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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首次明确提出了“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立即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从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来看，范式即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大部分成员所广泛认同的研究方向、问题、方法、手段、过程与标准等，这就决定了合理性对于范式而言是相对的，于范式之外所见的明显谬误在范式之内却不乏其合理成分，在这一点上，虽然范式与相对主义有着形似，但范式却有着相对主义不予论及的地方：“范式”崇尚必要的比较，但“范式”并不认同这种比较必然带来关于优劣的划分，并不认同以所谓的“强势范式”或“优势范式”去替代“弱势范式”或“劣势范式”。这也就说明，范式既是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辨，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它也是依赖于一种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传统所构建的学术传统。虽然范式理论的首要着力点在于其哲学层面，但却启发了人们在相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思考。
中国德育是否有自己的特定范式，换言之，中国德育是否有自己的逻辑？这是中国德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性问题？青年学者冉亚辉的专著《德政之分与德政之合——中西德育范式的逻辑》很好地回答了这个中国德育理论的重要问题。
著作在后记中写到，作者曾在基础教育战线耕耘多年，后致力于教育学研究，因为其十年教育一线的经历，并有着中学校长、团委书记、班主任的经验，其著作呈现出不同于纯学院派的风格，特别是在对中国德育现实的把握、对西方德育理论本能的怀疑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作者不是一个仅限于在书斋中阅读与思考的研究者，他广泛交游与实地考察，与中外许多专家学者进行研讨，渐渐地聚焦于中国德政之合德育范式与西方德政之分德育范式的哲学、历史、文化、社会、教育逻辑。
作者认为，德育不能仅仅自我建构，作为一种典型的交叉学科，德育需要在理论上寻求多学科的并进，更需要在教育层面建构中国自身的德育理论。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旨归，作者进行着这样的思考：德育的现实合法性来自何方，评价依据是什么？德育的合法性是观念的合法，还是现实的便利选择？换句话说，德育范式的现实实践，其合法性来自于这种德育范式自身的结构和价值解析，还是来自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历史选择？循着这样的思考，作者将研究的视角推及至中西方的比较去审视德育中这一不可回避的话题。
通过研究，作者认为：
德育深受哲学和文化的影响。德育有着自身的思维范式，这种思维范式正是哲学与文化在德育中的现实表现，特别是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与教育哲学，三者构成德育自身的哲学主体。德育的哲学范式正是思维范式、现实理论建构特点与德育实践取向的深层根源。在哲学思维范式之外，人类在对自身社会发展的解释中，形成了多种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我们很难否定这些视角和理论的合理性，德育所面对的几乎是人类的一切社会性，德育本身可能就是人类社会关系在教育中的投射，武断地判定一种正确而否定另一种无疑是荒唐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多视角和回溯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品质，即强调历史主义的研究自觉，应该是德育研究方法论的必要构成。
德育从来就不是简单的纯粹教育逻辑发展的结果。对一种文化的理解，必须建立在深刻理解其社会背景的基础上，而研究德育的发展，同样必须要寻找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伦理、哲学的根源，只有从这种社会背景中去寻找德育的逻辑，才可以科学地批判和建构，走出科学的德育发展之路。
德育研究不能离开教育社会学分析，而教育社会学在分析社会现象和进行理论解释时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必须考虑历史和文化场景的特点。德育研究不能忽视自身的场域，我们不能将德育范式中的现实存在想当然地看作是没有问题的先验真理，我们至少要解析作为研究和探讨的对象，而不是简单地接受或者排斥。任何一种德育范式的形成，都有其背后的支配性的社会假设，我们需要找出并分析这种社会假设的来源和发展，这种支配性的规范体系，就是该德育范式的深层结构的核心构成部分。
基于这样的三个基本观点，作者不无忧虑地论及了对当下德育理论研究的反思：在当下的德育理论研究话语中，直接用西方教育概念、命题或理论阐释中国的德育问题，使我国德育理论处在一种文化与学术的殖民化的状态中，失去了对本土德育问题的观照，从而也失去了原创性的活力。为了深刻剖析此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可行的因应之道，作者进行了时、空两个维度的比较，并得出结论：德政分合的德育范式是社会历史文化教育逻辑发展的结果；德育是社会关系在教育中的投射；德育范式的判断标准是培养美德。
