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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国内旅游,见到最多的古迹肯定是佛教寺院。而在民间,烧香拜佛随处可见,佛珠更是中国人最常见的飾品之一。由此可见,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不管是否信佛。在我们的生活和风俗习惯中,或多或少都能找到佛教的影子,尽管好多东西和正统佛教已相去甚远。佛教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巨大。可是在两千多年前,这样一个外来的宗教是如何传入中国、扎根中国,并且能够与中国文化融合、发展,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简单的从理论层面作简单阐述。
一、佛教传入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创立者名教悉达多,姓乔达摩,是古印度一个小城市国家迦毗罗卫城(约在今印度、尼泊尔边境地区)的王子。因其实出生在释迦族,并被世人尊称为圣人,故被尊称为释迦牟尼。
(一)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学术界尚无定论。据古籍记载,最早可追溯到秦始皇时,相传秦始皇时就有沙门室利防等18人到达了当时的中国。之后到了阿育王时代也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汉地)。但现在国内学者比较赞同的传入时间是两汉时期。现在大家经常提及的是汉明帝梦金人的故事:
传说汉明帝在一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全身光芒的金人,身心愉悦。天亮后召集大臣,询问有没有知道那是什么,一个大臣说是佛,然后就派人去求佛。
据史书记载,蔡、秦景和王遵等12人曾被派往古印度求取佛法。取得真经后,返回时,一同回来的还有两名天竺高僧。于公元67年,经历千辛万苦之后,一行12人终于回到了京城洛阳,并带回了经问42章,分别装在14个榆木经函中。汉明帝龙颜大悦,下令模仿天竺的寺院样式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同时建立了一座佛塔以示纪念。从此,佛教传入了中国内地。
据可靠的记载,汉明帝时,佛教已经传入中国。但汉明帝之后,佛教在中国才算是真正扎根了。同时学术界较为认同的说法,讲佛教的传入时间笼统说成两汉时期。
(二)两汉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这时主要是上座部佛教。因上座部佛教与当时中国的思想主流不太匹配,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两汉时期的我国是一个道术十分流行的历史时期,当时的黄老之学和方士之术都被称作为道术。这个时期的方术包含的内容是极为广泛的,如祠祀求仙、长生久视等在当时都是方术的一种。据《后汉书·方术传》载,其时有所谓究“阴阳推步之学”、“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纬候之部”、“铃决之符”、“师旷之书”者,有所谓“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
而在这个历史时期传入的佛教,很自然的被很多人当作了道术的一种。人们对佛的认识就像当时大家对神仙的认识一样。当时很多的佛教徒也将佛教作为道术的一种进行传播。牟子《理惑论》说:“道者九十六种,至尊至大者,莫尚佛教也。”当然也有很多学者认为,这时的佛教徒想通过依附于道术达到对佛教传播的目的。
二、佛教与魏晋玄学
到了魏晋时期,随着鸠摩罗什来华,大乘佛教传入中国。这时正是中国玄学发展的高峰时期。而大成佛教和玄学的清淡与修养与很多相似的地方,加之当时社会、统治者、民众等方方面面的原因。这时佛教在中国才开始快速发展,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第一次高潮。这也为佛教能在中国有这样持久及巨大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一)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由两汉时期的经学发展而来,是以老庄思想为基础。魏晋时人多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比如对本源,本体等问题的探索。就魏晋玄学谈论的焦点涉及到了哲学的各个领域。用现在的观念来看,其中包括本体论,知识论,语言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各个领域,这都是前人未有触及或未能深入控探讨的问题。其讨论的主要内容有一下几点:1.本末有无的关系问题,2.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3.意的关系问题,4.圣人有情无情的问题,5.才与性的关系问题,6.声无哀乐的关系问题。
而魏晋玄学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本末有无”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存在和宇宙观的问题。其中,王弼所讲的有、无,分别是天地万物表象和根源的问题,是“体”和“用”;“本”和“末”的关系。“本末有无”之间是一体共存的关系,道是无,但要通过有来表现,所以有、无之间是一种互为体用的关系。同时,王弼认为我们不能被现象而迷惑,应该通过现象看到本质,即“崇本息末”;
而在裴頠看来,万物本有,一切存在都是有形象的并且是相互作用变化的。其肯定了有,认为世间万物并不是虚无的,是“有自生”而不是“生于无”,无是不能生有的,万物产生时就是自己生出来的。
