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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国明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抢盐风波”在当前中国的社会舆论场域中影响巨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舆情监测平台所测得的该事件的舆情指数为94.2分，为极高值的范畴（舆情指数的最高值为100）。该事件爆发和影响主要集中在3月14日--17日这四天。
影响力分布
从地区来看，中国除西藏、青海等省域没有影响到，其余所有省区均被影响到，浙江是整个事件的发源地，浙江省内各主要城市都有介入，如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和台州等。其中浙江、上海、江苏、广东和北京等五个重点地区影响度和关注度最高，再次是四川、河北、辽宁、山东和河南等省区。
关注”抢盐风波”的人群中，主要以女性为主，年龄集中在40岁以上，平均年龄为45.9岁，职业以无业或退休人员为主，学历为初高中学历，这些个体也限于社会认知的局限和信息途径的缺乏，成为抢盐和囤盐的主力军。
传播路径与传播渠道
民众获取抢盐相关信息最多的渠道是亲友的口口相传，包括电话，占到了总体的3/5，恰恰这种人际传播的形式使得信息传播的速率和信任度大幅度提升，因为人际传播速度快，信任度高，使得整个人际网络连通效率高，事件扩散超过预期；其次是新闻网站，由于新闻网站的快捷性和高公信力，使得其成为第二大信息渠道；再次是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占到6.3%，剩下依次是短信、论坛博客、IM软件和微博等。
从传播路径可以看出，主要是人际传播（亲友口口——电话——短信——IM软件）——群体传播（微博——论坛——博客）——大众传播（报纸——新闻网站——电视），可以看出，这种传播路径是目前所有传通网络中效率最高、传通速度最高的传播路径，人际传播网络上在信息传播的同时，有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等附加价值在网络上传送，因此增强了信息传播的可信度和影响度，尤其是以手机为代表的信息移动终端为代表、以微博客为代表的微媒体的出现，这种传播方式是即时性、具备大众传播能力的，对现代社会管理者提出了挑战。此次谣言传播的对象其实是我们并不短缺的食盐，如果是一个有实质性现实困扰的影响社会稳定的恐慌性传言，社会管理者能否做出相关及时准确的判断、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社会灾害和次生灾害的发生，是值得我们严重反思和警醒的。
事件成因
舆情分析表明，造成这一热点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肇事主因：日本大地震、绍兴这个时节盛行腌制梅干菜的习俗、浙江游资的有意介入炒作等；
传播过程中的伴生性流言：与后来演化为碘盐可以防辐射，到了中期，尤其是蔓延到四川等西南地区，结合当地井盐的传统，有网友开始谣传井盐会因为海盐的涨价而提价，进而引起了第二轮谣言的传播；
深层次原因：从本质上来讲这样一个简单的流言之所以能够席卷和影响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主要源于政府的公信力不足、主渠道的有针对性的应对滞后以及民众对近来政府处理通货膨胀不力、市场机制紊乱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担心和恐慌造成。
公共机构的表现
此次事件中，政府等社会管理部门介入的时间总体来说严重滞后的，政府真正介入是“抢盐风波”已经波及全国范围之后的16日的晚上7点半，前三天政府作为社会管理主体是严重缺位的，出现了所谓的信息真空和主体缺位。
此次事件中，NGO组织开始登堂入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科学松鼠会和果壳网的谣言粉碎机，这些科普性微博基于其主体的科学性，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说明者和解释者，一定程度上对整个风潮的缓解具有重要作用。
此次事件中，大众媒体表现出来了慌乱与盲目性，在核辐射发生后，由于记者本身科学知识的匮乏，采访了一些所谓的专家，这些专家的不当言论对整个事件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如羊城晚报记者采访卫生部放射卫生防护标准委员会委员邹剑明时称“可以喝碘酒防护核辐射”；另外媒体在介入的时间上也较滞后，在事件发生的第三天才有相关媒体介入，还是台州当地的报纸，可见在这次事件中媒体的环境监测和社会守望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此事件的背后暗流涌动的是浙江游资的介入，虽然浙江省证监局一再宣称没有游资的介入，但游资是否介入不应该由浙江省证监局来查证，应该由国家层面的监管机构查证，根据17日晚间深交所公布的龙虎榜显示，浙江游资的确成为推动云南盐化涨停的主要力量：买入金额排行的前5个席位中4个被浙江营业部占据，其中财通证券温岭东辉北路营业部和湘财证券杭州教工路营业部分别买入1600万与1500万，贡献了前5个席位中近60%的力量。这次和以往历次抢购事件（“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等）基本上一致，均有背后游资的身影。
