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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代前期的著名诗人、学者杨慎因为“大礼议”事件被贬谪云南、永远充军。他在谪滇期间进行了大量的诗歌创作。在滇期间,杨慎培养或影响了杨门六学士等门徒、朋友,在云南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学术圈或文化圈,这些人深受谪滇诗的影响,对其进行点评、唱和及模拟。杨慎谪滇诗还反映了边地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为我们反思文化偏见提供了样本。
关键词:杨慎;谪滇诗;边地文化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0)01-083-03
一、谪滇诗与云南诗歌发展
杨慎作为中原地区杰出的状元诗人、文化精英,他的到来为云南诗坛增添了光彩。杨慎对云南的贡献,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去看都是巨大的。杨慎的创作成就、治学方法、学术体系都卓然成家,一时围绕左右的“杨门六学士”等人无不为他的人品和学识而倾倒。杨慎在史学、文学、哲学上留给云南的巨大财富是不可胜数的,本文从理论的角度对杨慎谪滇诗做一个总结,研究谪滇诗的贡献最后的落脚点是结合当今社会,以杨慎作为个例来说明边地文学与主流文学的关系,乃至边地文化与主流文化之关系。
杨慎积极地与当地文人交往应酬,对后学鼓励奖掖,不以高贵者自矜,他培养或带动了云南一大批文人学者,如著名的“杨门六学士”等。杨慎对于他们的影响不仅是诗学上的也有思想上的。
自元代被纳入中原版图以来,尤其在明清两代,云南逐渐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既保持了其独有的风格,又吸取了中原文化的优点。中原文化无疑是中国文化的先行者、代表者和集大成者,在中原文化的带动和引发下,边地文化呈现出自觉意识,而杨慎这样的贬谪文人就是联系两者的纽带。杨慎对六子等人的引导和启发不仅壮大了云南诗坛,还激发了他们的自信心。被视为蛮荒之地的云南一直遭到中原文化的冷遇,滇地文人有一种较深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他们放开手脚进行创作的胆识和信心。他们与杨慎之间的交游唱和过程中,这种心理状态能得到潜移默化的改变。
谪滇诗中的交游酬唱诗数量庞大,其中绝大多数是与滇地文人的唱和作品,这些诗本身就是滇地诗坛的一大笔宝贵财富。对于那些诗作水平还欠佳的诗人来说,与杨慎的唱和无疑是最好的“练笔”机会。而与杨慎书信交流或面对面的论诗论文也有利于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还可能在交流中碰撞出火花。在《升庵诗话》“胡唐论诗”条中,杨慎就对胡子厚、唐元荐二人的诗学观加以引用,并加以褒扬[1]。可见,杨慎谪滇时期的诗歌创作和交游活动给云南诗坛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二、从杨慎谪滇诗看边地文化与主流文化之关系
由于地处偏远,杨慎与中原文化自谪滇之日起业已产生代沟。早期翰林院供职时期,杨慎与同僚友人多有唱和之作,谪滇后由于交通不便、人事变迁等缘故,他与中原地区文人虽也有寄赠唱和,但相对于云南本地的交游状况来说毕竟只是寥寥。杨慎在云南的交游是较为散漫的,不像前后七子有较为明确的理论宗旨和创作倾向。杨慎谪滇后,基本上处于与中原文化绝缘的状态。对于当时声势浩大的前后七子之复古,杨慎提及的也很少。可见,杨慎的影响力在当时只能是小范围的,边缘化的。我们可以将杨慎谪滇诗作为一个典型来考察边地文学与主流文学,乃至边地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问题。
杨慎被贬边地对于其创作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它们带有普遍性,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凡是贬谪或仕宦边疆的、创作成就较高的诗人都会受到这两方面的影响,也可以说它们就是当时边地文学的两种特征:
从积极地方面来看,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的现象:首先,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到韩愈“不平则鸣”,乃至欧阳修“穷而后工”说等等,遭遇坎坷而发奋图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从主观上说,文人在不得志的时候自己有意识的走向这条道路;从客观环境来看,从未出身仕途,或者遭遇政治挫折往往使得文人不再希冀仕途,而是在文学上有所作为,以此来弥补缺憾。在滇期间的生活环境为杨慎提供了发愤著书的条件。
其次,云南的奇美景象对诗人的冲击。虽然杨慎的生地四川也风景绮丽,但相比之下云南更有番异域色彩,而且文明程度没有四川高,保留了更多古朴的民风民俗,这些现象让作者大开眼界,正如赵翼诗所云:
