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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拟话本发展到明末清初时达到成熟，其中冯梦龙的“三言”、凌初的“二拍”被公认为是拟话本小说创作的巅峰。但就在拟话本不断完善并达到巅峰的同时，其衰落的祸根也已种下。清朝初年，拟话本由于内容空洞、结构僵化、缺乏创新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并很快退出了文学舞台。
关键词：拟话本 巅峰 衰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拟话本是中国文人模仿话本形式编写的小说，其体裁与话本相似，文章首尾有诗，中间以诗词为点缀，辞句多俚俗。明末清初，社会经济繁荣、思想活跃，促进了市民文化的兴盛，拟话本小说从俗文学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文学艺苑中一朵夺目的奇葩。其中，冯梦龙的“三言”、凌初的“二拍”因为全面展示市民生活，内容丰富、技巧纯熟，被后人公认为是中国拟话本小说的巅峰之作。
一 拟话本小说的巅峰
话本是由说话人讲说的故事整理而成，体制和艺术上均带有明显的口传文学的特征；拟话本是由说话艺术中的小说一类演变而来。宋元时期的小说，一名银字儿，即由银字笙或银字篥伴奏而得，多说唱一些烟粉灵怪、发迹变泰等哀艳动人的故事。明代文人将宋元时期整理的口头文学转变成拟话本这一书面文学的同时，在内容和结构上都做了继承和改进，使其受到当时读者的欢迎。
1 思想内容包罗万象、反映世间百态
从“三言”、“二拍”可以看出，明代的拟话本内容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就现实主义创作的广度而言，明末拟话本比宋元话本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宿香亭张浩遇莺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等巅峰时期的拟话本小说，题材内容涵盖婚姻爱情、鬼神宗教、社会新闻、历史故事、公案故事等方面，反映社会现实、人情冷暖，入木三分。
明代的拟话本创作在思想深度方面，也达到了顶峰。首先，明代的拟话本突出地反映了晚明的人文主义思潮。明代文人对“情”倍加推崇，李贽的“童心”说，袁宏道的“性灵”说，汤显祖的“有情”说，大抵都是对“真情”的推崇。冯梦龙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提出“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情史序》）的“情教”理论，并将其运用在了拟话本的创作之中，希望通过文学达到“触性性通，导情情出”的目的。
这一点表现在拟话本小说对婚恋题材的突破上尤为突出。“三言”、“二拍”不囿于贞洁观念的束缚，以谅解、同情的笔调描写失节之妇，体现了对女性的尊重。如在《满少卿饥附饱 焦文姬生仇死报》中，作者写道：
“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倡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子愈加放肆。”
从而鞭辟入里地批判了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和迫害。
其次，受明代蓬勃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影响，明代的拟话本积极肯定了商人和世人的逐利行为，体现了在资本主义因素的驱使下商人渴望一本万利、投机冒险、一夜暴富的思想。如《钝秀才一朝变泰》、《临安里钱婆发迹》等对飞来横财、变迹发泰的事情津津乐道。明代拟话本小说中的商人不再是屈居末流、贪得无厌、为富不仁之辈，而是以新的形象出现，他们往往善良、正直、能吃苦、讲义气，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做生意甚是忠厚”的秦重。作者由衷地赞美了他们囤积居奇、积极进取的商业行为。
再次，揭露当时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观照被蹂躏的市井小民的命运。《赵伯升茶肆遇仁宗》中的赵伯升的人生穷达全凭皇帝的心血来潮，充满了荒唐和背谬；《滕大尹鬼断家私》中的滕大尹，装神弄鬼地断了家私案，也骗取了一坛金子，辛辣地揭露了封建官僚的奸诈与贪婪。“二拍”中的《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把矛头指向朱熹，把他塑造成一个挟私报复，诬陷无辜的小人；《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艄》则既揭露了肮脏的官场，又批判了黑暗的社会，可谓借小说中的人物讽世。
