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宋室南渡后,理学日渐盛行,并逐步向官方哲学的方向发展,不但对文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明显影响,而且使“有宋一代文学”——词从词学观念、创作题材到创作方法都带上了鲜明的理学色彩印痕。辛弃疾作为开南宋一代词风的文人,其“稼轩体”以理入词、以文为词的风格拓展了词的表现内容,丰富了词的思想内涵,强化了词的哲色彩,促进了词的雅化,鲜明地表现出南宋时期理学对词作的影响。
关键词:稼轩体;理学;南宋词;渗透;影响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0)01-069-05
南宋词在北宋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推进与创新,风格境界为之一变;南宋也是理学发展日益高涨的时期。作为有宋一代之学术的理学与一代之文学的词,二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明显,形成互存互动、内部统一的模式,尤其表现在理学对南宋词的渗透与影响方面。这一点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及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等因素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由创造这一文学与文化现象的共同的创作主体——宋代士人阶层——所决定的。
一、理学与词的关系渊源
理学是中国中古以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滥觞于中唐以后,在北宋庆历之际正式崛起,到熙、丰年间形成不同学派,奠定了理学的学术基础并初具规模。进入南宋后内部的反对派出现,但并没有阻碍它向官方正统哲学方向发展的步伐。词被称为“诗馀”,是唐代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经晚唐五代到宋代时,进入全盛时期,成为一种正式的文人文学体裁,也是宋代的代表性文体。理学与词是产生于同一创作主体的两种文化形态,宋代是它们的发展进入高潮的时代。表面看来,词不同于诗文的正统地位,常“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而理学多讲究正心诚意之学,谈性论命。二者似乎有着格格不入的情与理两极的难以调和之处。其实不然。宋词与理学从一开始就对立统一,具有深层次的互存互动,这正是由于其共同的创造者为宋代士人及宋代士人的双重性文化性格所决定的。
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而重用文臣以来,形成一种养士、重士、爱士的文化环境,宋代士人物质生活优厚,政治生活开放,个人生活自由,特别是随着儒学复兴以后士人培养形成了批判精神、忧世精神、包容精神和深思内敛精神。他们以自信与阔达的姿态审视种处有形和无形存在,一方面是真心诚意到治国平天下的自我修养与社会责任感,一方面是肉体层面的感受体验等“形而下”的感性探讨。由此,宋代士人庄、达、雅表层性格中夹杂着复杂的“情俗”痕迹,立德立言的永恒价值与及时行乐的浅俗观念并存,厚德载物的复古方正与嗜狎恋艳的享乐情怀并存。这种二重性便是宋词与理学能够在同一片文化土壤上同步成长并壮大的重要基础。理学家一方面站在传统伦理的理念层面对“艳科”“小道”的词表示不赞赏态度,另一方面,理学家又无一例外地在骚动、激荡的生活情调撩拨下显露出其符合宋文化特征的合“情俗”的一面。
钱穆先生论两宋学术云:“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1]北宋初期的庆历新政,不仅使儒学得以复兴,成为宋元明理学的发端,也使宋词的创作主体开始以一种富有高度自主性的文化性格和主体精神出现在宋文学史中,词的“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2],揭开了宋词发展新的一页。理学发展到北宋熙、丰时期,真正哲学意义上的“理学”建立了它的理论框架,各大理学派别开始按照儒家本体意义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荆公新学”“东坡范式”到“复雅词风”,词风的变迁始终沿着理学的发展轨迹前进。尤其到了宋室南渡之后,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加强了文人士大夫的“庙堂”情怀,使他们的忠君爱国意识及社会责任意识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宗“义理”倾向,其中“义理”的政治观、历史观、哲学观均与理学有着极为明显的亲缘关系,表现在词的创作方面,就是义理化与伦理化的发展,如出现了类乎语录体、答问体、贺启体、奏疏体的理蕴词。
由此可见,词与理学在唐代最初发轫时,如同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各自发展演变。而进入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后,二者的关系日益密切,对立统一,互存互动,最终理学观念向词作中渗透,词作也广泛吸收理学观念,形成南宋独特的词风。
二、稼轩词与南宋理学
