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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族而居
为了寻找聚族而居的现代样板，我们踏访了闽南与闽西的多处古厝大宅与土楼。这些昔日风光的古堡大宅，大部分现状相似，儿孙谋求更好的生活与居住环境，纷纷迁出。大宅里日渐冷清，生活其间的最后一代人，都已年迈，古厝已全无朝气。
聚族而居，是古代中国的理想，也有必要的现实需要，在听天由命的时代，无论对抗人世动荡，还是自然压迫，都使聚居抵御外力干扰甚至逼迫成为必然的需求，而血缘是最容易的联结。于是在由谋求生存，谋求财富，谋求权力地位的过程中，宗族制度与血脉相连的认同，乃至中国人种种观念，皆有密切关系。你可以想见一种由血缘出发的人际大网，逐渐融合了各种因素而演变出复杂万般的样貌。
选题的初衷，起于有感中国人对“聚”字的切身感受，适逢农历新年，大团聚的时刻，各人可以回到生长的土地上，回归家的温暖，不失为转身反思的时机。在这样的现代化冲击下，在一栋栋高楼中，在物质如此丰盛的时代里，何处是我的精神的归依。
讲到“聚族而居”，在福建，人们恐怕首先就要想到土楼。天圆地方，围合而居，土楼特殊的形制——那朴实、牢固、规整的圆形，像是一枚言简意赅的宗法社会符号。
岁月流转。土楼已变成了世界文化遗产，聚族而居的生活形态，莫非也成了“遗产”？土楼与居住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在今日，变成了何等模样？带着好奇，我们来到了南靖石桥村顺裕楼。
三多九如是古代常用的祝颂语，三多指多福多寿多男丁，九如指福寿绵延，如山如阜、如陵如岗、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松柏之萌、如南山之寿。在古代，一座土楼庇护着一个家族和他们全部希望。
南靖最大圆楼，数不过来的房间
傍晚时分，张周应老人带我们来到石桥村。群山拱护中，一条小溪穿村而出，两岸散布着鳞次栉比的土楼，错落有致。溪中筑过水坝，囤起一汪碧玉般温润的小水潭，一排浅浅的跳石像琴键一样轻盈地渡了河。溪东斜坡上有座大型圆土楼，高挂“顺裕楼”三个大字。青石门墙上镌刻一幅对联：“顺时纳祜，裕后光前。”横批：“三多九如”。
三多九如是古代常用的祝颂语，三多指多福多寿多男丁，典出《庄子》；九如指福寿绵延，如山如阜、如陵如岗、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松柏之萌、如南山之寿，典出《诗经》。在古代，一座土楼庇护着一个家族和他们的全部希望。
土楼前照例站着许多闲人。张周应是邻村河坑人，也熟悉石桥村，不停地打招呼，一面对我说：“石桥村都姓张，与我们河坑是同一个祖宗。顺裕楼解放前就建了，是老圆寨，住户都姓张。”
顺裕楼巍然矗立，戒备森严，但里面相当衰败。站在高处俯瞰全楼，共分三围：外围高四层半，内通廊式，保存基本完整；中围是低矮的平房；内围高二层。但中围和内围建筑都不完整，只建了前面小半环，后半环有些零星搭盖。中间院子显得凄凉空旷，鸡群在枯黄的杂草间悠然觅食。靠后面一些，遥对大门有座供奉观音的简陋屋子，没有门墙，那就是人们常说的祖堂了。
据《南靖文史资料》田富的文章《最大的圆寨顺裕楼》介绍，顺裕楼是南靖县最大的圆楼，1934年在张启根的主持下动工兴建，1938年冬外围落成，费时五年。张氏各房自备木料和小工，另外还耗费了建筑费2.44万银元。旋因抗战爆发，物力维艰，内围建筑由各房分段负责，结果有的建了，有的没建，迄今尚未完成。整座土楼开3门，底墙厚五尺四寸（约1. 8米），占地圆圈直径长32丈（约106.7米）。