批判科举黑暗在“三言”、“二拍”中也有涉及。如“二拍”中的《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君三拆仙书》揭露了“窗下莫言命，场中莫论文”的科举黑幕；“三言”中的《老门生三世报恩》、《钝秀才一朝交泰》，则通过鲜于同、马任登科前后人们的不同态度，辛辣地讽刺了世情浇薄与人心险恶。
2 作品结构臻于完善、艺术风格日趋成熟
拟话本作品是根据宋元话本发展而来的，而明代的拟话本作品则对宋元旧本进行了改编，并在对传统话本体式进行继承的同时也做了一些革新。以“三言”“二拍”为例，作者在加工、改编的过程中改变了过去说话人的话本模式，使得拟话本成为一种专供人们案头阅读的白话小说文体。
首先，拟话本对作品结构进行了改进，使其臻于完善、基本固定。话本小说的结构体制是说话艺人口头表演形式的定型化，其结构可分题目、篇首、入话、头回、正话、结尾六个部分。明代拟话本小说模拟了这种结构形式，有入话和头回是其结构之重要特征。入话原本是说话艺人用来稳定和招徕听众的部分，往往与正文关系不大且比较繁杂，而冯梦龙删繁就简，使入话、头回与正文联系紧密，并且删去了不必要的说书套话。如在“三言”里，他将《五戒禅师私红莲记》改写成《明悟禅师赶五戒》。
冯梦龙虽然奠定了明代拟话本的结构体制，但“三言”中尚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没有入话，至凌初创作“二拍”时，入话、头回基本上己成了固定的格式，大部分作品均兼有入话和头回，并且入话以长篇议论为多。“二拍”故事的常见模式是先提出一个主题发表议论，再用故事加以证明，再发表一番议论，然后才进入正文。如《西湖二集》在结构体制上大致与“二拍”相同，入话篇幅和头回数量显著增多。
“二拍”的这种结构至《型世言》有了较大变动，《型世言》更加注重入话，压缩头回，在其40篇作品中，仅有4篇有头回，头回的长度减少，其故事性相对减弱、理论性增强。《型世言》的入话部分已成为和正文结合紧密的一部分，从而保证了主题的一致性，每一篇作品都有明确的主旨或褒或贬，其倾向都通过其入话体现，这是拟话本小说创作中出现的一个重要转折。它对话本小说体制的变动影响深远，后来的拟话本小说创作大多因袭了这种形式，如《醉醒石》、《十二楼》等。
其次，经过明代文人改进的拟话本，艺术风格逐渐成熟。明代拟话本对人物刻画、人物心理描写较之话本都更为细腻，对于语言、文字的处理和细节的处置也都更加精致。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蒋兴哥得知妻子与人私通时，作者用了近600字篇幅的心理描写表现了他气愤、悔恨、痛苦与矛盾的心理。
明代拟话本作者在语言通俗性上也做了改进，大幅删改话本里的文言成分，以扫除阅读障碍。例如，《清平山堂话本·西湖三塔记》中对于白娘子的容貌描写完全是一套陈词滥调：“绿云堆发，白雪凝肤。……步鞋衬小小金莲，玉指露纤纤春笋。”而在冯梦龙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作者则改用自然贴切的口语写道：“许宣看时，是一个妇人，头戴孝头髻，乌云畔插着些素钗梳，穿一领白绢衫儿，下穿一条细麻布裙。”语言更显纯朴自然、通俗易懂。
明代知识分子目睹了当时社会的转变，面对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肌体内萌发、人文主义解放思潮猛烈冲击封建思想，深感明王朝的内忧外患，他们普遍心怀救世理想，企图通过拟话本小说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纵观明代的拟话本创作，无论是表现出进步思想的“三言”、“二拍”，还是思想保守的《型世言》，作品的艺术风格都是通过通俗易懂、寓教于乐的话本小说劝善惩恶。
二 拟话本小说的危机
拟话本小说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繁荣之后，到康熙中期开始出现衰落迹象，至雍正、乾隆年间则完全进入衰落时期，作品数量以及思想艺术性都大不如前。“从雍正四年（1726）出现的《二刻醒世恒言》算起，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出现的《娱目醒心编》止，其间近七十年，却只有石成金的《雨花香》、《通天乐》两种而已。”可见拟话本小说的创作已接近停滞，拟话本繁荣的背后隐藏了导致它衰落的种种危机。
1 内容向劝诫说教与诙谐游戏分化