南宋时期是理学的发展高峰。这一时期中理学方面的人才辈出,学派林立,出现了朱熹、陆九渊、张栻、吕祖谦等十分重要的理学大家。理学家之间的争论、辩难,呈现出一派颇为热闹的景象。而由北宋时期出现的许多理学的概念、范畴、例题,在这一时期逐步开始走向深刻和精密。南宋中期为理学的鼎盛时期,朱熹的“理学派”、陆九渊的“心学派”、张栻的“湖湘学派”和吕祖谦的“金华学派” 等
诸多派别于此时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中朱熹的“理学派”最为突出也最重要,理学之外的其他学派也与之争奇斗艳,如主张“经世致用”的浙东事功学派的崛起。到了南宋理宗统治时期,遭遇坎坷的程朱理学摆脱阴影,获得了最高统治者的认可和赞赏,开始向官方统治学说的一面发展。
当时的南宋王朝建立伊始,面临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对待南侵的金朝,是战,是守,还是投降?当时“人民的抗金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再一次造成抗战的有利形势。南逃的高宗小朝廷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在建炎二年下诏,诬指义军‘遂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勒令解散。”[3]坚持抗金的武装力量,接连不断地遭到南宋王朝地打击。南宋小朝廷在政治军事上一直让步于北方强敌,金兵的数次南侵使江南北许多繁华城市和农村遭到严重破坏,加上地方官府统治黑暗,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农民起义不断,偏安一隅的南宋江山陷入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辛弃疾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树立了“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抱负,开始积极实践他的抗金大计,上《美芹十论》,主张强兵复国,收复失地,但未得到采纳和施行,还累遭投降派排挤中伤,受到革职处分,光复故国的伟大志向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数百首抗金爱国词,被称为“稼轩体”。 稼轩体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中所说:“任古书中理语、瘦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就这一意义而言,辛词风格的形成理学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与当时的学术倾向、宗“义理”的词学倾向相濡染而成。
1.理学对辛弃疾思想情怀的影响
辛弃疾曾经从游于理学家张栻[4],还与朱熹、韩元吉、赵汝愚、吕祖谦、陈亮等理学家之间有频繁的交往。他与朱熹、陆九渊相从往来,师友关系甚为密切,谢枋得至以“圣贤之学”相许[5]。这些交往无疑对辛弃疾的文学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他高咏“饮瓢泉,弄秋水,看停云”(《行香子》);另一方面,他又明显对理学意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兰陵王•赋一丘一壑》 “看天阔鸢飞,渊静鱼跃,西风黄菊香喷薄。”其中“鸢飞鱼跃”为宋代理学的精义命题,乾、淳时期曾成为理学“穷理尽性”的代名词之一。辛弃疾尽管遭受排挤打击,壮志难酬,但依然不改其志,达观超脱,多次在他的词作中表现出对理学的重要范畴之一 ——“乐”的阐释。如“耸天大笑冠簪落”(《兰陵王•赋一丘一壑》)、“片帆沙岸,系斜阳缆”(《水龙吟》)、“古来圣贤,进亦乐,退亦乐”(《兰陵王•赋一丘一壑》)之“乐”,是人和天地万物合一的和谐之乐,这种“乐”有一个普遍的审美原则即忧国忧民、不忘世事的“仁”,“欲依佛老心难住”[6]的情怀,一种强烈的入世精神。稼轩词中的“乐”感多来源于审美感受对象,既在有形之外,又在有形之中,或是“壮岁旌旗拥万夫”的战斗生活,或是“种菊栽花猝未休,乐天知命且无忧” [7]的情怀,或是沉浸在“一瓢自乐,贤哉回也”(《水龙吟•题瓢泉》)的古训之中,都无一不乐,依存的就是宋代理学家所说的“思入风云变态中”“万物生意最好观”的“乐”感。“乐”的理学审美思想在辛弃疾乐观精神中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足见理学对辛弃疾思想情怀的影响。
2.理学对辛词气质风格的影响
“气”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古老、最常用的基本概念之一,在宋代又有重大发展,这在辛弃疾词中有多处阐发。稼轩词至深之处有一种超拔挺然之“气”,并将“气”与“理”联系在一起:“余谓世无是事而有是理。”(《玉楼春》小序)即是如此。和理学家一样,辛弃疾把“气”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来阐发其与万物的生成关系与体用关系。一方面,辛弃疾以“气”为所以然,以阴阳交融为其然,以“气”为体,以“论事、办事”为用;另一方面,他又将自己的“豪气”“灵气”“正气”注入词的形象中,形成“回肠荡气,至于此极”[8]的风格。理学对辛词气质风格的影响还体现在词的圆熟技巧上。中国辞艺很讲究“圆”,所谓“好诗流美圆转如弹丸”“新诗如弹丸”等,便很能见一斑。大而言之,“有一便有二,才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间,便是三,已往更无穷”[9],理学家视自然天地为“已往更无穷”“无极而太极”的“圆”,自然天地又统一于“气”。因此“气”与“圆”有着范畴与思维合一的双重内涵,而稼轩词千汇万状,包罗万众,既有着艺术方面“流美圆转”的涵义,也更符合理学层面“圆”的范畴。