每座土楼都有一位户长。顺裕楼的户长张天祥今年67岁，很瘦，满脸皱纹，头发胡子花白，一看就是朴实勤快的老农。我问整座土楼到底有多少房间，他嘿嘿一笑：“很多，几百间呢。你每天晚上住一间，一年也住不完。”
张氏家族当初设计，外环每层72间房，4层加上半层阁楼，共360间；中围36间平房；内围2层共64间房；全楼总计共有房458间，可容居民600人。但是因中围和外围未完工，阁楼也没有区隔，因此现在全楼到底有多少间房屋，还真的是笔糊涂账。
一个人变成一支宗族
南靖县流行闽南方言，但是西部一些乡村紧邻永定，属于客家区。书洋镇的石桥、河坑、曲江、塔下、下版寮、上版寮等村庄，就以客家方言为母语，祖先多从闽西或粤东迁来。其中，石桥、河坑、曲江三个村子都姓张，属于同一个宗族。
“我们的老祖宗是从广东大埔过来的，生了三个儿子，老大留在石桥，老二去了曲江，老三回到大埔。河坑是老大的一个儿子发出来的。”关于宗族的事，张天祥只知道这些。
幸好他有本1994年编修的《南靖县石桥开基祖张念三郎公族谱》，翻了一下，我大略明白石桥、河坑、曲江三个村张姓的关系。
根据族谱，石桥张氏是明正统八年（1443）从广东大埔县田心乡迁来的。开基祖张念三郎独自一人来到石桥，入赘当地陈五十郎家。张念三郎生三子，长子石荫守石桥，次子石全迁曲江村开基，三子石辉随母亲陈氏回到广东大埔鹤子山（今改福建永定县辖）立业。留在石桥的老大张石荫生四子，幼子张仕良迁河坑开基。
张天祥说：“曲江、河坑都有自己的祠堂，石桥原来有两个祠堂，一个是分祠，一个是总祠。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的分祠拆掉了，总祠做生产队的仓库，没有拆。现在这个祠堂叫追远堂，三个村都有份。”
我想起塔下村也姓张，德远堂门前竖起几十根石旗杆，声威赫赫，便问道：“塔下张氏与你们有关系吗？”
“不好说。说没关系，也有点关系。”张周应突然变得吞吞吐吐，“都是民间传说啦。你看他们的庙里，没有男祖先，只拜一个华太婆。传说华太婆是寡妇，与我们河坑的后生好上了，孩子生下来后就姓张，但是没名分，不能认……传说这样啦。”
追远堂在村外东山脚下，孤零零一座低矮的房子，前临池塘田野，旁边几树雪白的梅花——闽南春早，今天才新年元旦呢！祠堂里面荒凉空洞，两张积满尘土的方桌拼成神案，厢房缺失了板壁，惟有漆黑圆柱上的一幅幅对联依然红艳。说是张氏总祠，比我见过的河坑分祠还要寒酸许多。
“他们更有钱。”张天祥羡慕地说，“河坑人去台湾和南洋的比较多，回来寻祖，捐了很多钱建祠堂。”
想当初张念三郎孤身来到石桥，如今周围几个村子全是他的子孙，还有不少人远赴海外。才五百多年，一个人变成了一支宗族。
老年人的土楼
当晚住在河坑。河坑土楼群是世界文化遗产，有几家客栈。博平岭深处的乡村夜，寒冷而静谧。早晨起来，看见田野里覆盖一层薄霜，溪谷边的土楼升起缕缕炊烟,太阳还在大山后面，我们赶到了石桥。
顺裕楼前，一个用防风帽紧裹脸部的小伙子停下摩托，从后座竹篓里取出一片猪肉，用油腻的厚纸板垫在地上，飞快地摆出一个临时性肉摊。不用吆喝，转瞬间全楼都知道了消息，接二连三出来讨价还价，割上一斤半斤。不到一刻钟，小贩子就麻利地收摊走人。他还要赶去下座土楼呢。
顺裕楼按外围一户一间设计，可住72户，如今人丁寥落。几百个房间门户紧闭，像废弃的兵营，偌大的院子冷冷清清。“楼里还有三十多户。”张天祥说，他看我表示怀疑，补充道：“怎么说呢？有的一户一人，还有就是两个老人一户。年轻人都去外面打工了。只有过年时热闹一点。”
