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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废都》出版，如雷炸晴空，文坛哗然。其令人震惊之处，与其说源于它性爱文字之密，好似《金瓶梅》幽灵附体;不如说，我们还无法接受如此糜败的知识分子。彼时，尽管黄金时代已经过去，金钱渐成时代宠儿，毕竟理想主义尚未颜色褪尽。因此，它着实刺痛了文化人的心：知识分子已确然如此？怎么能轻易撕掉文化人的美丽画皮，毁掉他们的崇高面孔？！庄之蝶死去了，知识分子的伟岸形象倒在二十世纪末的残阳之中。庄之蝶之死俨然成为标志性的文化事件，是意义深远的文化寓言和文化预言，庄之蝶也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化症候和精神能指符号。他/它，标志着启蒙时代的逝去，也标志着商品时代的到来;宣告了生产伦理的隐身，也宣告了消费伦理的出场。
历史轻轻纵身，二十世纪变成记忆。然而，记忆却拖泥带水，不肯划然离去。庄之蝶的终点，转为新的文学想象的起点。新世纪的二十年来，庄之蝶变换不同面孔复活了。因此，观察新世纪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庄之蝶便是首当其冲的参照物，他不是精神源泉，就是告别对象。
一
二○○二年，庄之蝶易容邵景文;二零一八年，庄之蝶则变脸应物兄。
不过，尽管庄之蝶声色犬马、云雨酒肉，仍然是西京城里的文化人，他的身份是确定的，也是稳定的。然而，《桃李》里的邵景文，或者《应物兄》中的应物兄，身份混杂、暧昧，都已非纯然知识分子。他们混迹大学，名为知识人，却实在跨过了知识界;形是文化人，却神游于文化界之外。邵景文是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头衔累身、光环绕身，却更像知识商人，他将学术声望转为商业利润，欲望与财富共涨，浮华共腐化并生。他有公司，雇佣学生，开奔驰，玩婚外情，KTV与宾馆代替讲台与书斋。相较之下，李洱好像更有雄心和野心，他落笔惊人、视野宏阔，坐标济州大学，囊括政界、商界和学界，意在以成立儒学研究院为绳线，编织历史画卷;也意在以应物兄为圆心，雕刻儒学三代的精神景观。只是，济州大学实体虽在，但是大学精神消失了，它消失于它变成了社会、名利场;所谓儒学家也在，但是儒学消失了，它隐遁于文化人独立自由精神的魂飞魄散。
邵景文、应物兄改变了传统的知识分子形象，也转变了人们对知识分子的想象。班达所期待的知识分子是“人类的良心”，“真理与正义的标准”，他们疏远而非亲近资本与权势，志在成为世俗社会里格格不入的“同时代人”。但是，邵景文、应物兄这类知识分子，在时代转型过程中，印证了奥尔德里奇的隐忧：知识分子最危险、最致命的堕落与挑战，乃是“屈从于金钱、地位、安稳和权力”。他们已被商品主义浪潮裹挟而去，抛开理想，丢掉矜持，随波逐流，匍匐在在资本与权力脚下，转身成为“背叛的知识分子”。
这类“背叛的知识分子”，往来于学界、商界与政界，逐利纵欲，谄权媚势，是新世纪小说中知识分子的精神肖像之一。
小说家虚构人物，人物也倒影或折射小说家，所谓“我就是蔡文姬，蔡文姬就是我”。小说家与小说中的人物，实际彼此镜像，互相照见。小说家造人，反过来也被人泄露内心隐秘，也被人画出灵魂。张者写死了邵景文，死于女人胸脯之上。有人说：邵景文之死象征了知识分子之死。我却以为，这并非知识分子之死，而是伪知识分子之死。它代表着张者的态度，表达了他对颓败知识分子的愤恨、对伪知识分子之死的快意，似乎也表达了他的期待。循此逻辑，张者再写《桃花》（二○○七年），便让姚从新变成社会的骨头，对抗世俗，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虽然注定完败，仍信念坚定。又写《桃夭》，让已到中年的邓冰忏悔、赎罪，就毫不令人惊讶了。反观李洱，虽然他让《花腔》里的葛任死了，却让“我们的应物兄”潇洒自在、优哉游哉。葛任（个人）死于革命枪下，隐喻了集体意识对个人意识的覆盖，有清晰的立场与深刻的悲剧感。然而，写《应物兄》的李洱却仿佛迷失了。他太爱应物兄，可是，这个被宠坏的、油滑的、精明的应物兄，却让李洱的面孔模棱两可、模糊不清。死与不死之间，划出张者与李洱叙述伦理的分野。
