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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桥唱和是以王士禛为领袖的清初广陵词坛的几次重要的唱和活动之一。相较于前几次的多人唱和，红桥唱和在词的主题和内容上都有所不同。王士禛作为红桥唱和的组织者，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红桥唱和一方面延续了《花间》《草堂》的风格，一方面在唱和词中别有寄托，开启了清词社集创作的风气，在词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红桥唱和 王士禛 寄托 清词中兴
王士禛少有才名，顺治十五年（1658）中进士，次年授扬州推官。在到任扬州前，他曾举办秋柳唱和。顺治十七年（1660）三月，到任扬州，开启了以王士禛为领袖的广陵词坛唱和的新时代。王士禛在扬州主持了题《青溪遗事画册》、咏余氏女子绣图等一系列唱和，吴梅村称其在扬州是“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康熙元年（1662），王士禛在扬州召集词友，共游红桥，举办了一场颇具规模的红桥词会。王士禛首倡《浣溪沙·红桥》，与其同游的词人竞相和之，部分词人还在唱和后进行追和。红桥唱和是王士禛领导的多人步韻唱和中影响较大的唱和活动，其主题与词风蕴含新变，可见清词中兴之势。
一、红桥唱和的参与者与主题
红桥唱和与王士禛同游的词人共有10位，分别是张养重、袁于令、邱象随、杜于皇、蒋平阶、陈维崧、朱克生、余怀、陈允衡、刘梁嵩。此外，金镇、阮士悦、邹祗谟、曹贞吉这四位是红桥宴游后对王士禛的词作进行追和。可以发现，14位词人中只有刘梁嵩、金镇、袁于令三人是官员，邱象随为贡生，其余10人皆为布衣，而且布衣中遗民故老较多，蒋平阶、张养重、余怀、杜于皇、陈允衡这5位都是遗民词人。部分遗民词人在清初名重一时，如蒋平阶、张养重二人，在当时很有声望，轻易不与官场之人唱和。蒋平阶是云间词派后期词人领袖。入清后在闵事唐王，积极从事反清活动。唐王败后，改名换道装，漫游江浙一带。蒋平阶主要是与蒋氏门人唱和，遗留下的唱和词作并不多。张养重，字子瞻，号虞山，清人入主中原后，张养重栖隐山林，以布衣终老，仅留与王士禛的唱和词1首。这些名望颇重的遗老与王士禛唱和，王士禛的人格魅力可以从中窥见一二了。也正是因为这些才高名重的遗老与王士禛唱和，扩大了红桥唱和在当时的社会影响。
王士禛在《红桥游记》中记叙了当时唱和的过程。“予数往来北郭，必过红桥，顾而乐之。登桥四望，忽复徘徊感叹。当哀乐之交乘于中，往往不能自喻其故。王、谢冶城之语，景、晏牛山之悲，今之视昔，亦有然耶？”王士禛自己也曾说过：“红桥即席赓唱，兴到成篇，各采其一，以志一时盛事，当使‘红桥’与‘兰亭’并传耳。”从中可以看出，王士禛《红桥游记》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无论在文章的内容主题还是语气上都颇为相似。江南遗老的参与，使得唱和词作中添入了易代之悲。扬州本就是非常具有历史文化气息的一座城市，扬州城中的风景触动了他们对荒凉历史、朝代更替的悲叹，在唱和词中不免发出易代之悲的感慨。红桥唱和在场共有10位词人，唱和词作共16首，这10位词人中，有8位在词中皆有“愁”字出现，或为“魂销”“迷楼”之类的字样。如蒋平阶《浣溪沙·红桥即事》中“隔江愁听后庭花”一句，与“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相似，可以说是直接感叹了朝代更替、历史兴亡。其中其他唱和词人的词作中，袁于令的“旧时花”、杜于皇的“古今愁”、张养重的“可怜花”等也都借艳词为依托，或多或少、若有若无地传达出这种隐晦的愁思。
