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团圆》中的女性群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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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张爱玲在《小团圆》中塑造了大量来自不同阶层的女性形象,从身份这一角度可分为小姐、姨太太和女仆三类群像。小姐群体大多出生高贵并且受过新式教育,追求独立与自由;姨太太多数来自底层社会,试图通过依附男人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追求物质享受;女仆同样出生底层,但大多通过劳动养活自己和家人,追求简单的幸福。但在男权当道和风雨飘摇的乱世,无论是小姐、姨太太还是女仆都无法挣脱悲惨的命运,都会走向悲惨的结局。
  关键词:《小团圆》 小姐 姨太太 女仆
  《小团圆》是张爱玲关于自身过往故事的记录与展现,目前,很多学者将其视为张爱玲自身的传记进行研究。《〈小团圆〉:张爱玲的小说体回忆录》一文直接将《小团圆》定义为“小说体回忆录”而摒弃了“自传体小说”这个概念。《张爱玲书信与〈小团圆〉身体书写——档案学视角的解读》则直接从档案学的角度对《小团圆》进行解读,显然比起小说论文更愿意将其视为史学材料。《小团圆》除了讲述盛九莉和邵之雍的爱情故事,张爱玲还用了大量的笔墨记录了很多有关亲情、友情的悲欢离合,塑造了很多值得细细品味的女性形象。张爱玲通过《小团圆》不仅构建了自己的历史,回味了过往的爱情,同时也回望了那些曾经出现在她生命里的个体。张爱玲讲述的都是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故事,通过她的故事,可以穿过主流叙事,绕过男性视角,窥见时代浪潮中奋力求生的女性群像,大时代里的小叙事本身就是其作品的特点,这也是其作品历经时光冲刷却永葆魅力的关键。“《小团圆》作为张爱玲后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内容非常丰富,结构复杂,充分显示了张爱玲晚年不衰的艺术创造力。”而她笔下的小姐、姨太太和女仆群像都栩栩如生地讲述着各类女性在乱世中的选择与挣扎。
  一、小姐群像
  盛九莉和楚娣骨子里是一类人,她们都是旧家庭中拥有留学背景接受过新教育的小姐,同时又都逃离传统家庭却感情不顺的女性,她们天性浪漫,追求自由与独立却又极度缺乏安全感,她们对待感情热情,对待生活精致,对待亲情却极度冷漠,因为利益不惜兄妹反目,家庭离散。她们是乱世里的浮萍,爱情是她们抵抗世界的武器,“无目的的爱情”是她们最大的追求,但她们显然忘记了在极度混乱和男权当道的时代,爱情是最奢侈的商品。
  “女性作为弱于男性的‘第二性’的存在,是文明世界范围内的事实。在男权社会的文化体系中,居绝对优势地位的男权语境规范着女性的存在,使女性意识逐渐灭于宗法制度的禁锢下。”随着封建统治的倾覆,旧式家庭的没落,使得小姐们获得重生的机会,不用受制于宗法制的魔爪。优越的家庭条件将她们培养成名媛淑女,拥有出众的气质与不俗的谈吐,良好的教育启蒙使她们关注女性的命运和自身的人生理想、价值追求,鼓励她们逃出旧式家庭追求自由与解放,鼓励她们积极出走找寻自我。旧式家庭所给予她们适用于上层阶级的一切生活,却无法给予她们在乱世安身立命的能力。独立女性的皇冠逼迫她们在走投无路之时也绝不折回头向旧家庭求救,无论是姊妹之间,还是母女之间都斤斤计较地算清楚每一笔钱,似乎有经济依赖或者经济往来就会缺失独立的人格和充分的自由从而显得不现代、不独立。楚娣节衣缩食也要还蕊秋的钱,九莉宁愿欠着男人的钱也要还母亲蕊秋的钱,蕊秋在九莉试图还给她两个金子时流下了眼泪:“‘就算我不过是个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虎独不食儿,嗳!’”这是极少数的亲情战胜了独立,也说明了无论她们如何抗拒,也始终无法逃离传统家庭印刻在她们基因中的东方家庭因子,她们永远无法摆脱东方,也永远无法融进西方,她们在西方往往会被误认为某一个军阀的姨太太。无论在东西方,她们都不被认为是新时代的独立女性,只是某个男人的附属品而已,哪怕她们极力证明。