二
张者与李洱让知识分子背叛了大学，阎连科和阎真又让他们重归校园、重返学术。
《风雅颂》（二○○八年）和《活着之上》（二○一四年）专注象牙塔里以学术为志业的知识分子，谱写杨科与聂致远的生命悲歌。他们皆以名士为榜样，醉心学术，埋首书斋，崇文重道。这是否意味着“背叛的知识分子”归来？杨科沉迷于《诗经》研究，聂致远视曹雪芹为典范明志治学。然而，清燕大学也好，麓城师范大学也好，尽管不似济州大学，学界、商界、政界边界不清，却也不是清水塘，充满了名利纠葛、精神压制和权力斗争。妻子赵茹萍与副校长李广智通奸，学术成果被窃，被权力层表决为精神病，这是杨科的遭遇;领导弄权操纵晋升规则，学术大腕控制资源与话语权，这是聂致远的生存处境。
杨科、聂致远是现代大学专业、学科细分的产物。这类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术研究不是面向公众，而是面向同行;他们的表达媒介不是公共媒体，而是专业期刊。他们将自己囚禁在一个狭小、封闭的学术领域，转变成相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专业知识分子。他们以校园为家，不再密切关注世界的模样、社会的变化，他们就是雅各比所谓的“消逝的知識分子”，他们的消逝正是消逝在大学里。然而，尽管如此，在权力、金钱弥漫的环境里，他们既不能淡泊以明志，也无法宁静以致远——聂致远在生活的泥潭中苦苦挣扎，杨科一次次被迫逃亡;甚至，他们的学术信仰变成他们的耻辱，他们的执着导致更深的迷失。
这类“消逝的知识分子”，埋首于专业，与世界隔离，画地为牢，精神委顿，是新世纪小说中知识分子的精神肖像之二。
李渔说：小说，寓言也。又说：言既曰寓，则非实事。故此，寓言逻辑是言此而寓彼。阎连科将小说几乎都写成寓言，隐喻笔法是他的拿手好戏。其著名的“神实主义”小说观念，怀疑经验实在，编织超验想象，构造精神象征。《受活》《四书》《日熄》等书，都是他所谓的“坟墓上的蝴蝶”。叙事外壳包裹精神内核，借表象以喻实意，是他小说的基本思维模式与结构造型——《炸裂志》记载一个乡村到都市的裂变历史，潜藏着落后群体焦灼的现代性焦虑和癫狂的城市化想象。《风雅颂》写杨科沉醉《诗经》研究，写他的现实困境与两次逃亡，实际是在写知识分子的灵魂放逐与心灵困境，写阎连科的内心挣扎与精神探寻。显然，阎真也将《活着之上》当作寓言写成。聂致远志存高远，自视甚高，立“活着之上”为座右铭，崇尚超凡脱俗的价值观，聂致远就是阎真心目中知识分子的理想代表、人格象征和精神旗帜。 应该说，杨科的软弱与怯懦、狂野与不安，也是阎连科的软弱与怯懦、狂野与不安，杨科内心的冲突与困惑，折射出阎连科内心的冲突与困惑。阎连科曾如此感慨：中国的作家都穿着“体制的棉袄”——它既带来了温度，也戴上了镣铐;既给予了安全感，也给予了束缚感。“连科”之于“杨科”，表层符号相似，精神深层更是相似。杨科是阎连科的精神符号，如同聂致远是阎真的文化代言人。然而，阎连科的杨科失败了、逃亡了，阎真的聂致远却胜利了、遂愿了。胜败之间，坦露着小说家的价值裂痕。其实，抛开生活的逻辑，失败似乎应是聂致远的必然结局，也更符合叙事的内在逻辑。不过，阎真设计了意外情节：聂致远坚不流俗，拒绝在职称评审时托关系，晋升无望几成定局，却因为鹬蚌相争，成为得利渔翁，顺利晋升。这样的结局，却突兀了。其一，它脱离了生活轨道，因为现实世界，鹬蚌相争不必然导致渔翁得利，往往可能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其二，它打破了性格统一，聂致远虽然自比屈陶，却又计较名利;自标孤高，却也常牢骚满腹，发怀才不遇之叹……他本是灰色文人。然而，阎真却偏在结尾时峰回路转，欲将其抛光镀色理想化。结果是，文本内部失去了逻辑一致性，叙事人与隐含作者的叙述伦理发生冲突，价值指向模糊。最终，聂致远的胜利留下的是虚假和不真诚，相比之下，杨科的内心矛盾却是真实与真诚的。
