的方式言道。散文是一种自主性、个人性较强的“美文”形式,其取事叙说、结构设置、语言表达等都有自身的一些规定性,切不可将“文以载道”作成直接的说教,将散文演化为教义。此外,“道”的质性也当有意指,我们所说的“道”,应当体现中华民族真、善、美的价值取向和人类共同的正大精神理想,具有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现代意识、现代理念。事实上,优秀的散文从来就是有“道”的。朱自清的《背影》恒久感动读者的,是“背影”这一有意味的生命形式中蕴含的人伦之道。许地山的《落花生》看似简单的话说中,寓意了做人当奉的哲理。今天我们为“文以载道”正名并重申散文的“文以载道”,特别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如今是一个散文的时代,散文成为“人民文体”或是“大众文体”,散文看起来很活跃;但另一方面,有品质的散文不是很多。求取散文所谓的趣味多,视散文为生活的游乐园,寻找散文意义的少;趣味中搅拌着低级趣味,健康雅致的滋味无多。有一些作品表达的价值取向有偏误,炫富显摆,拜物不仁,物质主义滋长,人文关怀缺失。这一些正是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否则散文的文化自信和价值重估,就无从谈起。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重申“文以载道”,并不排斥散文的言志。散文之“散”,宇宙之大,苍蝇之微,都可入文。关键是要得其“意”和“味”。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更为严重,就是现在的文学教育对散文的严重遮蔽。我们读大学中文专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会发现多数的教科书实际上是中国现当代小说史加诗歌史等,散文一体在其中身单影薄,有一些文学史教材则根本无视散文的存在,没有散文的历史叙述。教材的问题在大学专业教学中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文学史的对其非历史性教学,直接影响到受教者对文学史全面完整的认知。可以想见,一个缺失了散文的文学史教学的学生,对散文想象是怎样的不堪。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一是文学史的编写缺少规范,往往是主编者各行其是;二是教材的编写者中缺少具有散文专业背景的撰写者。这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国内学术界、评论界从事散文研究和评论的专业人士或准专业人士相当少,他们在学界和文坛发出的关于散文的声音并不响亮。这与散文这一文体实际存在的状况很不相称,并且客观上也造成了散文的价值贬损。因此,加强散文理论批评人才队伍的建设,重视散文的理论和评论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我想《美文》是可以继续有所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