明代文人开始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教育功能，李贽最早提出劝惩论，他的观点对当时小说家和小说理论家产生了影响，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实践和阐述。冯梦龙是明末最出色的拟话本小说作家，也是当时著名的小说理论家，他的“情教”理论是对“劝惩论”的进一步发挥。其选辑“三言”时的传统分类方法，使得小说具有了传奇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他作品的说教性。
拟话本内容在明末清初产生了分流。明末拟话本作家身处乱世，怀有一颗挽救世道存亡的心，以严肃的态度对待生活，虔心说教，大大强化了劝诫说教色彩，使得拟话本作品流于干巴枯燥的弊病，如《型世言》、《贪欣误》等作品。清初的拟话本作家虽然也继承了小说劝诫论，但是态度上已不再像明末作家那样严肃认真，而是另辟蹊径，追求轻松诙谐的喜剧色彩，以文为戏。如《无声戏》、《十二笑》、《珍珠舶》等。这些作品不注重反映社会现实以及劝诫说教，而是更注重吸引读者，思想内容显得较为肤浅，远不如“三言”、“二拍”所反映的社会广度和深度。随着清朝统治者对民间思想控制的加强，这种诙谐游戏、涉笔讽刺也会为作家招来灾祸，于是拟话本被迫走向劝诫说教，最终因内容迂腐而走向衰落。
2 艺术上重“拟”不重“新”，停滞不前
明代拟话本于前代话本的模拟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促进话本从民间文学中汲取养分，但同样也限制了作家艺术才华的施展。
冯梦龙、凌初之后的拟话本小说作家，往往拘泥于拟话本结构、体制的限制，因此一味模拟话本小说，以符合假想的说话场面，迎合假想听众的口味。因为话本作为民间文学来源于市井乡里，所以他们不敢高估听众的欣赏水平，只是投合市井群众的欣赏趣味，因此，创作的作品没有反映社会现实，更没有富于哲理和审美韵味。
虽然冯梦龙在“三言”当中比较重视对人物的刻画，但受话本注重情节、忽视人物形象的影响，后期的大部分拟话本人物刻画的艺术成就都不及“三言”、“二拍”。拟话本始终不能摆脱对“说话”和话本的“拟”，忽视了人物塑造，也就难以再向高处发展，取得更大的成就。
三 结语
胡适在《词选序》曾说过：
“文学史上有一个逃脱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学到手之后，拙劣的文人便来模仿，……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到了创作的精神。……不久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
虽然他主要是针对诗歌所说，但是拟话本小说的发展也受制于这个“公式”。
拟话本创作正因为有了冯梦龙、凌初这样的文人的参与才得以发展到巅峰，产生了众多的优秀作品，展现出时代的风貌，闪烁着思想的光芒。但当它变为被文人把玩，供案头欣赏的拟话本时，或整篇说教，枯燥僵化；或单纯娱人，流于浅薄。作品内容和形式都缺乏创新，整个结构成了呆板僵化的熟套，自然也就失去了人们的喜爱。离开了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这片沃土，拟话本小说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故而必然会走向衰落。这也是拟话本小说的发展带给我们的文学启示。
参考文献：
[1] 王良成：《拟话本小说和晚明市民心态论略》，《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2] 周怡：《拟话本小说夭折探源》，《东岳论丛》，2000年第3期。
[3] 张惠玲：《浅论拟话本兴盛的文学艺术原因》，《青海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4] 欧阳代发：《清初拟话本的新特色》，《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4期。
[5] 张惠玲：《谈明末清初拟话本的繁荣》，《青海师专学报》，2005年第2期。
[6] 康国章：《小说劝惩论与明末拟话本小说》，《殷都学刊》，2007年第4期。
[7] 廖肇羽、王海蓉：《晚明小说〈型世言〉的文学迷失》，《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
[8] 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
罗尚荣，女，1968—，湖南长沙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华东交大人文学院。
