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慎《说文解字》：剑，人所带兵也。从刃，佥声。东汉刘熙也说：“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剑器，脊直，双刃，以撩刺为主，风格轻灵洒脱。剑柄上适佩剑穗，称为“文剑”，无剑穗的称为“武剑”。
　　剑法“四母”
　　战国时期，剑成为军队装备的主要格斗兵器。据《荀子·议兵》记载，魏国通过“穿戴甲胄，操强弩，负箭，持戈佩剑，携带三天粮食，从早晨出发，至日中而行军百里”考选兵卒。由于此时战争中的主要作战方式是车战，士兵使用的均是长兵器，因此剑只是士兵在弃车陆战、贴身近搏时的短兵。
　　古代战争中士兵作战时的兵剑主要有两种使用方式。一是剑与盾配合，直接投身作战。如樊哙“带剑拥盾入军门”，以及汉代晁错所言使用场合，“曲道相伏，险厄相薄，此剑之地也”。二是作为备用武器，在使用弓箭或长兵时插于腰间，于弓矢告馨、长兵折损、车毁马毙、弃车肉搏时拔而作战。
　　而兵剑的技法主要有二，锋之“刺”和刃之“斩”(击)。如《太平广记》越女与袁公的“斗剑”中，袁公用“剑锋”而刺，“袁公操其本而刺处女”；越女以“刃”斩击，“女因举杖击之”。其攻击部位也有二，“上斩颈领，下决肝肺”。后来，随着剑身加长和复合剑的出现，其“击”得以凸显，延伸为“格”、“洗”之法，并与原先的“刺、击”一起组成了剑法“四母”。
　　当然，兵剑的使用生死攸关，“乃当兵防身、杀贼、救命的贴身勾当”(戚继光《纪效新书》)，因此人们在实践中积累并提炼出用剑的运动心理的技战术等经验，为武术技击理论奠定了基础。第一，在运动心理上，“内实精神,外示安仪”、“布形候气，与神俱往”；在持饱满斗志的同时，又有平静与安详之容，实现运动中神与形的高度统一。第二，在运动表现上，“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守而未发之时给对方以弱之假象，出手时则以泰山压顶之势，风卷残云。第三，在战略战术上，“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以破绽之利，诱敌深入；又以备之埋伏，一举歼灭。
　　剑之斗
　　随着剑的出现和发展，剑的使用方法——剑术也就随之出现了。当刀取代剑的格杀作用后,剑受到了诸多武艺家的青睐，迅速发展出多种演练形式，剑术与艺术便产生了深厚的渊源。在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剑术与艺术的合二为一主要体现在“斗剑”和“舞剑”两大形式。
　　在春秋战国时，斗剑之风盛行。《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记载的“越女论剑”的故事中，越女路遇袁公，袁公要求与越女一较高下，越女便折竹枝比试，最后袁公不敌，飞身遁走。越女以竹枝代剑与袁公相较，反映出了越女剑术的高超。古籍还记载说：“赵文王喜剑，剑士夹斗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
　　《吴越春秋》中提到剑的共有61 处，其中有37 处是作为武器来使用的。其中“越女论剑”这一段被视为剑术最早的技术理论，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步形候气，与神俱往，查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佛仿，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王欲试之，其验即见。”从这一段可以看出来，用剑取胜的关键在于：剑与人之间心气相通，格斗时剑随手走，手随心走，出剑的时候要快捷、迅猛，借助人的神和气的统一来取胜。这种人与剑心气合一，外与内的完美统一，正是中国功夫“内外合一，形神兼备”的精髓。
　　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自叙》中语：“余幼学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唯京师为善。余尝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共饮，宿闻展善有手臂，晓五兵，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余与论剑良久，酒酣耳热，方食甘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这段有声有色的记载，反映出当时剑术发展的高超水平以及兴盛的斗剑之风，颇有现在击剑运动的味道。从持剑而斗，到出现以甘蔗代剑相较，说明古代“斗剑”是沿着注重体育性和娱乐性的方向发展的。