三
杨科逃离象牙塔，放逐在未来和未知的旷野上。然而，邓冰和谭端午却似乎无处可逃了，他们青春早已不在，生命留给他们的，只有追寻、追忆逝去的时光。
《春尽江南》（二○一一年）与《桃夭》（二○一五年）是中年知识分子的生活浮世绘和精神流变史。谭端午呆坐在地方志办公室昏暗的办公室内无聊度日，而格式化的、沉闷的律师职业则耗空了邓冰最后的热情。他们面对相似的人生状况，事业一望到底，情爱味如嚼蜡，婚姻同床异梦。他们也拥有类似的生命感觉，精神倦怠，感觉麻木，激情消逝。他们深陷于深重的中年危机。然而，他们毕竟是八十年代的产儿，他们的精神构型于黄金时代，他们不满于、也不安于现实状况，念念不忘也时刻想着重温过去的美好时光。谭端午喜欢文艺雅集，迷恋古典音乐，怀想李秀蓉（其妻庞家玉八十年代的名字）与自己年轻时候的诗歌活动。邓冰则热衷于大学同学聚会，珍藏已经泛黄的传情书。以此种方式，他们让岁月在想象中溯游而返、逆流而上，逃避日常的困厄，让心灵在短暂的幻象中获得安慰。
谭端午、邓冰身在二十一世纪，魂在八十年代。他们无法走出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光芒照耀着他们现在的黯淡，八十年代的歌谣吟唱着他们现在的伤感，八十年代的激情嘲笑着他们现在的颓败……甚至，他们比“穷途而哭”的阮籍更加悲伤;因为途穷可返，然而盛年不来，他们是“迷失的知识分子”。《春尽江南》和《桃夭》写他们在理想的彼岸与现实的此岸梦游，写在理想主义让位于现实主义的时代里他们的尴尬与无奈、空虚与无力。它们是格非和张者写给中年的“迷失的知识分子”，也是写给自己的青春挽歌。
这类“迷失的知识分子”，纠缠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生命褪色，灵肉离分，是新世纪小说中知识分子的精神肖像之三。
追尋、追忆逝去的时光，谭端午与邓冰选择了两种不同的方式。邓冰珍藏泛黄纸条，乃是视之“承载着一种真挚的情感，一种绝对的信任，一种生命的重量”。他获悉谜底，却发现了“无疾而终的爱情”和“一个美丽凄婉的生命的逝去”。他选择认罪、赎罪，请求法庭的审判。邓冰取消现在、否定现在，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方式复活过去。谭端午似乎洞悉了时间的奥秘，选择与现实和解，让年轻的绿珠（李秀蓉的替身）成为他的情人，有向过去复仇的意味。谭端午认可现在、顺从现在，是以更现实主义的方式激活记忆。
格非和张者表达了中年知识分子面对现实寻求精神突围的两种方式。实际上，我们既可能选择谭端午式顺从的现实主义，也可能选择邓冰式对抗的理想主义。正如萨义德所说，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语言、传统、历史情境”。没有人能够脱离时代，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春尽江南》和《桃夭》写出了时代、人与知识分子的复杂性，也写出了时代、人与知识分子的真实和现实感。
四
萨义德从身份意识，以及由身份意识而衍生的与名利、权势之关系，来界定一种理想型的知识分子。此类知识分子，他们是世俗社会名利、权势的“流亡者和边缘人”，是与公众对话的“业余者”而非刻板的专家，是敢于“对权势说真话的人”。
《屋顶上空的爱情》（二○一二年）里的郑凡热爱研究，以屈原为精神坐标，澡雪精神，涵养人格。《活着之上》里的聂致远仿佛也是如此，只不过他们仅止于形似，神情却是云泥之别。郑凡生活清贫，却安于清贫;别人游戏爱情，他却始终如一。他有能力、有机会改善条件，但是他宁可兼职补课，收入微薄，也不为奸商写传记，不向金钱与权势低头。他就像“城市里的一棵稻子”，稀有且格格不入。许春樵不是一个远离生活、不切实际的小说家，《放下武器》洞察官场生态，《酒楼》写透腐朽商界，《男人立正》洞悉民间世情。然而，有意思的是，他叙写官员的蜕变、商人的堕落，描摹消费社会的不仁不义、道德颓丧，却始终让知识分子坚持良知，做社会的良心。许春樵在《屋顶上空的爱情》中反其道而行之，让现实主义让位于理想主义，刻意突出与强调现实世界稀缺的人与精神。虽然，这些良知的人与清洁的精神已难寻觅，却偏让他们/它们在小说中闪光，这便是许春樵的浪漫主义。