  在爱情中,她们同样不幸,在旧式大家庭中她們需要同无数人分享有限的资源,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使得她们天生具有竞争、冷漠的性格,旧家庭中的压抑、隔膜在逃离后深深地印刻在她们的灵魂之中,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半分褪色。“在该书中,唯有饮食男女,延续生命这些本能的需要才是人类最关心的东西,一旦其他事项(如战争、疾病、饥饿等)与这两项相违背,相冲突,人们就会不自觉地维护这两个基本项,好像几千年的文明教化努力统统白费了一般。”对于小姐们来说爱情就是她们的基本项,她们只能通过获得爱情来填补逃离家庭的不安与落寞,弥补在旧家庭中缺失的爱,但生活上的不如意并不会改变她们对待爱情的态度,她们在男人面前呈现出白天鹅般高贵的姿态,而不是丑小鸭般的摇尾乞怜,她们不会奉承男人,更不会讨好男人,她们所追求的是“无目的的爱”,因为无目的,所以不用卑躬屈膝,所以不用刻意讨好。但同时,她们的足够在乎和极度缺爱使得她们敏感又卑微。楚娣为了诸小爷不惜挪用蕊秋的钱去投资,这对追求独立、爱好尊严的女性来说,简直就是最大的奉献,为了爱情,“甘心与她嫂嫂分一个男人,一明一暗”。九莉想要通过还钱结束与母亲的关系,之雍给的钱使九莉从一段关系中解脱了出来,却又陷入了另外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中。九莉对待亲情和爱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她爱母亲,这是包含着羡慕、嫉妒、欣赏甚至是恨的爱,不幸的是她遗传了母亲冰冷的表达爱的方式,冰冷的相处方式下面蕴含着强烈的在乎与热爱只能被消解得一干二净,刻毒、冰冷是消融所有温热的利器。之雍比起蕊秋更爱九莉吗?为九莉付出得更多吗?答案不言自明,那为何之雍能够得到九莉更多的爱、更卑微的付出呢?因为九莉的付出能够及时得到之雍最直接的回馈,这就像最强力的胶水将之雍紧紧地黏在九莉的心头,就像吸毒一样上瘾,敏感、缺爱的人最无法抵抗的就是热烈而浓烈的爱情。“女主人公一生在和很多女人争夺邵之雍,又和很多男人争夺她母亲。”很明显这两场战役她都输了,对待错误的人用了正确的方式,对待正确的人用了错误的方式,何其悲凉。追求独立的知识女性被乱世吞噬了自我,在爱情中奉献了自我,独立、自主随风而散。《小团圆》中小姐群体的悲剧是旧家庭畸形竞争导致的结果,小姐们将旧家庭给不了的完满的亲情全部转嫁到对爱情的索取中,最终的结果只会是伤人伤己。张爱玲将小姐们为爱牺牲一切的偏执、卑微和冷眼面对亲情的态度完满表现出来,控诉了旧家庭对小姐群体的伤害,也流露出对旧式家庭出身的小姐的同情,更重要的是她大胆而无情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为爱痴狂的女性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启蒙和独立,爱情永远凌驾于亲情、友情和她们自身之上,她们的卑微不仅仅是男权压迫的结果,更是自己的选择。   二、姨太太群像
  《小团圆》中除了塑造了大量的小姐形象之外,还穿插介绍了很多姨太太和填房形象,她们有的是坏了名声嫁不出去并且上了年纪的老女人,有的是歌女、丫头、窑子里的女人,不论怎样的出身她们最终都通过依附男人来拯救自己。“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是在寻找依附,并且不管寻找的依附值不值得都抓住不放,这是一种甘愿为奴的悲剧。”这句话放到姨太太这一群体身上更是合适不过,这一群体是中国传统男权社会和婚姻制度的产物,做妾是底层女性晋升阶级的阶梯,是获得生活资料的渠道,同时这也是她们走向毁灭的途径。爱情具有的排他性和多妻的家庭具有的竞争性导致她们都要与其他女人以及她们的子女争夺生存资源。小姐是旧家庭中具有血缘关系的子女,在重视血缘的旧家庭这就是最牢靠的保险;旧家庭中的太太背后多数都站着一个更加有钱有势的家族,这就决定了太太在旧家庭中的地位。姨太太们只有外貌和身体,这就意味着她们在这场竞争中从一开始就处于弱势,走向新生或是走向灭亡,从来都不是她们能够自主选择的,一旦选择了这条路就意味着她们的人生命运已经连同尊严卖给了那个男人。在男人面前有多卑微,在其他女人面前就会有多凶狠。