张天祥的两个儿子都在漳州上班，女儿嫁到山城镇（南靖县城）。家里剩下他和老伴简淑金，还有一个88岁的年迈母亲。
张天祥在土楼里拥有外围三间，中围两间。外围一层是客厅和厨房，还改出一个小卫生间；二层惯例是谷仓，母亲腿脚不便，也住这里；三层四层开有外窗，是标准的住房。土楼的房间都很小，一床一桌一橱，就挤得满满当当。四楼两间留给两个儿子回家时住，不过，张天祥又说，阁楼上放着寿木，儿媳妇害怕，不大敢住。中围两间，用作餐厅和杂物间。
简大婶准备好了我们的早餐：白米稀饭，酸菜，花生仁，腌萝卜和巴浪鱼干。饭后，太阳出来了，照射土楼一角，在院子里形成一个明亮的弧圈，慢慢移动。
土楼门前洒满阳光。张天祥的老母亲穿着棉衣棉裤，围巾手套，还抓着一个电热水袋，独自坐在石墩上晒太阳。这位端庄富态的老太太，一口牙似乎掉光了，但双眼依然有神。每次与她打招呼，她都是微微露点笑意，从不吭声。土楼门口是人气最旺的公共场所，一天到晚，都可以看到她徐缓的身影，坐着，或慢慢转悠。她看，但不说话。
我询问家庭的收入来源。张天祥说：“一年可以收稻谷3000多斤，够自己吃，还可以养猪。好米就拿去卖，不好吃的米，老婆用来酿酒卖。茶园好几片，原来自己有做茶，现在只卖茶青。有台碾米机，平时给人碾米，赚点加工费。还有五头猪，十几只鸡鸭……”
挖笋与酿酒
冬天是农闲时节，田地里的活已经结束，懒散点的农民，不妨袖手晒太阳，勤快的也有事可做，例如管理茶园，上山挖笋。石桥村附近的大山，竹林漫山遍野，眼下正是出冬笋的时候。
早饭后，我们随张天祥和几个村民出村。他们每人扛一把锄头，带一个空蛇皮口袋，像是上山寻宝。挖冬笋是难度很高的技术活，有人空手而归，有人一天可以挖三四十斤，挣上百来元。村民说，去年挖笋更合算，每斤冬笋5元多，今年笋价低，昨天贩子来收购，每斤只有3元1角。厦门卖冬笋，一斤七八元呢。
青青竹林，遍地都是新土，地面早被人翻刨了一遍。冬笋不比春笋，笋尖尚未出土，必须勘察竹鞭的方向和长势，寻根究底，穷追不舍，结果林间像被犁过的田地。张天祥的一个侄儿是挖笋高手，眼见他才花了一个多小时，口袋里就装进了十五六斤冬笋。我称赞了他几句，谁知他却悠然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你们知道谁挖笋最厉害吗？是一个独手。你们想想，他只有一只手，拿着锄头，每天在这山上转，一天挖二三十斤。那真叫本事。”
回到土楼。午餐：白米饭，除了早餐四个菜重新露面，还多了花菜炒肉片、菠菜炒肉片和一盆鸭汤。我再三交代，我们只想感受土楼人的日常饮食。白米饭很好吃，松软香甜，是今年收获的新米。
简大婶整天在厨房忙碌。下午，她用早米蒸了一大笼饭准备酿酒，摊在一个大谷箩上晾开。看来她对自己的手艺不是太自信，请了同村一位酿酒高手张学荣来指点。张学荣是一位中年汉子，声音洪亮，现在专门酿酒，卖给搞旅游的塔下村和下版寮村。他告诉她，饭层铺得太厚了，不均匀，酒容易变酸。我向他请教一斤米酿多少酒？怎么卖？
“1斤米刚好做1斤酒。100斤米100斤酒，做10天。一点都不能贪。多了，酒就淡了。”他果断地说，“做酒要讲道德。我酿酒从来不贪，人家都找我买。米酒是3元钱一斤，糯米酒7元一斤。糯米更贵嘛。”
土楼里弥漫着饭香。我去院子里看那间天厅。天厅又称祖堂，是土楼最重要的公共建筑，婚丧嫁娶都在这里进行。顺裕楼的天厅极其简陋，是三堵土墙和一个屋顶搭起来的临时建筑，里面孤零零供着一尊观音。我注意到，毛糙的土墙上，还遗留着一张金边红字的“囍”字剪纸。我想，这对土楼新婚小夫妻，说不定日后会开创出一支庞大的宗族呢！