《三城记》（二○一八年）里的顾明笛似乎走得更远，他不想人生一望见底就果断辞职，不想迎合学界不良风气而放弃学位，因做深度调查冒犯权贵被报社辞退……他似乎是永不疲倦的逃亡者与抗争者，不僵守纯粹价值或观念，不死守固定职业或生活，不封闭自己，也不局限自己，不做“单向度的人”。顾明笛的意义，不仅在于他是自觉的对抗者和否定者，更在于他还是一个自觉的生命意义的探寻者，他能不断反思自己的生活、精神状态。
此类“理想的知识分子”，疏远世俗名利，不屈从权势，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是新世纪小说中知识分子精神肖像之四。
郑凡代表了许春樵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张柠也将自己的经验、超验想象注入顾明笛的精神世界。相较之下，郑凡有些像是骑士唐·吉诃德，他更接近于班达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是一种传统的、保守的“理想型知识分子”;顾明笛则像是流浪者迪安，他更现代、更开放，更具时代性。
三十年过去，由庄之蝶所生发的话题仍未说尽。他让我们第一次目睹了知识分子在物欲社会中的蜕变，见识了消费伦理如何雕刻时代精神和它的强大吞噬力。至今，我们还在用这个虚构的人物，来标记时代的交替。仅此来说，庄之蝶、《废都》和贾平凹的文学史意义似乎已无法抹去。此后，中国当代文学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在复制、改写或修补庄之蝶的形象。直到《屋顶上空的爱情》和《三城记》的问世，知识分子形象才再次迭代——由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转成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正是这种迭代，产生了顾明笛这样崭新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改变了知识分子小说的书写格局，丰富了新世纪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画廊，扩大了未来知识分子小说的想象空间。
责任编辑 夏 群
历史轻轻纵身，二十世纪变成记忆。然而，记忆却拖泥带水，不肯划然离去。庄之蝶的终点，转为新的文学想象的起点。新世纪的二十年来，庄之蝶变换不同面孔复活了。因此，观察新世纪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庄之蝶便是首当其冲的参照物，他不是精神源泉，就是告别对象。
一
二○○二年，庄之蝶易容邵景文;二零一八年，庄之蝶则变脸应物兄。
不过，尽管庄之蝶声色犬马、云雨酒肉，仍然是西京城里的文化人，他的身份是确定的，也是稳定的。然而，《桃李》里的邵景文，或者《应物兄》中的应物兄，身份混杂、暧昧，都已非纯然知识分子。他们混迹大学，名为知识人，却实在跨过了知识界;形是文化人，却神游于文化界之外。邵景文是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头衔累身、光环绕身，却更像知识商人，他将学术声望转为商业利润，欲望与财富共涨，浮华共腐化并生。他有公司，雇佣学生，开奔驰，玩婚外情，KTV与宾馆代替讲台与书斋。相较之下，李洱好像更有雄心和野心，他落笔惊人、视野宏阔，坐标济州大学，囊括政界、商界和学界，意在以成立儒学研究院为绳线，编织历史画卷;也意在以应物兄为圆心，雕刻儒学三代的精神景观。只是，济州大学实体虽在，但是大学精神消失了，它消失于它变成了社会、名利场;所谓儒学家也在，但是儒学消失了，它隐遁于文化人独立自由精神的魂飞魄散。