  “项八小姐笑着抬起手来,整理了一下毕大使的领带。”这样具有占有性的小动作九莉和楚娣这样的女性是不屑于做的,哪怕是真的在乎这个男人,她们也不会在别的女人面前表示自己的卑微,只会想方设法地让男人做他们的裙下臣。那些想要通过男性获取生活资本的女人,她们更能适应这个风吹雨打的社会,她们能够放低姿态,通过谄媚、取悦男人来获得生活资本,她们对待任何一个想要争夺地盘、撼动她们地位的人都充满敌视,甚至充满了攻击性。在男女关系中,她们不会像小姐们一样被动,往往是主动出击的那一个,她们是精于算计而富有生活智慧的一群人。来喜知道大爷看上了自己,并不急于献身,而是讲好了条件才“高攀”,做外室而不愿意在家受大老婆的气,不愿意飞上枝头做受气包。同时,她们深谙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翠华为了一间房子不顾脸面地跑到大房去闹,为男人也是为自己。她们生活的悲剧性色彩不是人生中的某一个时刻才印刻上的,而是从她们要面对生活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其悲剧性的结局,楚娣这样的女性多少是能够选择自己的生活的,而她们从来就没有选择的权利,委身于人的背后往往都有坎坷的身世和沉重的负担。翠华带着母亲和姊妹嫁进了盛家,她不仅克扣仆人,还时常为难九莉姐弟俩,害怕他们的存在会动摇自己的地位。她们将自己当作商品与男人进行交换,极少会对男性产生真正的感情。蕊秋逼乃德戒了吗啡针才与他离婚,多少都顾念着昔日夫妻间的情分,而姨太太们却连最基本的职业操守都没有。爱老三不仅陪乃德吸大烟,还将乃德的孩子九莉带到了赌场。“乃德看不起她,所以特地吩咐韩妈不要孩子们叫她。看不起她也是一种刺激。被她打破头也是一种刺激。但是终于被‘新房子’抓到了把柄,‘棒打鸳鸯两离分’,而且没给遣散费。她大概下场很惨。”地位低下的姨太太们在伤害来临之时,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与自救能力,最先被抛弃的永远是她们。居安思危的她们往往会在能够多攫取一分一厘时,奋力掠夺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因为她们早已知道自己将会面对怎样的下场,她们拥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走向灭亡的勇气,直面生活的苦难,她们要的只是能够获得资源的地位与名分。“这些人都是数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阔度。”《小团圆》中这群没有知识文化、家庭背景的女性用她们的生活历程告诉读者:女性用身体和尊严换回来的只是暂时的解脱,并不能从根本上解救女性,物化了的女性在男权市场上永远敌不过地位、血统和名望。
  三、女仆群像
  《小团圆》作为自传性质的小说,张爱玲并没有像其他女性作家在回忆往事时对过往的人和事情进行粉饰,反而是最大限度地进行揭露和坦白。在关注女性人物中较为消极的因素和阴暗面的同时,张爱玲也积极塑造了以凌嫂子、韩妈为代表的富有善与美的底层女仆形象。