郭象又强调的是无,他的无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什么都没有,他认为“独化于玄冥”,世间万物的产生时无法了解的,是一种不能够被人们所认知的神秘必然性。对于这种必然性我们不需要去认知,只需要去顺从就可以了。并且在他看来有无是分开的,有无是不能互生的。
由此可以看出,魏晋时期人们对世界本源的认识集中在有无生灭等问题的讨论上,
(二)佛教与魏晋玄学的相通之处
魏晋时期的僧徒与玄学名士,无论是研讨老庄的哲学问题,还是他们所崇尚的生活方式,风度仪表,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义学沙门大都也是玄学的名流。同时,在思想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魏晋玄学与佛教思想间的相通之处,至少有如下几点:
首先.当时佛教所研讨的问题,在哲学层面上与玄学基本上是相通。在玄学讨论的哲学问题中,其中心是本未有无和动静等问题。同时大乘佛教的空宗,所讨论的问题有很多是相似性。佛教信徒把这些思想看成与玄学一样,讨论的也是本未有无的问题(如道安、僧肇等)。
其次,佛教哲学对本体论的回答,很多是援用或发挥了玄学的回答。玄学贵无派主张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即把现实的世界(有)当作是本体世界(无)的表现。很多佛教徒也援用玄学的贵无派思想,一定程度上把空当成玄学所说的无。把空无当作世界的本体,把现实的世界(有)当作表面现象来看待。 再次,当时的佛教名僧们与玄学名士在生活习俗、风度仪表举止等方面是想通的,一定程度上名僧与名士合二为一。玄学家们标榜远离实际,口谈虚玄,善析名理,终日安逸清谈,不务世事;名僧们亦如此。所以当时名僧名士能结为知交,世人能把僧徒支孝龙与名士阮瞻、谢鲲等一起并称为八达。
这个阶段可被看作是佛教的玄学化,当然并不是简单地用玄学来解读佛学。同时也不能把当时的佛教哲学与玄学哲学两者等同起来看待,我们应当看到佛教哲学不同于玄学的特点,如出世这个问题上,佛学与玄学是不同的。
魏晋玄学做为当时的主流思想,与佛教间那千丝万缕的关系。思想层面上无疑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事实也证明,这个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上也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这个时期的佛教进行了再中国的一次大的发展,大的跨越。正是这思想层面上所奠定的基础,才使佛教在中个有了兴盛可能。
(三)魏晋时期社会环境对佛教发展的影响
1、社会动荡,民生疾苦
佛教在两汉时传入我国,但因当时比较社会安定,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到了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才开始兴盛,到了魏晋时期才普遍为人民所接受。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是因为汉末黄巾之乱,国内大乱,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加上战争频繁,使得人们对现实感到失望。而此时的道教及儒家思想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在思想需要。当听说如来能救苦救难,当让信众会越来越多。让人们思想上能有一个避难之处。
2、君主杀戮太多,欲借佛法赎罪
当时正处在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一将功成万骨枯,更不要说一个王的兴起。许多王在兴起之后整日生活在怀疑、猜忌、恐惧之中。而佛教史讲因果的,这些王们害怕堕入地狱之中,又想让自己的基业传承下去,于是很多都皈依佛教。在他们的心理有这样一种想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皈依佛教后就可以死后到西方极乐世界。
君主的皈依不仅让佛教的传播可以得到官方的极大支持,也让很多臣下、后人效仿。如东晋元帝时曾诏佛僧入内殿讲经,后世君主多仿效之。从而有力这样一种由上而下的信仰过程。
三、佛教传入中国的其它因素
首先,在那时个历史时期,中国还没有一个完善的大的全国性宗教,君王所祭祀的天地,做为平常百姓是不能所祭拜的。那时的道教还出在有原始宗教向人文宗教过度的阶段。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宗教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也是很重要的。而这时的中国,原始宗教和原始崇拜也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又没有这样一个完善的宗教。这也是佛教能再中国扎根并且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佛教的传入刚好填补了这个空缺。
其次,从佛教本身来讲,佛教具有适应和包容等特点。佛教能够根据不同地域的不同特点,进行变化,即可以很好的完成宗教的本土化。就现在看来,中国的佛教和原始佛教或者说现在的印度佛教都有很大的不同,就我国的佛教来说,不同的佛教宗派差别也很大。现在不同的佛教派别之间除了基本的教礼教义,在意理上差别还是很大的。但這些宗派都被认为是佛教宗派。在佛教传入之后,这写改变也为佛教能在中国兴盛奠定了基础。
最后佛教在伦理道德等方面和中国固有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契合的。