人间第一最奇境,必待第一奇才领。混沌倘无人可鉴,不妨终古懵不醒。中原一片好景光,发泄已尽周汉唐。所未泄者蛮獠窟,天谴李白流夜郎。又教子瞻渡琼海,总为任昧开天荒。伊犁城在西北极,比似炎徼更辽僻。乌孙故地毡裘乡,睢呿何曾读仓颉。近年始入坤舆图,去者无非罪人谪。一闻严谴当出关,如赴鬼门泪亦流。岂止天固不轻与,若辈纷纷何足数。要等风骚绝代人,来绚鸿蒙旧风土。……国家开疆万余里,竟似为君拓诗料。即今一卷荷戈诗,已如禹鼎铸魑魅……[2]
赵翼诗很好地归纳出了诗人们虽遭贬谪而无意中得到“江山之助”的这种现象。云南的风物为诗人开拓了丰富的“诗料”,仔细比较便会发现其与中原文人的创作可谓风格迥异。
消极的一面也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谈。
第一,对于学术研究或学术创作的具体实际操作而言,边地文献不足是最为棘手的困难,而杨慎与中原友人的交往也不可能似以前那样频繁,这无形中给创作带来了诸多不便。嘉靖间进士陈耀文《正杨》一书纠正杨慎《丹铅录》之伪一百五十条,在当时影响很大,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内的“丹铅新录”和“艺林学山”两部分,亦驳斥杨慎的引证和论辨。实际上,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即便杨慎对自己的记忆时有怀疑,终因无文献可证而搁浅——创作总不能因噎废食或削足适履,因为现实条件的制约就不再进行下去。所以出现这些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与中原文坛的代沟又使得诗人不能接触到最新的文化资讯和文学思想,与主流作家谈道论文的机会也几乎丧失——比如对于前后七子以复古为旗帜,实则为一种复兴精神的运动,杨慎也有所耳闻并在《升庵诗话》中有所评论,但不仅影响不大,也没有亲自真正参与到与复古派的讨论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第二,杨慎逐渐融入云南文化圈,作为一个“谪戍之臣”以后,受到了来自主流文化界(这里主要是中原文化)的冷遇。如前文所述,杨慎谪滇以后与中原文化圈几乎绝缘,他与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几乎没有什么交集。我们能在后七子领军人物王世贞的文章中找到关于杨慎的论述,但似乎总是比较负面性的,胡应麟乃至清代阎若璩等皆然。而相反,无论是“杨门六学士”这些与杨慎交往紧密的弟子朋友,还是李贽这样的外地入滇的后人——我们统称之为“滇地文人”——他们对杨慎多是持一种同情、理解、褒扬的态度。他们或是云南籍贯,或是入滇生活,有着与杨慎类似的生活经历,他们了解云南文化的特色,知道杨慎不时出现的错漏是因为条件制约所致。他们对杨慎有一种了解之同情,这是一种很可贵的感情。没有相似的生活经验,很难设身处地的了解他人的难处。尤其是李贽,这位特立独行的教主在入滇瞻仰升庵遗迹之后,大有相见恨晚之叹,他在《读升庵集小引》中对杨慎才学的称颂,对其遭遇的悯惜,似乎也投射了自己的影子在里面,真挚感人:
李卓吾曰:余读先生文集有感焉!夫古之圣贤,其生也不易,其死也不易。生也不易,故生而人皆仰;死而不易,故死而人尔思。……先生之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而终身不得一试。故发之于文,无一体不备,亦无备不造[3]。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边地文学虽有其自身的缺陷,但是作为对主流文学的一种补充,意义非凡。这不仅在当时,而且是一直到今天还存在的现象;不仅是诗歌创作,也是各种文学创作乃至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比如,当下虽有国家的支持、各地政府的鼓励和重视,但是边缘地区的文化事业总是很难赶上中原地区,诸如滇、藏、黔、新、宁等边疆地区仍然是文化较为落后的省份,其中的原因很多,固然有经济欠发达,文化底蕴不足等因素的存在,但是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是否处理得当仍是一项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论题。边缘文化有其自身的缺陷,有各方面客观条件的制约,但也有很多主流文化所不具备的特质。现如今,有些边缘地区为了跟上发达地区的步伐,在文化上有一种盲从心理,从主观愿望上看是积极的,但是在学习主流文学的过程中出现被同化的现象,却是很危险的,主流文学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接受群体,而边缘文化本身在这方面就存在弱点,如果盲目的与主流文化“合流”或同化,可能导致某种独特文化的逐渐湮没无闻。保护和抢救文化遗产是个重要任务,而这个任务在边疆地区尤其重要和艰难。
简言之,我们基于对杨慎谪滇诗对云南的贡献以及遭遇到的文化冷遇等问题,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边地文化在借鉴主流文化的同时必须保持其原汁原味的独特性,在扬弃的基础上吸取养分,保持生命力。此外,边地文化对于主流文化不应该仅仅是一种被动的补充,而是应该积极自信地将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展现出来,使主流文化可以自觉地重视并学习、借鉴。
参考文献:
[1]王仲镛.《升庵诗话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127-128.
