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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过介绍梧州市博物馆馆藏的在本地出土的汉代时期陶器进行研究，从陶器的发掘、造型、纹饰、釉色等进行考证，概述梧州在汉代时期所处的社会地位。
【关键词】： 梧州；汉代；随葬品；陶器
中国最早的陶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据20世纪60年代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的文物普查得知，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以及商周时期的几何纹硬陶在梧州市大塘、五量地、高旺、螺山等地也有发现，反映人类活动时间的连续性，与舜葬苍梧的历史传说有所关联。在封建社会初期，新开辟的疆土要设立郡县，一般都选择在交通便利，还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地点，而梧州恰恰具备这两方面的条件。
一、汉代时期梧州所处的时代背景
梧州地处西江和桂江的交汇点，地理位置重要，水路交通方便。始皇帝开凿的灵渠引湘入漓，勾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梧州就在漓江的尽头与浔江、西江的交汇处。河流的交汇处自然而然就成为人类聚居的中心，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自然就活跃。中原人的不断南迁，导致中原文化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源源不绝地沿漓江输入苍梧，南腔北调彼此交流融合，然后沿西江流布岭南百越。当时的梧州无疑就是中原移民的大驿站、大集中营、大文化熔炉、语言培训所、儒家思想礼仪的学习班、岭南经济持续发展的发动机。秦灭亡后，赵佗独立割据岭南的93年，是岭南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使岭南避开了秦未的战乱，避开了楚汉相争的兵燹，接纳了大批因战乱南迁的难民，加快了岭南的开发。汉武帝的南伐，解放了岭南，在岭南的地理中枢苍梧郡即今梧州，设广信县，以示对重新回归的岭南“广施恩信”，减免税赋，作为统战对象施予优惠政策。这时梧州由于拥有了充足的人口、先进的知识、工具和生产技术，在制陶、冶炼等技术上也得到很大发展。
二、梧州汉代陶窑址的发掘
梧州富民坊是汉晋墓葬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是汉代手工作坊陶窑集中的地方。1962年发现位于梧州市西北桂江和西江之间的汉代陶窑群，是广西首次发现的西汉窑址。1977年5月试掘，发现有大量西汉、东汉、西晋时期的制陶窑址及陶器制品，印纹陶片废品堆积厚1到2米，说明这里曾是当时比较集中的制陶业所在地。窑室设计科学合理，说明当时梧州制陶技术的先进。从窑室重叠和废品堆积层较厚的情况看，窑址使用的时间很长，可能从西汉晚期延续到东汉晚期。烧造的陶器主要是釜、锅、罐、瓮，以陶釜为主。陶土夹砂，胎质坚硬，火候较高，有灰褐、灰白色。陶釜拍印方格纹，印纹较粗。产品是民间实用器皿。[1]
在苍梧大坡发现的东汉陶窑，从采集的废品碎片观察，是以罐、壶为主。罐有两耳的，有四耳的，肩、腹部施方格纹印、水波纹和弦纹，有青灰色和红色两种，青灰色的比较硬。除印纹陶罐外，还有一种黄釉陶罐，器胎细泥质，带灰色，无纹式，比较坚致。与富民坊陶窑相比，大坡窑已有很大进步，当时已懂得使用含有氧化矽的灰釉，但因还原不好，颜色偏黄。
三、梧州出土的一批汉代文物
1972年在梧州市旺步清理了两座东汉前期墓葬，其中旺步2号墓是一座砖木合构墓。从收集到的器物来看，主要是铜器，陶器仅有2件，这些器物几乎都是祭奠用品。[2]
1973年11月在市西北的鹤头山山岗顶清理两座东汉墓，其中1号墓随葬品又以铜器为主，陶器有魁、杯。2号墓与1号墓相距仅5米，随葬陶器有屋、仓、灶、井、直身罐、四系瓿、长颈壶、鼎、鐎壶、壶、簋、洗、罐、熏炉等27件。[3]
經考古发现，梧州汉墓的广泛分布和汉墓出土文物可以看出，汉代时期梧州已相当繁华。从文物普查得知，梧州散布着一个庞大的古墓群，这个古墓群位于梧州市郊的云盖山、螺山、龙船冲，桂江西岸的莲花山、富民坊、大塘和西江南岸的塘源、旺步、高旺一带，将整个梧州城处于包围之中。自1958年以来，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已发掘498座，馆藏出土的汉、晋文物七千多件套，其中有：东汉·灰陶俑灯（见图一）、西汉·刻花三羊盖陶盒（见图二）、东汉·陶阁楼（见图三）、东汉·黑陶俑灯（见图四）。