  《小团圆》中对冒着生命危险突破重兵把守为主家买来男婴保住家产的凌嫂子有这样的描绘:“一身黑线呢袄袴,十分整洁,白净的圆脸,看不出多大年纪,现在想起来,从前一定很有风韵,跟这些把门的老湘军打情骂俏的,不然怎么会让她拎着篮子进去,没搜出来?”三言两语中一个漂亮、精明、能干的女仆形象就跃然纸上。女仆大多来自底层,她们没有年轻的身体,没有高学历加持,也学不来卑躬屈膝地讨好男人,她们在世上行走更多的是靠实干。她们的生活经历没有姨太太们曲折,但乱世也并没有饶过她们,她们对生活的需求更加简单和基本,但她们所承受的往往是比一家吃饱全家不饿的小姐和欲壑难填的风尘女子更多的生活压力。她们往往有一个需要补贴的儿子和一群嗷嗷待哺的孙子,越是这种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底线越低,压力越大,她们很显然不是为了一个人而活,而是为了一个家庭而活。她们用柔弱的肩膀撑起了一个家庭生活的重担,她们是乱世中最常见、最平凡,也最值得纪念和歌颂的女性形象。“可以说,张爱玲在不断地扩展着自己的界限,她的创作之所以没有止步于苍凉和空无,正是在于她对人生的体谅与喜悦,那是因为懂得而慈悲。”
  如果说凌嫂子是为家庭才如此付出,那么韩妈的存在则为《小团圆》提供了难得的母性光辉,她的亲昵和关爱是九莉在童年得到的为数不多的爱,这种爱在旧式大家庭越发显得难得和珍贵。“韩妈弯着腰在浴缸里洗衣服,九莉在背后把她的蓝布围裙带子解开了,围裙溜下来拖到水里。……系上又给解开了,又再拖到水里。”“韩妈眼睛里有种盘算的神气,有点什么家具可以搬进去,让她住得舒服点。”韩妈是这个旧式家庭中不多的能够真正关心九莉的人,她们也精于算计,但从来不损害主人们的权益,如果说姨太太们是拿钱没有感情的动物,那女仆们则至少会顾忌主子的权益。小姐们和姨太太们只会向自己心爱和依附的男人低头,而劳动妇女们显然除了不向男人们低头,她们不追求民主与自由,也不追求罗曼蒂克的爱情,她们只求活下去,她们向生活的一切都低了头。翠华节省家用克扣了韩妈的钱,她仍然对翠华十分巴结,对生存空间极小的底层人民来说,选择比承受来得更难,直挺了一辈子的腰杆最终也没有落得一个好的下场。九莉和韩妈分离的时候,九莉因为自己没有出嫁带上韩妈去享福而心存愧疚,心里知道离开了九莉的韩妈这辈子都不会有指望了,她的时代结束了。“今朝脱了鞋和袜,怎知明朝穿不穿”,“余妈反复念了几遍,几个老年人都十分感动”。更不用提当韩妈知道自己的孩子将自己的母亲活埋后却还要极力为儿子掩饰时的绝望了。 “她晚上突然向九莉说:‘我今天在街上看见个老叫化子,给了他两毛钱。人老了可怜咧!韩妈要做老叫化子了。’说着几乎泪下。”辛苦了一生和算计了一生最终也还是落得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晚年,这已经够悲凉了,更不要提那无法选择的绝望了。“可以说,对普通人生的窥视,以及从普通人生里窥视到普通而深刻的人性,是张爱玲小说最鲜明的特征,也是她的最高追求。”张爱玲在《小团圆》中将笔触伸到了一般作家较少关注的底层女性形象身上,勾勒出她们身上美好的一面时,也将她们无法摆脱的悲惨结局呈现在大众面前。在乱世,女性无论选择了哪一条路,最终都殊途同归走向无望。
  四、结语
  许子东认为:“倘若联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其他很多文学作品中的慈祥、辛劳、可敬、可怜的母亲形象,则《小团圆》也在心理学意义上挑战和开拓了现代文学的伦理边界。”《小团圆》的成功不仅仅在于真实地塑造了与传统意义上不同的母亲形象,而且以近乎不加任何夸张地将出生于不同阶层、选择不同生活的女性们在同一个乱世中展出,将乱世中女性真实的处境、真实的斗争、真实的选择撕裂在读者面前,感受时代的残忍,这不仅是张爱玲的过去与记忆,也是每一个身处乱世奋力挣扎的苦难女性的自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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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李春娜,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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