邵景文、应物兄改变了传统的知识分子形象，也转变了人们对知识分子的想象。班达所期待的知识分子是“人类的良心”，“真理与正义的标准”，他们疏远而非亲近资本与权势，志在成为世俗社会里格格不入的“同时代人”。但是，邵景文、应物兄这类知识分子，在时代转型过程中，印证了奥尔德里奇的隐忧：知识分子最危险、最致命的堕落与挑战，乃是“屈从于金钱、地位、安稳和权力”。他们已被商品主义浪潮裹挟而去，抛开理想，丢掉矜持，随波逐流，匍匐在在资本与权力脚下，转身成为“背叛的知识分子”。
这类“背叛的知识分子”，往来于学界、商界与政界，逐利纵欲，谄权媚势，是新世纪小说中知识分子的精神肖像之一。
小说家虚构人物，人物也倒影或折射小说家，所谓“我就是蔡文姬，蔡文姬就是我”。小说家与小说中的人物，实际彼此镜像，互相照见。小说家造人，反过来也被人泄露内心隐秘，也被人画出灵魂。张者写死了邵景文，死于女人胸脯之上。有人说：邵景文之死象征了知识分子之死。我却以为，这并非知识分子之死，而是伪知识分子之死。它代表着张者的态度，表达了他对颓败知识分子的愤恨、对伪知识分子之死的快意，似乎也表达了他的期待。循此逻辑，张者再写《桃花》（二○○七年），便让姚从新变成社会的骨头，对抗世俗，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虽然注定完败，仍信念坚定。又写《桃夭》，让已到中年的邓冰忏悔、赎罪，就毫不令人惊讶了。反观李洱，虽然他让《花腔》里的葛任死了，却让“我们的应物兄”潇洒自在、优哉游哉。葛任（个人）死于革命枪下，隐喻了集体意识对个人意识的覆盖，有清晰的立场与深刻的悲剧感。然而，写《应物兄》的李洱却仿佛迷失了。他太爱应物兄，可是，这个被宠坏的、油滑的、精明的应物兄，却让李洱的面孔模棱两可、模糊不清。死与不死之间，划出张者与李洱叙述伦理的分野。
二
张者与李洱让知识分子背叛了大学，阎连科和阎真又让他们重归校园、重返学术。
《风雅颂》（二○○八年）和《活着之上》（二○一四年）专注象牙塔里以学术为志业的知识分子，谱写杨科与聂致远的生命悲歌。他们皆以名士为榜样，醉心学术，埋首书斋，崇文重道。这是否意味着“背叛的知识分子”归来？杨科沉迷于《诗经》研究，聂致远视曹雪芹为典范明志治学。然而，清燕大学也好，麓城师范大学也好，尽管不似济州大学，学界、商界、政界边界不清，却也不是清水塘，充满了名利纠葛、精神压制和权力斗争。妻子赵茹萍与副校长李广智通奸，学术成果被窃，被权力层表决为精神病，这是杨科的遭遇;领导弄权操纵晋升规则，学术大腕控制资源与话语权，这是聂致远的生存处境。
杨科、聂致远是现代大学专业、学科细分的产物。这类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术研究不是面向公众，而是面向同行;他们的表达媒介不是公共媒体，而是专业期刊。他们将自己囚禁在一个狭小、封闭的学术领域，转变成相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专业知识分子。他们以校园为家，不再密切关注世界的模样、社会的变化，他们就是雅各比所谓的“消逝的知識分子”，他们的消逝正是消逝在大学里。然而，尽管如此，在权力、金钱弥漫的环境里，他们既不能淡泊以明志，也无法宁静以致远——聂致远在生活的泥潭中苦苦挣扎，杨科一次次被迫逃亡;甚至，他们的学术信仰变成他们的耻辱，他们的执着导致更深的迷失。
这类“消逝的知识分子”，埋首于专业，与世界隔离，画地为牢，精神委顿，是新世纪小说中知识分子的精神肖像之二。
李渔说：小说，寓言也。又说：言既曰寓，则非实事。故此，寓言逻辑是言此而寓彼。阎连科将小说几乎都写成寓言，隐喻笔法是他的拿手好戏。其著名的“神实主义”小说观念，怀疑经验实在，编织超验想象，构造精神象征。《受活》《四书》《日熄》等书，都是他所谓的“坟墓上的蝴蝶”。叙事外壳包裹精神内核，借表象以喻实意，是他小说的基本思维模式与结构造型——《炸裂志》记载一个乡村到都市的裂变历史，潜藏着落后群体焦灼的现代性焦虑和癫狂的城市化想象。《风雅颂》写杨科沉醉《诗经》研究，写他的现实困境与两次逃亡，实际是在写知识分子的灵魂放逐与心灵困境，写阎连科的内心挣扎与精神探寻。显然，阎真也将《活着之上》当作寓言写成。