张颖，女，1984—，新疆乌鲁木齐人，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2009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关键词：拟话本 巅峰 衰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拟话本是中国文人模仿话本形式编写的小说，其体裁与话本相似，文章首尾有诗，中间以诗词为点缀，辞句多俚俗。明末清初，社会经济繁荣、思想活跃，促进了市民文化的兴盛，拟话本小说从俗文学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文学艺苑中一朵夺目的奇葩。其中，冯梦龙的“三言”、凌初的“二拍”因为全面展示市民生活，内容丰富、技巧纯熟，被后人公认为是中国拟话本小说的巅峰之作。
一 拟话本小说的巅峰
话本是由说话人讲说的故事整理而成，体制和艺术上均带有明显的口传文学的特征；拟话本是由说话艺术中的小说一类演变而来。宋元时期的小说，一名银字儿，即由银字笙或银字篥伴奏而得，多说唱一些烟粉灵怪、发迹变泰等哀艳动人的故事。明代文人将宋元时期整理的口头文学转变成拟话本这一书面文学的同时，在内容和结构上都做了继承和改进，使其受到当时读者的欢迎。
1 思想内容包罗万象、反映世间百态
从“三言”、“二拍”可以看出，明代的拟话本内容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就现实主义创作的广度而言，明末拟话本比宋元话本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宿香亭张浩遇莺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等巅峰时期的拟话本小说，题材内容涵盖婚姻爱情、鬼神宗教、社会新闻、历史故事、公案故事等方面，反映社会现实、人情冷暖，入木三分。
明代的拟话本创作在思想深度方面，也达到了顶峰。首先，明代的拟话本突出地反映了晚明的人文主义思潮。明代文人对“情”倍加推崇，李贽的“童心”说，袁宏道的“性灵”说，汤显祖的“有情”说，大抵都是对“真情”的推崇。冯梦龙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提出“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情史序》）的“情教”理论，并将其运用在了拟话本的创作之中，希望通过文学达到“触性性通，导情情出”的目的。
这一点表现在拟话本小说对婚恋题材的突破上尤为突出。“三言”、“二拍”不囿于贞洁观念的束缚，以谅解、同情的笔调描写失节之妇，体现了对女性的尊重。如在《满少卿饥附饱 焦文姬生仇死报》中，作者写道：
“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倡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子愈加放肆。”
从而鞭辟入里地批判了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和迫害。
其次，受明代蓬勃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影响，明代的拟话本积极肯定了商人和世人的逐利行为，体现了在资本主义因素的驱使下商人渴望一本万利、投机冒险、一夜暴富的思想。如《钝秀才一朝变泰》、《临安里钱婆发迹》等对飞来横财、变迹发泰的事情津津乐道。明代拟话本小说中的商人不再是屈居末流、贪得无厌、为富不仁之辈，而是以新的形象出现，他们往往善良、正直、能吃苦、讲义气，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做生意甚是忠厚”的秦重。作者由衷地赞美了他们囤积居奇、积极进取的商业行为。
再次，揭露当时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观照被蹂躏的市井小民的命运。《赵伯升茶肆遇仁宗》中的赵伯升的人生穷达全凭皇帝的心血来潮，充满了荒唐和背谬；《滕大尹鬼断家私》中的滕大尹，装神弄鬼地断了家私案，也骗取了一坛金子，辛辣地揭露了封建官僚的奸诈与贪婪。“二拍”中的《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把矛头指向朱熹，把他塑造成一个挟私报复，诬陷无辜的小人；《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艄》则既揭露了肮脏的官场，又批判了黑暗的社会，可谓借小说中的人物讽世。