红桥唱和与之前的唱和相比，在主题和内容上都有所不同。王士禛于顺治十七年（1660）三月到任扬州推官，举办了多次唱和。这些唱和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是题《青溪遗事画册》唱和与红桥唱和。题《青溪遗事画册》唱和发生在顺治十八年（1661），王士禛从南京带回《青溪遗事画册》，由王士禛首倡《菩萨蛮·咏青溪遗事画册同其年程村羡门》，邹祗谟、彭孙遹、陈维崧等人和之。此次唱和的主要词人多与王士禛年龄身份相仿。彭孙遹与王士禛在之前就有过诗文唱和。《王士禛年谱》中就曾记录，顺治十六年（1659），“是年居京师久，与海盐彭孙遹骏孙唱和最多。是冬，山人与西樵及羡门唱和香奁体诗，刻《彭王唱和集》”。王士禛与彭孙遹的唱和内容多为香奁艳词。题《青溪遗事画册》唱和也延续这种香艳绮靡的风格，借这种香艳风格寄托自己的家国之痛，但这种小令的形式其实并不能很好地表达出词人的心态，又因清廷压制文人，文人在词中大多不敢表露出自己的内心情感。红桥唱和则多为遗民布衣，故国遗老在唱和时难免流露出朝代更替的感伤。清初广陵词坛仍是延续云间词派的词风，以艳词小令居多。因此不管是题《青溪遗事画册》唱和还是红桥唱和，唱和词的风格还是多为描写闺情的艳词。不过因为王士禛本身在红桥唱和时的心态已经与一年前不同，在红桥唱和时，王士禛欲脱离家国之痛而模仿欧、苏那种潇洒超脱的风格，所以在词的主题和内容上与之前有所不同。并且参与词人多为遗民故老，红桥唱和中词人对于人生短暂、朝代更替的感伤都在唱和词中注入了别样的情感，在词作中有所寄托。这也是红桥唱和与其他几次唱和的不同之处。
二、王士禛的领袖作用及其态度转变
扬州特殊的文化环境，为王士禛的唱和活动提供了条件。扬州古称广陵，地处要塞，是南北交通的必经之处。自古便有“扬一益二”之称，扬州是盐运的重要枢纽，众多商贾聚集于此，也因此成为经济繁荣之地。扬州有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文化氛围，唐诗中便有“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欧阳修知扬州时，修筑了平山堂，并与友人在平山堂诗酒雅会，平山堂成为扬州的一处名胜。三分明月独占二分的扬州是众多文人雅士向往的风月之所，但扬州也不仅仅是这样的繁华美丽，在繁华背后也有伤痕。清兵入关南下，在扬州屠城十日，满目疮痍，扬州的这些伤痕与政治息息相关。明亡后，遗民故老隐居扬州，这些历史废墟都给遗民词人带来冲击，进而联想到朝代更替，不禁发出易代之悲的感叹。
王士禛自身的才学和人格魅力也是他成为清初广陵词坛盟主的重要原因。王士禛少有诗才，成名甚早。任扬州推官前，就已经举办过秋柳唱和，在他《秋柳》词作中就带有隐约的故国之蕴，秋柳唱和打开了王士禛的知名度。王士禛任扬州推官时，正值清廷严酷打压文人，各类大案接踵而出，“科场案”“奏销案”打击了大批文人。王士禛对于这些罹祸文人表示了同情和关心。在审理相关案件时，都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公正严肃，绝不广为牵连。《王士禛年谱》中说道：“监司以下，承问稍不称指，皆坐故纵抵罪。山人案狱，乃理其无明验者出之，而坐告奸者。”冒襄、董以宁、彭孙遹等人都与他相交甚密，在“奏销案”期间，王士禛都对他们表示了关怀。