聂致远志存高远，自视甚高，立“活着之上”为座右铭，崇尚超凡脱俗的价值观，聂致远就是阎真心目中知识分子的理想代表、人格象征和精神旗帜。 应该说，杨科的软弱与怯懦、狂野与不安，也是阎连科的软弱与怯懦、狂野与不安，杨科内心的冲突与困惑，折射出阎连科内心的冲突与困惑。阎连科曾如此感慨：中国的作家都穿着“体制的棉袄”——它既带来了温度，也戴上了镣铐;既给予了安全感，也给予了束缚感。“连科”之于“杨科”，表层符号相似，精神深层更是相似。杨科是阎连科的精神符号，如同聂致远是阎真的文化代言人。然而，阎连科的杨科失败了、逃亡了，阎真的聂致远却胜利了、遂愿了。胜败之间，坦露着小说家的价值裂痕。其实，抛开生活的逻辑，失败似乎应是聂致远的必然结局，也更符合叙事的内在逻辑。不过，阎真设计了意外情节：聂致远坚不流俗，拒绝在职称评审时托关系，晋升无望几成定局，却因为鹬蚌相争，成为得利渔翁，顺利晋升。这样的结局，却突兀了。其一，它脱离了生活轨道，因为现实世界，鹬蚌相争不必然导致渔翁得利，往往可能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其二，它打破了性格统一，聂致远虽然自比屈陶，却又计较名利;自标孤高，却也常牢骚满腹，发怀才不遇之叹……他本是灰色文人。然而，阎真却偏在结尾时峰回路转，欲将其抛光镀色理想化。结果是，文本内部失去了逻辑一致性，叙事人与隐含作者的叙述伦理发生冲突，价值指向模糊。最终，聂致远的胜利留下的是虚假和不真诚，相比之下，杨科的内心矛盾却是真实与真诚的。
三
杨科逃离象牙塔，放逐在未来和未知的旷野上。然而，邓冰和谭端午却似乎无处可逃了，他们青春早已不在，生命留给他们的，只有追寻、追忆逝去的时光。
《春尽江南》（二○一一年）与《桃夭》（二○一五年）是中年知识分子的生活浮世绘和精神流变史。谭端午呆坐在地方志办公室昏暗的办公室内无聊度日，而格式化的、沉闷的律师职业则耗空了邓冰最后的热情。他们面对相似的人生状况，事业一望到底，情爱味如嚼蜡，婚姻同床异梦。他们也拥有类似的生命感觉，精神倦怠，感觉麻木，激情消逝。他们深陷于深重的中年危机。然而，他们毕竟是八十年代的产儿，他们的精神构型于黄金时代，他们不满于、也不安于现实状况，念念不忘也时刻想着重温过去的美好时光。谭端午喜欢文艺雅集，迷恋古典音乐，怀想李秀蓉（其妻庞家玉八十年代的名字）与自己年轻时候的诗歌活动。邓冰则热衷于大学同学聚会，珍藏已经泛黄的传情书。以此种方式，他们让岁月在想象中溯游而返、逆流而上，逃避日常的困厄，让心灵在短暂的幻象中获得安慰。
谭端午、邓冰身在二十一世纪，魂在八十年代。他们无法走出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光芒照耀着他们现在的黯淡，八十年代的歌谣吟唱着他们现在的伤感，八十年代的激情嘲笑着他们现在的颓败……甚至，他们比“穷途而哭”的阮籍更加悲伤;因为途穷可返，然而盛年不来，他们是“迷失的知识分子”。《春尽江南》和《桃夭》写他们在理想的彼岸与现实的此岸梦游，写在理想主义让位于现实主义的时代里他们的尴尬与无奈、空虚与无力。它们是格非和张者写给中年的“迷失的知识分子”，也是写给自己的青春挽歌。
这类“迷失的知识分子”，纠缠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生命褪色，灵肉离分，是新世纪小说中知识分子的精神肖像之三。
追尋、追忆逝去的时光，谭端午与邓冰选择了两种不同的方式。邓冰珍藏泛黄纸条，乃是视之“承载着一种真挚的情感，一种绝对的信任，一种生命的重量”。他获悉谜底，却发现了“无疾而终的爱情”和“一个美丽凄婉的生命的逝去”。他选择认罪、赎罪，请求法庭的审判。邓冰取消现在、否定现在，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方式复活过去。谭端午似乎洞悉了时间的奥秘，选择与现实和解，让年轻的绿珠（李秀蓉的替身）成为他的情人，有向过去复仇的意味。谭端午认可现在、顺从现在，是以更现实主义的方式激活记忆。