整个事件中，民众整体的心态演化趋势是由于缺少可信赖的主体（正常情况下这一可信赖的主体一般是由政府、大众传播媒介、学术界等担当）而造成恐慌的无所适从，而“从众”便成为近乎唯一的可选择路径。根据心理学相关理论，谣言看起来是由一个错误的认识导致的问题，因为人们不明真相，所以相信谣言，但是，最重要的因素其实是缺少信任、缺少安全感。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人们群体缺少信任、缺少安全感，没有在危机情况之下的可新蓝的“抓手”，，他们就特别容易受谣言的影响。缺少信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最为不安的一种感受，如果外在的某些因素让人产生不安全感时，就会觉得慌乱和无助，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谣言都可能激发其应激性的情绪反应，当下老百姓的这种不安实质上是对于政府的不信任，这是整个”抢盐风波”最本质、最底层的社会心理表现。
原则性建议
通过该事件，政府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反思和获取经验:
★修复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把建立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而政府公信力的建立有赖于在4个方面坚决果断地作为：一是表现出“胜任”（在社会对于政府最主要的期待方面做出成就来，而不是缺乏重点、小恩小惠）；二是建立“透明”的信息机制（坦诚是信任的前提、熟悉是信任的基础，公共信息的迅捷报道、采取措施的透明化处理是建立社会信任的必要条件）；三是具有“关切民生”的社会态度（晓之以理，不如动之以情。人民群众今天的社会判断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情感判断而不是理性判断。一定要解决“屁股坐在哪里的问题”才能解决人们的信任问题。因为老百姓是罪能够深刻体会到“屁股决定脑袋”的）；四是要建立一种“可靠”的形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以人民的利益为第一考量，绝对不破坏这个底线）。
★政府应对速度还应进一步“提速”。我们的反应速度应该赶在社会流言的传播速度之前而不是之后。基于最新科技的舆情预警技术的应用，应急预案的切实完善等应该成为当务之急。
★规范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交易行为，严厉打击游资和热钱的投机行为；民生问题是谣言滋生的温床；担心通货膨胀过度是当下民众最绷紧的神经，也是考验政府能力的试金石；
★充分发挥NGO组织的社会作用，进一步提升民众的科普能力和科学鉴别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抢盐风波”在当前中国的社会舆论场域中影响巨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舆情监测平台所测得的该事件的舆情指数为94.2分，为极高值的范畴（舆情指数的最高值为100）。该事件爆发和影响主要集中在3月14日--17日这四天。
影响力分布
从地区来看，中国除西藏、青海等省域没有影响到，其余所有省区均被影响到，浙江是整个事件的发源地，浙江省内各主要城市都有介入，如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和台州等。其中浙江、上海、江苏、广东和北京等五个重点地区影响度和关注度最高，再次是四川、河北、辽宁、山东和河南等省区。
关注”抢盐风波”的人群中，主要以女性为主，年龄集中在40岁以上，平均年龄为45.9岁，职业以无业或退休人员为主，学历为初高中学历，这些个体也限于社会认知的局限和信息途径的缺乏，成为抢盐和囤盐的主力军。
传播路径与传播渠道
民众获取抢盐相关信息最多的渠道是亲友的口口相传，包括电话，占到了总体的3/5，恰恰这种人际传播的形式使得信息传播的速率和信任度大幅度提升，因为人际传播速度快，信任度高，使得整个人际网络连通效率高，事件扩散超过预期；其次是新闻网站，由于新闻网站的快捷性和高公信力，使得其成为第二大信息渠道；再次是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占到6.3%，剩下依次是短信、论坛博客、IM软件和微博等。
从传播路径可以看出，主要是人际传播（亲友口口——电话——短信——IM软件）——群体传播（微博——论坛——博客）——大众传播（报纸——新闻网站——电视），可以看出，这种传播路径是目前所有传通网络中效率最高、传通速度最高的传播路径，人际传播网络上在信息传播的同时，有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等附加价值在网络上传送，因此增强了信息传播的可信度和影响度，尤其是以手机为代表的信息移动终端为代表、以微博客为代表的微媒体的出现，这种传播方式是即时性、具备大众传播能力的，对现代社会管理者提出了挑战。此次谣言传播的对象其实是我们并不短缺的食盐，如果是一个有实质性现实困扰的影响社会稳定的恐慌性传言，社会管理者能否做出相关及时准确的判断、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社会灾害和次生灾害的发生，是值得我们严重反思和警醒的。
事件成因
舆情分析表明，造成这一热点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肇事主因：日本大地震、绍兴这个时节盛行腌制梅干菜的习俗、浙江游资的有意介入炒作等；