为了寻找聚族而居的现代样板，我们踏访了闽南与闽西的多处古厝大宅与土楼。这些昔日风光的古堡大宅，大部分现状相似，儿孙谋求更好的生活与居住环境，纷纷迁出。大宅里日渐冷清，生活其间的最后一代人，都已年迈，古厝已全无朝气。
聚族而居，是古代中国的理想，也有必要的现实需要，在听天由命的时代，无论对抗人世动荡，还是自然压迫，都使聚居抵御外力干扰甚至逼迫成为必然的需求，而血缘是最容易的联结。于是在由谋求生存，谋求财富，谋求权力地位的过程中，宗族制度与血脉相连的认同，乃至中国人种种观念，皆有密切关系。你可以想见一种由血缘出发的人际大网，逐渐融合了各种因素而演变出复杂万般的样貌。
选题的初衷，起于有感中国人对“聚”字的切身感受，适逢农历新年，大团聚的时刻，各人可以回到生长的土地上，回归家的温暖，不失为转身反思的时机。在这样的现代化冲击下，在一栋栋高楼中，在物质如此丰盛的时代里，何处是我的精神的归依。
讲到“聚族而居”，在福建，人们恐怕首先就要想到土楼。天圆地方，围合而居，土楼特殊的形制——那朴实、牢固、规整的圆形，像是一枚言简意赅的宗法社会符号。
岁月流转。土楼已变成了世界文化遗产，聚族而居的生活形态，莫非也成了“遗产”？土楼与居住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在今日，变成了何等模样？带着好奇，我们来到了南靖石桥村顺裕楼。
三多九如是古代常用的祝颂语，三多指多福多寿多男丁，九如指福寿绵延，如山如阜、如陵如岗、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松柏之萌、如南山之寿。在古代，一座土楼庇护着一个家族和他们全部希望。
南靖最大圆楼，数不过来的房间
傍晚时分，张周应老人带我们来到石桥村。群山拱护中，一条小溪穿村而出，两岸散布着鳞次栉比的土楼，错落有致。溪中筑过水坝，囤起一汪碧玉般温润的小水潭，一排浅浅的跳石像琴键一样轻盈地渡了河。溪东斜坡上有座大型圆土楼，高挂“顺裕楼”三个大字。青石门墙上镌刻一幅对联：“顺时纳祜，裕后光前。”横批：“三多九如”。
三多九如是古代常用的祝颂语，三多指多福多寿多男丁，典出《庄子》；九如指福寿绵延，如山如阜、如陵如岗、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松柏之萌、如南山之寿，典出《诗经》。在古代，一座土楼庇护着一个家族和他们的全部希望。
土楼前照例站着许多闲人。张周应是邻村河坑人，也熟悉石桥村，不停地打招呼，一面对我说：“石桥村都姓张，与我们河坑是同一个祖宗。顺裕楼解放前就建了，是老圆寨，住户都姓张。”
顺裕楼巍然矗立，戒备森严，但里面相当衰败。站在高处俯瞰全楼，共分三围：外围高四层半，内通廊式，保存基本完整；中围是低矮的平房；内围高二层。但中围和内围建筑都不完整，只建了前面小半环，后半环有些零星搭盖。中间院子显得凄凉空旷，鸡群在枯黄的杂草间悠然觅食。靠后面一些，遥对大门有座供奉观音的简陋屋子，没有门墙，那就是人们常说的祖堂了。
据《南靖文史资料》田富的文章《最大的圆寨顺裕楼》介绍，顺裕楼是南靖县最大的圆楼，1934年在张启根的主持下动工兴建，1938年冬外围落成，费时五年。张氏各房自备木料和小工，另外还耗费了建筑费2.44万银元。旋因抗战爆发，物力维艰，内围建筑由各房分段负责，结果有的建了，有的没建，迄今尚未完成。整座土楼开3门，底墙厚五尺四寸（约1. 8米），占地圆圈直径长32丈（约106.7米）。