格非和张者表达了中年知识分子面对现实寻求精神突围的两种方式。实际上，我们既可能选择谭端午式顺从的现实主义，也可能选择邓冰式对抗的理想主义。正如萨义德所说，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语言、传统、历史情境”。没有人能够脱离时代，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春尽江南》和《桃夭》写出了时代、人与知识分子的复杂性，也写出了时代、人与知识分子的真实和现实感。
四
萨义德从身份意识，以及由身份意识而衍生的与名利、权势之关系，来界定一种理想型的知识分子。此类知识分子，他们是世俗社会名利、权势的“流亡者和边缘人”，是与公众对话的“业余者”而非刻板的专家，是敢于“对权势说真话的人”。
《屋顶上空的爱情》（二○一二年）里的郑凡热爱研究，以屈原为精神坐标，澡雪精神，涵养人格。《活着之上》里的聂致远仿佛也是如此，只不过他们仅止于形似，神情却是云泥之别。郑凡生活清贫，却安于清贫;别人游戏爱情，他却始终如一。他有能力、有机会改善条件，但是他宁可兼职补课，收入微薄，也不为奸商写传记，不向金钱与权势低头。他就像“城市里的一棵稻子”，稀有且格格不入。许春樵不是一个远离生活、不切实际的小说家，《放下武器》洞察官场生态，《酒楼》写透腐朽商界，《男人立正》洞悉民间世情。然而，有意思的是，他叙写官员的蜕变、商人的堕落，描摹消费社会的不仁不义、道德颓丧，却始终让知识分子坚持良知，做社会的良心。许春樵在《屋顶上空的爱情》中反其道而行之，让现实主义让位于理想主义，刻意突出与强调现实世界稀缺的人与精神。虽然，这些良知的人与清洁的精神已难寻觅，却偏让他们/它们在小说中闪光，这便是许春樵的浪漫主义。
《三城记》（二○一八年）里的顾明笛似乎走得更远，他不想人生一望见底就果断辞职，不想迎合学界不良风气而放弃学位，因做深度调查冒犯权贵被报社辞退……他似乎是永不疲倦的逃亡者与抗争者，不僵守纯粹价值或观念，不死守固定职业或生活，不封闭自己，也不局限自己，不做“单向度的人”。顾明笛的意义，不仅在于他是自觉的对抗者和否定者，更在于他还是一个自觉的生命意义的探寻者，他能不断反思自己的生活、精神状态。
此类“理想的知识分子”，疏远世俗名利，不屈从权势，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是新世纪小说中知识分子精神肖像之四。
郑凡代表了许春樵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张柠也将自己的经验、超验想象注入顾明笛的精神世界。相较之下，郑凡有些像是骑士唐·吉诃德，他更接近于班达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是一种传统的、保守的“理想型知识分子”;顾明笛则像是流浪者迪安，他更现代、更开放，更具时代性。
三十年过去，由庄之蝶所生发的话题仍未说尽。他让我们第一次目睹了知识分子在物欲社会中的蜕变，见识了消费伦理如何雕刻时代精神和它的强大吞噬力。至今，我们还在用这个虚构的人物，来标记时代的交替。仅此来说，庄之蝶、《废都》和贾平凹的文学史意义似乎已无法抹去。此后，中国当代文学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在复制、改写或修补庄之蝶的形象。直到《屋顶上空的爱情》和《三城记》的问世，知识分子形象才再次迭代——由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转成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正是这种迭代，产生了顾明笛这样崭新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改变了知识分子小说的书写格局，丰富了新世纪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画廊，扩大了未来知识分子小说的想象空间。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