3.理学对辛词创作笔法的影响
稼轩体笔法上的一个表现即“抟搦义理,劫剥经传”。如《雨村词话》中所讲“辛稼轩词肝胆激烈,有奇气,腹有诗书,足以运之,故喜用《四书》成语,如自己出,如今日既盟之后,贤哉回也,先觉者贤乎等句,为词家另一派。”[10]稼轩体的“抟搦义理,劫剥经传”往往有两种情况:一是使用经传用语以入词,表现出浓厚的儒家“言志”色彩。如:“白水东边篱落,斜阳欲下牛羊。”(《朝中措•崇福寺道中归寄佑之弟》)化用《诗经•王风•君子于役》;“人不堪忧,一瓢自乐,贤哉回也!”(《水龙吟•题瓢泉》)化用《论语•雍也》“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无可无不可,意先生、出处有如丘。”(《木兰花慢•题广文克明菊隐》)化用《论语•微子》“我则异是,无可无不可”;“当此之时,止乎礼义,不淫其色。”(《水龙吟》)化用《诗经•周南•关雎》毛传“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另一个表现是使用理学用语入词,表现出浓厚的理学“理蕴”情趣,如:《洞仙歌》“细思量义利,舜跖之分”中,“义利”云云宋代理学家颇有精解,邵雍《义利吟》:“君子尚义,小人尚利。尚利则乱,尚义则治”;《婆罗门引•用韵答傅先之,时傅宰龙泉归》“最好五十学《易》,三百篇《诗》,男儿事业,看一日、须有致君时”中,引用《论语•述而》“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渔家傲》“道德文章传几世。到君合上三台位。”引自朱熹《读唐志》“然彼知政事礼乐不可不出于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也。”
由此可见,理学意蕴和理论系统对稼轩词的创作构成的渗透和影响,对辛派词人群的形成及其艺术成就有很大促进作用。
三、理学对南宋词的渗透与影响
如前所述,随着程朱理学在南宋地位的不断提高,理学中的哲学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也为包括辛弃疾在内的广大士人普遍接受,他们在词中提及理学术语、理学名号甚至发挥理学义理,不仅不为同时代文人所讳,而且日益成为宋词创作趋于“雅化”所不可缺少的点缀之一,许多咏物、酬唱、个人抒怀言志词中都包含一定义理成分,包蕴理学内涵的词成为一种在公开场合流传的文学样式之一。概之,理学对词的渗透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理学对南宋词语汇方面的渗透和影响。
具体地说,既包括对儒家先圣或理学名流名号、术语、典故及经典词汇的吸纳及运用,同时也包括以词为抒发义理、衍以理学蕴涵的形式载体,其使用范围大部分是在日常交际与实用的应酬场面中。如卢炳《多丽•寿邵郎中》:“记当年、曾游月殿,笑谈高跃龙津。德弥高、源流孔、孟。”便是使用儒家先圣名号,刘过《沁园春•咏别》“一别三年,一日三秋”是对《诗经》的吸纳;刘克庄《沁园春》“值虞廷戛击,箫韶之乐,周王寿考,追琢其章”是化用《尚书》语;刘辰翁《百字令》“夜来宋都如雨”是对《左传》的吸纳;陈亮《贺新郎•酬辛幼安再用韵见寄》“丘也幸,由之瑟”和魏了翁《满江红•刘左史光祖生日》“与我言兮虽我愿,不吾以也吾常乐”均是对《论语》的化用。
此外,抛开贺庆应酬层面的功利目的,部分理蕴词还以潜思的形式获得某种纯粹义理层面的升华,此时观物烛理、存心养性等成为词人个体潜思或群体交流的手段之一。在思考探索宇宙人事的盈虚止行、变通动静的理本规律时,也常常从《周易》等经典理蕴生发。如汪莘《水调歌头•岁暮书怀》“富与贵,贫与贱,死还生……造物元来无物,有物还应自造,人意几曾平?”即是其于《周易》的“生生之意”来推演宇宙万物的“个中实理”。方岳《满江红•九日治城楼》“宇宙一舟吾倦矣,山河两戒天知否?”李曾伯《满江红•用前韵送刘仓》“元自得,融和力。浑不管,凝寒极。”“宇宙中间无点翳,水天上下俱同色。”则是抛开经典,直接烛理观物,演绎宇宙大义,打破主客之间有形的空间界限和无形的时间界限,用理思理语表达个人的理想境界。南宋词人的作词热情与理学的理念追求得到了较为圆熟的融合,“情”与“理”的双重表达结合得水乳交融,密无可间。
第二,理学对南宋词题材方面的渗透和影响。