每座土楼都有一位户长。顺裕楼的户长张天祥今年67岁，很瘦，满脸皱纹，头发胡子花白，一看就是朴实勤快的老农。我问整座土楼到底有多少房间，他嘿嘿一笑：“很多，几百间呢。你每天晚上住一间，一年也住不完。”
张氏家族当初设计，外环每层72间房，4层加上半层阁楼，共360间；中围36间平房；内围2层共64间房；全楼总计共有房458间，可容居民600人。但是因中围和外围未完工，阁楼也没有区隔，因此现在全楼到底有多少间房屋，还真的是笔糊涂账。
一个人变成一支宗族
南靖县流行闽南方言，但是西部一些乡村紧邻永定，属于客家区。书洋镇的石桥、河坑、曲江、塔下、下版寮、上版寮等村庄，就以客家方言为母语，祖先多从闽西或粤东迁来。其中，石桥、河坑、曲江三个村子都姓张，属于同一个宗族。
“我们的老祖宗是从广东大埔过来的，生了三个儿子，老大留在石桥，老二去了曲江，老三回到大埔。河坑是老大的一个儿子发出来的。”关于宗族的事，张天祥只知道这些。
幸好他有本1994年编修的《南靖县石桥开基祖张念三郎公族谱》，翻了一下，我大略明白石桥、河坑、曲江三个村张姓的关系。
根据族谱，石桥张氏是明正统八年（1443）从广东大埔县田心乡迁来的。开基祖张念三郎独自一人来到石桥，入赘当地陈五十郎家。张念三郎生三子，长子石荫守石桥，次子石全迁曲江村开基，三子石辉随母亲陈氏回到广东大埔鹤子山（今改福建永定县辖）立业。留在石桥的老大张石荫生四子，幼子张仕良迁河坑开基。
张天祥说：“曲江、河坑都有自己的祠堂，石桥原来有两个祠堂，一个是分祠，一个是总祠。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的分祠拆掉了，总祠做生产队的仓库，没有拆。现在这个祠堂叫追远堂，三个村都有份。”
我想起塔下村也姓张，德远堂门前竖起几十根石旗杆，声威赫赫，便问道：“塔下张氏与你们有关系吗？”
“不好说。说没关系，也有点关系。”张周应突然变得吞吞吐吐，“都是民间传说啦。你看他们的庙里，没有男祖先，只拜一个华太婆。传说华太婆是寡妇，与我们河坑的后生好上了，孩子生下来后就姓张，但是没名分，不能认……传说这样啦。”
追远堂在村外东山脚下，孤零零一座低矮的房子，前临池塘田野，旁边几树雪白的梅花——闽南春早，今天才新年元旦呢！祠堂里面荒凉空洞，两张积满尘土的方桌拼成神案，厢房缺失了板壁，惟有漆黑圆柱上的一幅幅对联依然红艳。说是张氏总祠，比我见过的河坑分祠还要寒酸许多。
“他们更有钱。”张天祥羡慕地说，“河坑人去台湾和南洋的比较多，回来寻祖，捐了很多钱建祠堂。”
想当初张念三郎孤身来到石桥，如今周围几个村子全是他的子孙，还有不少人远赴海外。才五百多年，一个人变成了一支宗族。
老年人的土楼
当晚住在河坑。河坑土楼群是世界文化遗产，有几家客栈。博平岭深处的乡村夜，寒冷而静谧。早晨起来，看见田野里覆盖一层薄霜，溪谷边的土楼升起缕缕炊烟,太阳还在大山后面，我们赶到了石桥。
顺裕楼前，一个用防风帽紧裹脸部的小伙子停下摩托，从后座竹篓里取出一片猪肉，用油腻的厚纸板垫在地上，飞快地摆出一个临时性肉摊。不用吆喝，转瞬间全楼都知道了消息，接二连三出来讨价还价，割上一斤半斤。不到一刻钟，小贩子就麻利地收摊走人。他还要赶去下座土楼呢。
顺裕楼按外围一户一间设计，可住72户，如今人丁寥落。几百个房间门户紧闭，像废弃的兵营，偌大的院子冷冷清清。“楼里还有三十多户。”张天祥说，他看我表示怀疑，补充道：“怎么说呢？有的一户一人，还有就是两个老人一户。年轻人都去外面打工了。只有过年时热闹一点。”
张天祥的两个儿子都在漳州上班，女儿嫁到山城镇（南靖县城）。家里剩下他和老伴简淑金，还有一个88岁的年迈母亲。