综上所述,佛教能够传入中国,究其原因是佛教本身的博大精深,是中国本土文化的契合,是百姓,文人,中央对其的认可,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需求。佛教的传入,不仅丰富的中国文化的内涵及外沿,引导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同时也使佛教本身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一、佛教传入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创立者名教悉达多,姓乔达摩,是古印度一个小城市国家迦毗罗卫城(约在今印度、尼泊尔边境地区)的王子。因其实出生在释迦族,并被世人尊称为圣人,故被尊称为释迦牟尼。
(一)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学术界尚无定论。据古籍记载,最早可追溯到秦始皇时,相传秦始皇时就有沙门室利防等18人到达了当时的中国。之后到了阿育王时代也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汉地)。但现在国内学者比较赞同的传入时间是两汉时期。现在大家经常提及的是汉明帝梦金人的故事:
传说汉明帝在一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全身光芒的金人,身心愉悦。天亮后召集大臣,询问有没有知道那是什么,一个大臣说是佛,然后就派人去求佛。
据史书记载,蔡、秦景和王遵等12人曾被派往古印度求取佛法。取得真经后,返回时,一同回来的还有两名天竺高僧。于公元67年,经历千辛万苦之后,一行12人终于回到了京城洛阳,并带回了经问42章,分别装在14个榆木经函中。汉明帝龙颜大悦,下令模仿天竺的寺院样式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同时建立了一座佛塔以示纪念。从此,佛教传入了中国内地。
据可靠的记载,汉明帝时,佛教已经传入中国。但汉明帝之后,佛教在中国才算是真正扎根了。同时学术界较为认同的说法,讲佛教的传入时间笼统说成两汉时期。
(二)两汉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这时主要是上座部佛教。因上座部佛教与当时中国的思想主流不太匹配,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两汉时期的我国是一个道术十分流行的历史时期,当时的黄老之学和方士之术都被称作为道术。这个时期的方术包含的内容是极为广泛的,如祠祀求仙、长生久视等在当时都是方术的一种。据《后汉书·方术传》载,其时有所谓究“阴阳推步之学”、“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纬候之部”、“铃决之符”、“师旷之书”者,有所谓“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
而在这个历史时期传入的佛教,很自然的被很多人当作了道术的一种。人们对佛的认识就像当时大家对神仙的认识一样。当时很多的佛教徒也将佛教作为道术的一种进行传播。牟子《理惑论》说:“道者九十六种,至尊至大者,莫尚佛教也。”当然也有很多学者认为,这时的佛教徒想通过依附于道术达到对佛教传播的目的。
二、佛教与魏晋玄学
到了魏晋时期,随着鸠摩罗什来华,大乘佛教传入中国。这时正是中国玄学发展的高峰时期。而大成佛教和玄学的清淡与修养与很多相似的地方,加之当时社会、统治者、民众等方方面面的原因。这时佛教在中国才开始快速发展,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第一次高潮。这也为佛教能在中国有这样持久及巨大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一)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由两汉时期的经学发展而来,是以老庄思想为基础。魏晋时人多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比如对本源,本体等问题的探索。就魏晋玄学谈论的焦点涉及到了哲学的各个领域。用现在的观念来看,其中包括本体论,知识论,语言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各个领域,这都是前人未有触及或未能深入控探讨的问题。其讨论的主要内容有一下几点:1.本末有无的关系问题,2.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3.意的关系问题,4.圣人有情无情的问题,5.才与性的关系问题,6.声无哀乐的关系问题。
而魏晋玄学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本末有无”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存在和宇宙观的问题。其中,王弼所讲的有、无,分别是天地万物表象和根源的问题,是“体”和“用”;“本”和“末”的关系。“本末有无”之间是一体共存的关系,道是无,但要通过有来表现,所以有、无之间是一种互为体用的关系。同时,王弼认为我们不能被现象而迷惑,应该通过现象看到本质,即“崇本息末”;
而在裴頠看来,万物本有,一切存在都是有形象的并且是相互作用变化的。其肯定了有,认为世间万物并不是虚无的,是“有自生”而不是“生于无”,无是不能生有的,万物产生时就是自己生出来的。
郭象又强调的是无,他的无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什么都没有,他认为“独化于玄冥”,世间万物的产生时无法了解的,是一种不能够被人们所认知的神秘必然性。对于这种必然性我们不需要去认知,只需要去顺从就可以了。并且在他看来有无是分开的,有无是不能互生的。
由此可以看出,魏晋时期人们对世界本源的认识集中在有无生灭等问题的讨论上,