此外，王士禛还与遗民故老相交，遗老多不爱与官场之人结交，隐居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中，但王士禛能与遗老们相交甚好。林古度便是明遗老，王士禛的《入吴集》请了林古度作序，可见其二人关系甚好。与名重一时的遗老们结交，扩大了他在文坛中的名气。王士禛本身的才气与名声，加之他与官员和罹祸文人都有接触，作为遗民和官员的中间人物，成为词坛领袖的不二人选。顾贞观在《栩园词弃稿》中提到：“渔洋之数载广陵，实为斯道总持。二三同学，功亦难泯。”说王士禛是“斯到总持”，的确是十分贴切了，王士禛领导的几次唱和将不同政治身份的词人聚集到一起进行诗词创作，开创了唱和新局面。 王士禛作《浣溪沙》三首，诸词人和韵王士禛，一是词人之间的交游创作不免带有竞技性和游戏性，红桥唱和也不例外。王士禛邀请文人诗酒宴游，词人唱和写词往往争奇斗艳，展现自己的才情。二是王士禛首倡的《浣溪沙·红桥》本身所具有的感情引起了和韵词人的共鸣，通过和韵王士禛的词，可以宣泄自己的胸中块垒，抒发自己的情感。如王士禛在《浣溪沙·红桥》中“绿杨城郭是扬州”一句，抒发了今古兴亡的感叹。在第二首中“欲寻往事已魂销”，“魂销”二字传达出淡淡的愁思，这些隐隐约约的愁思需要去仔细品味。杜浚在词中也写到“更欲放船何处去，平山堂上古今愁”，与王士禛表达的愁思有异曲同工之妙。三是和韵王士禛的词，也表现出对首倡者的尊重和仰慕。王士禛在当时词坛上交友广泛，无论是布衣、遗民、新贵，还是各地青年俊彦都与他相交甚好，王士禛作为首倡之人，和韵他的词人都表示出对他的尊重。一直跟随他的陈维崧，对王士禛可以说是抱着一种仰慕的心态。陈维崧在顺治十七年（1660）应试不第，接到王士禛的邀請前往扬州，王士禛在扬州举办的一系列唱和他大多都有参加。陈维崧的词风在唱和词中也是受到王士禛的引导，在扬州的一系列唱和中逐渐形成的。
王士禛的词学活动，在离开扬州之后也宣告结束了。顾贞观在《论词书》中：“渔洋复位高望重，绝口不谈，于是向之言词者悉去而言诗古文辞，回视‘花间’‘草堂’顿如雕虫之见，耻于壮夫矣。”王士禛在离开扬州之后的时间中，对于之前在扬州举办的词学活动，便绝口不谈了，而是以诗和“神韵说”扬名当世。究其原因，除了“词乃诗余、游戏小道”的思想依然存在，从当时的大背景包括王士禛自身的心态来看，还有其他的原因。清初仍延续《花间》《草堂》的词风，多艳词小令。王士禛认识到这种词风僵化，在主持各种唱和活动中，对于词风的转变做过努力。红桥唱和时他欲转向欧、苏达观豪放的词风，然而这一想法在红桥唱和的实践中并未产生广泛影响。他作为广陵词坛的盟主，虽有心发“变”声，但在当时的大格局之下，词风的改变，是需要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而且王士禛作为官场之人，为之后的仕途考虑，如果在这时站出，需要承担太大风险。另外，王士禛在离开扬州后，仕途大进，官至刑部尚书。与此同时，清朝的文字狱也是愈演愈烈。康熙二年的“明史案”给文人带来极大的打击。文人为了明哲保身，在诗词创作时也更加小心谨慎。王士禛在康熙十七年得康熙帝赏识，并下诏让其进诗稿，“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仕南书房”。王士禛在扬州举行的一系列唱和，让他早已名声在外，随着他官位的不断迁升，王士禛名扬天下。他为文坛盟主但同时也位居高官，在进行诗歌唱和时就得愈加注意自己的用词斟酌、情感流露。在扬州的五年中，他与遗民故老多有交往，常有往来唱和。王士禛入京为官后，要明确自己的政治态度与立场，之前唱和之事便绝口不提了。
三、红桥唱和的词史意义