[2]赵翼.《题稚存〈万里荷戈集〉》//《赵翼诗编年全集》卷四十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1363.
[3]王文才.《升庵学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54.
关键词:杨慎;谪滇诗;边地文化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0)01-083-03
一、谪滇诗与云南诗歌发展
杨慎作为中原地区杰出的状元诗人、文化精英,他的到来为云南诗坛增添了光彩。杨慎对云南的贡献,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去看都是巨大的。杨慎的创作成就、治学方法、学术体系都卓然成家,一时围绕左右的“杨门六学士”等人无不为他的人品和学识而倾倒。杨慎在史学、文学、哲学上留给云南的巨大财富是不可胜数的,本文从理论的角度对杨慎谪滇诗做一个总结,研究谪滇诗的贡献最后的落脚点是结合当今社会,以杨慎作为个例来说明边地文学与主流文学的关系,乃至边地文化与主流文化之关系。
杨慎积极地与当地文人交往应酬,对后学鼓励奖掖,不以高贵者自矜,他培养或带动了云南一大批文人学者,如著名的“杨门六学士”等。杨慎对于他们的影响不仅是诗学上的也有思想上的。
自元代被纳入中原版图以来,尤其在明清两代,云南逐渐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既保持了其独有的风格,又吸取了中原文化的优点。中原文化无疑是中国文化的先行者、代表者和集大成者,在中原文化的带动和引发下,边地文化呈现出自觉意识,而杨慎这样的贬谪文人就是联系两者的纽带。杨慎对六子等人的引导和启发不仅壮大了云南诗坛,还激发了他们的自信心。被视为蛮荒之地的云南一直遭到中原文化的冷遇,滇地文人有一种较深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他们放开手脚进行创作的胆识和信心。他们与杨慎之间的交游唱和过程中,这种心理状态能得到潜移默化的改变。
谪滇诗中的交游酬唱诗数量庞大,其中绝大多数是与滇地文人的唱和作品,这些诗本身就是滇地诗坛的一大笔宝贵财富。对于那些诗作水平还欠佳的诗人来说,与杨慎的唱和无疑是最好的“练笔”机会。而与杨慎书信交流或面对面的论诗论文也有利于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还可能在交流中碰撞出火花。在《升庵诗话》“胡唐论诗”条中,杨慎就对胡子厚、唐元荐二人的诗学观加以引用,并加以褒扬[1]。可见,杨慎谪滇时期的诗歌创作和交游活动给云南诗坛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二、从杨慎谪滇诗看边地文化与主流文化之关系
由于地处偏远,杨慎与中原文化自谪滇之日起业已产生代沟。早期翰林院供职时期,杨慎与同僚友人多有唱和之作,谪滇后由于交通不便、人事变迁等缘故,他与中原地区文人虽也有寄赠唱和,但相对于云南本地的交游状况来说毕竟只是寥寥。杨慎在云南的交游是较为散漫的,不像前后七子有较为明确的理论宗旨和创作倾向。杨慎谪滇后,基本上处于与中原文化绝缘的状态。对于当时声势浩大的前后七子之复古,杨慎提及的也很少。可见,杨慎的影响力在当时只能是小范围的,边缘化的。我们可以将杨慎谪滇诗作为一个典型来考察边地文学与主流文学,乃至边地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问题。
杨慎被贬边地对于其创作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它们带有普遍性,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凡是贬谪或仕宦边疆的、创作成就较高的诗人都会受到这两方面的影响,也可以说它们就是当时边地文学的两种特征:
从积极地方面来看,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的现象:首先,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到韩愈“不平则鸣”,乃至欧阳修“穷而后工”说等等,遭遇坎坷而发奋图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从主观上说,文人在不得志的时候自己有意识的走向这条道路;从客观环境来看,从未出身仕途,或者遭遇政治挫折往往使得文人不再希冀仕途,而是在文学上有所作为,以此来弥补缺憾。在滇期间的生活环境为杨慎提供了发愤著书的条件。
其次,云南的奇美景象对诗人的冲击。虽然杨慎的生地四川也风景绮丽,但相比之下云南更有番异域色彩,而且文明程度没有四川高,保留了更多古朴的民风民俗,这些现象让作者大开眼界,正如赵翼诗所云:
人间第一最奇境,必待第一奇才领。混沌倘无人可鉴,不妨终古懵不醒。中原一片好景光,发泄已尽周汉唐。所未泄者蛮獠窟,天谴李白流夜郎。又教子瞻渡琼海,总为任昧开天荒。伊犁城在西北极,比似炎徼更辽僻。乌孙故地毡裘乡,睢呿何曾读仓颉。近年始入坤舆图,去者无非罪人谪。一闻严谴当出关,如赴鬼门泪亦流。岂止天固不轻与,若辈纷纷何足数。要等风骚绝代人,来绚鸿蒙旧风土。……国家开疆万余里,竟似为君拓诗料。即今一卷荷戈诗,已如禹鼎铸魑魅……[2]
赵翼诗很好地归纳出了诗人们虽遭贬谪而无意中得到“江山之助”的这种现象。云南的风物为诗人开拓了丰富的“诗料”,仔细比较便会发现其与中原文人的创作可谓风格迥异。