理学表现在思维过程中,往往体现出一种非同一般思维的高度义理化和自在化特征。这一点在咏物词和酬赠词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咏物词。在理学家看来,宇宙万物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不是文学思维中的形象或比兴系统,而是处处联系着禅悟、思理,充满精神光芒,与纯文学家的视角相比有本质的不同。一是超越美感层面而向“道”层面提升。理学家眼中的山水不仅是现实的美感形象,也同时被赋予“以言圣人之道大”“又言其道之无穷”的双重“知性”精神。二是超越比兴系统而向悟知系统提升。传统草木的文学层涵义不外乎“香草美人”的比兴,而理学家眼中的“草木”或可言物性,或可测宇宙,或可观生意,或可究心性,或可喻学问,或可烛名理,或可谈道义,或可托妙机,呈现出一种与传统比兴极不对等的思理方式,具有多重层面的蕴涵。三是超越对象化而向伦理、义理化层面提升,如秋菊木兰,芙蓉杜若,牡丹芍药之属,或写清高,或言孤洁,或敷晔容,或叹富贵,具有更为浓厚的伦理甚至义理成分。理学家观赏花草的行为也不是纯粹娱乐层面的“游观”,普通的松、竹、梅、菊甚至海棠、荷花等都蕴涵着至为深刻的理趣,带有类乎“思悟”与“泛赏”相交融的二重目的。如赵师侠《水调歌头•鸳鸯红梅》“本是孤根傲雪霜。肌肤不肯涴铅黄。要随尘世浅匀妆。似杏著花犹灿灿,比梅成实自双双。青枝巧缀碧鸳鸯。”高观国《瑞鹤仙•筇枝》“一枝苍玉冷。爱露节霜根,从来孤劲。提携远尘境。”此二首词中,梅与竹本属不同物性的草木,但在理学家眼中却有着相似的“孤介”“幽独”的类型性格,并常常与“风骨”“名节”“刚大”“弘毅”甚至“正色”“正命”等理学范畴联系在一起。
酬赠词。在南宋词的酬赠题材中,纯粹理学的阐发固然是理趣词的表现重点之一,但在伦理蕴涵量高度密集化的同时追求人格完美与义理浑融,也始终是南宋酬赠词诸种表现形式的焦点。如汪莘《水调歌头•客有言持志者,未知其用,因赋》“志可洞金石,气可塞堪舆。问君所志安在,富贵胜人乎?看取首阳二子,叩住孟津匹马,天讨不枝梧。特立浮云外,大块可齐驱。铁可折,玉可碎,海可枯。不论穷达生死,直节贯殊途。立处孤峰万仞,袖里青蛇三尺,用舍付《河图》。汝河阳上,濯汝洞庭湖。”词中的意象表达,实际上贯穿着一种主体伦理化与义理化的思维方式,意象群如“孤峰万仞”“不论穷达生死,直节贯殊途”等都蕴涵着明显的理学思维与范畴特征。在这里,人格美的崇高境界饱含着浓厚的理念精神与义理化色彩,表现了对完美人格的重视与追求。此外,南宋词的理蕴系统在人格精神纯粹理性外化的基础上,还有着诸种有关“真心诚意”的“修身”类歌咏,这类词对于南宋词“雅化”的过程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第三,理学对南宋词历史观的渗透和影响。
怀古咏史词往往在字里行间表现文人的历史观。南宋理学占据思想统治地位时对史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文人历史观渗透到宋词的主体思维与客体显现中,从而赋予南宋词这种本属情感范畴的文学形式以浓郁的理学色彩。最为明显的是史学中关于“正统”论的表述。宋代史学中的“正统”论是与宋代理学的兴起相为表里的。欧阳修首创“正统”论,标明:“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11]例如对于三国历史的审视,也渗透着这种充满理学意味的“正统”论思维与合符王、霸意义的新儒学精神。宋代理学历史“正统”论思想对南宋词人的影响是深远的。仅以辛弃疾几首词为例,便可看到词人历史“正统”观念在词作中的反映:
“孙、刘辈,能使我,不为公。余发种种如是,此事付渠侬。但觅平生湖海,除了醉吟风月,此外百无功。”(辛弃疾《水调歌头》)
“回头落日,苍茫万里,尘埃野马。更想隆中,卧龙千尺,高吟才罢。倩何人与问,雷鸣瓦釜,甚黄钟哑。”(辛弃疾《水龙吟》)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 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在以上辛弃疾的词中,对于蜀汉的刘备、诸葛亮及东吴孙权均大加褒赏,这是符合当时理学影响下的主流价值观的,诸葛亮、刘备是南宋“拥刘贬曹”的历史正统论晕圈下义理成分相当浓厚的历史人物形象,南宋词人在作品中演成了一曲三国英雄不屈不挠、不断进取的凸现时代精神的交响乐。而与刘备同为汉室之后的刘表及其幼子刘琮,南宋词人直接斥之为“竖子”“牛小耳”甚至是“豚犬儿“。在对他们的鄙薄中,充满了对这些所谓“汉室之胄”在“汉贼”篡逆、“王业”颓废的艰难时刻“偏安一隅”的刻骨愤恨。如刘辰翁《最高楼》“常恨著、景升儿不似。又恨著、景升牛小耳。”和陈人杰《沁园春》“望长山远水,荆州形胜,夕阳枯木,六代兴衰。扶起仲谋,唤回玄德,笑杀景升豚犬儿。”这不仅是辛弃疾等南宋词人借古讽今,更是理学对史学的影响在文学中的深层渗透与善恶判断所形成的,与南宋理学的价值判断有着内在的合拍。
综上所述,在南宋时期,随着理学发展达到高潮并向官方哲学靠拢,它对词的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渗透与影响,尤其表现在对词的语汇系统、题材及词作者的历史观几个方面。辛弃疾作为南宋爱国词人的代表,开创了南宋一代诗风及豪放派“苏辛词派”。从稼轩本人的思想情怀到稼轩词的气质风格及创作笔法,都明显受到了理学的影响,在研究理学对南宋词风的影响具有代表意义,进一步证实了文初所提出的宋词与理学作为生成于同一主体的两种文化形态从一开始就互斥互动,这种关系是由创造这种文学文化现象的主体形态结构的二重性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
[2]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322.
[3]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五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45.
[4]辛弃疾.《祭吕东莱先生文》,《东莱集》附录卷二.
[5]谢枋得.《辛稼轩先生墓记》,《叠山集》卷三.
[6][7]辛弃疾.辛弃疾全集[M].第287页;第288页.