红桥唱和在词的风格上，是对《花间》《草堂》的延续。顺治十七年（1660），王士禛与邹祗谟共同编选了《倚声初集》，《倚声初集》将红桥唱和的词作收录其中。明末词作多绮靡艳冶之风，清初词风接晚明余续，艳冶之风尚未消弭。云间词派推崇唐五代北宋之词，也多不能避免绮靡艳丽的风格。处于清初的词人难免受到影响，在创作时表现出侧艳风格。《倚声初集》以“续《花间》《草堂》之后”为目的，在选词上偏向婉约的艳词。王士禛在红桥唱和时，有意识地对这种词风进行改造，意欲转向欧、苏旷达乐观的风格。虽然红桥唱和最后并未达到他的预期，但是参与词人在作词时融入了自己个人的身世之感，在词曲中托意杳渺。红桥唱和的词作以花间、草堂风格的侧艳之词为依托，承接云间词派对“雅正”的推崇，在整体风格上表现出“清雅”的特点。
红桥唱和在延续《花间》《草堂》风格的同时，蕴含新变。王士禛组织的唱和活动是有所变化的，之前几次与同辈的唱和以艳词为主。红桥唱和中由于遗民词人较多，再加上王士禛自身心态的变化，于是艳词风中便有“风人之旨”。在红桥唱和的词作中，因为词人身份的差异，在词作的内容主题上也略有差异。红桥唱和中有一部分官场之人，他们科举顺利，唱和词作大多是一些应景之作，并无深刻含义。有些是由红桥景色引起的自悼身世之感，如陈维崧的“可怜头白不胜愁”一句，在词中表现自己流落江湖、功业未就之愁。还有一些是遗民词人见红桥旧迹而伤怀古今，发出易代之悲的感慨。蒋平阶的“隔江愁听后庭花”直接表达了此种感叹。由此可见，红桥唱和的词作，是以艳词为外在形式，但在词中有所寄托。与以往的唱和相比，红桥唱和的词中蕴含着新变。
红桥唱和开启了清词社集创作的风气。在王士禛在扬州主持唱和之前，清初词坛上多人步韵唱和寥寥无几，规模和影响不是很大。并且多数唱和是发生在具有相同身份的文人之中。而王士禛主持的红桥唱和，将各种身份的词人聚集到一起进行诗词创作，开创了唱和的新局面。红桥唱和在当时的影响，《王士禛年谱》中提到了此次唱和的结果：“山人做浣溪沙三阕，所谓‘绿杨城郭是扬州’是也，和者自茶村而下数君，江南北颇流传之，或有绘为图画者，于是过扬州者多问红桥矣。”说明红桥唱在江南一带流传甚广，而红桥也因此成为扬州的一处胜景。参加唱和词人吴绮云：“词家旧推云间，次数兰陵，今则广陵亦称极盛。”由此可见，王士禛之前举办的一系列唱和，到红桥唱和结束，扬州成为继云间后第二个唱和填词的核心地带。江南本就是清初文人聚集之地，王士禛作为广陵词坛盟主，他举办的几次唱和，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清词社集创作的风气也由此渐开。之后扬州词坛上唱和风气渐盛，各类小型、大型唱和不断出现，唱和词集不断刊刻出版。各类诗社、词社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诗词酬唱成为清代风气。
王士禛为广陵词坛盟主时，主持的几场唱和是不断发展的，由香闺艳词到咏叹曲隐。红桥唱和的主题和内容都与之前的唱和有所不同，参与的词人身份也不同，有布衣、遗民和官员。王士禛将这些身份不同的词人聚集到一起诗酒宴游、唱和作词，的确是起到了“斯到总持”的作用。红桥唱和的词作仍延续了《花间》《草堂》的风格，但是词中又蕴含着新变，词人在词中往往有所寄托。红桥唱和开启了清词社集的风气，为之后词风的变化埋下伏笔。
参考文献：
[1] 王士禛.王士禛全集[M].山东：齐鲁书社，2007.
[2] 王士禛.《冶春绝句、红桥唱和词、阮亭诗余略》自序[A].冶春绝句、红桥唱和词、阮亭诗余略[C].上海：上海图书馆藏清刻本.
[3] 王士禛，孙言诚点校.王士禛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2.
[4] 顾贞观.栩园词弃稿序[C].康熙四十三年且朴斋刻本.