(二)佛教与魏晋玄学的相通之处
魏晋时期的僧徒与玄学名士,无论是研讨老庄的哲学问题,还是他们所崇尚的生活方式,风度仪表,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义学沙门大都也是玄学的名流。同时,在思想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魏晋玄学与佛教思想间的相通之处,至少有如下几点:
首先.当时佛教所研讨的问题,在哲学层面上与玄学基本上是相通。在玄学讨论的哲学问题中,其中心是本未有无和动静等问题。同时大乘佛教的空宗,所讨论的问题有很多是相似性。佛教信徒把这些思想看成与玄学一样,讨论的也是本未有无的问题(如道安、僧肇等)。
其次,佛教哲学对本体论的回答,很多是援用或发挥了玄学的回答。玄学贵无派主张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即把现实的世界(有)当作是本体世界(无)的表现。很多佛教徒也援用玄学的贵无派思想,一定程度上把空当成玄学所说的无。把空无当作世界的本体,把现实的世界(有)当作表面现象来看待。 再次,当时的佛教名僧们与玄学名士在生活习俗、风度仪表举止等方面是想通的,一定程度上名僧与名士合二为一。玄学家们标榜远离实际,口谈虚玄,善析名理,终日安逸清谈,不务世事;名僧们亦如此。所以当时名僧名士能结为知交,世人能把僧徒支孝龙与名士阮瞻、谢鲲等一起并称为八达。
这个阶段可被看作是佛教的玄学化,当然并不是简单地用玄学来解读佛学。同时也不能把当时的佛教哲学与玄学哲学两者等同起来看待,我们应当看到佛教哲学不同于玄学的特点,如出世这个问题上,佛学与玄学是不同的。
魏晋玄学做为当时的主流思想,与佛教间那千丝万缕的关系。思想层面上无疑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事实也证明,这个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上也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这个时期的佛教进行了再中国的一次大的发展,大的跨越。正是这思想层面上所奠定的基础,才使佛教在中个有了兴盛可能。
(三)魏晋时期社会环境对佛教发展的影响
1、社会动荡,民生疾苦
佛教在两汉时传入我国,但因当时比较社会安定,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到了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才开始兴盛,到了魏晋时期才普遍为人民所接受。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是因为汉末黄巾之乱,国内大乱,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加上战争频繁,使得人们对现实感到失望。而此时的道教及儒家思想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在思想需要。当听说如来能救苦救难,当让信众会越来越多。让人们思想上能有一个避难之处。
2、君主杀戮太多,欲借佛法赎罪
当时正处在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一将功成万骨枯,更不要说一个王的兴起。许多王在兴起之后整日生活在怀疑、猜忌、恐惧之中。而佛教史讲因果的,这些王们害怕堕入地狱之中,又想让自己的基业传承下去,于是很多都皈依佛教。在他们的心理有这样一种想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皈依佛教后就可以死后到西方极乐世界。
君主的皈依不仅让佛教的传播可以得到官方的极大支持,也让很多臣下、后人效仿。如东晋元帝时曾诏佛僧入内殿讲经,后世君主多仿效之。从而有力这样一种由上而下的信仰过程。
三、佛教传入中国的其它因素
首先,在那时个历史时期,中国还没有一个完善的大的全国性宗教,君王所祭祀的天地,做为平常百姓是不能所祭拜的。那时的道教还出在有原始宗教向人文宗教过度的阶段。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宗教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也是很重要的。而这时的中国,原始宗教和原始崇拜也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又没有这样一个完善的宗教。这也是佛教能再中国扎根并且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佛教的传入刚好填补了这个空缺。
其次,从佛教本身来讲,佛教具有适应和包容等特点。佛教能够根据不同地域的不同特点,进行变化,即可以很好的完成宗教的本土化。就现在看来,中国的佛教和原始佛教或者说现在的印度佛教都有很大的不同,就我国的佛教来说,不同的佛教宗派差别也很大。现在不同的佛教派别之间除了基本的教礼教义,在意理上差别还是很大的。但這些宗派都被认为是佛教宗派。在佛教传入之后,这写改变也为佛教能在中国兴盛奠定了基础。
最后佛教在伦理道德等方面和中国固有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契合的。
综上所述,佛教能够传入中国,究其原因是佛教本身的博大精深,是中国本土文化的契合,是百姓,文人,中央对其的认可,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需求。佛教的传入,不仅丰富的中国文化的内涵及外沿,引导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同时也使佛教本身得到了极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