[8]梁令娴.《艺蘅馆词选》丙卷,《词话丛编》本,第4039页.
[9]程灏,程颐.《二程遗书》卷十八.
[10]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三,《词话丛编》本,第1420页.
[11]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上.
关键词:稼轩体;理学;南宋词;渗透;影响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0)01-069-05
南宋词在北宋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推进与创新,风格境界为之一变;南宋也是理学发展日益高涨的时期。作为有宋一代之学术的理学与一代之文学的词,二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明显,形成互存互动、内部统一的模式,尤其表现在理学对南宋词的渗透与影响方面。这一点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及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等因素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由创造这一文学与文化现象的共同的创作主体——宋代士人阶层——所决定的。
一、理学与词的关系渊源
理学是中国中古以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滥觞于中唐以后,在北宋庆历之际正式崛起,到熙、丰年间形成不同学派,奠定了理学的学术基础并初具规模。进入南宋后内部的反对派出现,但并没有阻碍它向官方正统哲学方向发展的步伐。词被称为“诗馀”,是唐代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经晚唐五代到宋代时,进入全盛时期,成为一种正式的文人文学体裁,也是宋代的代表性文体。理学与词是产生于同一创作主体的两种文化形态,宋代是它们的发展进入高潮的时代。表面看来,词不同于诗文的正统地位,常“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而理学多讲究正心诚意之学,谈性论命。二者似乎有着格格不入的情与理两极的难以调和之处。其实不然。宋词与理学从一开始就对立统一,具有深层次的互存互动,这正是由于其共同的创造者为宋代士人及宋代士人的双重性文化性格所决定的。
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而重用文臣以来,形成一种养士、重士、爱士的文化环境,宋代士人物质生活优厚,政治生活开放,个人生活自由,特别是随着儒学复兴以后士人培养形成了批判精神、忧世精神、包容精神和深思内敛精神。他们以自信与阔达的姿态审视种处有形和无形存在,一方面是真心诚意到治国平天下的自我修养与社会责任感,一方面是肉体层面的感受体验等“形而下”的感性探讨。由此,宋代士人庄、达、雅表层性格中夹杂着复杂的“情俗”痕迹,立德立言的永恒价值与及时行乐的浅俗观念并存,厚德载物的复古方正与嗜狎恋艳的享乐情怀并存。这种二重性便是宋词与理学能够在同一片文化土壤上同步成长并壮大的重要基础。理学家一方面站在传统伦理的理念层面对“艳科”“小道”的词表示不赞赏态度,另一方面,理学家又无一例外地在骚动、激荡的生活情调撩拨下显露出其符合宋文化特征的合“情俗”的一面。
钱穆先生论两宋学术云:“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1]北宋初期的庆历新政,不仅使儒学得以复兴,成为宋元明理学的发端,也使宋词的创作主体开始以一种富有高度自主性的文化性格和主体精神出现在宋文学史中,词的“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2],揭开了宋词发展新的一页。理学发展到北宋熙、丰时期,真正哲学意义上的“理学”建立了它的理论框架,各大理学派别开始按照儒家本体意义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荆公新学”“东坡范式”到“复雅词风”,词风的变迁始终沿着理学的发展轨迹前进。尤其到了宋室南渡之后,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加强了文人士大夫的“庙堂”情怀,使他们的忠君爱国意识及社会责任意识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宗“义理”倾向,其中“义理”的政治观、历史观、哲学观均与理学有着极为明显的亲缘关系,表现在词的创作方面,就是义理化与伦理化的发展,如出现了类乎语录体、答问体、贺启体、奏疏体的理蕴词。
由此可见,词与理学在唐代最初发轫时,如同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各自发展演变。而进入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后,二者的关系日益密切,对立统一,互存互动,最终理学观念向词作中渗透,词作也广泛吸收理学观念,形成南宋独特的词风。
二、稼轩词与南宋理学
南宋时期是理学的发展高峰。这一时期中理学方面的人才辈出,学派林立,出现了朱熹、陆九渊、张栻、吕祖谦等十分重要的理学大家。理学家之间的争论、辩难,呈现出一派颇为热闹的景象。而由北宋时期出现的许多理学的概念、范畴、例题,在这一时期逐步开始走向深刻和精密。南宋中期为理学的鼎盛时期,朱熹的“理学派”、陆九渊的“心学派”、张栻的“湖湘学派”和吕祖谦的“金华学派” 等