[5] 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6.
基金项目： 2019扬州大学大学生科创基金重点项目“清初扬州词坛编年研究”（项目编号X20190007）
作 者： 薛竹，扬州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关键词：红桥唱和 王士禛 寄托 清词中兴
王士禛少有才名，顺治十五年（1658）中进士，次年授扬州推官。在到任扬州前，他曾举办秋柳唱和。顺治十七年（1660）三月，到任扬州，开启了以王士禛为领袖的广陵词坛唱和的新时代。王士禛在扬州主持了题《青溪遗事画册》、咏余氏女子绣图等一系列唱和，吴梅村称其在扬州是“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康熙元年（1662），王士禛在扬州召集词友，共游红桥，举办了一场颇具规模的红桥词会。王士禛首倡《浣溪沙·红桥》，与其同游的词人竞相和之，部分词人还在唱和后进行追和。红桥唱和是王士禛领导的多人步韻唱和中影响较大的唱和活动，其主题与词风蕴含新变，可见清词中兴之势。
一、红桥唱和的参与者与主题
红桥唱和与王士禛同游的词人共有10位，分别是张养重、袁于令、邱象随、杜于皇、蒋平阶、陈维崧、朱克生、余怀、陈允衡、刘梁嵩。此外，金镇、阮士悦、邹祗谟、曹贞吉这四位是红桥宴游后对王士禛的词作进行追和。可以发现，14位词人中只有刘梁嵩、金镇、袁于令三人是官员，邱象随为贡生，其余10人皆为布衣，而且布衣中遗民故老较多，蒋平阶、张养重、余怀、杜于皇、陈允衡这5位都是遗民词人。部分遗民词人在清初名重一时，如蒋平阶、张养重二人，在当时很有声望，轻易不与官场之人唱和。蒋平阶是云间词派后期词人领袖。入清后在闵事唐王，积极从事反清活动。唐王败后，改名换道装，漫游江浙一带。蒋平阶主要是与蒋氏门人唱和，遗留下的唱和词作并不多。张养重，字子瞻，号虞山，清人入主中原后，张养重栖隐山林，以布衣终老，仅留与王士禛的唱和词1首。这些名望颇重的遗老与王士禛唱和，王士禛的人格魅力可以从中窥见一二了。也正是因为这些才高名重的遗老与王士禛唱和，扩大了红桥唱和在当时的社会影响。
王士禛在《红桥游记》中记叙了当时唱和的过程。“予数往来北郭，必过红桥，顾而乐之。登桥四望，忽复徘徊感叹。当哀乐之交乘于中，往往不能自喻其故。王、谢冶城之语，景、晏牛山之悲，今之视昔，亦有然耶？”王士禛自己也曾说过：“红桥即席赓唱，兴到成篇，各采其一，以志一时盛事，当使‘红桥’与‘兰亭’并传耳。”从中可以看出，王士禛《红桥游记》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无论在文章的内容主题还是语气上都颇为相似。江南遗老的参与，使得唱和词作中添入了易代之悲。扬州本就是非常具有历史文化气息的一座城市，扬州城中的风景触动了他们对荒凉历史、朝代更替的悲叹，在唱和词中不免发出易代之悲的感慨。红桥唱和在场共有10位词人，唱和词作共16首，这10位词人中，有8位在词中皆有“愁”字出现，或为“魂销”“迷楼”之类的字样。如蒋平阶《浣溪沙·红桥即事》中“隔江愁听后庭花”一句，与“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相似，可以说是直接感叹了朝代更替、历史兴亡。其中其他唱和词人的词作中，袁于令的“旧时花”、杜于皇的“古今愁”、张养重的“可怜花”等也都借艳词为依托，或多或少、若有若无地传达出这种隐晦的愁思。