著作中，作者自始至终都直面着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并力图回应中国在德政之合德育范式上面临的挑战与应有的自信，认为不能仅仅从经验角度出发来审视德育的问题，因为经验往往是狭隘的，也不能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我们确实需要谨慎审视德育的元分析、德育的人性假设、德育的社会发展目标，以及此过程中的一系列活动和假设的背后逻辑，不管这种逻辑是先验假设还是现实选择。作者认为，“有意识”的德育研究才能真正解读中国的德育范式，而这种有意识才能形成中国德育研究的有自信、有立场、有担当。从这个角度上看，本书不是向西方德育献媚的祭品，它是一种对中国德育范式的客观分析和自觉探索。
责任编辑 余志权
中国德育是否有自己的特定范式，换言之，中国德育是否有自己的逻辑？这是中国德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性问题？青年学者冉亚辉的专著《德政之分与德政之合——中西德育范式的逻辑》很好地回答了这个中国德育理论的重要问题。
著作在后记中写到，作者曾在基础教育战线耕耘多年，后致力于教育学研究，因为其十年教育一线的经历，并有着中学校长、团委书记、班主任的经验，其著作呈现出不同于纯学院派的风格，特别是在对中国德育现实的把握、对西方德育理论本能的怀疑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作者不是一个仅限于在书斋中阅读与思考的研究者，他广泛交游与实地考察，与中外许多专家学者进行研讨，渐渐地聚焦于中国德政之合德育范式与西方德政之分德育范式的哲学、历史、文化、社会、教育逻辑。
作者认为，德育不能仅仅自我建构，作为一种典型的交叉学科，德育需要在理论上寻求多学科的并进，更需要在教育层面建构中国自身的德育理论。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旨归，作者进行着这样的思考：德育的现实合法性来自何方，评价依据是什么？德育的合法性是观念的合法，还是现实的便利选择？换句话说，德育范式的现实实践，其合法性来自于这种德育范式自身的结构和价值解析，还是来自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历史选择？循着这样的思考，作者将研究的视角推及至中西方的比较去审视德育中这一不可回避的话题。
通过研究，作者认为：
德育深受哲学和文化的影响。德育有着自身的思维范式，这种思维范式正是哲学与文化在德育中的现实表现，特别是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与教育哲学，三者构成德育自身的哲学主体。德育的哲学范式正是思维范式、现实理论建构特点与德育实践取向的深层根源。在哲学思维范式之外，人类在对自身社会发展的解释中，形成了多种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我们很难否定这些视角和理论的合理性，德育所面对的几乎是人类的一切社会性，德育本身可能就是人类社会关系在教育中的投射，武断地判定一种正确而否定另一种无疑是荒唐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多视角和回溯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品质，即强调历史主义的研究自觉，应该是德育研究方法论的必要构成。
德育从来就不是简单的纯粹教育逻辑发展的结果。对一种文化的理解，必须建立在深刻理解其社会背景的基础上，而研究德育的发展，同样必须要寻找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伦理、哲学的根源，只有从这种社会背景中去寻找德育的逻辑，才可以科学地批判和建构，走出科学的德育发展之路。
德育研究不能离开教育社会学分析，而教育社会学在分析社会现象和进行理论解释时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必须考虑历史和文化场景的特点。德育研究不能忽视自身的场域，我们不能将德育范式中的现实存在想当然地看作是没有问题的先验真理，我们至少要解析作为研究和探讨的对象，而不是简单地接受或者排斥。任何一种德育范式的形成，都有其背后的支配性的社会假设，我们需要找出并分析这种社会假设的来源和发展，这种支配性的规范体系，就是该德育范式的深层结构的核心构成部分。
基于这样的三个基本观点，作者不无忧虑地论及了对当下德育理论研究的反思：在当下的德育理论研究话语中，直接用西方教育概念、命题或理论阐释中国的德育问题，使我国德育理论处在一种文化与学术的殖民化的状态中，失去了对本土德育问题的观照，从而也失去了原创性的活力。为了深刻剖析此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可行的因应之道，作者进行了时、空两个维度的比较，并得出结论：德政分合的德育范式是社会历史文化教育逻辑发展的结果；德育是社会关系在教育中的投射；德育范式的判断标准是培养美德。
著作中，作者自始至终都直面着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并力图回应中国在德政之合德育范式上面临的挑战与应有的自信，认为不能仅仅从经验角度出发来审视德育的问题，因为经验往往是狭隘的，也不能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我们确实需要谨慎审视德育的元分析、德育的人性假设、德育的社会发展目标，以及此过程中的一系列活动和假设的背后逻辑，不管这种逻辑是先验假设还是现实选择。作者认为，“有意识”的德育研究才能真正解读中国的德育范式，而这种有意识才能形成中国德育研究的有自信、有立场、有担当。从这个角度上看，本书不是向西方德育献媚的祭品，它是一种对中国德育范式的客观分析和自觉探索。
责任编辑 余志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