诸多派别于此时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中朱熹的“理学派”最为突出也最重要,理学之外的其他学派也与之争奇斗艳,如主张“经世致用”的浙东事功学派的崛起。到了南宋理宗统治时期,遭遇坎坷的程朱理学摆脱阴影,获得了最高统治者的认可和赞赏,开始向官方统治学说的一面发展。
当时的南宋王朝建立伊始,面临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对待南侵的金朝,是战,是守,还是投降?当时“人民的抗金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再一次造成抗战的有利形势。南逃的高宗小朝廷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在建炎二年下诏,诬指义军‘遂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勒令解散。”[3]坚持抗金的武装力量,接连不断地遭到南宋王朝地打击。南宋小朝廷在政治军事上一直让步于北方强敌,金兵的数次南侵使江南北许多繁华城市和农村遭到严重破坏,加上地方官府统治黑暗,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农民起义不断,偏安一隅的南宋江山陷入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辛弃疾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树立了“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抱负,开始积极实践他的抗金大计,上《美芹十论》,主张强兵复国,收复失地,但未得到采纳和施行,还累遭投降派排挤中伤,受到革职处分,光复故国的伟大志向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数百首抗金爱国词,被称为“稼轩体”。 稼轩体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中所说:“任古书中理语、瘦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就这一意义而言,辛词风格的形成理学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与当时的学术倾向、宗“义理”的词学倾向相濡染而成。
1.理学对辛弃疾思想情怀的影响
辛弃疾曾经从游于理学家张栻[4],还与朱熹、韩元吉、赵汝愚、吕祖谦、陈亮等理学家之间有频繁的交往。他与朱熹、陆九渊相从往来,师友关系甚为密切,谢枋得至以“圣贤之学”相许[5]。这些交往无疑对辛弃疾的文学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他高咏“饮瓢泉,弄秋水,看停云”(《行香子》);另一方面,他又明显对理学意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兰陵王•赋一丘一壑》 “看天阔鸢飞,渊静鱼跃,西风黄菊香喷薄。”其中“鸢飞鱼跃”为宋代理学的精义命题,乾、淳时期曾成为理学“穷理尽性”的代名词之一。辛弃疾尽管遭受排挤打击,壮志难酬,但依然不改其志,达观超脱,多次在他的词作中表现出对理学的重要范畴之一 ——“乐”的阐释。如“耸天大笑冠簪落”(《兰陵王•赋一丘一壑》)、“片帆沙岸,系斜阳缆”(《水龙吟》)、“古来圣贤,进亦乐,退亦乐”(《兰陵王•赋一丘一壑》)之“乐”,是人和天地万物合一的和谐之乐,这种“乐”有一个普遍的审美原则即忧国忧民、不忘世事的“仁”,“欲依佛老心难住”[6]的情怀,一种强烈的入世精神。稼轩词中的“乐”感多来源于审美感受对象,既在有形之外,又在有形之中,或是“壮岁旌旗拥万夫”的战斗生活,或是“种菊栽花猝未休,乐天知命且无忧” [7]的情怀,或是沉浸在“一瓢自乐,贤哉回也”(《水龙吟•题瓢泉》)的古训之中,都无一不乐,依存的就是宋代理学家所说的“思入风云变态中”“万物生意最好观”的“乐”感。“乐”的理学审美思想在辛弃疾乐观精神中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足见理学对辛弃疾思想情怀的影响。
2.理学对辛词气质风格的影响
“气”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古老、最常用的基本概念之一,在宋代又有重大发展,这在辛弃疾词中有多处阐发。稼轩词至深之处有一种超拔挺然之“气”,并将“气”与“理”联系在一起:“余谓世无是事而有是理。”(《玉楼春》小序)即是如此。和理学家一样,辛弃疾把“气”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来阐发其与万物的生成关系与体用关系。一方面,辛弃疾以“气”为所以然,以阴阳交融为其然,以“气”为体,以“论事、办事”为用;另一方面,他又将自己的“豪气”“灵气”“正气”注入词的形象中,形成“回肠荡气,至于此极”[8]的风格。理学对辛词气质风格的影响还体现在词的圆熟技巧上。中国辞艺很讲究“圆”,所谓“好诗流美圆转如弹丸”“新诗如弹丸”等,便很能见一斑。大而言之,“有一便有二,才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间,便是三,已往更无穷”[9],理学家视自然天地为“已往更无穷”“无极而太极”的“圆”,自然天地又统一于“气”。因此“气”与“圆”有着范畴与思维合一的双重内涵,而稼轩词千汇万状,包罗万众,既有着艺术方面“流美圆转”的涵义,也更符合理学层面“圆”的范畴。