从随葬品来看，在梧州市东汉墓出土的灰陶俑灯（如图一）与黑陶俑灯（如图四）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俑人形象皆作异域人种深目高鼻之象，应属外来人种；从考古发现来看，在桂县风流岭、合浦县堂排、兴安石马坪、贵县高中、合浦县凸鬼岭、昭平、广州大元岗、东山三育路、顺德东村西淋山等地的汉墓也出土过人俑灯，而其中异域的黑色人种奴隶，也即史籍中常见的所谓“昆仑奴”形象，专家认为这两种人俑是印欧人种。在汉代时期，中国的商人可能与印欧诸国的贸易往来中，将其贩运回来，为当时的贵族作“家内奴隶”用。这与《后汉书·南蛮传》所云：“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的记载也是相吻合的。《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说，东汉末期岭南豪强“（士）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萧鼓吹，车骑满倒，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这说明东汉晚期岭南地区的西方胡人已为数不少，且多轮为富贵人家的奴仆。从汉墓胡人俑的发现来看，为数不少的西方人流入岭南，当在西汉中后期。这些现象与《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南海丝绸之路东西方经贸频繁交往的历史背景是相呼应的。当时的中西方商船出入南海路，不仅是“市明珠、壁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应当还包括贩运海外的奴隶。
四、结语
据考古调查，梧州汉代陶窑所产的印纹陶釜、陶罐无论是造型或纹饰，都和邻近地区如广西贺县（今贺州）、昭平、平乐、荔浦、桂平、贵港与广东的封开、英德、肇庆等地出土的陶釜、陶罐基本相似，制陶工具也有共同特征，均采用印模方法。我们相信，梧州所产陶器是通过桂江、浔江、西江三大水系运往各地销售。而在梧州市枣冲发现的西汉窑址及其陶制品，在华南地区极为少见，是研究南方制陶业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综上所述，不但说明，梧州是汉代时期郡、县所在地，还表明在两汉时代梧州先民就已经从水、陆道同西方印度、大秦（罗马帝国）等国家有了频繁的交通与商业贸易。从上述出土大量珍美的汉代文物来看，在冶炼、铸造、烧制、制作和雕刻方面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说明了秦汉以来，由于南北各民族大融合，共同开发了祖国的南方，使梧州的经济、文化、包括手工业艺术等也因此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同时也见证了这段海陆丝绸之路交汇点——梧州中外交通的盛况。已然表明梧州在汉代时期经济文化相当发达，甚至是岭南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
参考文献：
[1] 李乃贤.广西梧州富民坊汉代印纹陶窑址发掘[J].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50—1990：502
[2] 梧州市博物馆.广西梧州市近年出土的一批汉代文物[J].文物，1997，（2）
[3] 李乃贤.广西梧州市鹤头山东汉墓[J].文物资料丛刊，（4）
【关键词】： 梧州；汉代；随葬品；陶器
中国最早的陶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据20世纪60年代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的文物普查得知，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以及商周时期的几何纹硬陶在梧州市大塘、五量地、高旺、螺山等地也有发现，反映人类活动时间的连续性，与舜葬苍梧的历史传说有所关联。在封建社会初期，新开辟的疆土要设立郡县，一般都选择在交通便利，还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地点，而梧州恰恰具备这两方面的条件。
一、汉代时期梧州所处的时代背景
梧州地处西江和桂江的交汇点，地理位置重要，水路交通方便。始皇帝开凿的灵渠引湘入漓，勾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梧州就在漓江的尽头与浔江、西江的交汇处。河流的交汇处自然而然就成为人类聚居的中心，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自然就活跃。中原人的不断南迁，导致中原文化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源源不绝地沿漓江输入苍梧，南腔北调彼此交流融合，然后沿西江流布岭南百越。当时的梧州无疑就是中原移民的大驿站、大集中营、大文化熔炉、语言培训所、儒家思想礼仪的学习班、岭南经济持续发展的发动机。秦灭亡后，赵佗独立割据岭南的93年，是岭南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使岭南避开了秦未的战乱，避开了楚汉相争的兵燹，接纳了大批因战乱南迁的难民，加快了岭南的开发。汉武帝的南伐，解放了岭南，在岭南的地理中枢苍梧郡即今梧州，设广信县，以示对重新回归的岭南“广施恩信”，减免税赋，作为统战对象施予优惠政策。这时梧州由于拥有了充足的人口、先进的知识、工具和生产技术，在制陶、冶炼等技术上也得到很大发展。
二、梧州汉代陶窑址的发掘