红桥唱和与之前的唱和相比，在主题和内容上都有所不同。王士禛于顺治十七年（1660）三月到任扬州推官，举办了多次唱和。这些唱和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是题《青溪遗事画册》唱和与红桥唱和。题《青溪遗事画册》唱和发生在顺治十八年（1661），王士禛从南京带回《青溪遗事画册》，由王士禛首倡《菩萨蛮·咏青溪遗事画册同其年程村羡门》，邹祗谟、彭孙遹、陈维崧等人和之。此次唱和的主要词人多与王士禛年龄身份相仿。彭孙遹与王士禛在之前就有过诗文唱和。《王士禛年谱》中就曾记录，顺治十六年（1659），“是年居京师久，与海盐彭孙遹骏孙唱和最多。是冬，山人与西樵及羡门唱和香奁体诗，刻《彭王唱和集》”。王士禛与彭孙遹的唱和内容多为香奁艳词。题《青溪遗事画册》唱和也延续这种香艳绮靡的风格，借这种香艳风格寄托自己的家国之痛，但这种小令的形式其实并不能很好地表达出词人的心态，又因清廷压制文人，文人在词中大多不敢表露出自己的内心情感。红桥唱和则多为遗民布衣，故国遗老在唱和时难免流露出朝代更替的感伤。清初广陵词坛仍是延续云间词派的词风，以艳词小令居多。因此不管是题《青溪遗事画册》唱和还是红桥唱和，唱和词的风格还是多为描写闺情的艳词。不过因为王士禛本身在红桥唱和时的心态已经与一年前不同，在红桥唱和时，王士禛欲脱离家国之痛而模仿欧、苏那种潇洒超脱的风格，所以在词的主题和内容上与之前有所不同。并且参与词人多为遗民故老，红桥唱和中词人对于人生短暂、朝代更替的感伤都在唱和词中注入了别样的情感，在词作中有所寄托。这也是红桥唱和与其他几次唱和的不同之处。
二、王士禛的领袖作用及其态度转变
扬州特殊的文化环境，为王士禛的唱和活动提供了条件。扬州古称广陵，地处要塞，是南北交通的必经之处。自古便有“扬一益二”之称，扬州是盐运的重要枢纽，众多商贾聚集于此，也因此成为经济繁荣之地。扬州有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文化氛围，唐诗中便有“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欧阳修知扬州时，修筑了平山堂，并与友人在平山堂诗酒雅会，平山堂成为扬州的一处名胜。三分明月独占二分的扬州是众多文人雅士向往的风月之所，但扬州也不仅仅是这样的繁华美丽，在繁华背后也有伤痕。清兵入关南下，在扬州屠城十日，满目疮痍，扬州的这些伤痕与政治息息相关。明亡后，遗民故老隐居扬州，这些历史废墟都给遗民词人带来冲击，进而联想到朝代更替，不禁发出易代之悲的感叹。
王士禛自身的才学和人格魅力也是他成为清初广陵词坛盟主的重要原因。王士禛少有诗才，成名甚早。任扬州推官前，就已经举办过秋柳唱和，在他《秋柳》词作中就带有隐约的故国之蕴，秋柳唱和打开了王士禛的知名度。王士禛任扬州推官时，正值清廷严酷打压文人，各类大案接踵而出，“科场案”“奏销案”打击了大批文人。王士禛对于这些罹祸文人表示了同情和关心。在审理相关案件时，都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公正严肃，绝不广为牵连。《王士禛年谱》中说道：“监司以下，承问稍不称指，皆坐故纵抵罪。山人案狱，乃理其无明验者出之，而坐告奸者。”冒襄、董以宁、彭孙遹等人都与他相交甚密，在“奏销案”期间，王士禛都对他们表示了关怀。此外，王士禛还与遗民故老相交，遗老多不爱与官场之人结交，隐居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中，但王士禛能与遗老们相交甚好。林古度便是明遗老，王士禛的《入吴集》请了林古度作序，可见其二人关系甚好。与名重一时的遗老们结交，扩大了他在文坛中的名气。王士禛本身的才气与名声，加之他与官员和罹祸文人都有接触，作为遗民和官员的中间人物，成为词坛领袖的不二人选。