批判科举黑暗在“三言”、“二拍”中也有涉及。如“二拍”中的《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君三拆仙书》揭露了“窗下莫言命，场中莫论文”的科举黑幕；“三言”中的《老门生三世报恩》、《钝秀才一朝交泰》，则通过鲜于同、马任登科前后人们的不同态度，辛辣地讽刺了世情浇薄与人心险恶。
2 作品结构臻于完善、艺术风格日趋成熟
拟话本作品是根据宋元话本发展而来的，而明代的拟话本作品则对宋元旧本进行了改编，并在对传统话本体式进行继承的同时也做了一些革新。以“三言”“二拍”为例，作者在加工、改编的过程中改变了过去说话人的话本模式，使得拟话本成为一种专供人们案头阅读的白话小说文体。
首先，拟话本对作品结构进行了改进，使其臻于完善、基本固定。话本小说的结构体制是说话艺人口头表演形式的定型化，其结构可分题目、篇首、入话、头回、正话、结尾六个部分。明代拟话本小说模拟了这种结构形式，有入话和头回是其结构之重要特征。入话原本是说话艺人用来稳定和招徕听众的部分，往往与正文关系不大且比较繁杂，而冯梦龙删繁就简，使入话、头回与正文联系紧密，并且删去了不必要的说书套话。如在“三言”里，他将《五戒禅师私红莲记》改写成《明悟禅师赶五戒》。
冯梦龙虽然奠定了明代拟话本的结构体制，但“三言”中尚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没有入话，至凌初创作“二拍”时，入话、头回基本上己成了固定的格式，大部分作品均兼有入话和头回，并且入话以长篇议论为多。“二拍”故事的常见模式是先提出一个主题发表议论，再用故事加以证明，再发表一番议论，然后才进入正文。如《西湖二集》在结构体制上大致与“二拍”相同，入话篇幅和头回数量显著增多。
“二拍”的这种结构至《型世言》有了较大变动，《型世言》更加注重入话，压缩头回，在其40篇作品中，仅有4篇有头回，头回的长度减少，其故事性相对减弱、理论性增强。《型世言》的入话部分已成为和正文结合紧密的一部分，从而保证了主题的一致性，每一篇作品都有明确的主旨或褒或贬，其倾向都通过其入话体现，这是拟话本小说创作中出现的一个重要转折。它对话本小说体制的变动影响深远，后来的拟话本小说创作大多因袭了这种形式，如《醉醒石》、《十二楼》等。
其次，经过明代文人改进的拟话本，艺术风格逐渐成熟。明代拟话本对人物刻画、人物心理描写较之话本都更为细腻，对于语言、文字的处理和细节的处置也都更加精致。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蒋兴哥得知妻子与人私通时，作者用了近600字篇幅的心理描写表现了他气愤、悔恨、痛苦与矛盾的心理。
明代拟话本作者在语言通俗性上也做了改进，大幅删改话本里的文言成分，以扫除阅读障碍。例如，《清平山堂话本·西湖三塔记》中对于白娘子的容貌描写完全是一套陈词滥调：“绿云堆发，白雪凝肤。……步鞋衬小小金莲，玉指露纤纤春笋。”而在冯梦龙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作者则改用自然贴切的口语写道：“许宣看时，是一个妇人，头戴孝头髻，乌云畔插着些素钗梳，穿一领白绢衫儿，下穿一条细麻布裙。”语言更显纯朴自然、通俗易懂。
明代知识分子目睹了当时社会的转变，面对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肌体内萌发、人文主义解放思潮猛烈冲击封建思想，深感明王朝的内忧外患，他们普遍心怀救世理想，企图通过拟话本小说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纵观明代的拟话本创作，无论是表现出进步思想的“三言”、“二拍”，还是思想保守的《型世言》，作品的艺术风格都是通过通俗易懂、寓教于乐的话本小说劝善惩恶。
二 拟话本小说的危机
拟话本小说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繁荣之后，到康熙中期开始出现衰落迹象，至雍正、乾隆年间则完全进入衰落时期，作品数量以及思想艺术性都大不如前。“从雍正四年（1726）出现的《二刻醒世恒言》算起，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出现的《娱目醒心编》止，其间近七十年，却只有石成金的《雨花香》、《通天乐》两种而已。”可见拟话本小说的创作已接近停滞，拟话本繁荣的背后隐藏了导致它衰落的种种危机。
1 内容向劝诫说教与诙谐游戏分化
明代文人开始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教育功能，李贽最早提出劝惩论，他的观点对当时小说家和小说理论家产生了影响，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实践和阐述。冯梦龙是明末最出色的拟话本小说作家，也是当时著名的小说理论家，他的“情教”理论是对“劝惩论”的进一步发挥。其选辑“三言”时的传统分类方法，使得小说具有了传奇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他作品的说教性。