3.理学对辛词创作笔法的影响
稼轩体笔法上的一个表现即“抟搦义理,劫剥经传”。如《雨村词话》中所讲“辛稼轩词肝胆激烈,有奇气,腹有诗书,足以运之,故喜用《四书》成语,如自己出,如今日既盟之后,贤哉回也,先觉者贤乎等句,为词家另一派。”[10]稼轩体的“抟搦义理,劫剥经传”往往有两种情况:一是使用经传用语以入词,表现出浓厚的儒家“言志”色彩。如:“白水东边篱落,斜阳欲下牛羊。”(《朝中措•崇福寺道中归寄佑之弟》)化用《诗经•王风•君子于役》;“人不堪忧,一瓢自乐,贤哉回也!”(《水龙吟•题瓢泉》)化用《论语•雍也》“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无可无不可,意先生、出处有如丘。”(《木兰花慢•题广文克明菊隐》)化用《论语•微子》“我则异是,无可无不可”;“当此之时,止乎礼义,不淫其色。”(《水龙吟》)化用《诗经•周南•关雎》毛传“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另一个表现是使用理学用语入词,表现出浓厚的理学“理蕴”情趣,如:《洞仙歌》“细思量义利,舜跖之分”中,“义利”云云宋代理学家颇有精解,邵雍《义利吟》:“君子尚义,小人尚利。尚利则乱,尚义则治”;《婆罗门引•用韵答傅先之,时傅宰龙泉归》“最好五十学《易》,三百篇《诗》,男儿事业,看一日、须有致君时”中,引用《论语•述而》“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渔家傲》“道德文章传几世。到君合上三台位。”引自朱熹《读唐志》“然彼知政事礼乐不可不出于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也。”
由此可见,理学意蕴和理论系统对稼轩词的创作构成的渗透和影响,对辛派词人群的形成及其艺术成就有很大促进作用。
三、理学对南宋词的渗透与影响
如前所述,随着程朱理学在南宋地位的不断提高,理学中的哲学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也为包括辛弃疾在内的广大士人普遍接受,他们在词中提及理学术语、理学名号甚至发挥理学义理,不仅不为同时代文人所讳,而且日益成为宋词创作趋于“雅化”所不可缺少的点缀之一,许多咏物、酬唱、个人抒怀言志词中都包含一定义理成分,包蕴理学内涵的词成为一种在公开场合流传的文学样式之一。概之,理学对词的渗透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理学对南宋词语汇方面的渗透和影响。
具体地说,既包括对儒家先圣或理学名流名号、术语、典故及经典词汇的吸纳及运用,同时也包括以词为抒发义理、衍以理学蕴涵的形式载体,其使用范围大部分是在日常交际与实用的应酬场面中。如卢炳《多丽•寿邵郎中》:“记当年、曾游月殿,笑谈高跃龙津。德弥高、源流孔、孟。”便是使用儒家先圣名号,刘过《沁园春•咏别》“一别三年,一日三秋”是对《诗经》的吸纳;刘克庄《沁园春》“值虞廷戛击,箫韶之乐,周王寿考,追琢其章”是化用《尚书》语;刘辰翁《百字令》“夜来宋都如雨”是对《左传》的吸纳;陈亮《贺新郎•酬辛幼安再用韵见寄》“丘也幸,由之瑟”和魏了翁《满江红•刘左史光祖生日》“与我言兮虽我愿,不吾以也吾常乐”均是对《论语》的化用。
此外,抛开贺庆应酬层面的功利目的,部分理蕴词还以潜思的形式获得某种纯粹义理层面的升华,此时观物烛理、存心养性等成为词人个体潜思或群体交流的手段之一。在思考探索宇宙人事的盈虚止行、变通动静的理本规律时,也常常从《周易》等经典理蕴生发。如汪莘《水调歌头•岁暮书怀》“富与贵,贫与贱,死还生……造物元来无物,有物还应自造,人意几曾平?”即是其于《周易》的“生生之意”来推演宇宙万物的“个中实理”。方岳《满江红•九日治城楼》“宇宙一舟吾倦矣,山河两戒天知否?”李曾伯《满江红•用前韵送刘仓》“元自得,融和力。浑不管,凝寒极。”“宇宙中间无点翳,水天上下俱同色。”则是抛开经典,直接烛理观物,演绎宇宙大义,打破主客之间有形的空间界限和无形的时间界限,用理思理语表达个人的理想境界。南宋词人的作词热情与理学的理念追求得到了较为圆熟的融合,“情”与“理”的双重表达结合得水乳交融,密无可间。
第二,理学对南宋词题材方面的渗透和影响。
理学表现在思维过程中,往往体现出一种非同一般思维的高度义理化和自在化特征。这一点在咏物词和酬赠词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咏物词。在理学家看来,宇宙万物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不是文学思维中的形象或比兴系统,而是处处联系着禅悟、思理,充满精神光芒,与纯文学家的视角相比有本质的不同。一是超越美感层面而向“道”层面提升。理学家眼中的山水不仅是现实的美感形象,也同时被赋予“以言圣人之道大”“又言其道之无穷”的双重“知性”精神。二是超越比兴系统而向悟知系统提升。传统草木的文学层涵义不外乎“香草美人”的比兴,而理学家眼中的“草木”或可言物性,或可测宇宙,或可观生意,或可究心性,或可喻学问,或可烛名理,或可谈道义,或可托妙机,呈现出一种与传统比兴极不对等的思理方式,具有多重层面的蕴涵。三是超越对象化而向伦理、义理化层面提升,如秋菊木兰,芙蓉杜若,牡丹芍药之属,或写清高,或言孤洁,或敷晔容,或叹富贵,具有更为浓厚的伦理甚至义理成分。理学家观赏花草的行为也不是纯粹娱乐层面的“游观”,普通的松、竹、梅、菊甚至海棠、荷花等都蕴涵着至为深刻的理趣,带有类乎“思悟”与“泛赏”相交融的二重目的。如赵师侠《水调歌头•鸳鸯红梅》“本是孤根傲雪霜。肌肤不肯涴铅黄。要随尘世浅匀妆。似杏著花犹灿灿,比梅成实自双双。青枝巧缀碧鸳鸯。”高观国《瑞鹤仙•筇枝》“一枝苍玉冷。爱露节霜根,从来孤劲。提携远尘境。”此二首词中,梅与竹本属不同物性的草木,但在理学家眼中却有着相似的“孤介”“幽独”的类型性格,并常常与“风骨”“名节”“刚大”“弘毅”甚至“正色”“正命”等理学范畴联系在一起。