消极的一面也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谈。
第一,对于学术研究或学术创作的具体实际操作而言,边地文献不足是最为棘手的困难,而杨慎与中原友人的交往也不可能似以前那样频繁,这无形中给创作带来了诸多不便。嘉靖间进士陈耀文《正杨》一书纠正杨慎《丹铅录》之伪一百五十条,在当时影响很大,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内的“丹铅新录”和“艺林学山”两部分,亦驳斥杨慎的引证和论辨。实际上,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即便杨慎对自己的记忆时有怀疑,终因无文献可证而搁浅——创作总不能因噎废食或削足适履,因为现实条件的制约就不再进行下去。所以出现这些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与中原文坛的代沟又使得诗人不能接触到最新的文化资讯和文学思想,与主流作家谈道论文的机会也几乎丧失——比如对于前后七子以复古为旗帜,实则为一种复兴精神的运动,杨慎也有所耳闻并在《升庵诗话》中有所评论,但不仅影响不大,也没有亲自真正参与到与复古派的讨论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第二,杨慎逐渐融入云南文化圈,作为一个“谪戍之臣”以后,受到了来自主流文化界(这里主要是中原文化)的冷遇。如前文所述,杨慎谪滇以后与中原文化圈几乎绝缘,他与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几乎没有什么交集。我们能在后七子领军人物王世贞的文章中找到关于杨慎的论述,但似乎总是比较负面性的,胡应麟乃至清代阎若璩等皆然。而相反,无论是“杨门六学士”这些与杨慎交往紧密的弟子朋友,还是李贽这样的外地入滇的后人——我们统称之为“滇地文人”——他们对杨慎多是持一种同情、理解、褒扬的态度。他们或是云南籍贯,或是入滇生活,有着与杨慎类似的生活经历,他们了解云南文化的特色,知道杨慎不时出现的错漏是因为条件制约所致。他们对杨慎有一种了解之同情,这是一种很可贵的感情。没有相似的生活经验,很难设身处地的了解他人的难处。尤其是李贽,这位特立独行的教主在入滇瞻仰升庵遗迹之后,大有相见恨晚之叹,他在《读升庵集小引》中对杨慎才学的称颂,对其遭遇的悯惜,似乎也投射了自己的影子在里面,真挚感人:
李卓吾曰:余读先生文集有感焉!夫古之圣贤,其生也不易,其死也不易。生也不易,故生而人皆仰;死而不易,故死而人尔思。……先生之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而终身不得一试。故发之于文,无一体不备,亦无备不造[3]。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边地文学虽有其自身的缺陷,但是作为对主流文学的一种补充,意义非凡。这不仅在当时,而且是一直到今天还存在的现象;不仅是诗歌创作,也是各种文学创作乃至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比如,当下虽有国家的支持、各地政府的鼓励和重视,但是边缘地区的文化事业总是很难赶上中原地区,诸如滇、藏、黔、新、宁等边疆地区仍然是文化较为落后的省份,其中的原因很多,固然有经济欠发达,文化底蕴不足等因素的存在,但是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是否处理得当仍是一项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论题。边缘文化有其自身的缺陷,有各方面客观条件的制约,但也有很多主流文化所不具备的特质。现如今,有些边缘地区为了跟上发达地区的步伐,在文化上有一种盲从心理,从主观愿望上看是积极的,但是在学习主流文学的过程中出现被同化的现象,却是很危险的,主流文学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接受群体,而边缘文化本身在这方面就存在弱点,如果盲目的与主流文化“合流”或同化,可能导致某种独特文化的逐渐湮没无闻。保护和抢救文化遗产是个重要任务,而这个任务在边疆地区尤其重要和艰难。
简言之,我们基于对杨慎谪滇诗对云南的贡献以及遭遇到的文化冷遇等问题,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边地文化在借鉴主流文化的同时必须保持其原汁原味的独特性,在扬弃的基础上吸取养分,保持生命力。此外,边地文化对于主流文化不应该仅仅是一种被动的补充,而是应该积极自信地将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展现出来,使主流文化可以自觉地重视并学习、借鉴。
参考文献:
[1]王仲镛.《升庵诗话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127-128.
[2]赵翼.《题稚存〈万里荷戈集〉》//《赵翼诗编年全集》卷四十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1363.
[3]王文才.《升庵学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