顾贞观在《栩园词弃稿》中提到：“渔洋之数载广陵，实为斯道总持。二三同学，功亦难泯。”说王士禛是“斯到总持”，的确是十分贴切了，王士禛领导的几次唱和将不同政治身份的词人聚集到一起进行诗词创作，开创了唱和新局面。 王士禛作《浣溪沙》三首，诸词人和韵王士禛，一是词人之间的交游创作不免带有竞技性和游戏性，红桥唱和也不例外。王士禛邀请文人诗酒宴游，词人唱和写词往往争奇斗艳，展现自己的才情。二是王士禛首倡的《浣溪沙·红桥》本身所具有的感情引起了和韵词人的共鸣，通过和韵王士禛的词，可以宣泄自己的胸中块垒，抒发自己的情感。如王士禛在《浣溪沙·红桥》中“绿杨城郭是扬州”一句，抒发了今古兴亡的感叹。在第二首中“欲寻往事已魂销”，“魂销”二字传达出淡淡的愁思，这些隐隐约约的愁思需要去仔细品味。杜浚在词中也写到“更欲放船何处去，平山堂上古今愁”，与王士禛表达的愁思有异曲同工之妙。三是和韵王士禛的词，也表现出对首倡者的尊重和仰慕。王士禛在当时词坛上交友广泛，无论是布衣、遗民、新贵，还是各地青年俊彦都与他相交甚好，王士禛作为首倡之人，和韵他的词人都表示出对他的尊重。一直跟随他的陈维崧，对王士禛可以说是抱着一种仰慕的心态。陈维崧在顺治十七年（1660）应试不第，接到王士禛的邀請前往扬州，王士禛在扬州举办的一系列唱和他大多都有参加。陈维崧的词风在唱和词中也是受到王士禛的引导，在扬州的一系列唱和中逐渐形成的。
王士禛的词学活动，在离开扬州之后也宣告结束了。顾贞观在《论词书》中：“渔洋复位高望重，绝口不谈，于是向之言词者悉去而言诗古文辞，回视‘花间’‘草堂’顿如雕虫之见，耻于壮夫矣。”王士禛在离开扬州之后的时间中，对于之前在扬州举办的词学活动，便绝口不谈了，而是以诗和“神韵说”扬名当世。究其原因，除了“词乃诗余、游戏小道”的思想依然存在，从当时的大背景包括王士禛自身的心态来看，还有其他的原因。清初仍延续《花间》《草堂》的词风，多艳词小令。王士禛认识到这种词风僵化，在主持各种唱和活动中，对于词风的转变做过努力。红桥唱和时他欲转向欧、苏达观豪放的词风，然而这一想法在红桥唱和的实践中并未产生广泛影响。他作为广陵词坛的盟主，虽有心发“变”声，但在当时的大格局之下，词风的改变，是需要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而且王士禛作为官场之人，为之后的仕途考虑，如果在这时站出，需要承担太大风险。另外，王士禛在离开扬州后，仕途大进，官至刑部尚书。与此同时，清朝的文字狱也是愈演愈烈。康熙二年的“明史案”给文人带来极大的打击。文人为了明哲保身，在诗词创作时也更加小心谨慎。王士禛在康熙十七年得康熙帝赏识，并下诏让其进诗稿，“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仕南书房”。王士禛在扬州举行的一系列唱和，让他早已名声在外，随着他官位的不断迁升，王士禛名扬天下。他为文坛盟主但同时也位居高官，在进行诗歌唱和时就得愈加注意自己的用词斟酌、情感流露。在扬州的五年中，他与遗民故老多有交往，常有往来唱和。王士禛入京为官后，要明确自己的政治态度与立场，之前唱和之事便绝口不提了。
三、红桥唱和的词史意义
红桥唱和在词的风格上，是对《花间》《草堂》的延续。顺治十七年（1660），王士禛与邹祗谟共同编选了《倚声初集》，《倚声初集》将红桥唱和的词作收录其中。明末词作多绮靡艳冶之风，清初词风接晚明余续，艳冶之风尚未消弭。云间词派推崇唐五代北宋之词，也多不能避免绮靡艳丽的风格。处于清初的词人难免受到影响，在创作时表现出侧艳风格。《倚声初集》以“续《花间》《草堂》之后”为目的，在选词上偏向婉约的艳词。王士禛在红桥唱和时，有意识地对这种词风进行改造，意欲转向欧、苏旷达乐观的风格。虽然红桥唱和最后并未达到他的预期，但是参与词人在作词时融入了自己个人的身世之感，在词曲中托意杳渺。红桥唱和的词作以花间、草堂风格的侧艳之词为依托，承接云间词派对“雅正”的推崇，在整体风格上表现出“清雅”的特点。