张天祥在土楼里拥有外围三间，中围两间。外围一层是客厅和厨房，还改出一个小卫生间；二层惯例是谷仓，母亲腿脚不便，也住这里；三层四层开有外窗，是标准的住房。土楼的房间都很小，一床一桌一橱，就挤得满满当当。四楼两间留给两个儿子回家时住，不过，张天祥又说，阁楼上放着寿木，儿媳妇害怕，不大敢住。中围两间，用作餐厅和杂物间。
简大婶准备好了我们的早餐：白米稀饭，酸菜，花生仁，腌萝卜和巴浪鱼干。饭后，太阳出来了，照射土楼一角，在院子里形成一个明亮的弧圈，慢慢移动。
土楼门前洒满阳光。张天祥的老母亲穿着棉衣棉裤，围巾手套，还抓着一个电热水袋，独自坐在石墩上晒太阳。这位端庄富态的老太太，一口牙似乎掉光了，但双眼依然有神。每次与她打招呼，她都是微微露点笑意，从不吭声。土楼门口是人气最旺的公共场所，一天到晚，都可以看到她徐缓的身影，坐着，或慢慢转悠。她看，但不说话。
我询问家庭的收入来源。张天祥说：“一年可以收稻谷3000多斤，够自己吃，还可以养猪。好米就拿去卖，不好吃的米，老婆用来酿酒卖。茶园好几片，原来自己有做茶，现在只卖茶青。有台碾米机，平时给人碾米，赚点加工费。还有五头猪，十几只鸡鸭……”
挖笋与酿酒
冬天是农闲时节，田地里的活已经结束，懒散点的农民，不妨袖手晒太阳，勤快的也有事可做，例如管理茶园，上山挖笋。石桥村附近的大山，竹林漫山遍野，眼下正是出冬笋的时候。
早饭后，我们随张天祥和几个村民出村。他们每人扛一把锄头，带一个空蛇皮口袋，像是上山寻宝。挖冬笋是难度很高的技术活，有人空手而归，有人一天可以挖三四十斤，挣上百来元。村民说，去年挖笋更合算，每斤冬笋5元多，今年笋价低，昨天贩子来收购，每斤只有3元1角。厦门卖冬笋，一斤七八元呢。
青青竹林，遍地都是新土，地面早被人翻刨了一遍。冬笋不比春笋，笋尖尚未出土，必须勘察竹鞭的方向和长势，寻根究底，穷追不舍，结果林间像被犁过的田地。张天祥的一个侄儿是挖笋高手，眼见他才花了一个多小时，口袋里就装进了十五六斤冬笋。我称赞了他几句，谁知他却悠然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你们知道谁挖笋最厉害吗？是一个独手。你们想想，他只有一只手，拿着锄头，每天在这山上转，一天挖二三十斤。那真叫本事。”
回到土楼。午餐：白米饭，除了早餐四个菜重新露面，还多了花菜炒肉片、菠菜炒肉片和一盆鸭汤。我再三交代，我们只想感受土楼人的日常饮食。白米饭很好吃，松软香甜，是今年收获的新米。
简大婶整天在厨房忙碌。下午，她用早米蒸了一大笼饭准备酿酒，摊在一个大谷箩上晾开。看来她对自己的手艺不是太自信，请了同村一位酿酒高手张学荣来指点。张学荣是一位中年汉子，声音洪亮，现在专门酿酒，卖给搞旅游的塔下村和下版寮村。他告诉她，饭层铺得太厚了，不均匀，酒容易变酸。我向他请教一斤米酿多少酒？怎么卖？
“1斤米刚好做1斤酒。100斤米100斤酒，做10天。一点都不能贪。多了，酒就淡了。”他果断地说，“做酒要讲道德。我酿酒从来不贪，人家都找我买。米酒是3元钱一斤，糯米酒7元一斤。糯米更贵嘛。”
土楼里弥漫着饭香。我去院子里看那间天厅。天厅又称祖堂，是土楼最重要的公共建筑，婚丧嫁娶都在这里进行。顺裕楼的天厅极其简陋，是三堵土墙和一个屋顶搭起来的临时建筑，里面孤零零供着一尊观音。我注意到，毛糙的土墙上，还遗留着一张金边红字的“囍”字剪纸。我想，这对土楼新婚小夫妻，说不定日后会开创出一支庞大的宗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