传播过程中的伴生性流言：与后来演化为碘盐可以防辐射，到了中期，尤其是蔓延到四川等西南地区，结合当地井盐的传统，有网友开始谣传井盐会因为海盐的涨价而提价，进而引起了第二轮谣言的传播；
深层次原因：从本质上来讲这样一个简单的流言之所以能够席卷和影响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主要源于政府的公信力不足、主渠道的有针对性的应对滞后以及民众对近来政府处理通货膨胀不力、市场机制紊乱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担心和恐慌造成。
公共机构的表现
此次事件中，政府等社会管理部门介入的时间总体来说严重滞后的，政府真正介入是“抢盐风波”已经波及全国范围之后的16日的晚上7点半，前三天政府作为社会管理主体是严重缺位的，出现了所谓的信息真空和主体缺位。
此次事件中，NGO组织开始登堂入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科学松鼠会和果壳网的谣言粉碎机，这些科普性微博基于其主体的科学性，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说明者和解释者，一定程度上对整个风潮的缓解具有重要作用。
此次事件中，大众媒体表现出来了慌乱与盲目性，在核辐射发生后，由于记者本身科学知识的匮乏，采访了一些所谓的专家，这些专家的不当言论对整个事件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如羊城晚报记者采访卫生部放射卫生防护标准委员会委员邹剑明时称“可以喝碘酒防护核辐射”；另外媒体在介入的时间上也较滞后，在事件发生的第三天才有相关媒体介入，还是台州当地的报纸，可见在这次事件中媒体的环境监测和社会守望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此事件的背后暗流涌动的是浙江游资的介入，虽然浙江省证监局一再宣称没有游资的介入，但游资是否介入不应该由浙江省证监局来查证，应该由国家层面的监管机构查证，根据17日晚间深交所公布的龙虎榜显示，浙江游资的确成为推动云南盐化涨停的主要力量：买入金额排行的前5个席位中4个被浙江营业部占据，其中财通证券温岭东辉北路营业部和湘财证券杭州教工路营业部分别买入1600万与1500万，贡献了前5个席位中近60%的力量。这次和以往历次抢购事件（“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等）基本上一致，均有背后游资的身影。
整个事件中，民众整体的心态演化趋势是由于缺少可信赖的主体（正常情况下这一可信赖的主体一般是由政府、大众传播媒介、学术界等担当）而造成恐慌的无所适从，而“从众”便成为近乎唯一的可选择路径。根据心理学相关理论，谣言看起来是由一个错误的认识导致的问题，因为人们不明真相，所以相信谣言，但是，最重要的因素其实是缺少信任、缺少安全感。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人们群体缺少信任、缺少安全感，没有在危机情况之下的可新蓝的“抓手”，，他们就特别容易受谣言的影响。缺少信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最为不安的一种感受，如果外在的某些因素让人产生不安全感时，就会觉得慌乱和无助，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谣言都可能激发其应激性的情绪反应，当下老百姓的这种不安实质上是对于政府的不信任，这是整个”抢盐风波”最本质、最底层的社会心理表现。
原则性建议
通过该事件，政府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反思和获取经验:
★修复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把建立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而政府公信力的建立有赖于在4个方面坚决果断地作为：一是表现出“胜任”（在社会对于政府最主要的期待方面做出成就来，而不是缺乏重点、小恩小惠）；二是建立“透明”的信息机制（坦诚是信任的前提、熟悉是信任的基础，公共信息的迅捷报道、采取措施的透明化处理是建立社会信任的必要条件）；三是具有“关切民生”的社会态度（晓之以理，不如动之以情。人民群众今天的社会判断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情感判断而不是理性判断。一定要解决“屁股坐在哪里的问题”才能解决人们的信任问题。因为老百姓是罪能够深刻体会到“屁股决定脑袋”的）；四是要建立一种“可靠”的形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以人民的利益为第一考量，绝对不破坏这个底线）。
★政府应对速度还应进一步“提速”。我们的反应速度应该赶在社会流言的传播速度之前而不是之后。基于最新科技的舆情预警技术的应用，应急预案的切实完善等应该成为当务之急。
★规范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交易行为，严厉打击游资和热钱的投机行为；民生问题是谣言滋生的温床；担心通货膨胀过度是当下民众最绷紧的神经，也是考验政府能力的试金石；
★充分发挥NGO组织的社会作用，进一步提升民众的科普能力和科学鉴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