梧州富民坊是汉晋墓葬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是汉代手工作坊陶窑集中的地方。1962年发现位于梧州市西北桂江和西江之间的汉代陶窑群，是广西首次发现的西汉窑址。1977年5月试掘，发现有大量西汉、东汉、西晋时期的制陶窑址及陶器制品，印纹陶片废品堆积厚1到2米，说明这里曾是当时比较集中的制陶业所在地。窑室设计科学合理，说明当时梧州制陶技术的先进。从窑室重叠和废品堆积层较厚的情况看，窑址使用的时间很长，可能从西汉晚期延续到东汉晚期。烧造的陶器主要是釜、锅、罐、瓮，以陶釜为主。陶土夹砂，胎质坚硬，火候较高，有灰褐、灰白色。陶釜拍印方格纹，印纹较粗。产品是民间实用器皿。[1]
在苍梧大坡发现的东汉陶窑，从采集的废品碎片观察，是以罐、壶为主。罐有两耳的，有四耳的，肩、腹部施方格纹印、水波纹和弦纹，有青灰色和红色两种，青灰色的比较硬。除印纹陶罐外，还有一种黄釉陶罐，器胎细泥质，带灰色，无纹式，比较坚致。与富民坊陶窑相比，大坡窑已有很大进步，当时已懂得使用含有氧化矽的灰釉，但因还原不好，颜色偏黄。
三、梧州出土的一批汉代文物
1972年在梧州市旺步清理了两座东汉前期墓葬，其中旺步2号墓是一座砖木合构墓。从收集到的器物来看，主要是铜器，陶器仅有2件，这些器物几乎都是祭奠用品。[2]
1973年11月在市西北的鹤头山山岗顶清理两座东汉墓，其中1号墓随葬品又以铜器为主，陶器有魁、杯。2号墓与1号墓相距仅5米，随葬陶器有屋、仓、灶、井、直身罐、四系瓿、长颈壶、鼎、鐎壶、壶、簋、洗、罐、熏炉等27件。[3]
經考古发现，梧州汉墓的广泛分布和汉墓出土文物可以看出，汉代时期梧州已相当繁华。从文物普查得知，梧州散布着一个庞大的古墓群，这个古墓群位于梧州市郊的云盖山、螺山、龙船冲，桂江西岸的莲花山、富民坊、大塘和西江南岸的塘源、旺步、高旺一带，将整个梧州城处于包围之中。自1958年以来，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已发掘498座，馆藏出土的汉、晋文物七千多件套，其中有：东汉·灰陶俑灯（见图一）、西汉·刻花三羊盖陶盒（见图二）、东汉·陶阁楼（见图三）、东汉·黑陶俑灯（见图四）。
从随葬品来看，在梧州市东汉墓出土的灰陶俑灯（如图一）与黑陶俑灯（如图四）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俑人形象皆作异域人种深目高鼻之象，应属外来人种；从考古发现来看，在桂县风流岭、合浦县堂排、兴安石马坪、贵县高中、合浦县凸鬼岭、昭平、广州大元岗、东山三育路、顺德东村西淋山等地的汉墓也出土过人俑灯，而其中异域的黑色人种奴隶，也即史籍中常见的所谓“昆仑奴”形象，专家认为这两种人俑是印欧人种。在汉代时期，中国的商人可能与印欧诸国的贸易往来中，将其贩运回来，为当时的贵族作“家内奴隶”用。这与《后汉书·南蛮传》所云：“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的记载也是相吻合的。《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说，东汉末期岭南豪强“（士）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萧鼓吹，车骑满倒，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这说明东汉晚期岭南地区的西方胡人已为数不少，且多轮为富贵人家的奴仆。从汉墓胡人俑的发现来看，为数不少的西方人流入岭南，当在西汉中后期。这些现象与《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南海丝绸之路东西方经贸频繁交往的历史背景是相呼应的。当时的中西方商船出入南海路，不仅是“市明珠、壁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应当还包括贩运海外的奴隶。
四、结语
据考古调查，梧州汉代陶窑所产的印纹陶釜、陶罐无论是造型或纹饰，都和邻近地区如广西贺县（今贺州）、昭平、平乐、荔浦、桂平、贵港与广东的封开、英德、肇庆等地出土的陶釜、陶罐基本相似，制陶工具也有共同特征，均采用印模方法。我们相信，梧州所产陶器是通过桂江、浔江、西江三大水系运往各地销售。而在梧州市枣冲发现的西汉窑址及其陶制品，在华南地区极为少见，是研究南方制陶业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综上所述，不但说明，梧州是汉代时期郡、县所在地，还表明在两汉时代梧州先民就已经从水、陆道同西方印度、大秦（罗马帝国）等国家有了频繁的交通与商业贸易。从上述出土大量珍美的汉代文物来看，在冶炼、铸造、烧制、制作和雕刻方面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说明了秦汉以来，由于南北各民族大融合，共同开发了祖国的南方，使梧州的经济、文化、包括手工业艺术等也因此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同时也见证了这段海陆丝绸之路交汇点——梧州中外交通的盛况。已然表明梧州在汉代时期经济文化相当发达，甚至是岭南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
参考文献：
[1] 李乃贤.广西梧州富民坊汉代印纹陶窑址发掘[J].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50—1990：502
[2] 梧州市博物馆.广西梧州市近年出土的一批汉代文物[J].文物，1997，（2）
[3] 李乃贤.广西梧州市鹤头山东汉墓[J].文物资料丛刊，（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