拟话本内容在明末清初产生了分流。明末拟话本作家身处乱世，怀有一颗挽救世道存亡的心，以严肃的态度对待生活，虔心说教，大大强化了劝诫说教色彩，使得拟话本作品流于干巴枯燥的弊病，如《型世言》、《贪欣误》等作品。清初的拟话本作家虽然也继承了小说劝诫论，但是态度上已不再像明末作家那样严肃认真，而是另辟蹊径，追求轻松诙谐的喜剧色彩，以文为戏。如《无声戏》、《十二笑》、《珍珠舶》等。这些作品不注重反映社会现实以及劝诫说教，而是更注重吸引读者，思想内容显得较为肤浅，远不如“三言”、“二拍”所反映的社会广度和深度。随着清朝统治者对民间思想控制的加强，这种诙谐游戏、涉笔讽刺也会为作家招来灾祸，于是拟话本被迫走向劝诫说教，最终因内容迂腐而走向衰落。
2 艺术上重“拟”不重“新”，停滞不前
明代拟话本于前代话本的模拟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促进话本从民间文学中汲取养分，但同样也限制了作家艺术才华的施展。
冯梦龙、凌初之后的拟话本小说作家，往往拘泥于拟话本结构、体制的限制，因此一味模拟话本小说，以符合假想的说话场面，迎合假想听众的口味。因为话本作为民间文学来源于市井乡里，所以他们不敢高估听众的欣赏水平，只是投合市井群众的欣赏趣味，因此，创作的作品没有反映社会现实，更没有富于哲理和审美韵味。
虽然冯梦龙在“三言”当中比较重视对人物的刻画，但受话本注重情节、忽视人物形象的影响，后期的大部分拟话本人物刻画的艺术成就都不及“三言”、“二拍”。拟话本始终不能摆脱对“说话”和话本的“拟”，忽视了人物塑造，也就难以再向高处发展，取得更大的成就。
三 结语
胡适在《词选序》曾说过：
“文学史上有一个逃脱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学到手之后，拙劣的文人便来模仿，……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到了创作的精神。……不久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
虽然他主要是针对诗歌所说，但是拟话本小说的发展也受制于这个“公式”。
拟话本创作正因为有了冯梦龙、凌初这样的文人的参与才得以发展到巅峰，产生了众多的优秀作品，展现出时代的风貌，闪烁着思想的光芒。但当它变为被文人把玩，供案头欣赏的拟话本时，或整篇说教，枯燥僵化；或单纯娱人，流于浅薄。作品内容和形式都缺乏创新，整个结构成了呆板僵化的熟套，自然也就失去了人们的喜爱。离开了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这片沃土，拟话本小说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故而必然会走向衰落。这也是拟话本小说的发展带给我们的文学启示。
参考文献：
[1] 王良成：《拟话本小说和晚明市民心态论略》，《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2] 周怡：《拟话本小说夭折探源》，《东岳论丛》，2000年第3期。
[3] 张惠玲：《浅论拟话本兴盛的文学艺术原因》，《青海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4] 欧阳代发：《清初拟话本的新特色》，《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4期。
[5] 张惠玲：《谈明末清初拟话本的繁荣》，《青海师专学报》，2005年第2期。
[6] 康国章：《小说劝惩论与明末拟话本小说》，《殷都学刊》，2007年第4期。
[7] 廖肇羽、王海蓉：《晚明小说〈型世言〉的文学迷失》，《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
[8] 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
罗尚荣，女，1968—，湖南长沙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华东交大人文学院。
张颖，女，1984—，新疆乌鲁木齐人，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2009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