酬赠词。在南宋词的酬赠题材中,纯粹理学的阐发固然是理趣词的表现重点之一,但在伦理蕴涵量高度密集化的同时追求人格完美与义理浑融,也始终是南宋酬赠词诸种表现形式的焦点。如汪莘《水调歌头•客有言持志者,未知其用,因赋》“志可洞金石,气可塞堪舆。问君所志安在,富贵胜人乎?看取首阳二子,叩住孟津匹马,天讨不枝梧。特立浮云外,大块可齐驱。铁可折,玉可碎,海可枯。不论穷达生死,直节贯殊途。立处孤峰万仞,袖里青蛇三尺,用舍付《河图》。汝河阳上,濯汝洞庭湖。”词中的意象表达,实际上贯穿着一种主体伦理化与义理化的思维方式,意象群如“孤峰万仞”“不论穷达生死,直节贯殊途”等都蕴涵着明显的理学思维与范畴特征。在这里,人格美的崇高境界饱含着浓厚的理念精神与义理化色彩,表现了对完美人格的重视与追求。此外,南宋词的理蕴系统在人格精神纯粹理性外化的基础上,还有着诸种有关“真心诚意”的“修身”类歌咏,这类词对于南宋词“雅化”的过程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第三,理学对南宋词历史观的渗透和影响。
怀古咏史词往往在字里行间表现文人的历史观。南宋理学占据思想统治地位时对史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文人历史观渗透到宋词的主体思维与客体显现中,从而赋予南宋词这种本属情感范畴的文学形式以浓郁的理学色彩。最为明显的是史学中关于“正统”论的表述。宋代史学中的“正统”论是与宋代理学的兴起相为表里的。欧阳修首创“正统”论,标明:“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11]例如对于三国历史的审视,也渗透着这种充满理学意味的“正统”论思维与合符王、霸意义的新儒学精神。宋代理学历史“正统”论思想对南宋词人的影响是深远的。仅以辛弃疾几首词为例,便可看到词人历史“正统”观念在词作中的反映:
“孙、刘辈,能使我,不为公。余发种种如是,此事付渠侬。但觅平生湖海,除了醉吟风月,此外百无功。”(辛弃疾《水调歌头》)
“回头落日,苍茫万里,尘埃野马。更想隆中,卧龙千尺,高吟才罢。倩何人与问,雷鸣瓦釜,甚黄钟哑。”(辛弃疾《水龙吟》)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 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在以上辛弃疾的词中,对于蜀汉的刘备、诸葛亮及东吴孙权均大加褒赏,这是符合当时理学影响下的主流价值观的,诸葛亮、刘备是南宋“拥刘贬曹”的历史正统论晕圈下义理成分相当浓厚的历史人物形象,南宋词人在作品中演成了一曲三国英雄不屈不挠、不断进取的凸现时代精神的交响乐。而与刘备同为汉室之后的刘表及其幼子刘琮,南宋词人直接斥之为“竖子”“牛小耳”甚至是“豚犬儿“。在对他们的鄙薄中,充满了对这些所谓“汉室之胄”在“汉贼”篡逆、“王业”颓废的艰难时刻“偏安一隅”的刻骨愤恨。如刘辰翁《最高楼》“常恨著、景升儿不似。又恨著、景升牛小耳。”和陈人杰《沁园春》“望长山远水,荆州形胜,夕阳枯木,六代兴衰。扶起仲谋,唤回玄德,笑杀景升豚犬儿。”这不仅是辛弃疾等南宋词人借古讽今,更是理学对史学的影响在文学中的深层渗透与善恶判断所形成的,与南宋理学的价值判断有着内在的合拍。
综上所述,在南宋时期,随着理学发展达到高潮并向官方哲学靠拢,它对词的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渗透与影响,尤其表现在对词的语汇系统、题材及词作者的历史观几个方面。辛弃疾作为南宋爱国词人的代表,开创了南宋一代诗风及豪放派“苏辛词派”。从稼轩本人的思想情怀到稼轩词的气质风格及创作笔法,都明显受到了理学的影响,在研究理学对南宋词风的影响具有代表意义,进一步证实了文初所提出的宋词与理学作为生成于同一主体的两种文化形态从一开始就互斥互动,这种关系是由创造这种文学文化现象的主体形态结构的二重性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
[2]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322.
[3]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五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45.
[4]辛弃疾.《祭吕东莱先生文》,《东莱集》附录卷二.
[5]谢枋得.《辛稼轩先生墓记》,《叠山集》卷三.
[6][7]辛弃疾.辛弃疾全集[M].第287页;第288页.
[8]梁令娴.《艺蘅馆词选》丙卷,《词话丛编》本,第4039页.
[9]程灏,程颐.《二程遗书》卷十八.
[10]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三,《词话丛编》本,第1420页.
[11]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