　　斗剑的技术方法在春秋战国时已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和总结，司马迁的先祖“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进行教育活动。而用剑之学，是秦汉三国时的奇绝之传。至汉代，剑术已甚精备，文人武士皆喜斗剑，以示兼备之才。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剑道三十八篇，反映了剑术理论上的成就。《说苑》中描述的鲁石公剑和《吴越春秋》中越女、要离的“剑论”都是出自汉代作者之手，不难想像时代对其作品的影响。
　　自唐代开始，佛道、神仙、妖邪、鬼怪等说盛行，剑乃变为镇邪凶之器，数尺之铁，一旦铸成剑形，即具有无上魔力者。于是家悬一剑，便以为祥，认为不习剑术亦自可御敌而胜。故而自唐以后，剑类短兵不少为释道所用，而从征军士多用刀而鲜用剑，佩刀者渐多于佩剑者，剑术的发展呈停滞之势。而源自中国的剑术于这一时期传入日本，经过日本人的演习修改，形成了日本独特的剑术。
　　宋代，剑术有所复兴。据明代唐顺之所撰《武编》，宋太宗“选诸军勇士数百人，教以舞剑，皆能掷剑空中，跃其身左右承之，妙绝无比。会北戎遗使修贡，赐宴便殿，因出剑士示之，袒裼鼓噪，挥刃而入，跳掷承接，霜锋雪刃，飞舞满空。”这些高超绝技，对后来剑术套路及表演技艺的发展影响很大。
　　至明代，各武术流派在剑术应用的基础上，创造了不少珍贵的剑法，如何良臣《阵纪》所云：“卞庄子之纷绞法，王聚之起落法，刘先生之愿应法，马明王之闪电法，马起之出手法”。明朝名将俞大猷的惊世之作《剑经》，便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武术搏击战略战术法则。这说明此时的剑术不论是在技术方面还是战术理论方面，都得到了大发展。
　　然而，剑术不同于拳术，他的传承比较复杂，所以古代的剑术并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像《四库全书》几乎无技不收，却独缺剑术，编纂者也只能感叹“剑法失传久矣”！清代宋仔凤所撰《剑法真传》至今仍流传于世，其中将历代剑术予以总结。至此，剑术根据练法，可分为行剑、势剑、双手剑、长穗剑、双剑、反手剑等。而剑种可分为青萍剑、武当剑、三才剑、三合剑、云龙剑、八卦剑、太极剑、螳螂剑、通备剑、醉剑、宣化剑、七十三剑、龙形剑、奇门十三剑、白虹剑、纯阳剑、七星剑等多种，可谓博大精深。 　　剑之舞
　　舞剑开始是以个人单练形式为主的剑术运动，周秦时已有记载。《孔子家语》：“子路戎服见孔子，拔剑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剑自卫乎？” 事实上，手执兵器舞蹈，确是上古遗风，发展到秦汉，已相当盛行。
　　秦汉时期，剑舞已经作为舞蹈形式出现在外交场合。著名的“鸿门宴”中，就记载了一段广为人知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故事。剑正式作为舞具进入艺术表演领域，应当在汉武帝时代。据史书记载，由汉武帝钦定的规模宏大的百戏演出中，就编排了剑舞。那时的剑舞，常与杂技相结合，以便在增加舞技难度的同时增加舞蹈的吸引力和艺术魅力。这在出土的汉画像砖和汉画像石上均有反映。唐代，草书大名家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深受启发，使书法大进；裴将军舞剑，激发了画圣吴道子的绘画灵感。剑舞发展到后来又出现了集体舞剑的形式，晋代傅玄在《短兵篇》中描述当时的集体舞剑：“剑为短兵，其势险危。疾逾飞电，回旋应规。武节齐身，或合或离。电发星鹜，若景若差。兵法攸象，军容是仪。”
　　北宋时期，军队中已有武艺表演专业队，如宋太宗时“选诸军勇士数百人，教以剑舞，皆能掷剑于空中，跃其身左右承之，见者无不恐惧。会契丹遣使修贡时，赐宴便殿，因出剑士示之，数白人袒裼鼓噪，挥刃而入，跳掷承接，曲尽其妙，契丹使者不敢正视。”这说明此时舞演形式的剑术运动正沿着健身和娱乐的需要，在剑舞等武舞的影响下，逐步发展形成了明清后蔚为大观的剑术套路运动。剑术套路的名目很多，如七星剑、太极剑、八卦剑、达摩剑等不下数百种之多。在如今的竞技运动中，剑术运动分类更加明细化，最基本分为自选剑和传统剑两大类。
　　纵观中国剑以及剑文化的发展历史可知，剑并没有因退出战争舞台而消匿，而是当兼具刺击、利于劈砍的刀在战场上取而代之的时候，它却从战场逐渐转入社会，同时也从武士手中握着，转移到文人腰间悬着、道士举着、武术人舞着、大众挂着挥着??并在不同使用者的不同使用方式中产生了新的意义：其文化意义是成为了一项身体技术；其政治意义是作为王者的权力技术；其社会意义是复制了社会秩序。剑的历史发展也相继完成了与政治的结合、与士大夫等社会精英的共鸣、与传统文化的结盟、与百姓生活的融合，超出了武术意义，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符号和象征之一。
　　今天，作为古代战场冷兵器的剑，仍然活跃在人们的生活之中，成为人们追求健康长寿的“把玩”之剑，成为悬挂于家中的“镇宅”之剑，更成为当今武术人手中的竞技之剑等。它在不同使用者不同使用方式中生产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剑文化的传记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