红桥唱和在延续《花间》《草堂》风格的同时，蕴含新变。王士禛组织的唱和活动是有所变化的，之前几次与同辈的唱和以艳词为主。红桥唱和中由于遗民词人较多，再加上王士禛自身心态的变化，于是艳词风中便有“风人之旨”。在红桥唱和的词作中，因为词人身份的差异，在词作的内容主题上也略有差异。红桥唱和中有一部分官场之人，他们科举顺利，唱和词作大多是一些应景之作，并无深刻含义。有些是由红桥景色引起的自悼身世之感，如陈维崧的“可怜头白不胜愁”一句，在词中表现自己流落江湖、功业未就之愁。还有一些是遗民词人见红桥旧迹而伤怀古今，发出易代之悲的感慨。蒋平阶的“隔江愁听后庭花”直接表达了此种感叹。由此可见，红桥唱和的词作，是以艳词为外在形式，但在词中有所寄托。与以往的唱和相比，红桥唱和的词中蕴含着新变。
红桥唱和开启了清词社集创作的风气。在王士禛在扬州主持唱和之前，清初词坛上多人步韵唱和寥寥无几，规模和影响不是很大。并且多数唱和是发生在具有相同身份的文人之中。而王士禛主持的红桥唱和，将各种身份的词人聚集到一起进行诗词创作，开创了唱和的新局面。红桥唱和在当时的影响，《王士禛年谱》中提到了此次唱和的结果：“山人做浣溪沙三阕，所谓‘绿杨城郭是扬州’是也，和者自茶村而下数君，江南北颇流传之，或有绘为图画者，于是过扬州者多问红桥矣。”说明红桥唱在江南一带流传甚广，而红桥也因此成为扬州的一处胜景。参加唱和词人吴绮云：“词家旧推云间，次数兰陵，今则广陵亦称极盛。”由此可见，王士禛之前举办的一系列唱和，到红桥唱和结束，扬州成为继云间后第二个唱和填词的核心地带。江南本就是清初文人聚集之地，王士禛作为广陵词坛盟主，他举办的几次唱和，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清词社集创作的风气也由此渐开。之后扬州词坛上唱和风气渐盛，各类小型、大型唱和不断出现，唱和词集不断刊刻出版。各类诗社、词社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诗词酬唱成为清代风气。
王士禛为广陵词坛盟主时，主持的几场唱和是不断发展的，由香闺艳词到咏叹曲隐。红桥唱和的主题和内容都与之前的唱和有所不同，参与的词人身份也不同，有布衣、遗民和官员。王士禛将这些身份不同的词人聚集到一起诗酒宴游、唱和作词，的确是起到了“斯到总持”的作用。红桥唱和的词作仍延续了《花间》《草堂》的风格，但是词中又蕴含着新变，词人在词中往往有所寄托。红桥唱和开启了清词社集的风气，为之后词风的变化埋下伏笔。
参考文献：
[1] 王士禛.王士禛全集[M].山东：齐鲁书社，2007.
[2] 王士禛.《冶春绝句、红桥唱和词、阮亭诗余略》自序[A].冶春绝句、红桥唱和词、阮亭诗余略[C].上海：上海图书馆藏清刻本.
[3] 王士禛，孙言诚点校.王士禛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2.
[4] 顾贞观.栩园词弃稿序[C].康熙四十三年且朴斋刻本.
[5] 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6.
基金项目： 2019扬州大学大学生科创基金重点项目“清初扬州词坛编年研究”（项目编号X20190007）
作 者： 薛竹，扬州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